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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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扶贫事业“做得好”还需“说得好”

刘仰 来源: 2021.01.06 10:12:15

 

2017年我曾随队去云南省元阳、屏边两县调研。元阳县人口42万,贫困发生率曾接近50%。屏边县共16万人,贫困发生率曾超过50%。自1992年以来,中信集团在这两个国家级贫困县开展了持续不断的扶贫工作。202011月,我再次随队前往两县,得知今年517日,元阳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1114日,共有包括屏边县在内的云南省9个县摘掉了贫困帽子,至此,云南省88个贫困县全部历史性地告别绝对贫困,实现整体脱贫。

贫困标准是动态的。1985年,我国贫困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低于150元,现行标准是人均年收入3000元。当然,摘掉贫困帽子并非万事大吉。首先,有的个体脱贫效果还不稳固,有可能因各种原因而返贫。其次,随着国家发展,绝对贫困的标准还可能提高。第三,绝对贫困消除后,还会有相对贫困,缩小贫富差距是长期性的社会目标。因此,国家承诺,脱贫后帮扶政策不变。这对摘帽之后的继续扶贫提出了新要求。此次重返元阳、屏边,听到一种声音:不少专职扶贫的基层干部认为自己的知识储备和工作能力已经到达瓶颈,希望能够得到培训,为今后巩固和深化扶贫工作积蓄更多的能量。这便涉及到一个宏大的话题——谁能为中国扶贫事业提供经验和培训?

中国扶贫事业处于“无人区”

“无人区”概念是借用的。国内某科研部门的负责人曾经对我说,我国某些科研领域目前已经进入了“无人区”。几十年前,我国科技的发展主要是跟踪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经过几十年发展,今天在某些科研领域,我们已经没有可参照的对象:有些我们正在做的,别人也正在做,大家都处于同样的探索阶段;有些我们正在做的,别人从来没做过,因而没有任何借鉴。借用科研方面的“无人区”概念,我认为,在世界上中国解决贫困的实践一直处于“无人区”。

19世纪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多次侵略战争,加之政治的压迫、经济的掠夺,令中国落入一穷二白的深渊,底层人民陷入赤贫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口从5亿多增加到14亿,始终与欧美人口总量相当。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从农业经济迈向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如何解决历史遗留和新出现的贫困问题,西方国家以往的做法根本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榜样。

首先,西方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曾长期实行奴隶制,使得一部分人的贫困被法律固定,剥夺了他们摆脱贫困的权利。中国革命是以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为根本宗旨的。从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起,中国共产党为几亿中国人摆脱贫困的宏大实践,刚起步就踏入了“无人区”。

新中国刚成立时,我们曾经学习苏联。从十月革命到冷战启幕,苏联只有30多年历史,苏联的建设经验并不成熟,国情与中国很不相同,苏联模式在很多方面仍在摸索,不宜简单复制。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摸索实践,大方向把握正确。

解决贫困的前提是发展经济。面对百年耻辱,面对一穷二白、积贫积弱的现实,为了实现国家强大、人民富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全面消灭绝对贫困,是将伟大复兴的摩天大厦交付给历史的质量承诺,是“不忘初心”的全方位兑现。

发展经济需要学习,所有的创新都源自丰厚的积累,但不可能照搬照抄。近代以来,西方值得中国学习的,主要是科学技术。然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等同于消除贫困,更不等同于共同富裕。当今世界,科技最发达的美国同时也是发达国家中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而且看不到缓解的迹象。贫穷国家若照搬美国,只可能使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更为放大。欧洲现在主要靠高福利解决内部贫困,然而,高福利政策使国家财政难以维系,这成为一些欧洲国家面临的严峻考验。

发展的路上时刻不能忘记解决贫困,否则发展将失去方向。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报告》称:中国在快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新中国成立以来减贫政策惠及数亿人,相比欧美国家同样人口规模的减贫至少经历了200年,中国的成就的确无出其右。世界银行曾预计,中国绝对贫困人口比例将缩小到1%以下。而当今中国的目标是0,要彻底消灭绝对贫困,在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因此,“史无前例”不仅是相对中国自身历史,同样是相对世界历史而言——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成就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2000年由189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千年宣言》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其中减少贫困人口一项,70%以上是由中国实现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为解决大面积贫困问题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探索。进入新时代,在更高水平上的扶贫减贫速度又大大加快。中国已经成功地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扶贫减贫的历史与现实

贫困从来就有,产生贫困的原因各种各样。古今中外,解决贫困问题的方式各不相同。一个典型的方式是等级制度。当近代西方国家声称自己的民主源自古希腊、古罗马时,就已经揭示了一个真相:古希腊、古罗马都是严格的等级社会。

