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林毅夫是有着颇为传奇经历的中国经济学家。他出生于台湾一个子女众多的贫穷家庭，本科就读军校，1978 年获得台湾政治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回部队当连长。1979 年冒险从台湾金门游到厦门。这位从海峡对岸过来的年轻人，经历了台湾经济发展的奇迹，到大陆后在北大就读政治经济学硕士课程，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大发展。
1982 年，林毅夫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教授的邀请，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到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读博士后。1987 年学成回国，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期间，他在与杜润生、王岐山、陈锡文、杜鹰等对中国经济问题有深度把握的专家共事中，补上了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最欠缺的一课。1994 年，林毅夫与一群有着学术报国理想的青年学者在北京大学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共同推动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
2008 年2 月，林毅夫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在世界银行任职的几年中，他经常访问世界各地贫穷落后的国家，在非洲农村看到仍未摆脱穷苦失学状况的孩子时，林毅夫感悟到自己的幸运。在《吾道不孤》一文中，林毅夫将自己的经历和成就统称为“幸运”。他说自己同样生于贫穷，但是有幸生长于欣欣向荣的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时代，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小孩，他们可能生于贫穷、长于贫穷、甚至也死于贫穷！
作为一位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林毅夫认为他有责任总结自己亲历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道理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成败的经验，希望能帮助世界上许多仍然深陷贫困陷阱的国家找到一条走向繁荣的道路。这种使命感并没有因在世界银行任期届满而淡化。回国后，林毅夫组织学术团队进行“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与现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不同的自主原创理论体系。
今年是林毅夫回国任教30 周年，在庆祝他对经济学研究、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研究所做出的贡献的研讨会上，学者们说，林毅夫是最能被称为“努力实践”的中国学者，是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经济理论，并对中国实际问题一以贯之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姚洋教授说：“林毅夫对现实的思考，政策建议，理论创新都来源于中国的实践，而不是照搬西方书本的知识，这是对做经济学研究最大的启示。”张军教授说：“林毅夫树立了一个榜样，敦促中国经济学研究立足本土，志向国际。”学者们认为，林毅夫从教30 年来，践行了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严谨学风；不忘初心，报效祖国的深切情怀；孜孜不倦，培养英才的执着努力；正道而行，勇于担当，知行合一。这些都是中国学者应当具备的品质。
理论只有在指导实践能取得预期成果，才是真正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这样的知识才是真正有用的知识。林毅夫重视方法论，善于把对经济现象的调研，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思考上升到学术理论高度。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步的改革开放，是造就林毅夫这样的经济学家的时代背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又是发展最快的经济体，理论来自于实践，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有自觉和自信来挖掘中国的经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进行理论创新。
本文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组织的“庆祝林毅夫教授回国任教3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林毅夫教授的主旨演讲的摘编。
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与创新
林毅夫
因行得知，用知践行，以成证知，知成一体。
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论述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与创新。
首先，中国经济学界应该扬弃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抱有的“西天取经”的信念。其次，扬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创新，中国经济学界怎么来创新？在此，我要谈谈中国经济学界创新的三个来源：1、中国的经验；2、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3、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范畴。然后，以我这些年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例子来说明，如何从这三个来源来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中国经济学界应该扬弃“西天取经”的信念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以天下为己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天朝大国变成一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受到西方列强欺凌的国家。我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第六代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追求的是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与中国前五代中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过去我一直认为，西方之所以强大，一定有强大的道理，我们只要把那些道理学会，就可以贡献于国强民富。因而我同样也抱着到 “西天取经”的想法。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北大拿到硕士学位以后，有机会到当时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殿堂”的芝加哥大学去深造。留学时，我特地带了一幅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拓片，悬挂在芝加哥大学的寝室里以自勉。
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期间，我感觉收获很大，因为学到的理论在逻辑上非常严谨，因果关系非常清晰。我感觉以这些逻辑来看中国出现的问题，可以解释得非常清楚。比如说，在国有企业里的工人没有积极性，为什么？以这些理论就很容易解释，因为当时中国推行的是八级工资制，工资决定于年资，干好和干坏没有什么差别。按照现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如果一个工人的劳动投入多少和工资收入高低没有关系，就不会有积极性。我觉得这样的解释非常合理。另外，比如说，在中国改革初期出现的“倒爷”现象，从芝加哥大学学的理论来分析也很清楚。当政府对价格进行扭曲时，政府就必须用行政计划的方式配置资源，但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放开了市场，出现市场价格比计划价格高的现象，自然就会有很多人想方设法从政府那边去“倒”计划配置的低价物资，卖到市场去套利。当时我认为这样的分析很有道理，拿这套经济学理论到中国来应用，可以改造中国，让中国的经济发展得更好。
