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国学术话语讲好疫情大考下的中国制度故事

内容提要：中国抗击疫情的实际行动和突出表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讲好疫情大考下中国制度故事，就要打破西方学术体系的条框，坚持用中国学术话语发声。中国学术话语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实践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制度优势做了重要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为讲好中国制度故事提供了基本的话语支持，也指明了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方向和思路。应把握疫情大考带来的历史机遇，充分运用十九届四中全会提供的学术话语支持，讲好中国制度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关键词：疫情大考  中国制度故事  十九届四中全会  中国学术话语

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百年不遇的一次大流行病，带来了一场全球性灾难，同时也是对世界各国国家制度和治理能力的一次百年大考。从国内的防控状况看，我国国家治理体系还存在一些短板，国家治理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但从国际比较看，中国无疑交出了最好的答卷。长期以来，中西方制度比较研究一直备受关注，但很难做到客观公正的评判，因为两种制度始终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相对而言，这次疫情大考为两种制度提供了同台竞争的机会。中国抗疫的实际行动和表现与美欧主要国家形成了强烈对比，这为我们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提供了强有力的事实依据，对我们进一步总结我国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具有重大意义。

讲述中国制度故事要明确认识论的问题

讲好中国制度故事，应该采用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然而，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我们长期浸润在西方主流学术话语体系中，养成了一种与西方学术话语接轨的学术倾向，以为西方标准或美国标准就是国际标准。所以，很多学者在探讨中国问题时，往往习惯于从一套西方学术话语出发，潜意识以为中国的某种成功实践和经验，一定是符合西方某种理论的。一些学者沉迷于西方学术话语的各种条条框架中，严重忽视中国学术话语应有的独立性问题。这也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严重落后于中国实践的一个重要原因。习近平同志曾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①]

如何探寻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路径？中华文化有注重“入世”的传统，认为知识来自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累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论构建主要是从历史经验的总结开始的。而西方宗教神学显然具有“出世”的特征，其理论体系的构建往往以某种先验的宗教观念为出发点。这种认识论的根本性差异始终存在于中西文化血脉中。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则强调理论源于实践。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中国先进分子所吸收，首先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或者研究问题的方法。若不从实际出发，只是任意套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概念或论述，首先就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他在《实践论》中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进行了深刻而系统的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中国概念和中国理论。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也包含了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

因此，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从根本上阐明了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路径。一些学术领域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失语和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现象，并非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是科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即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理论构建方法。因此，即便是从纯科学的角度看，中国学术研究也有必要回到唯物辩证法的思路上来，这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唯此，才有可能构建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学术话语体系。

从唯物辩证法来看，中国学术研究应该与“中国历史和实践——中国经验——中国概念和中国理论——中国实践”的路径相符合。我们应该从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中总结、提炼中国概念，构建中国理论；用中国理论来认识和指导新的中国实践，并在新的实践中完善中国理论。这是一个认识论螺旋上升的过程，也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和构建过程。当前，对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的总结多数来自党的文件和资料。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积累的经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意味着，中国学术研究不仅不应该回避党的文件和资料，而且应该充分发掘和利用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中国学术研究和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决定》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中国制度优势的集中概括和总结，应该成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参考和基本依据。疫情大考为我们讲好中国制度故事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为此，本文以《决定》相关内容为依据和出发点，来讲述疫情大考下的中国制度故事。

《决定》提供了重要的中国话语支持和方法指南

作为百年不遇的全球大流行病，新冠肺炎疫情也是我国遭遇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传播速度、感染范围和防控难度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之最。习近平同志指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②]事实证明我国经受住了这次历史性大考。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国内疫情得到基本控制的同时，各地复工复产和国民经济复苏的形势持续向好。与美欧主要国家的防控状况比较，中国无疑交出了最好的答卷。

对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大考，从根本上说也是对中国制度建设的大考。正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力的集中体现。中国采取的疫情防控举措起初遭到质疑，但现在已成为面向全球的公开课，多国领导人和媒体公开呼吁学习中国经验，“中国制度优势”也因此受到更多关注。

中国制度优势是在新中国成立70年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经过不断积累和总结而形成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度建设被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系统总结党领导人民在制度建设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成为一项重要工作。为此，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题开展讨论，概括和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多方面显著优势，并发布了《决定》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

这次会议针对国家制度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开展讨论的重要考虑之一，就是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③]就此而论，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制度优势的集中概括和总结为应对这场不期而至的疫情大考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更重要的是，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决定》对研究中国制度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和思想的指导。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看，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是在实践探索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而实现的。其重要标志是概念的形成，以及判断和推理方法的使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④]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决定》，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可以认为是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一次重要飞跃。其中包含的重要概念、判断和推理都是理性认识的重要标志，也是构建中国制度理论体系的核心要素。经过这次疫情大考的实践检验，对中国制度优势的理性认识必将进一步深化。因此，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决定》对我们深刻把握这次疫情大考，讲好中国制度故事，乃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学术话语体系都具有根本性指导意义。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尝试运用《决定》提供的话语和思路来讲述疫情大考下的中国制度优势。