我们的扶贫对象自然包括每一个公民。古希腊、古罗马历史中,公民贫困问题是引发社会冲突的核心。历史记载中的确存在向公民发放土地、重新分配土地、发放食物等扶贫方式。但人们时常忽视一点:古希腊、古罗马的公民只是有特权的一小部分人,而非所有居民。以斯巴达为例,公民只有几万人,他们的生存完全依靠人数十倍于公民人数的“黑劳士”,即集体奴隶。雅典的奴隶大致十倍于公民人数。不同之处在于,雅典的奴隶大部分属于公民个人财产。所有针对有特权的公民的扶贫减贫方案,从来不会涉及奴隶。

进入中世纪,等级制度依然是欧洲解决贫困的法宝。封建制度下的低等级群体处境比奴隶稍好些,但只有非常有限的权利,长期处于贫困之中或徘徊于贫困边缘,低等级群体的贫困是被法律固化的。今天在印度依然能看到此类现象,而且印度低种姓的贫困是被宗教意识固化的,这一宗教观念也被低种姓贫困群体所接受,认为贫穷是命,不求改变也无力改变。这样,扶贫也就可有可无。

18世纪末工业革命以来,欧洲等级制度和等级意识的消除经历了约200年。除了黑人奴隶制外,白人内部也有奴役方式,例如美国早期的白人契约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的等级制度和等级意识才大体消除,真正面对全体公民的扶贫减贫政策才开始出现。然而,欧美国家内部大面积消除贫困,其代价是主权国家对外的不平等。过去的表现是殖民地,如今体现为发达国家通过不公平的国际规则剥削其他发展中国家,以此维持国内高福利政策,用学术语言表达就是资本主义的“负外部性”。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所著《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核心观点是,拉丁美洲不断向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输血,才保证了西方的富裕。拉丁美洲的不发达,是西方发达的代价。联合国主导的全球扶贫减贫计划成效有限,其原因在于它不能消除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平的国际规则。

中国历史漫长,不同朝代对于平等和等级的做法有所不同,但总体上中国古代政府对于贫困者的救济是不分对象的。灾年开仓放粮的对象没有等级区分;是否有人冻死、饿死街头,是古代考核县官的指标之一;从皇帝到县官都将鼓励农桑、劝民就业视为紧要大事。与现在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县政府以下基本都是自治。而今天,近280万各级干部驻村帮扶,将中央政府的扶贫政策直接落实到每一个贫困户,等于疏通了社会每一个毛细血管的最末梢。

现代社会的贫困人口大都处于远离城市的偏远山区,教育、通讯、交通等条件落后,使得那里的人们很难跟上工业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步伐。如果等待他们改变观念和生产方式,将会非常漫长。因此,派出大批驻村干部,耐心细致地讲解政策,从一分地、一只蛋开始为贫困户算经济账,提高他们及其后代的知识水平,引进新的农业产品和技术,介绍非农就业岗位等等,等于手把手地将他们一个不落地带入现代化行列,使得每一个中国公民都能分享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红利。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战中,帮扶对象不分民族、性别、宗教、智愚、区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

古代中国很长时间里都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把自己的富裕建立在压迫别国的基础上。中国古代朝贡制度经常是倒贴邻国,说明中国传统有不愿剥削邻国、向别国转嫁贫穷的品质。在中国人看来,和平共处、和谐共存,比从别人那里掠夺财富更重要。今天,从中南海发出的到达偏远贫困户的每一项政策、每一笔帮扶资金都是靠中国人的诚实劳动创造的。

扶贫与感恩,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感恩”在当今中国是比较敏感的词汇。一方面,媒体经常说中国人不懂感恩,每到美国“感恩节”便有人写文章,要求中国人像美国人一样学会感恩,而这些所谓感恩的舆论只是面对资本家或宗教慈善;反对感恩的舆论则是面对政府。也就是说,资本家或宗教慈善做好事,媒体便要求民众感恩;而政府帮扶贫困,媒体便认为不需要感恩。

这种观念是西方根深蒂固的传统。西方历史上的扶贫济困大都由教会实施。今天,我们在美国、伊斯兰国家(如穆兄会)、俄罗斯、联合国依然很容易看到这种由教会、宗教机构、宗教NGO实施的慈善或扶贫济困项目。宗教慈善要求的感恩对象是神,不是世俗政府。感恩神、感恩教会而不感恩政府,本质上就是神权贬低世俗,宗教贬低政府。这种逻辑在美国政治理论中体现为,政府被定义成“必要的恶”,因此,政府做的任何事情都不需要被感恩。

