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具备了创新发展的基本条件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了新的阶段，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目前我们的发展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

从国家创新能力看中国实现创新发展的前景，我的基本判断是，经过70年艰苦探索，特别是最近40年改革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积聚了坚实的基础和强大的动力，从企业、产业创新能力和国家创新能力看，我们目前处在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型中，我国已具备进一步产业升级、实现创新发展的基本条件，一些重要领域正处在创新爆发式增长的前夜。

创造财富的基本单元是企业组织，企业技术能力是企业必须具备的众多能力之一。企业创新能力是国家创新能力的基础。无论从企业创新的动力和能力看，还是从国家创新体系的完整性和动力机制看，我国都具备了实现创新发展的条件。下一步改革，我们要把国家创新体系中不同层次、不同主体的功能定位厘清、建立正向的激励机制，把主体创新能力释放出来，进一步提高国家创新体系的效率，我们将迎来创新发展的春天。

创新的实质：用新方法创造更多财富

创新的经济学解释

现代经济学奠基人之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没有使用“创新”一词，但多处谈到了发明（invention）对人类进步的贡献。上世纪初，约瑟夫·熊彼特在讨论经济发展中系统引入了“创新”这一概念。熊彼特的最初定义，创新就是用新的方法创造更多的财富，包括发明新产品、发现新市场、找到新的原材料来源、发明新工艺以及创造新的组织方式等五种主要创新方式。熊彼特对创新内涵的分类，涵盖了从技术发明的应用到商业模式创造等于创造财富有关的各个环节。

企业家比尔·盖茨高度肯定技术创新的意义。他说，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像现在的创新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为如此众多的人提供如此多的福利。

科学、技术与创新的关系

发明创造和技术进步用于创造财富就是创新。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服务于人的需要，主要是通过创新实现价值创造。科学发现并不能直接服务于创造价值，但它增进了人类对宇宙和自然的认识，它也是所有发明创造、技术进步的源泉。当代的所有组织化创新，归根结底都要依靠科学技术领域的突破。科学技术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切创新的最终来源。

国家创新体系

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国家从知识发现到财富创造不同环节的所有创新主体有机互动而形成的整体。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始，大企业设立研究开发实验室成为企业创新的重要方式。大学不但为企业培养工程师，还逐步与企业建立研究开发方面的联系，实现科学-技术-产品和服务创新的互动，更直接地适应市场需要，缩短了从科学原理到实用技术发明的周期。由于发明方法的改进，创新进入系统化、组织化的阶段，技术发明成为基于科学的有组织的创造活动。在这一进程中，形成国家创新体系的实践和理论。

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和演进

美国国家创新体系始终与创造财富联系在一起，其创新体系体现于价值创造系统。

首先，美国建国初期就建立了专利制度（1790），当时专利由总统、国务卿、财长和审计长批准。历史上，美国专利制度随国内发展需要而不断调整演化。早期美国专利制度鼓励知识流动，保护带技术投奔美国的外国人、保护本国人的专利优先于外国人的专利；早期其著作版权只保护本国人而不保护外国人，直到1986年，其版权法只限于保护本土印刷品。今天美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对我们提出各种苛刻条件，就是要防范我们内外监管不一致。

在国家支持创新方面，美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先驱。联邦政府通过《赠地法案》（1862），支持各州创办大学。在内战中支持建立国家科学院（1863），希望科学为联邦政府打赢战争出力。

美国的大企业最早建立企业内部研发实验室（GE，1900）；国家投资科研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SF（1950）、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1958）。

    设立国家科技和产业目标：从立国之初的《制造业发展报告》（1791）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曼哈顿计划、冷战中的阿波罗计划等。

    政府采购：美国通过军工复合体和与之紧密联系的军事采购，实行隐形产业政策。而不同时期国家实施的制造业计划，实质都是美国以创新为名实施的产业政策。

    国家创投：美国创立的中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1958）和中小企业创新计划SBIR（1982）开创了系统化创业投资、推动形成了创投产业。苹果公司早年曾得到过SBIC的资金支持，其许多技术来源于NSF、DARPA的很多成果；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Tesla）也得到过联邦政府贷款支持。CIA还成立了公共创投公司In-Q-Tel（1999）投资于信息通信领域的创新企业。