1987 年回国时我信心满满，认为已经学习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用这些理论可以指点江山。在1988年，中国出现了高达18.5% 的通货膨胀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率。怎么来解决呢？我从芝加哥大学学到的最新的理论认为，应该提高利率，这样投资的成本增加，投资的意愿就会减少，储蓄的意愿会增加，当前消费的意愿也会减少。投资和消费都减少，总需求就会减少，通货膨胀率就会降下来。理论是一清二楚的。但是中国政府当时没有提高名义利率，采取的是靠行政手段的治理整顿。用砍投资、砍项目的方式来减少投资需求，降低通胀率。导致的结果就像理论预期的那样，出现了很多“半拉子”工程，例如北京有个饭店正在盖新楼，因为治理整顿，这个项目就被砍掉了，楼一直不能封顶。从这种角度来讲，西方经济学理论当然认为，中国政府的做法是很不理性的，所用的政策是很愚笨的。
但是，从1978 年到1987 年，中国平均的经济增长速度是9.9%。连续九年的高速增长，在一个转型中国家应该讲是绝无仅有的。当然“亚洲四小龙”也曾经有过这样的高速增长，但它们是比较小的经济体。中国当时是转型中的大经济体，能维持这样高的增长速度，政府的决策一定是理性的。如果不理性，那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只能出现一两年的高增长，不可能持续九年的高增长。
如果政府是理性的，为什么要用行政干预的方式，而不靠市场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从现实中我观察到，当时有很多大型的国有企业，资本很密集。中国资本稀缺，这些大型国企所在的行业违反中国的比较优势，但是这些国企既关系到就业，也关系到国防安全，不能没有。在资本密集的行业，最重要的投资和经营的成本是资金的价格。如果把利率提高，那么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就会产生严重的亏损，政府只好给予财政补贴，财政赤字就会增加，就要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的赤字。货币增发以后不是又要通货膨胀了吗？这时让我了解到，原来在芝加哥大学读的那些理论，是假定所有企业所在行业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有自生能力，只要经营管理好就能盈利，如果有通货膨胀就用提高利率的办法，让那些管理不好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这是既可提高经济效率，又可恢复市场均衡一举两得的好办法。但是当时中国政府面临的限制条件不一样，既然限制条件不一样，采取的治理措施当然就会不一样。
1988 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分水岭，从一个笃信“西天取经”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后来我所强调的，研究中国的问题必须有一种“常无”的心态，需要抛弃现有的理论，自己弄清楚经济现象背后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决策者的目标是什么，并且考虑决策者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是合理的。就在1988 年的通货膨胀研究中，我开始去了解为什么建立很多国有企业、其中很多国有企业是大型且资本密集的企业，后来我又了解，其实中国几代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从洋务运动开始，到孙中山、毛泽东，一直到我们这一代人，都认为要让中国富强起来，就要有先进的生产力，要有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产业。这些先进的产业基本都是资本密集型的。新中国在建国初期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资本非常短缺的经济中，去建立资本很密集的现代化大产业，这是违反比较优势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没有自生能力。既然没有自生能力，就需要政府采取一系列以干预和扭曲为手段的保护补贴，才能建立起来。
有了上述的认识以后，反思一下，我觉得我们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中国政府能够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来推进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国际学界的看法是计划经济效率很低，所以要向市场经济过渡，就要按照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以“休克疗法”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从理论上来看，这种主张非常严谨、自洽，转型国家就是因为没有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所以效率很低。当时学界的共识是，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必须将上述措施一次性地全部实施。如果是渐进的、双轨的，所导致的结果会比原来计划经济还差，会产生资源的错误配置，寻租行为也会更加猖獗，腐败的现象会更严重。
那时，中国推行的渐进式的改革从西方现有的理论来看是错误的，但是，却在转型期取得了稳定和快速的发展。当时，按照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去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他们的知识分子也是希望国家向好的。俄罗斯在叶利钦担任总统时推行“休克疗法”的总理盖达尔，生前曾经和我多次见面，他是一个很诚恳的、很热爱俄罗斯的经济学家，但是在他主持下推行“休克疗法”的结果怎样呢？俄罗斯经济崩溃、停滞了，危机不断。而且，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进行转型的其它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样，普遍遭遇到经济崩溃、停滞和危机不断。
后来我又发现，不仅是转型的问题，在发展问题上也是这样的。发展经济学是在二战后因应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才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个子学科。
第一波思潮是结构主义。当时的分析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没有发达国家那些先进的现代化大产业。其实发展中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其领导人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就是要很快建立跟发达国家一样的现代化先进大产业。但是，现代化的先进大产业在发展中国家一直都没有发展起来，倡导结构主义的经济学家就认为是市场失灵所致。因此，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它们推行的都是以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战略去发展现代化的大产业。而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发展比较好的“亚洲四小龙”，推行的政策则是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小工业开始，它们没有推行进口替代，而是采用了出口导向。从主流的结构主义来看，这种政策是错误的，发达国家发展的是先进的生产力，而这些经济体发展的是落后的生产力，这样的模式是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的。但是在现实发展中，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的却是这少数几个推行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发展战略的经济体。而推行从主流理论来看是正确的发展战略的那些国家，却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虽然它们在政府的主导下能把现代化的大产业建立起来，但很快经济都陷入停滞，危机接连不断。
我们学习理论的目的在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发达国家学来的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以此为指导，可以把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问题说得头头是道，为什么落后，为什么会有资源的错误配置，为什么会有寻租行为等等。但是如果真的按这些理论去做，结果却跟理论的预期相差非常远。这个矛盾的根源在于理论是不是适用，决定于理论的前提和条件。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制度等作为前提，这些前提跟发展中国家不一样。因此，把那些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用，必然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所以，作为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希望理论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就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现象，分析其背后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论。
