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的沿袭与改变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入主白宫成为美国新总统后，一系列竞选口号被迅速付诸实施，其中包括废除奥巴马医保改革法案、宣布退出TPP、在美墨边境筑墙、出台“限穆令”等等。在很多人看来，特朗普政府是美国民粹主义的产物，预示着美国经济向保守主义急转。这种看法将特朗普政府和此前的奥巴马政府视为对立的两极，忽视了美国经济发展中的内在规律和一般趋势，不仅无法解释特朗普政府上台的原因，也无法揭示其战略和政策的未来走向。只有从世界体系历史变迁中认识资本积累过程的矛盾运动规律，才能正确认识特朗普上台的客观依据，也才能正确预测特朗普政府未来的战略和政策取向。

世界体系的阶段转换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当代世界体系具有显著的等级制结构，符合发达国家资本增值的客观需要。理解当代世界体系历史运动过程，是我们认识美国经济历史变化的前提。

乔万尼·阿瑞基指出，“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经历过四个前后交迭的体系积累周期，即热那亚周期（15-17世纪初）、荷兰周期（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英国周期（18世纪下叶到20世纪初）和当下的美国周期（19世纪末至今）。观察前三个体系积累周期可发现，每个周期都包括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即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阶段。在物质扩张阶段，货币资本使越来越多的商品（包括商品化的劳动力和大自然的恩赐）‘开始运转’；在金融扩张阶段，越来越多的货币资本从商品形式中‘自我解放’出来；积累通过金融交易（即马克思的简略公式MM´）不断进行。这两个时期或阶段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积累周期（MCM´）。” [1]

前三个体系积累周期的更迭史表明，从物质扩张阶段向金融扩张阶段的转换，一方面预示着已有的旧周期的衰落，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另一个新周期的崛起。[2]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日益明显，[3]这自然让我们联想到体系积累周期的第二个阶段，即金融扩张阶段。在阿瑞基看来，当下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积累周期已步入衰落阶段，“此时成了‘旧’的美国体制的结构开始被摧毁，‘新’体制的结构很可能正在创建中。”[4]

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趋势

1999年，美国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在国会通过，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为标志的金融业分业经营和监管模式退出历史舞台，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进程正式拉开帷幕。

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趋势，最直观地表现为金融利润占美国国内利润比重的变化。在1965-1980年间，金融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的比重均值为17%，而2000-2015年间该比重均值急剧上升为28.9%。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制造业利润比重的急剧下降，1965-1980年间，该比重均值为49.1%，到2000-2015年间降至20.9%。[5]这种变化表明，金融资本已经取代工业资本成为主导美国经济的新力量。

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趋势，同时表现为加速恶化的美国经济产业空心化，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国的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状况，反映了该国产业部门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产业空心化必然会导致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巨额逆差。从1965年到1980年，美国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从46.64亿（美元）顺差变成194.07亿（美元）逆差，16年的均值为56.87亿（美元）逆差。[6]而从2000年到2015年，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的逆差额从4778亿美元增加至5399亿美元，16年间的逆差均值高达5574亿美元，是1965-1980年间的98倍。[7]

经济金融化是重要的缓冲器

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是跨国资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断优化产业和地域布局的结果。经济全球化为跨国资本提供了更有利可图的产业和地域，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成为这些资本实现价值增殖和积累的新空间。受此影响，美国产业资本持续外流，这导致美国经济的产业空心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此同时，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优化产业和地域布局，也必然要求更复杂、更全面的全球性金融服务，美国经济的金融化是满足这种全球性金融服务需要求的产物。

另一方面，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还是资本主义积累和消费间对抗性矛盾不断累积的结果。经济全球化为资本积累提供了新的空间，但社会大众的真实消费能力却增长缓慢，这必然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积累与消费之间对抗性矛盾的加剧，由此导致不断恶化的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伴随着经济金融化而涌现的各类金融衍生交易成为过剩资本的乐园，继起的资产泡沫引发的财富效应又刺激了债务消费，消费的热潮暂时掩盖了生产过剩问题。因此，美国的经济金融化，客观上是应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的重要缓冲器。

特朗普政府是经济金融化的产物

经济金融化对美国资本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它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层与断裂。从事全球性金融服务和金融衍生交易，为美国金融资本提供了巨额利润，也让受雇的少数金融白领（金融部门雇员占私人经济部门总雇员的比重不到7%[8]）收入丰厚，金融部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总体上运行良好。但在其他部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面临着重重危机，这包括低迷的资本盈利率和萎缩的资本积累，以及受雇的社会大众面临收入增长停滞和高负债压力的困境。在2000-2015年间，美国国内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均值仅为2.6%，还不到1965-1980年间5.9%的一半；而同期国内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则高达227%，较之1965-1980年间的138%翻了近一倍。

2008年危机暴露了美国经济金融化的消极后果，而奥巴马的八年执政却对此完全无能为力。与危机前的2007年相比，2016年的4项相关指标在恶化，这包括金融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的比重由22.2%升至29%，制造业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的比重由23.7%降至20.8%，[9]国内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由5.9%降至1%，[10]国内总债务占GDP的比重由230%升至277%。[11]只有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由7126亿美元降至5210亿美元，但仍高于2008-2015年间4611亿美元的均值水平。[12]

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经济金融化造就的绝大多数失意者，构成了支持特朗普竞选主张的群众基础。特朗普政府是经济金融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分层与断裂的历史产物。

以“利润至上”原则引领美国经济

美国的经济金融化，是美国资本利用美元霸权建立国际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缓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的必然结果。作为资本主义矛盾运动规律的历史产物，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趋势不可逆转，美国金融资本的兴衰决定了美国经济的兴衰。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不仅不会采取金融抑制政策，反而会加强对美国金融资本的扶持力度，帮助其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中攫取更大份额的剩余价值。

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化导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层与断裂，从根本上威胁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削弱经济金融化的消极后果，让其中的大多数失意者再次满意，必然会成为特朗普政府的工作重心，而提高产业资本盈利率、提高普通工薪阶层福利水平则是重中之重。

要同时提高美国的产业资本盈利率和普通工薪阶层的福利水平，只有一条途径，这就是在世界体系中分得更大的蛋糕，这要求改善美国产业部门的国际贸易条件。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将在国际贸易领域采取更为强硬的单边主义行动，综合运用其在金融、能源、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向贸易伙伴国施加压力，以达到上述目的。相比之下，耗资不菲的人道主义援助和输出颜色革命等活动，不仅无助于缓和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层与断裂，而且也无法实现即期收益，因此极有可能被特朗普政府大力压缩。

作为成功的商业大亨，特朗普信奉“利润至上”原则。作为美国的新总统，特朗普把“利润至上”原则带给美国政府，“利润至上”将成为未来美国战略和政策的主线！

                                             （编辑  迟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