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许经营、现代经营方式和法治经济

 

关于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关系问题，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中间状态，这种经济形式就是特许经营。

为什么要设立特许经营

    特许经营，就是由政府特许民间经营的一种形式。政府特许经营的制度安排，或者是由于这种经营占用了公共资源；或者它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或者是这种经营有可能对市场秩序发生扰乱；或者是由于这种经营会产生巨大的不公平不公正。总之，政府认为一种经营会涉及公共利益，它就有充分的权力干预这种经营，实施准入、监管、价格管制等一系列制度安排，达到经济和社会的公平公正。

政府将经营权授予民间而不是设立国有企业，其理由就是政府希望引入市场机制，通过适度竞争来使经营有效率。特许经营是介于国有和民营之间的一种制度安排。通过政府的准入管理和监管，以及通过市场竞争，它可以兼得效率和公平。传统经济学那种认为效率和公平不可兼得，只有效率优先，公平才能得到的理论和观点，正是特许经营这种制度安排不屑一顾的。

现代特许经营的最典型实例，就是世界各国都实行的出租车制度。

 

什么是特许经营——从出租车谈起

出租车是一个小行业，是城市公共交通的一部分。城市出租车提供门对门、快捷、舒适的交通服务，特别适合老弱病残孕等行动不便者、负重者、旅行者和某些体现身份者的出行需求。但是，出租车始终无法放开经营，必须由政府对其实行限制和管制，主要是几方面原因。

首先，出租车占用稀缺的公共资源——城市公共道路。出租车数量太多会造成城市交通拥堵，政府必须限制出租车的数量。

其次，出租车涉及人身安全，必须建立完善的准入机制和责任赔偿机制。如果政府对大量个体出租车实行直接监管，由于监管跨度太大，监管难度和成本过高。最好的办法是采取分级监管，也就是政府监管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公司监管出租司机。

第三，出租车必须遵行准入条件。由于限制了准入数量，为了保证公平同时保证优质资源进入行业，政府设置了一系列准入条件，并通过市场竞价挑选准入者。

第四，统一定价。由于限制了出租车的准入，如果放开价格，就会使得出租车这一承担了公共服务性质的交通工具抬高价格和无序竞价，公众不堪负担，而且会受到很多困扰，影响交通秩序。黑车就是这一无序状况的最好写照。因此政府对出租车实行统一定价。

第五，需要限制利润。由于限制性竞价和统一定价的双重作用，出租车行业运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利润被限制在资本成本附近。它满足了在占用公共资源和公共需求前提下，各方利益平衡的公平结果。

将其他的车辆排除在外，只允许政府批准的车辆或公司运营，就是出租车行业的特许经营。这种特许经营，实际上创造了一个特许市场，特许主体，特许租金，特许价格，特许利润和特许规则。在不同的特许范畴内，这些特许特征的作用或大或小。但是，政府还通过打击黑车，保证特许经营的垄断性和严肃性。

 

政府为什么有权对城市出租车业实施特许经营

第一个理由是出租车占用了城市道路的公共资源。城市道路是由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修的，这个公共资源的受益对象应该是公众，而不应该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资源。

第二个理由是交通秩序。出租车数量多少涉及交通秩序；限制数量会引起价格混乱，造成市场失序，而尤其是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搭乘出租车，是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价格混乱、市场失序都会损害这些消费者者。

第三个理由是安全。出租车涉及公众特别是乘车人的人身安全，政府必须进行严格的前置监管。维护公共利益、秩序和安全，是政府的基本职能。政府为这所有的理由或其中一个理由实施特许经营，是政府合法的权利。

特许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公平产品。在出租车这个例子里，政府提供了占用公共资源的公平，乘车人价格合理的公平，以及提供秩序和安全的公平。同时政府也提供了投资者和经营者的公平。而特许方式由民营经营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有限竞争的环境，以提高经营效率。同时有限竞争也能够减少监管成本。

 