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三个来源
要提出新的理论必须要有扬弃，也要有继承。中国经济学界如何推动中国自己的理论创新与发展？我认为，首先必须以中国的经济现象为理论创新的来源；其次，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深入认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第三，在研究中要采用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和范畴，这样才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交流沟通。
首先，新的理论总是来自于无法用过去的理论解释的新现象。如前所述，中国的发展和转型中的许多现象不能简单地用现有的主流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学界必须深入了解中国经济现象背后的道理，不能看到一个现象就简单套用现有的理论。需要自己深入了解现象背后的道理，自己构建理论来解释，这样提出来的理论才能发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
其次，现实的社会经济现象总是很复杂的，怎么来认识？我认为必须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从长期的历史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继而指出发展阶段不同，关系经济运行的各种制度安排、组织、价值等上层建筑也就不同。现代的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现象，把发达国家的上层建筑作为暗含的前提，没有看到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则明确地提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阶段不同而必然有结构差异。中国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和现象时，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要把结构的差异性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第三，为什么我主张采用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和范畴来进行研究呢？有两个原因：一是，只有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研究出来的成果才能够跟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学界交流、沟通，才能让他们了解、认识、接受中国经济学家提出来的理论，否则中国经济学家研究出来的成果别人看不懂，也就不可能认识、接受。对国外是这样，对国内也同样。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大学开设的经济学课程不是直接翻译自国外大学通用的教科书，就是根据国外大学的教科书来编写。学生学的是西方主流的范式，如果不是用同样的范式来做研究，取得的成果很难被理解和接受。二是，在一定的结构下经济怎么运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较少。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理论，主要研究的是一个社会为什么会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转变的道理。但是，马克思主义欠缺在一个阶段里经济怎么运行的研究，而这正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所以，在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时，不仅要借鉴其研究范式，还要参照其研究范畴，研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怎么运行。
要根据中国的现象提出新的理论，是我在1988年发现不能用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来治理中国的通货膨胀时就认识到的。中国的前提条件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异，在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时，要以中国的现象为研究对象，这应该不会有多大的争议。但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主流理论是两个不同的体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范畴如何结合在一起，来推动中国的经济理论创新？我认为结合点是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么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和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实际上跟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有关。如果这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是土地和劳动力都密集的传统农业，或者是劳动力密集的轻加工业，这样的产业生产力水平较低。不仅生产力水平低，而且这样的产业也决定了资本跟劳动的关系。首先，这样的产业资本使用的非常少，雇佣的劳动力非常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非常低，在温饱线上挣扎。资本拥有者比较富有，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就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反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这样的产业生产力水平就高，而且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当中，资本使用非常多、劳动力相对少，使用的劳动力通常需要高人力资本，其收入水平高，自我保障能力强，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控制少。
但是，在现代社会里，是什么因素来决定一个国家以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还是以资本密集的产业为其主要产业？在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是不一样的。在一个落后的国家，一定是自然资源或劳动力相对较多、资本相对短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是资源相对密集的就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生产力水平低，劳动跟资本的关系就像前面讨论的。反之，到了比较高的发展阶段，资本积累多了，劳动力变成相对短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生产力水平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也如前所述。
为何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和结构会决定该经济体具有何种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是因为，只有当一个经济体中的产业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的多寡和其要素禀赋及结构的特性相一致，这个产业中具有正常管理的企业，要素生产成本才会是最低的，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才能具有自生能力，才会拥有在不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下获得社会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的能力。自生能力的概念是我在1994年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中开始使用，并在1999年和谭国富合作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政策负担，责任归属和预算软约束》一文中正式定义的概念。
