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主义：21世纪国际关系的新范式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全球似乎进入了一个空前焦虑的时代。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国家之间、族群之间、底层大众和统治集团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人类正处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十字路口。

今天，自由主义倡导下的国际秩序似已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俄罗斯总统普京宣称，自由主义已经过时。[1]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冷战后形成的自由主义地缘政治在2019年正走向崩溃。”[2] 那么，国际秩序是否要退回到冷战时充满对抗的单边主义状态？特朗普是一个具有高度现实主义特征的政治家，但是他实施的国际战略的困境，恰恰也体现了现实主义理论在处理21世纪的复杂性时所遭遇的困境。

许多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希望在中国这里寻求关于新世界秩序的答案。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及近年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实践，实际上已经为21世纪的国际关系提出了不同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一种新的范式——共同体主义。

现实主义理论的前提是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特别是大国）在国际舞台对于权力的追逐。然而，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套为大家共同接受的理念、规则体系、多边国际机构。我们需要做的是改革和升级，而不是弃之如敝履。如同自由主义理论范式所强调的，全球化已经带来了高度的相互依赖性。国家之间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形成了相互依赖，任何意义的完全“脱钩”都是难以想象的，任何单方的遏制行为，都会遭遇相应的反向作用力。

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种理论，都无法有效地回应21世纪国际政治的两大现实。第一，全球化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出现的不平衡性、不均衡性、不平等性。第二，全球公共场域的持续扩大。这使得现实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日益落后于时代的需求，也使得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国际秩序呈现出不稳定性与脆弱。

共同体主义的主要特征

共同体主义不但回应了21世纪国际政治的挑战，同时也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中国传统、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相比较，共同体主义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共同体主义超越了均势安全观与集体安全观，主张普遍安全观。

现实主义的均势安全观，以及自由主义的集体安全观，都无力解决各国共同的安全问题，战略均势同样解决不了国家权力竞争、军备竞争、不同联盟之间的对立。在权力不对等的条件下，集体安全维护机制，经常成为霸权国家制裁对手的工具，“合则用、不合则弃”，在维护世界秩序的同时，也在不断制造敌人。

共同体主义的普遍安全观，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倡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3]普遍安全观是兼顾各方关切的共同安全观。在一个相互依赖、多元一体的现代世界，不可能存在绝对安全；安全本应是共同的、相互的，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安全事务的权利，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例如，伊朗核问题的恶化，很大程度上就是霸权国家追求单边绝对安全，执意采取单边主义的做法造成的。

普遍安全观是统筹各种机制的合作安全观。一方面坚定维护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安全机制的权威。同时，要反对动辄采取武力恫吓、单边制裁等手段，因为这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创造新问题。要通过合作求安全，通过协商对话促进共同安全。例如，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进程，通过单边制裁、极限施压并不能解决问题，而是需要通过平等协商、协调并进的方式，照顾各方关切，实现各方协调合作，才有可能迎来光明的前景。

普遍安全观是综合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的发展的可持续的安全观。气候变化等全球共同在持续发展中遇到的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加以应对，而不能像特朗普政府那样从一国私利出发，对气候变化等人类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置之不理。没有发展的安全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总体和平的，但同时我们面临的安全挑战并没有变小，而是更严峻、更复杂了。共同体主义的普遍安全观为人类破解安全困境提供了新路径。

二、共同体主义发展观超越了零和发展观与自由发展观。

对于现实主义而言，发展就是争夺资源、争夺市场、争夺控制权的零和博弈。共同发展观认为发展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共赢发展，发展本质不是争夺“蛋糕”，而是共同做大蛋糕，并分好蛋糕。自由主义理论主张只需维持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竞争，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但是自由主义发展观同样不能破解世界发展不平等、不平衡、不均衡的困境。

共同发展观认为，不能走西方掠夺发展中国家资源和垄断其市场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帮助所在国提升内生发展能力，实现共同发展；要帮助它们弥补投资缺口，这是雪中送炭，而不是什么“债务陷阱”。例如，2017年通车的肯尼亚蒙内铁路，不但帮助肯尼亚人民实现了铁路大通道的梦想，推动铁路联结东非各国的交流与发展，而且通过技术转移、培训等方式初步实现了属地化管理，通过进出口银行低息贷款，弥补了肯尼亚关键的投资缺口，同时由于铁路的修建，拉动了当地经济增长，提高了土地等资产的价值，提升了肯尼亚政府的偿还贷款的能力。[4]