为什么说特许经营是一种能够满足公平的经营方式

首先，通过竞价准入政府获得了一笔特许费，这是占用公共道路的租金。政府可以利用这笔租金扩建和维护道路，维护公共交通秩序和安全。

其次，通过统一定价，乘客避免了讨价还价，坑客宰客等等交易成本。

第三，通过严格监管，乘客获得了人身安全的基本保证。政府通过法律、条规对出租车的安全和经营提出要求，例如司机的资质审核，司机的日常教育与监督，对司机拒载等违规行为的处罚，汽车的保险和交通事故的处理，事故的责任赔偿等等。也就是说，政府通过出租车公司对出租车司机进行全面监管，这种监管的作用是将事故消灭在发生之前，而不仅是事后赔偿。这种监管被称为前置监管。因为特许经营的授权来自政府，政府最终要对质量和安全负责，前置监管，将事故消灭在发生之前是现代管理的一个基本准则，它不但是质量控制的基本方式，也是现代经济人性化的一个基本要求。

第四，出租车公司获得了一个自愿而满意的利润。因为出租车公司是通过竞价进入的，如果他预期利润不能达到资本成本，会退出竞价转作他投。在限制价格和不存在特殊进入壁垒的情况下，对资产的公平的市场竞价，其获益必然趋向“资本成本”。获得这个收益，是出租车公司进入竞价程序的目的。

从出租车老板的角度看，如果实施竞价，他们得到的利润空间不会高于资本成本。而资本成本的回报，不但高于他们的预期，而且没有过度竞争的风险。由于政府对合理成本的匡算是以平均成本为基础的，如果公司经营得好，可以获得高于资本成本的回报。没有风险或风险很小却得到一个稳定的资本成本甚至更高的回报，这是大多数投资者梦寐以求的生意。其次，从经济理论和社会的角度看，出租车公司的老板并不是真正的企业家。按照熊彼特的定义，出租车老板是“循环流转”式企业的管理者，不应获得企业家的创新“溢价”。作为公共资源的特许经营者，竞争有限，对预测未来市场的能力要求不高，因此不能获取企业家的不确定性“溢价”。

 

产生于西方早期的特许产品的发展

特许经营在英文中有两个词，一个是franchising，指的是企业连锁特许经营模式。比如麦当劳，根据连锁特许经营协议，连锁特许商把技术、工艺、知识产权、企业模式的使用权、品牌和以该品牌名义出售的产品和服务的销售权等给予连锁店；连锁加盟店支付某些相关费用并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包括销售价格，产品和服务质量，事故责任等。显然，特许主体，特许租金，特许价格，特许利润和特许规则等等，是特许经营的一般特征。第二个是charter，是由政府授权给企业或者个人，从事某项业务或者运营某个机构。在西方，教堂被认为是公共产品，最早产生并至今仍然有效的charter是英国七世纪国王授权给教堂的土地。政府授权教堂建造地和自养地，授权教堂的收入可以不用纳税。

1600年英国皇家特许成立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从事贸易。英帝国的殖民地都是以charter形式特许经营管理的。英国在北美殖民地还特许成立了西北公司，控制当时最有利可图的从北美向中国进行的皮毛贸易。

欧洲农村的村庄都有一块公共用地，它是由集体授权产生的，耕种由集体承担，收益用于支付公共负担和救济。这种制度带有部落主义的特征，资本主义的发展基本上结束了这种集体的自我特许经营。

美国早期经济充斥着特许经营。除了土地制度继承了英国传统之外，早期的联邦制和联邦主义使得各州在经济上拥有较大的发言权，重要的经济领域都实行了州特许经营权。

例如19世纪中期以前的银行都是单厅银行，不但不允许跨州经营，设立第二个营业厅都不允许，直到19世纪末期，单厅银行已不能适应规模经济的需求，当时的财政部长写文章呼吁各州议会放开管制，银行才实现了规模发展。但是大银行体制不断产生金融危机，国会又不断立法并成立相关机构对金融业实施管制。美国历年积累下来的对储蓄系统和保险系统订立的监管规则达十多万条，设立的各种监管机构有七个之多，此外，在联邦和州都有许多由政府运营的金融机构。即使这样，美国仍然是金融危机不断。所以，美国的银行系统和金融机构一开始就实行了特许经营，国家对金融业的监管，就是特许经营的延伸。