    反垄断豁免制度：为支持本国企业在创新领域的合作，美国专门出台法案豁免对企业研发合作进行反垄断审查，并在联邦政府支持下成立研究开发联合体，而这是违背美国所信奉的自由竞争原则的。

    联邦政府不断加强对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的投入，培养从中小学生到博士后的理工数学技能。

美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在其200多年历史中不断演化，其国家和政府的作用体现在从知识创造到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MIT经济学家Daron Acemoglu等人（2016）研究了美国19世纪技术发展和创新历程，重点分析了民间专利申请与联邦政府建立的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结论是“关于美国技术例外论的尚不为人知的故事，部分可以归结于美国创造了一个能力极强的有效国家”。英国经济学家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写的《企业家型国家》一书，以美国为蓝本，对国家在创造价值中的角色作了系统分析。

图1 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创新战略：重点创新领域和主要政策导向

美国的创新体系相对完善，从国家在源头支持知识的创造（NSF等对大学研究机构的支持），到促进知识的流动和转化、到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力等等，各方面能力都比较强，其政策重点与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美国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它现阶段为准。回溯美国从后进位置起步追赶到站在创新前沿的历史，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但美国却要求发展中国家“照我说的做，别照我做的做”，打压后续追赶者、特别是打压中国。

    领先型国家和追赶型国家的不同

在本世纪以前，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多以发达国家为对象，对发展中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相对较少。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学界开启了对追赶型国家创新经验的研究。英国学者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对日本科技政策的研究、韩国学者金仁秀研究韩国创新的专著《从模仿到创造》都系统揭示了东亚后发经济体追赶型创新的过程。这些经验对中国这类后发经济体更要有借鉴意义。

从能力视角看企业作为创新主体

企业要创造财富，必须建立其内在的组织能力。美国企业管理学界有人认为，企业的组织能力，包括管理能力（构造运行具有相应功能的组织）、功能性能力（产品设计、生产管理、市场营销及服务）与技术能力。其中管理能力和功能性能力是基础，技术能力是后期陆续建立起来的。

    企业技术能力只能来自“干中学”。企业获得技术的途径，可以从最初购买生产能力（交钥匙工程），到购置设备自己安装（获得嵌入性知识），到购买技术（获得非嵌入知识），到自己改进产品特性、合作开发新产品，最后实现自主开发新产品，这是一个技术能力逐步升级的过程。广义的企业能力建设，则是指企业获得生产、管理、改进技术、组织变迁和创新等能力的过程。

    企业的动态能力，则是指企业整合、培养并重新配置其内部与外部资源/竞争力，以灵活应对和塑造商业环境的能力，其目标是产生异常收益（David Teece2010）。

                                图2 以企业为中心看创新主体

理解我国国家创新体系转型

国家创新能力是以企业能力为基础，但是它超越了企业的自身能力。它需要有创新的资源和基础条件，同时还要为企业发展自身能力创造适宜的产业环境。通过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合关系，把它们的内在能力转化为创造财富的行动。

                     表1 国家创新能力的资源和条件

    J.L.Furman et al./Research Policy 31(2002)899-933

我国创新体系的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我国从一穷二白的基础起步，尽快实现初步工业化。当时国家建立了完整的工业管理体系，同时在计划体制框架下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创新体系，由中科院、各工业部属院所、高等学校等负责知识创造、人才培养和产品设计，由各生产厂家负责产品生产。当时科技的发展主要以国防任务为导向，国家根据战略需要设定任务，集中各方面资源进行攻关，“两弹一星”以及青蒿素的成功研制都是当时的里程碑成果。但这种体制的最大问题，是对经济建设支撑不足，也就是经济和科技“两张皮”的问题。