疫情大考下的中国制度优势

《决定》从十三个方面集中概括和总结了中国特色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在疫情大考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基于上述对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初步认识，本文从五个方面来简述抗击疫情的中国制度故事。

第一，“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关键战略性技术攻关、重大工程建设和突发灾害防治等诸多方面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就，都得益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制度优势。这一优势在疫情防控中再次得到了充分体现。疫情发生后，党中央一声令下，举国上下闻风而动，高度协同，打响了疫情防控阻击战。300多支医疗队和4.2万名医务工作者迅速向武汉和湖北集结。来自全国各地的防疫物资和生活物资也纷纷驰援湖北和武汉。在疫苗研发领域，我国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沿，体现了科技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在医疗设施建设方面，短短10日内，一座可容纳1000张床位的火神山医院拔地而起，可谓中国速度的一次极限挑战。承担这一建设任务的主要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速度’的背后，是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⑤]得益于这一制度优势，我国能够迅速建立起医护救治、后勤保障、科技支撑和基础建设等全方位、立体化的防控体系，打响了抗击疫情的总体战。

第二，“坚持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⑥]中国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所取得的决定性成就再次印证了这一论断。客观而言，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疫情发生时间晚于中国一个月以上，且具备较好的医疗卫生条件，但依然未能及时控制住疫情蔓延，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未能有效动员广大民众。疫情发生时，中国共产党迅速做出反应，全面部署，全民动员。广大医务工作者、党员干部、社区工作者，还有无数志愿者和亿万坚守工作岗位的普通工人，万众一心，凝聚成战无不胜的磅礴伟力，打响了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

第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是党开展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应该遵循的通则。然而，在疫情肆虐之际，一些西方国家面临拯救生命和发展经济的两难抉择时，依然倾向于后者。更有甚者，有些西方政要竟然抛出牺牲老年人以挽救经济的荒唐言论。[⑦]相比之下，在中国抗击疫情的实际行动中，我们亲眼见证并切身体验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一理念。不放弃任何挽救生命的机会，全力救治任何一位患者，上至108岁高龄老人，下至出生仅30个小时的婴儿。举例而言，湖北省治愈的80岁以上老年患者超过3000人，其中有多位是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的。同时，党和国家始终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己任。面临疫情带来的新困难和新挑战，党中央依然下定决心，确保如期完成脱贫任务。中国以抗击疫情的实际行动阐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第四，“坚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做出贡献的显著优势”。病毒没有国界，新冠肺炎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在抗击疫情的实际行动中，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及时分享抗疫经验，无私提供抗疫援助，并积极推进国际合作，构筑全球抗疫统一战线。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宣布，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反观西方某大国，“甩锅”中国、“断供”世界卫生组织，甚至试图垄断疫苗研发，种种行为严重阻碍了国际合作抗疫进程。中国以大国担当和实际行动阐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五，“坚持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显著优势”。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既得益于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也离不开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大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现出强大的韧性，形成了政府与各市场主体协作抗疫的格局。政府快速反应，全面部署，为生产和物流配送各环节提供全方位支持，各市场主体全线动员。随之，无数条应急物资生产线建立起来，一个强大工业体系迅速启动。中国不仅解决了自身的医疗物资的短缺问题，而且已经向全球200多个国家出口防疫物资。相比之下，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疫情面前显得脆弱不堪，不得不依赖国际市场，甚至引发全球医疗物资抢购潮。中西方抗疫物资供应能力的对比，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

上述各方面优势彼此间并非孤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任何一方面优势的发挥都离不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就无从谈起。欧美很多国家反应迟缓，抗疫不力的很重要原因是缺乏强有力的政府领导核心。以美国为例，联邦政府、州政府与市政府间各自为政，共和党与民主党难以达成共识，深陷“上下失和”与“左右对立”的处境中[⑧]。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⑨]与此同时，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国际秩序越来越难以应对此起彼伏的全球性挑战。全球化的悲观情绪随之高涨，“逆全球化”国际思潮不断蔓延。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依然坚持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推动全球化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此，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变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讲好中国故事，必须打破西方标准确立的学术话语体系。否则，有可能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行动和中国方案的严重误解。西方政客和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发展模式所进行的各种指控，实质上就是运用西方资本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和资本逻辑来丑化和扭曲中国方案。“霸权更替”、“文明冲突”等说辞也没有超出资本逻辑的范畴，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竞争和零和游戏的思维方式。

《决定》对中国制度显著优势的概括和总结，集中体现了以民为本、协和万邦、休戚与共的人类共同价值诉求，打破了以利益为中心的资本逻辑，彰显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宣告了资本逻辑的灾难性失败，进一步揭穿资本主义的虚假面目，进而大大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方案的认可。疫情大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试金石的作用，这对讲好中国制度故事，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而言是一次可遇不可求的历史机遇。

中国话语体系应该立足于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根植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在从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实践经验到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党的有关文献和资料应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是确保方法正确的关键环节。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