在20世纪以前，跨州贸易有许多限制，各州境内的采矿、城市公共设施、道路修建、货物运输以及其他一些商业活动都实行特许授权。1886年，联邦最高法院在铁路公司诉伊利诺伊州一案中，指出商业管制应由联邦政府进行，把州政府的管制和特许权力转交给了联邦政府。1887年，国会在经过激烈斗争后通过了《州际商业法案》，建立了第一个联邦管制部门“州际商业委员会（ICC）”。至今，美国的州政府仍然对州内的某些经营拥有部分权利。例如2012年，我们在怀俄明州调查了解到，对该州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州政府有严格的资源税，由于环保监管和当地福利的要求，这些资源长期没有获得批准开采。2018年2月，在特朗普政府的压力下，怀俄明州不顾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批准在著名旅游胜地杰克逊小镇南五公里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又如，位于南达科他州里德镇的北美最大和最深的金矿homestake（豪姆斯德克），由于金价下降，该矿于2002年关闭停产，金矿的蕴藏量仍然丰富，但当地政府因环保问题和工会问题不批准重新开采的许可证。

美国政府从不认为自己没有监管和特许经济活动的权利，争论的核心是这个权力在谁手里。代表北方大资产阶级的共和党认为，这个权力应该归联邦政府，而代表南方农场主的民主党认为这个权利应该在州政府手里。在管制权和特许权逐渐从州转移到联邦手中之后，民主党转而主张联邦政府加强管制和特许，而共和党转而主张联邦减少监管和特许，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已经羽翼丰满，开始嫌政府碍手碍脚了。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比较混乱，充满投机和腐败，马克·吐温的长篇小说《镀金时代》辛辣讽刺和谴责了这个号称自由经济的“强盗资本主义”时代。所谓自由经济是代表大资产阶级权利的语境。罗斯福新政结束了这种强盗式资本主义，建立起一系列对经济的监管措施。以后历任总统都根据需要出台新的监管规则，例如许多行业需要申请经营许可，对许多产业制定了产业规则即产业政策，有些则实行了限价和竞价政策。这些都带有特许经营的性质。

 

         表1 美国现在需要申请联邦牌照和许可的行业

                                                                             此表来自于美国联邦小企业局网站

 

表1是美国现在被认为小企业有能力进入而需要申请联邦牌照和许可的行业。其他需要联邦牌照的还有：化妆品生产，进出口，食品的生产、加工、包装和储存，药品生产和销售，医疗设备制造，烟草（所有环节除了零售），海关报关经纪业，金融服务行业（投资公司，经纪业务，银行，催收债款，等等）。地方政府有更广泛的牌照管理，如拍卖公司，建筑施工公司，干洗店，牧场，管道工程，餐馆，零售，甚至自动售货机器。

需要申请经营牌照，其实质就是特许经营。美国几乎所有涉及公共资源和公共安全的产业，都需要经营许可。而且，经营许可和产业监管往往联系在一起，有特许就会有监管。美国发展早期由于企业规模小、系统性差，监管相对比较松弛。罗斯福新政之后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对规模经济的产业监管。美国产业监管的系统性、完整性和深入性，就连许多美国经济学家也不甚了了，因为这些监管是政治家根据百姓的需求通过立法设立的，与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家关系不大。

       表2  美国监管最严的十大行业及其监管科目的数量

 