　　1978年，科学的春天与改革的春天同时到来，科技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基本同步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企业为生存发展而建立持续盈利的动态的组织能力，从模仿到创造，在“干中学”、“用中学”、“创新中学”。从产业角度讲，我们在市场化改革和参与全球产业分工过程中，重塑了产业生态，企业不再被动服从于行政隶属下的分工和产业配套关系。与此同时，原先由政府主导的创新体系进行了面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和重构，科技资源随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调整和重新组合。不但科研机构要更好地服务于经济主战场、服务于国家发展目标，众多企业也加强了科技投入和科技力量。与此同时，国家仍然组织了一些重大科学工程，如电子对撞机、“天眼”等。这显示了国家对基础研究的重视，要让一批科学家心无旁鹜地承担基础科学的研究和教书育人的任务。

国家重视重大工程建设。如重大军工项目，以及高铁、干线飞机等民用项目，牵引了各种技术要素的集成，对国家产业技术能力的提高和科研的拉动有重大意义。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对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投资规模远高于美国相关科技计划，在这些领域的产品生产应用也都领先于德、日等国。

国家加大了对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支持力度，像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高校“双一流”计划等。

另外，中国的地方政府是实施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的重要主体，且地方政府对产业和企业的支持，比中央政府更有针对性。

市场竞争中的中国企业能力成长迅速

经过市场竞争的锻炼，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已经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创新型企业。它们的技术研发和集成能力强，而且学会了如何组织创新活动，形成了低成本、高效率的研发队伍，研发投入持续增加。部分企业开始进入世界技术创新的前沿。

华为已经在全球信息通信产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首先，它有具有远见卓识和卓越领导才能的企业家，能把各种资源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有长期发展目标、能持续创造财富的主体。第二，企业是为生存而战，所以专注于服务客户，以客户需求牵引内部资源配置，并不断健全各种能力；第三，为应对市场需要而形成“哑铃”型组织结构，即着重发展研发团队和客户服务队伍，生产部门较小；第四，不断地改进企业管理以适应企业成长；第五，企业学会了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开放创新、应对国际竞争，通过引入IPD模式有效地提高了研发效率；第六，在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和人才的同时，善于利用全球市场机会和国际人才。建立全球研发网络；第七，实行内部员工持股，建立鼓励创新的激励制度、崇尚奋斗的企业文化。经过30年持续不断的努力，华为成为千亿美元销售额的跨国企业，进入全球创新前列。回想上世纪80年代华为成立之时，中国通信业市场由跨国公司“七国八制”产品垄断，当时很多响当当的企业今天被挤出了中国市场，有些甚至已经消失了。

阿里巴巴也是通过“干中学”中迅速成长的、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企业。过去我们在高速工业化过程中，传统商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且金融发展滞后、支付手段不发达。阿里巴巴等企业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带来的机会，创造了基于互联网的全新交易平台和支付方式，满足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在此过程中公司规模扩张、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目前阿里巴巴已经是世界上市值最大的10家公司之一，并开始大规模地投资技术研发，向基础研究领域延伸。早在10年前，阿里巴巴的云计算团队就表示，对自身云计算领域的技术能力有信心，其后的发展证明的确如此。

再介绍一家埋头苦干的企业——凯赛生物。这是一家从事工业生物工程的高科技企业，其创始团队核心是留学归国的科学家，最初资金来源是国内外风险投资。他们把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生物技术结合起来，在生产工艺上获得突破，实现了用生物法大规模生产长链二元酸，完全替代了用石化生产法，在世界上第一个实现10万吨级生物丁醇的规模化生产，当年杜邦公司曾花费几十亿美元也未取得这一成就。2018年，凯赛生物成功实现了生物基聚酰胺系列产品，即生物尼龙的量产，这也是世界领先产品。到目前为止，这家企业在与工业生物领域国际同行的竞争中胜出，且随着全球生物产业的发展还会不断成长。

中国企业利用国内市场需求、整合全球技术、在“干中学”过程中逐步提升技术能力、迅速接近世界技术和创新前沿的故事，在很多领域都广泛存在。

我国已经具备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增长的条件

从产业基础来看，中国拥有规模巨大、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的产业体系，并形成了几大地域特征明显的产业集群。20年前美国一家报纸曾评论说，如果中国东莞堵车，就会影响全世界计算机生产的交货时间。

