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创新体系中创新生态链的构建
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产业化、工程化，是一个生态链
在新形势下，如何把官、产、学、研、用、金融等领域的单位有效地组织起来，尤为重要。首先，从“官”的角度，需要政府各有关部门，包括经济综合部门和科技教育财政各部门，各司其职，互相配合，理顺关系，形成合力，而不是互相扯皮。现在我国科技专项很多，包括863、973和16个重大专项的“两机”工程、海洋工程等等，其中有很多重复投资。例如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等就很典型：各个部门都在抓，国际论坛、媒体报道热度很高，到底解决了多少问题？其中误区很多。
第二，从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到开发研究、产业化、工程化，这个创新生态链还没有打通。如何以最少的投入得到最佳的创新效果，“官产学研用”形式上组织起来了，但实际上发挥作用如何？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很好地解决。
第三，要重视金融的作用，因为科技研发需要资金支持，当然有了钱怎么用好，也是一个专门的问题，这也是政府提高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科研部门流行“一九定律、二八定律”的说法，研究成果只有10%-20%能够产业化。支持机床工业的04专项就是这样，项目形成的成果大都是样品样机，很多是研发出来就放在那里，有多少真正能够实现产业化？研究成果样机成为市场接受的商品，要比研发成功一个样品样机困难得多。如果研发成果不能产业化，就不能成为生产力，创造不了价值。17世纪英国大哲学家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但我认为，知识如果不转化成产品、转化成生产力，它就没有力量。
建好创新体制是关键
改革开放40年，原有的创新体系中，一些部分被打破了，新的创新机制正在建立，还需要不断完善改进，提高其有效性，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评估及推进。
举国体制下的创新体系
我们的创新体系中，科研院所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像中科院和高等院校，主要研究对象是天地声数理化等基础理论，上至宇宙的黑洞、暗物质、暗能量、物质结构，下至微观结构、中微子等等。在应用技术研究方面，中科院、大学有部分力量在做，各工业行业中的企业和技术研究体系都在做（比如沈阳自动化所、北京自动化所）。在应用基础研究环节，中科院、高等学校、军工口（包括军民两用的电子口），铁道系统的高铁等，由于组织体系比较完整，有条件实行举国体制下的科技攻关，且具有辐射能力。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它们的体制机制有所变化，其效能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工业部门科研机构改革的得失分析
改革开放的前20年，因市场经济的转型，民用工业部门的研发机构遇到不少困难。1999年，以各工业部的两百四十多个国家级研究所转制下放为标志，旧的创新体系被彻底打破。其后20年，我国又自发性建立了一批新的研发单位。
这次部属科研机构的改革，出发点是解决科研效率和研究成果产业化问题。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机械部所属事业单位的一类所约有五六十个，门类齐全，分工明确，长期以来做了大量行业技术进步的组织工作，但其产业化能力比较薄弱。当时我对机械部行业研究所做了一次调查，科研成果能够产业化的不到10%。当时我主要的想法是把这些研究所变成某个行业的发展中心，比如电缆研究所变为电缆行业的开发中心，并进行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如实行所、室、课题组三级核算；纵向合同（国家指令项目）与横向合同（企业间商业性攻关项目）并重；同时进行分配制度改革。但随着机构改革，这个探索就没有深化下去。
对这次改革的利弊成败，应该给以总结。我认为，不能说把民用研究所下放都是错的。像建设部的长沙建筑机械研究所改制为中联重科，上市后多年来市场表现不错。此外，经过体制改革，军工、电子、铁路等行业的科研体系不仅没有被破坏，反而加强了。以电子行业为例，我们在电子科技和工业体制方面进行了转制，特别是军民两用电子领域。中电科整体转制后发展得很好。那些搞得不好甚至垮台的科研院所，大多因为急于搞短平快项目，忽视了基础技术研究所致。
关于科研机构布局的合理化
现在的创新中心多如牛毛。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统计，机械口的技术创新机构超过241家，远远大于当时机械部时期的50多个研究所。创新中心数量众多本应该是好事，但如何能够发挥更大作用值得研究。
发改委批准的国家级工程创新中心，工信部批准的产学研创新联盟，还有机器人联盟。科技部有一批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还有很多创新园区、创新示范区等。大学和科学院的各研究所，都在各地建立起与地方联办的科研院所或联盟，以便产业化。从技术中心到工程中心，这么多科研机构，实际效果究竟怎样呢？