表2是根据美国乔治梅森大学McLaughlin和Sherous两位教授基于2014年的监管数据库，按照监管条例中的监管项数量计算的美国监管最严格的前十名行业。

2017年，非储蓄和储蓄信贷中介，两大类相加的监管项数量高达63256项，其增长居各行业之首。居第二位的是保险和职工公积金行业，监管项数量55664项。也就是说，目前储蓄和非储蓄类信贷业监管项近12万项，四年以来，增长了86000多项。这还不包括证券业等其他金融类别，所有金融业的监管项很可能超过20万项。相比之下，中国金融业监管条例中的监管项很可能不会超过千数项。中美两国经济监管的差距太大，这种差距还不算中国对富人税收的巨大优惠。

由于美国各州可以立法成立州立企业，美国联邦层面也有许多国有企业，特别是在金融业和交通业，所以特许经营基本上被经营许可和产业监管所取代；竞价进入、限制价格，并通过两者限制利润的情况已经比较少见。但是出现了一些变种，通过其他方式间接限制价格，也间接限制了利润。美国的房地产和香港的房地产就是这种情况。

 

美国的房地产产业政策

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低收入者住房政策。欧洲从工业革命开始时，国家就参与为底层工人提供住房。最早给工人建集体宿舍的，是法国1775年（路易十六时期）建的阿尔克-塞南皇家盐场的部分建筑（Royal Saltworks at Arc-et-Senans，现在是联合国世界遗产）。今日法国仍十分重视公共住房建设，并于1998年立法，规定每一个法国市镇住房总数的20%必须是为低收入者提供的廉租房，这在欧美国家中十分突出。英国工业革命时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出现许多贫民窟，出现大量社会问题。1885年英国出台“1885年工人阶级住房法案”，鼓励地方政府关闭有危险的贫民窟，改善居住环境。后来美、德等工业国也陆续出台解决低收入劳工住房的措施，但西方全面实施公共住房政策是在二次大战以后。

美国惠顾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要和促进住房资本市场的举措有三方面：一是联邦和地方政府主导的“公共住房”，即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廉租房；二是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社区土地信托基金；三是为政府低收入住房提供金融担保，以及为商业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两房机制。这些举措的立法保障都源于小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从第一部1937年的住房法案，到后来不同时期不断修订的住房和城市发展的法案，以联邦的资金支持了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改善社区环境，改造旧贫民窟，为住房抵押贷款提供资金流动性等。

目前，美国有超过120万家庭居住在各种形式的公共住房，包括廉租公寓等，占美国家庭总数的1%。美国政府的“住房与城市发展部”负责全国的公共住房项目，包括：管理社区发展的计划和财政援助项目，向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为新建和翻建住房提供财政援助，为老年人、残疾人、低收入家庭和多人口家庭提供帮助，制定和执行有关住房的法律和规章制度，防止在住房方面的歧视，以及政策发展和研究。2015年该部年度预算是480亿美元，其中290亿用于公共住房，70亿用于社区规划与发展，70亿是必须支付的扶助项目。1980年，桑德斯当选佛蒙特州伯灵顿市长。他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在他当市长的8年间，伯灵顿市成为美国第一个社区土地信托基金支持住房的城市。它通过社区控制土地所有权的方式，将住房使用权与土地拥有权相剥离，从而使住房费用可承担。符合条件的居民以较低的价格购买房屋的“使用权”，售出时也是限定回报的出售价格，卖给符合条件的该城市居民。

社区土地信托与一般住房非营利组织有两个根本不同，第一，它主要关注产权房而非租赁房，美国的非营利组织着重建造租赁住房，但是社区土地信托认为租户应该对自己的住房拥有产权控制，是其运营责任的主要承担者。第二，它是真正的社区组织，社区土地信托采用会员制，选举产生董事会。董事会中，土地信托住房居民、拥有一定职业技能或商界的人以及更广大社区居民各占三分之一。社区土地信托还大量依赖义务劳动和社区参与。这两点使得低收入社区变得可持续发展。2008年伯灵顿CHT社区信托基金被授予联合国人居奖，认为其创新模式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可持续、耐久、可复制的。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全美各地有大约250个社区土地信托，遍布全国各地。社区土地信托也开拓更适合的发展模式，比如在旧金山湾区，社区土地信托的作用是帮助建立住房合作社。很多买房人在金融危机后的几年中抵押贷款缩水，但这个情况并没有发生在住房合作社身上。在加拿大、英国、比利时、澳大利亚、肯尼亚、新西兰等国，社区土地信托方式也在兴起。