共同发展需要各国更紧密的协作，需要不同国家之间通过战略对接、规划对接、政策对接、项目对接，通过协调财政、金融、投资等政策，实现不同国家的联动发展。

共同发展需要提供全球发展的公共物品，“一带一路”就是全球发展最大的公共物品。例如，不同国家的设施实现联通，就可以大大降低物流成本，原先成本高昂的国际贸易线路变得有利可图。

三、共同体主义主张文明交融，超越了“文明冲突论”。

当前，一些美国政客又在重新鼓吹文明冲突论，例如，今年5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主任斯金纳把中美竞争视作美国首次面对非西方世界对手的文明冲突。[5]

文明交融观认为不同的文明是平等的，并无高下之分、中心边缘之别，谁也不该取代谁。文明的多样性不但应该避免冲突或人为地去强化不同群体界限，而是可以通过文明对话，互相学习和借鉴，寻找文明交融共通之处。今年5月，在中国召开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就是一个既尊重文明多样性又寻找文明共通交融的文明盛会。文明交融观不鼓吹普世价值，而是倡导共通价值，不输出发展模式，而是贡献各国的方案与智慧。

四、共同体主义超越了地缘政治学，主张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学。

现实主义地缘政治理论包括海权、陆权、世界岛等理论。“一带一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体主义）在地缘上的伟大实践，无论何种地缘政治理论都难以解释中国提出的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学。它打破了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强调对关键地域的控制，以实现本国或某一国家集团的安全利益最大化。而“一带一路”倡议是地缘发展的政治经济平台，目的在于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一带一路”通过塑造点、线、面来形成发展政治经济大势的平台。“点上集聚”指通过产业布局、园区建设、港口建设等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线上畅通”，推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铁路、公路、水路、空路、管路、信息高速路的互联互通，缩短不同发展节点的经济距离。“面上联通”指通过政策沟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降低跨国经济活动的成本，促进货物流、人员流、信息流、资金流跨境流动。“型上成势”指将散落的珍珠串联起来，形成共同发展的厚势，横跨欧亚的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构成“一带一路”的主骨架。[6]

五、共同体主义的国家关系是伙伴关系，超越了结盟关系与不结盟关系。

结盟关系是一种古老的国家行为。在冷战时期，结盟行为达到了高峰，不同国家被划分为东西两个集团。然而，在一个利益高度交融的世界，结盟战略在赢得盟友的同时，也逐渐树敌，在不同结盟集团之间造成对立。始于上世纪的不结盟运动，主张独立、自主、不结盟、非集团的基本原则，本身就是对于冷战时期不同国家集团对抗的不认同。上世纪90年代，中国成为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国，并明确提出了“不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7]当然，不结盟运动还只是一种消极的国家关系处理原则，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推进了国与国之间更为积极的伙伴关系的构建。

共同体主义强调结伴而不结盟，不断做大朋友圈，但是不搞排他的小圈子。在双边关系要建立“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伙伴关系。伙伴关系是一种自愿平等的协作关系，中国已经与七十多个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了不同层次的协作关系（见表1），而且随着友好程度的加深，不断提升协作水平。例如最近中俄关系提升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表1 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国家和国家集团

资料来源：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02):65-95-157-158.作者做了修改。

在多边关系中，结伴战略是一种自愿加入的“朋友圈”。 “一带一路”是相互沟通、相互协作的多边伙伴关系平台，朋友圈越来越大，伙伴关系越来越密切，合作越来越深入，以高峰论坛、对话平台、合作联盟等多种形式构建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架构正在逐步成型。

共同体主义推动国际秩序升级

如同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的：“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8]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是“以邦窥天下”，以小窥大，难免井底之蛙、一叶障目；共同体主义是“以天下观天下”，以大观大，方能举措得宜。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高度尊重成员独立性与平等性的真实共同体，这使得它有别于那种要求让渡主权、以大压小、以强凌弱的虚假共同体。同时，共同体成员又通过平等、自由的联合，借助联合形成的共同利益与共同力量，使得共同体的成员更好地成为自己。

表2 国际关系的三种范式比较

共同体主义是针对21世纪全球发展趋势、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提出的一种国际关系的新范式，它吸纳整合了以往国际关系理论的先进成果，并超越了国际关系的两大主导范式——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表2）。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国际秩序的升级，推动其向更公正、更包容、更健全的方向发展。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共同体主义代表着21世纪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试看今日之世界，自由主义秩序急剧衰弱，而以“美国优先”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国际战略，给人类前景蒙上巨大阴影，可能将人类拖入第一次世界经济大战之中；[9]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为代表的世界进步力量却给人类带来了光明的希望，为新型全球化提供了新引擎，将引领人类第一次世界发展大协作。

                                      （编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