关于科技型企业的发展路子：“技工贸”与“贸工技”的争论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很多科研院所、大学和政府的人员“下海”搞科技型企业，典型的如联想、方正、四通等。他们在起步时期一没有资金，二没有懂市场的人才，但他们掌握一定的技术和渠道，可以把国外的东西买进来，装了整机再卖出去，走“贸工技”的路子是那时的客观条件决定的。当时的中关村就是倒买倒卖一条街。到第二阶段搞“工”的时候，比如联想搞了一个汉卡，委托三星做芯片，通过汉卡发了一笔财。到第三阶段要搞技术了，它反过来收购了计算机所做科研。可惜联想内部在“贸工技”和“技工贸”上发生了矛盾，一个要做芯片，一个说我还不强，要向国外市场发展。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从新世纪开始，海归回国创业，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市场渠道，从“技工贸”做起就有条件了。他们的初始条件与改革开放初期没有市场、没有资金的联想不一样。所以要以历史的辩证的认识论研究改革开放后中国技术发展的道路。
现在来看，“技工贸”还是“贸工技”，要因时因地而宜。现在不能再推崇“贸工技”，要支持“技工贸”，因为我们现在的资金来源多样化了，有风投，有天使投资，有PE投资。由于时间、地点、条件不一样，创新的体系和路径应该是不一样的。
再如温州模式。温州很多企业起家时无技术、无资金、无人才，贫穷落后又没有工业基础，但创业精神强，市场竞争意识强，吃苦耐劳又有抱团精神。我认为，温州企业群体起步创业时期，主要的路子是走私贩私、前店后厂、一家两制、包税制，加上温州人吃苦耐劳、市场意识强，又有沿海开放的经营环境。其中一些企业从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蜕变成现代企业规模生产方式及股份制形式，这样就形成了有名的正泰、德力西、人本集团、亚洲包装中心等等企业。
珠三角模式则是走了“三来一补”的路子，以此完成了资本和技术的初期积累，技术含量逐渐升高，最终通过转型奠定了今天大湾区的基础。所以我们要历史地分析我国的多元化创业创新模式。
区域性创新中心的形成
由于众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布局，现在很多地方形成了人才的聚集高地，促进了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成长，例如北京中关村、上海浦东新区、武汉光谷、西安高新开发区等等产业聚集区、创新聚集区。中关村一带的国家级研究机构和大学众多，人才聚集，方便了人才的流动和知识的交流，形成了溢出效应。武汉的光谷也是借鉴了美国的硅谷，那里不仅大学和科研单位聚集，还有风投、天使投资、PE投资，融资便利。
创新体系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
从全国不同地区看，科技和行业的发展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存在不同的模式，以及发展不平衡问题。
对于民用行业、传统制造业来说，最近有一个好现象。工信部部长苗圩说，80%的就业还是靠传统制造业，20%的就业为新技术经济，所谓新技术经济主要包括智能制造、AI、互联网+等。我在最近出版的《智能制造反思与期望》一书中写了，这些都是手段，目的是把装备制造业的水平提升上去，不能把手段当作目的。
我认为，机械工业不仅用脑，而且也要动手，这是与IT的不同之处。机械工业和IT两者必须结合。
1985年我在《科学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新技术革命与机械工业发展战略”的论文中提出，机械电子仪器一体化（机电仪）实质上是计算机为代表的电子技术与高性能传感器为代表的仪器仪表技术与装备行业的产品、制造过程、售后服务紧密结合。这实质上就是目前提倡的智能制造的思想萌芽。
我们为什么反思，反思就是为了总结，认识世界的规律性，完成“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过程。
中美博弈转入高科技领域
中美贸易摩擦是中美两国作为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的结构性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一，同时表现在各个领域中的激烈斗争，除了长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领域外，现在已经在高科技领域进行激烈的争夺战，下一个可能会是金融领域，以后可能是粮食安全，这些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
中美两国对比，仍是敌强我弱，美国的优势表现在军事、美元、科技等；我们的优势是党的领导，完善的工业体系，世界最大的市场，以及党心、民心、军心的凝聚力。
毛主席在当年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从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战术，依然适合中美之间各领域的斗争。持久战的法宝依然是：党的领导，群众路线（真正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群策群力），统一战线（新时代有新的内涵与形式）。
在中美博弈的新形势下，要有新的观念：预则立，不预则废。今天讨论的科技、经济领域的短板问题，不能脱离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特别是研究市场经济下的举国体制，很多要关联上层建筑。就技术论技术，是不全面的，也无法做出全面的应对。
（编辑 宋斌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