1968年，为了促进家庭拥有住房，美国联邦政府设立“政府国民住房抵押贷款协会”（GNMA） 或吉利美， 这个机构隶属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为联邦资助的低收入住房的贷款机构提供担保，使得贷款机构获得比资本市场中更好的成本。同时，设立了“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NMA），即房利美，目的是通过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形式扩展贷款二级市场，使得贷款机构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住房贷款，而不过度依赖地区的储蓄和贷款协会。房地美和房利美（总称两房）是针对所有商业住房的抵押贷款，不包括政府惠顾低收入人群的公共住房。地方政府还有一些根据地方特点制定的政策，例如在纽约州和加州这些住房价格高昂的地方，政府立法规定，高层住宅的一二层是低收入住房；纽约市还限制住房租金的增长水平，所有这些规定都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商品房的价格。

在美国，土地并非稀缺资源，除了少数特大城市的特殊情况外，美国的房价不高。在美国感到住房负担困难的是底层的少数人。尽管人数较少，并且美国的土地并非公共资源，但住房是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政府有责任满足“居者有其屋”的需求。低收入住房政策在解决许多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同时，限制了商品房的价格。这种政策虽然有别于提供公共产品，但它提供了公平产品和公平价格，这是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转向公平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它把过去仅限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公共产品投资，扩大到了人民生活基本需求上来，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养老、交通和通讯。现在美国需要竞价进入的产业，主要就是交通和通讯。除了医、教、住、养、行这五大基本生活需求之外，美国政府还在涉及社会公平公正问题上进行了多方面的干预和补贴，例如，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小企业局，负责小企业的咨询、融资和产品销售；农业部不但实行农业的指导和补贴，而且还向低收入人群发放食品券。美国的国防部、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航空航天局及公立大学等机构都拨出了大量的科研经费和科研补贴。美国政府对经济的监管、补贴、特许和指导是全方位的。

 

香港房地产发展的演化

全世界只有中国大陆的住房政策是完全市场化的，这是需要反思的问题。这种决策源于对现代经济发展趋势缺乏研究。

香港土地极度稀缺，香港港岛和九龙的土地归政府所有，属于公共资源。通过竞价拿地，政府收取土地租金，这笔租金是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基础。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港英政府推出“公屋”，也就是廉租房计划，租金相当于市价的四分之一；开始主要针对灾民、搬迁居民和下层公务员，数量较少。1973港英政府成立房委会，统筹政府各部门兴建的公屋，并通过其执行部门房屋署规划兴建公屋，使公屋大规模扩展到低收入阶层。到1997年香港回归时，已有约200万市民入住，占香港人口三分之一。公屋的运营，除政府提供免费土地和低息贷款外，房委会还通过出租公屋配套设施（商场、街市铺位及停车场等）作为补贴。这些出租设施的本质，是低收入者自已补贴自已，必然入不敷出。到上世纪70年代末，公屋逐渐成为政府财政的巨大负担。1978年，房委会推出“居屋”计划，以市价70%的价格出售，其获利用以补贴公屋。到2003年居屋计划停止时，共推出超过42.2万个房屋单位，有100多万人入住。住在公屋和居屋中的香港市民已达51%。

我们可以看到，居屋计划类似于出租车公司的政策，居屋按市价70%的价格出售，这是一种不固定的价格限制，它起到了三个重要的价格作用。

    首先，它保证政府获得一项重要收益，就是市场价格的土地出让金，也就是到2049年的土地租金，它相当于出租车公司的竞价准入金，也就是稀缺公共资源的占用费。

    其次，政府还得到一笔相当于资本成本的利润。在1988年之前，这两笔费用都用于补贴公屋运营，因此，公屋和居屋都得到较快发展。

    第三，政府提供的低于市场价格30%的房屋，起到了平抑商品房价格的作用，事实上提供了一种政府希望的具有公平性质的价格系统。它提供了三个有限的公平效益：第一，对下层中产阶级有益处，使他们不至于买不起房而跌入底层；第二，对中上层中产阶级而言，“居屋”的推出可适当平抑商品房价，减轻他们的置业负担；第三，理论上减少了大地产的收入。