中国传统长期存在“做好事不留名、不图回报”的观念。中信集团积极帮扶云南等贫困地区长达28年,基本都固守默默做事、不求扬名的作风。在云南我们发现,老人们会说“感谢共产党”,孩子们则会说“感谢中信”。这种细微的差别显示出在这些孩子的心目中,“中信”大概类似于媒体上时常能见到中外大公司的慈善活动,而非代表党和政府的央企。

“做好事不留名、不图回报”的观念有它的合理性,它要求人们帮助他人是发自内心,而非沽名钓誉。雷锋精神体现了这一传统。在大政府、小政府的争议中,政府行为究竟是好事,还是本职本分?严格来说也不容易界定。当政府权力不受挑战时,由此产生的焦虑并不突出。然而,当今中国处在一种竞争状态中,尤其是西方价值观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较量一刻都没有停止。如果形成媒体的惯例:对中国党和政府所做的一切无需感恩,而对宗教、资本的民间慈善需要感恩,排斥党和政府在扶贫事业中的作用以及社会认可。以中国的经济基础构筑西方的上层建筑,这是极大的荒谬。

新中国成立前,大量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士在做扶贫济困的慈善时,常常以信教、入教为条件,即要求对神感恩。这种做法违背了“做好事不留名、不图回报”的中国传统。然而,即便到今天,联合国平台上对欠发达国家做慈善项目的NGO,有些依然如此。在中国基层社会,地下传教以小恩小惠的慈善要求信徒感恩,俘获人心,却把政府帮扶视作天经地义而无需感恩,“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并不少见。传教士为了在中国传播他们的意识形态,同时带来大量资源,例如教育传教、医疗传教、农业传教等,以至于到今天还有不少新老教徒对当年传教士的“善举”念念不忘。因此,中国的扶贫事业本质上也是争取人心的大事,完全可以归入“社会安全”的范畴。然而,由于政治理论和媒体理论受西方的影响,对于感恩的“世界惯例”已经造成对于中国扶贫成就的宣传困境。

“做得好”与“说得好”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讲好中国故事”。看似一个简单要求,真正做到并不容易。中国扶贫减贫的成就在历史纵轴上“史无前例”,在国际横轴上无出其右。如此伟大的成就,值得大书特书。如此了不起的中国故事,我们还需要讲好。中国有很多“做得好”的事,但能够“说得好”的并不多。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经常把外国人的夸奖当成“说得好”的重要标志,这实际上等于将话语的权力、将舆论的主动权交给了别人。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彻底消灭绝对贫困的攻坚战,相信我们能够按时获胜。但是,针对中国扶贫减贫的舆论战,很可能刚刚开始。

对于中国扶贫的舆论,大致有以下几种状况。

第一,国内官方媒体对扶贫的报道数量相当多,覆盖面足够广,但口号式、表态式宣传较多,缺乏感染力。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脱贫攻坚最后的“老大难”,大多都是偏远山区,交通不便、条件恶劣,媒体记者能深入一线报道的不多,不到现场就无法亲身感受、深度挖掘,常常只是用通稿。扶贫话题远不如明星之类更容易触及记者的兴奋点。

第二,国内自媒体对于扶贫值得注意的有两类。一类是有组织的或自发的正面宣传,它的问题与前者类似,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多。笔者写这篇文章时查了微博热搜榜,前50名中没有一项与扶贫有关。扶贫减贫可是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若对此因感觉遥远而忽视,尚可理解,大部分自媒体处于这种状态。还有一类是拐弯抹角地嘲讽,虽然在大的舆论氛围中,对于扶贫的负面态度较少公开或直接表达,但稍加留意就会看到有关负面评价时不时就冒出来。

第三,国外舆论界对于中国的扶贫成就,要么是无端质疑,要么是沉默。虽然能看到一些国外对中国扶贫的正面评价,但多数来自是欠发达国家或西方个别学者,其中较大比例是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发表的观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流媒体对于中国的扶贫成就基本上是视而不见或装作没看见。

美国是一个半神权半启蒙的有神论国家,它的道德来源完全基于上帝信仰。然而,美国国内贫困问题解决得并不好。美国还是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但美国的对外援助,对解决欠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同样成效甚微。中国政府声势浩大、成效显著的扶贫成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政权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都超越了美国人信奉的上帝。对此,美国主流媒体只能保持沉默,我们也能感受到他们无奈中的焦虑。

