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以数字媒体、社交媒体、智能媒体为代表的新兴媒介蓬勃发展，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日趋重要的影响。思考媒介与当代传播、社会发展时，有如下几个突出特征值得关注。
全球化。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突出的特征之一，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尤其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封闭的中国”、“开放的中国”，如今已进入“全球化的中国”。思考当今任何社会问题、学术问题，都离不开全球化这个大背景，都需要具有全球视野。
中国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无疑希望继续发挥更大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超过30%，远高于美国。2019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企业的数量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该杂志CEO称：中国企业数量超越美国，是一次世界权力的历史性转移。但与此同时，中国国家形象与企业形象都面临着一个突出挑战：美誉度和贡献度不匹配。换言之，好事情做了很多，好名声却很少。这一点在以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格局中尤为明显。最近，比利时一所大学关闭了孔子学院，该校前副校长在写给孔子学院总部的邮件中提到，“现在新闻界似乎很流行写一些与中国有关的负面文章”。
个人化。依托自媒体、社交媒体的个人传播行为，已经与依托大众传媒的机构传播成为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传播力量。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公开与美国主流媒体抗衡，甚至称这些媒体是“人民的敌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自身就是“超级个人媒体”。特朗普的推特（twitter）粉丝量超过6000万，相比之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粉丝数量不过4000多万，华盛顿邮报不过1000多万，前者超过后两者之和。2019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特朗普就发了271条推特，而在12月12日，他更是历史性地在一天内发推特115次，创下了他个人单日发推的数量纪录。
技术化。5G、算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已经成为影响当代媒介发展与新闻传播的核心力量。在目前的媒体行业中，机器人主播已经上岗，机器人记者也已开始写作新闻稿件，媒体机构大量招聘相应技术人员。例如，面向2020年应届毕业生，新华社公开招考的报考要求中，具有“通信技术、计算机、新媒体制作等专业优秀的毕业生英语条件可适当放宽”的内容。
武器化。这是当代传播的一个隐性特征，有国外学者也关注到此现象。当代新闻传播行为主体的多样性带来传播动机的多样性，许多行为主体的动机远远超越了“新闻初心”，即报道事实。从微观新闻传播行为的动机看，个人工具重于社会公器，速度追求重于事实核查，情绪传播重于事实传播。《纽约时报》在今年11月的一篇报道分析了特朗普上任以来在推特发布的11000条推文，其中近6000条是攻击其他人或机构的。从宏观新闻传播行为的动机看，企业间、国家间的舆论较量愈发重要，利用传播行为打击对手成为隐性的手段。在国际传播体系中，话语权的争夺日益激烈，而话语权的不足已经成为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软肋。
复杂化。这是对传播带来的社会影响进行观察得出的结论。在形象成为重要驱动力的当代社会，“颜值即正义”，传播即力量。值得关注的是，在传播力量日益彰显的同时，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悖论：
在今天的社会里，已是高度互联，虽然人们的物理距离越来越近，但心理距离却越来越远。
在今天的社会里，信息过载，人们获得的新闻越来越多，但是获得的真相越来越少。
在今天的社会里，技术发达，人们享有的便利性越来越大，但是享有的从容感越来越小。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算法精准推送和自主选择信息的条件下，人们获取的信息内容与倾向越来越固化。信息固化带来认识固化乃至观念极化，进而导致“再部落化”的社会分化。全球范围内社会分化现象愈演愈烈，其背后当代传播的作用是巨大的。另一方面，“以假乱真”的数字技术越来越强，眼见不一定为实，“做新闻”可以比“采新闻”更具“真实感”，信息技术依赖性在提升信息系统效率的同时，也会相应增加系统运行的风险。“后真相”成为当代传播的突出问题和全球难题。
面对媒介化社会与社会化媒介，高校新闻与新媒体的研究、教学机构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新闻学科不能再拘囿于书斋做理论推演，也不能仅仅沿袭传统课程体系培养人才，而要以更突出的全球视野、实践敏感、技术友好和理论自信推进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变革。
在深度全球化进程中推动中国特色新闻学发展。要关注全球新闻业界的新动态，关注中国与世界的对话，关注世界的多样性，特别是认识到全球化不等于欧美化。对中国新闻舆论工作来说，“讲好中国故事”已成为重大使命。
要“讲好”而不能“讲坏”，要求我们有新观念，展现丰富而真实的中国，在选择报道对象时，要注意事实的多样性、概率性和引导性。既不要盯住“5%”的负面内容，也不要只讲“95%”的正面内容。
高校新闻传播专业要与新闻传播实践紧密互动。国外新闻院校的师资力量大多具有丰富的业界经历与资源，在这方面，中国的新闻院校还有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纯学术化”倾向。作为应用性很强的社会科学，新闻传播理论只有源于实践才有说服力和指导性，新闻学界与新闻业界的平行运行是应该回避的。事实上，现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精英对大众引导力下降现象，很值得我们从中反思理论与实践、学术与社会的关系。从整个社会的传播体系来看，学术给传媒赋能，传媒给大众赋能，可以成为一种积极的传播状态。
在现有课程设置中，还要进一步加大技术内容。我国新闻传播院校的师生多是文科背景，为适应数字传播、智能传播的技术化传播新形势，人员学科结构亟需调整。没有内容的技术是乏味的，没有技术的内容则是边缘的。
对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来说，最重要的是“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这是甘惜分先生的名言。理论要有说服力，就要有实践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真理性、批判性是中国开展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理论工具，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丰富性、独特性，是中国开展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现实基础。
在大变动的时代里，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科应该做出更具主体性、原创性与引领性的研究。这是挑战，更是机遇。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