    但是，香港这种提供公屋和居屋的房地产政策，还不能说是一个真正的公平的政策。在这个政策下，获得最大利益的仍然是大地产商。居屋政策使政府获得了市场价的土地出让金和相当于资本成本（10%左右）的利润，而它的价格是市场价的70%，也就是说，香港地产商的利润率在40%以上，它享受全世界最低的税率，而它出售的是稀缺公共资源，也就是说，香港地产商是把稀缺公共资源在最高利润率和最低税率的情况下装到了自己口袋里，把公共利益最大限度的转移支付给了私人。

 

对当前经济发展中一些乱象的分析

关于网约车

美国出租车司机入职需要进行实地指纹检查，并和FBI系统和司法部联网，核查司机背景，合格后才能聘用。而美国网约车司机的背景调查，是使用第三方调查公司。由于背景调查信息有限，常使得不该开车的人会成为网约车司机，包括曾经有犯罪前科的人。还有许多没有经过充分培训的司机，这使得网约车事故率和犯罪率比出租车高很多。由于网约车的削价战略，网约车司机会变相增加费用：临时跳单爽约、绕路等等，不如出租车服务牢靠。随着uber大大超过纽约出租车数量，成为最大的网约车公司，它从开始的低价战略开始提升价格。出租车的价格是政府确定的，但面临网约车的不公平竞争，导致有出租车公司申请破产。美国各个大城市也在考虑下一部如何监管。网约车的出现在各国都冲击了出租车系统，引起了混乱。在工会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网约车没有能够发展起来。

我国出租车系统的混乱是有历史原因的。起初出租车市场放开时，没有采取竞入制，而是实行准入制，给出租车系统管理的腐败留下了巨大空间。政府把城市公共道路占用租金无偿转给出租车老板，造成了出租车经营者的暴富，也带来黑车屡禁不止的遗患。网约车的本质是黑车合法化。黑车的本质是没有获得特许经营，非法占用公共资源、不提供人身保障且获得高利润，对特许经营下的出租车系统构成了不公平竞争。

网约车出现的另一现实问题是，大城市公交系统的线路和站点设置不合理，网约车利用私家车进行公共运载，没有增加公共道路负担，是它的一个合理之处。

美国出现滴滴有其特殊原因，因为地广人少，跨城市交通缺少出租车运营，所以很早就有鼓励私车搭载的法律，例如车里如果只有一个人，就上不了特快线。所以美国在上班时搭载私车，并付一定报酬，早已成了习惯。

香港针对这种情况，出台了红绿蓝三种出租车，红车只能在港岛运营，绿车在九龙运营，兰车在大屿山运营，根据运营情况采取不同政策。香港的做法优于美国，大陆应该学习香港做法。可以充分权衡，考虑将滴滴这一类公司纳入到出租车运营体系中来。

关于疫苗的经营

从政策的角度，医药可以划分为四大类。第一类称为信用药，是以政府信用为担保、强制推行、利润有保证的药品，疫苗属于这一类药。第二类称为市场药，是由医生开方，医院采购，市场化生产的药。第三类是引进药，第四类是创新药。医药改革的头号问题就是信用药，因为它是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的，这类药如出问题，政府和药监系统的信用就会崩塌，就会辐射到所有药业。信用药的生产只能以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国企，一种是国家特许，药监系统必须有驻厂特派员监督整个生产流程和检验，务必做到万无一失。