即便对于宗教氛围较弱的欧洲,这种尴尬同样存在。直接发放高福利是解决贫困问题最简单的方式,但长此以往将会导致财政不堪重负,而且会出现越来越多无所事事、甘吃福利的懒人。与中国的扶贫相比,高福利属于“授人以鱼”,中国属于“授人以渔”。虽然有人质疑中国扶贫资金的使用也有变成直接发钱、直接输血的可能,但这种现象毕竟是少数,中国政府一直关注帮助各类贫困地区增强造血功能,不能返贫。扶贫干部总是想方设法提高贫困户的知识和技能,增强他们适应市场的能力,培养他们在现代环境中摆脱贫困的一技之能。虽然一年、二年、三年短期内可能效果不彰,但坚持下去,只要是有健全劳动能力的人,总有一天能自食其力地摆脱贫困,实现自我造血。因此,即便一个贫困户需要多年帮扶或者有可能反复,最终也能有效地避免欧洲高福利国家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财政压力。中信集团在贫困地区持续扶贫28年,实际上就是针对不同的贫困户,结合国家政策、企业能力、市场变化做出及时调整,使得贫困户逐步适应现代生产方式。不同贫困户有的一次帮扶就成功脱贫,有的多年多次,最终脱贫。我们不能说针对一个贫困户多年多次帮扶投入的资金是浪费和无效。因为多年多次帮扶哪怕还不稳固,还可能反复,也与永远靠输血、靠福利解决贫困不是一个性质。习总书记要求斩断贫穷的世代传递,长期教育与短期帮扶都不能少。

因此,中国的扶贫成就对西方的宗教慈善和国家福利两种模式都提出了挑战。不论是脱贫规模、速度、收入增长率、长期有效性等硬性标准,还是仁政、恤民、国家道德、社会良心等软性指标,中国的扶贫模式都绝不逊色于西方的各种模式。而中国扶贫所遭遇的国际舆论,恰似2020年的新冠疫情:明明中国交出的成绩单是优秀的,但西方主流舆论依然在鸡蛋里挑骨头,要么装看不见,要么酸溜溜,要么颠倒黑白。

从扶贫成就到文化强国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给未来中国设定了一系列战略发展目标,其中一项是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我认为,一个文化强国面对西方文化霸权应能进行相应的反击,并有效战胜西方话语体系的舆论垄断。要做到这一点应立足于两个方面:一是从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理论建设上改变近几百年来西强我弱、西高我低的状态,增强文化自信;二是要用事实证明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有效性、普世性,打破西方数百年来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而中国扶贫事业毋庸置疑的突出成就,正可以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突破口,成为夺取人类文明道德制高点的阶段性局部战役。

首先,我们应全面、深入地总结中国的扶贫成就。既要有国家层面的全方位宏观展现,也要有驻村干部、扶贫对象从个体到村落的微观故事;既要有东部省市对口援助西部省份的政策倾斜,也要包含像中信集团这样长期不懈为国分忧、体现社会责任的各类企业。在充分总结这场从上到下全力以赴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升华关于中国道路发展与平衡的理论,而那些宗教慈善、国家福利、阶级斗争观念等都不能解释中国的实践。要从历史变迁到横向比较,彰显中国几十年来伟大卓越的成就,将扶贫减贫的成就归纳入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我们应无所畏惧地与西方价值体系短兵相接。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西方之间的舆论斗争必然会日益突出。热战的可能性不大,而事关话语权力、舆论主导的意识形态碰撞则难以避免。面对西方咄咄逼人的道德攻势,中国无法避让,只有正面交锋。中国扶贫减贫的巨大成就需要我们有针对性加强对外宣传,例如适当时候在中国举办“全球扶贫减贫论坛”,邀请世界各国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社会活动家,以及联合国相关机构、宗教团体、宗教领袖共聚一堂,检验和审视中国的扶贫成果,反思和讨论各国的扶贫减贫历程,比较和鉴别扶贫领域的中国模式与西方宗教模式、福利模式的长短异同。破除西方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扶贫成就是中国巨大的道德舆论金矿,如此丰富而生动的突出成就,应该使我们无惧于西方任何道德挑战。

第三,中国的扶贫减贫成就是中国道路走向世界的探路者。长期以来,西方中心论建立了“普世价值”的话语霸权。美国很早就以向世界各地派遣传教士的方式传播美国价值观,肯尼迪执政时期开始向欠发达国家大量派遣“和平队”,与传教士本质上类似。如今,美国国内贫困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向外海派遣“和平队”已经式微,但传教士依然在亚非拉扩张,他们将广义的扶贫与西方价值观捆绑在一起,曾有包括中国当年以晏阳初等为代表的移植基督教模式的中国乡村建设,效果都不理想。

总之,中国扶贫是一个已经发生和仍在继续发生的“中国好故事”。要向全世界讲好这个“中国好故事”,对于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要求是一项迫在眉睫的考验。尤其是当我们预料西方主流媒体会对中国扶贫成就发起舆论攻势时,这种紧迫感十分必要。讲好扶贫这一中国故事,应该成为迈向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一个坚实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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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仰,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独立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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