从组织载体来看，我们有多样化的企业形式和产业组织，包括国企、民企、外资企业等。这一格局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竞争生态，提升我国的技术能力。同一市场内不同所有制企业充分竞争并相互学习，同一产业链上不同企业相互补充和协同。

从市场需求看，国内市场规模巨大，因为地区发展的差异而出现层次性，因为总体经济增长而出现需求持续升级，不同行业不同技术水平和质量水平的产品都能找到相当规模的市场空间。这与企业技术升级、能力提升与市场升级形成有效耦合，对支持企业“干中学”非常有利。

中国金融市场逐步完善，现在创投资金充足（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创投市场），有条件支持创新企业发展。中国不少大企业有内源融资的能力，金融工具日益多样化可以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对开发新产品和持续研发投入的融资需要。

我们建立了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在我国配置资源中发挥着基础作用。市场竞争鞭策企业改进管理、创新产品和技术，创新成为企业的自觉行为。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国家通过研发费用抵扣等直接支持企业创新投入，通过改进基础设施、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等支持企业创新。2017年我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超过2.13%，超过了许多欧洲发达国家的投入水平，且总量已经多年位居全球第二。

                      图3 各国研发投入表，1981-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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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革命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结合，为中国提供了进入新产业革命的机遇。特别是信息通讯技术发展给世界带来巨大变革，使得知识传播和技术扩散更为便捷，为中国企业整合各类技术、利用各类非嵌入知识进行创新提供了便利条件。

全球经济在新的竞合关系中处于重构阶段。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正面临挑战，但中国已经有能力参与、甚至影响全球产业分工新格局，一方面继续为发达国家生产技术含量高的复杂产品，同时可以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性价比最好的大宗工业产品，在此过程中实现经济增长与技术能力提升。

从创新绩效看，我国1985年才授予第一个专利，到2017年中国专利申请量已经占全球专利申请总量的40%以上。华为等企业的国际专利PCT申请多年持续增长并位列世界前茅。一些重大科技工程和产业工程如登月、高铁、航母、干线飞机、先进显示技术等，彰显了我国快速增长的科技实力，为我国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国家创新体系在不断完善中，初步建立了知识生产与新技术形成生产力相互促进的机制。总体上看，我们已经到了实现创新发展的临界点。

完善制度、正向激励、促进创新

科技体制改革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方向，要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大目标。我们在基础科学方面的发展和突破，将会在产业实现创新突破后逐步实现。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方向的表述是：“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推进应用型技术研发机构市场化、企业化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第一，完善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要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维护公平竞争，理顺资源价格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完善社会监管体制。关键是好的市场环境，竞争出效率。

第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首先要加强任务导向的国家大型科研计划，如面对国防领域升级换代的需求、推进绿色发展的需求所安排的科研项目等。我国在绿色能源、绿色交通领域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可以进一步确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性科研项目，以此动员各部门资源、带动各方面创新能力的提升和新技术、新产业的成长。其次要坚持我国在基础教育中重视数理学科的传统，不能自毁长城；同时要把确保我国青少年自幼就受到良好教育作为国家战略，这是我们参与全球竞争的依靠，是未来创新的主力。

第三，要把促进创新的激励机制落到实处。创新要依靠人来实现。民营企业的用人机制相对比较灵活，对创新人才可以提供较强的激励措施，国有企业还比较僵化。要根据国家创新体系不同主体的不同特征，设计不同的激励机制。最本质的一条，就是要使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不同部门的科研人员有激励努力工作，不断探索创新。

表2 国家创新体系：不同创新主体的动力与压力

我们多年努力建立的雄厚产业基础、日益提升的科研能力、巨大的人才优势、越来越充分的科技投入，必将催生服务于我国产业升级和现代化需要的产业突破和技术突破，并一定会产生服务于全人类的重大科学发现和原创技术发明。

                                        （编辑  迟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