关于互联网金融

美国1956年和1970年修订的“银行控股公司（BHC）”法案规定，银行不可以从事商业。2010年的dodd-frank法案又进一步限制了新的“工业贷款公司”得到储蓄保险，这坚定了美国金融监管者要将商业和银行业分割清楚的意图。其目的是要防止股东挪用储户的资金，使得银行服务更能体现“审慎原则”，防止商业与金融混业经营难于监管带来的风险。沃尔玛从上世纪90年代就希望拥有银行牌照，至今未获批准。美国最大电商平台亚马逊也不拥有银行牌照，只是给其供货商提供小额贷款，使用的是亚马逊的自有资金，目前在美国、日本和英国共贷出30多亿美元。

2006年，美国有两个公司开始创立网上p2p借贷，出现违约和流动性枯竭问题，当时几乎没有监管。2008年，美国证监会出台政策，认为这样的模式等同于“销售证券”，要求所有p2p公司必须向证监会登记其产品，定期公布投资产品的详细招募法律文件，一度使得p2p公司暂停发售新产品，并使得一家英国p2p公司被迫退出美国市场。不久前，美国政府责任办公室的一份报告指出，下一步可能需要对p2p有更多的监管，例如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和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美国最大的p2p公司lending club 只有市值14亿美元，仍然是负利润。

印度央行2017年出台类似美国的p2p监管规定，要求借款人向央行注册登记，规定出台前，印度共有30个p2p平台，截止2018年8月，只有5家平台完成注册。

在中国，至2017年10月底，全国累计平台数量达5306家，在运营平台1779家，累计问题平台3527家。其主要问题集中在平台失联、提现困难和停业等方面。显然对比美国和印度，中国需要加强互联网金融的监管。

 

中国要建立现代法治经济和现代经营方式

现代经济的第一个特点是，几乎没有哪一个细分产业是不受监管的，由法律和政策条规建立起来的监管框架构成了一个产业的产业政策。因此也可以说，没有哪一个产业是没有产业政策的。那些认为不需要产业政策的人，完全不懂什么叫现代经济。

监管政策和产业政策构成了现代经济的法律基础。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意味着现代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中国经济的许多问题，归根到底是法治经济、产业政策、经济规矩没有立起来，这给长官意志留下了巨大空间。没有法治经济就不能建立起经济的长期预期，经济就必然处于混乱的投机状态和长官意志状态，相应的，整个金融系统不能建立长期的金融预期，就会带来极大的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大大提高了经济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成本。

现代经济的第二个特点是，经济的经营方式是多元化的。从全资国有企业到完全市场化，形成了经营方式的全链条，其中至少包括了以下十种经营方式：全资国有；国有控股；国有参股（国有资本是被动投资人）；有价格管控的特许经营；有价格间接管控的特许经营；没有价格管控的特许经营；监管较多的民营；监管较少的民营；国家给予补贴和优惠政策的民营（例如美国小企业局管理的小企业、农业部补贴的农业，以及能源部、国防部、宇航局等机构所补贴的高科技产业等等）；以及个体经营。

经营方式的多元化是为适应现代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即政府的职能从提供公共产品扩大到提供公平产品，其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医、教、住、养、行这些涉及人民生活基本需求的方面。说到底，经营方式的多元化是为了现代社会经济公平，社会公正以及国家安全所实现的发展。

我们改革出现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不完整。关于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目标，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个论述中，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是第一个程序正义；调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手段消灭两极分化，降低贫富差距，调动法律手段消灭腐败、消灭公共利益不当转移、消灭偷税漏税等不当获利，是第二个程序正义。共同富裕是指公平和发展的有机结合，没有发展就不可能有富裕，没有公平就不能达到共同。所以公平发展就是邓小平论述的结果正义。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就是公平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中国国家战略的根本。现在有人曲解邓小平理论，用程序正义替代结果正义；另一方面，也严重曲解了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这种曲解，不能对改革开放发展的指导思想带来影响，并对改革开放的路径造成干扰，其中就包括含有特许经营方式在内的多元化经营方式和法治经济。

我们在下一步的发展中需要目标和路径更为清晰，为所有的经济人都建立起长期的理性预期。这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坚持我们的目标，正确设计我们的路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