这里我强调一下，现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范式是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搭建起来的。当时为了构建这个框架，他做了很多简单化的暗含假设。这些简单化的暗含假设包括没有交易费用，信息是充分的，信息都是对称的等等。在马歇尔之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相当大部分是将这些暗含假设条件放松了，例如，科斯在经济分析中引入了交易费用，而发展出新制度经济学；斯蒂格勒引入了信息不充分，信息的收集需要费用；斯蒂格利茨、斯宾塞和阿科尔洛夫等引进了信息不对称，而发展出信息经济学。马歇尔还做了一个暗含的假设，就是一个经济体中的企业都有自生能力，只要管理正常，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就可以获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但是，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由于其所在的行业违反比较优势，没有保护补贴是活不了的。因此，有必要在分析发展和转型问题时，把自生能力的概念正式引入，这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范式的一个扩展。
提出一个经济体在某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决定了这个经济体在该时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该产业决定该经济体在那个时点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由此决定合适的上层建筑，这个观点也同时扩展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分析了经济基础如何影响上层建筑，以及上层建筑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主张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必须相适应，但是马克思没有讨论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现代经济中是由何因素决定的。所以，在现代经济中，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由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和结构所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来决定的，这种观点的提出也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现代经济的运用上的一个贡献。
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是2009年我在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时正式提出的。但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则肇始于1988年对我国高通货膨胀的研究，并经1994年发表的《中国的奇迹》、1997年发表的《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2001年芝加哥大学的“D·盖尔·约翰逊讲座”、2007年剑桥大学的“马歇尔讲座”、2011年耶鲁大学的“库兹内茨讲座”而逐步成型。
新结构经济学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来研究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决定生产力水平的技术和产业，以及决定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等经济结构，及其演化过程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和其结构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以企业自生能力作为微观的分析基础。引入了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之后，对发展、转型和经济运行等，都将会有很多和主流的理论不同的看法。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既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就有赖于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它的提高需，要从劳动相对密集、资本使用相对少的传统产业，不断地转型升级到资本相对密集、劳动使用相对少的现代化产业。这种产业升级的条件是什么？既然产业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那就要先改变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要素禀赋结构的状况。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怎么改变这种要素禀赋的状况？就要根据每个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因为如果发展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企业具有自生能力，其要素生产成本在国内、国际的比较中就会处在较低的水平。如果再加上合适的硬的基础设施和作为上层建筑的软的制度安排，交易费用也会较低。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就会在国内国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因而创造出最大的剩余，可以用来积累；同时资本的投资回报高，家庭和企业都会有很高的积极性将剩余转变为储蓄来进行投资，资本的禀赋增加会最快。资本就会从相对短缺逐渐变成相对丰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会不断地从劳动或资源相对密集变为资本相对密集。新结构经济学对发展的看法和发展经济学中第一波思潮的结构主义看法不一样，结构主义失败的原因是忽视了产业结构是内生的，要先改变内生现象的外生条件，才能够把内生现象真正地改变过来。
从转型的角度来看，有了企业的自生能力的概念，可以对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主张的“休克疗法”的失败，以及转型过程中的一些矛盾现象提出合理的解释。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转型时，主流经济学有个共识，认为“休克疗法”是最好的方法，而渐进双轨则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从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来看，可以发现在转型之前，有一大批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如果按照“休克疗法”取消所有保护补贴，这些企业会破产，产业会垮台，会产生大量的失业，造成社会、政治不稳定，任何当权者都不会允许这种状况的持续。另外，那些先进的产业，许多和国防安全有关，为了国防安全，政府领导人也会认为这些产业一定要存在。当“休克疗法”在前门把那些保护补贴都取消，为了社会稳定和国防安全，在后门又把那些保护补贴以更隐蔽的方式引进来，其效率更低。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渐进改革方式会造成资源错误配置继续存在及腐败的恶化，认为这是最糟的转型方式，但其实这种方式是最务实的。承认原来一些国有企业仍然要有保护补贴，就实行“老人老办法”继续给予保护补贴，同时放开原来被抑制、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准入。不仅允许准入，还要发挥政府的因势利导，帮这些产业解决交通基础设施和经营环境不良等问题，结果取得了经济的稳定和高速增长。这种转型绩效的反差，只有从“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才能解释清楚。现在国内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在转型期取得的经济成绩是因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但如果只是因为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苏联、东欧推行的比我国更彻底，绩效理应比我国更好，但它们怎么会导致了经济崩溃、停滞？而我们的“半拉子”转型反而稳定和快速发展？
另外，转型中出现了很多现象，例如预算软约束，这个概念是科尔奈提出的。他观察了东欧国家的国有企业，亏损的时候国家总会给予补贴，帮这些企业度过难关。他认为这是国有产权造成的，国家和国有企业之间有父子关系，企业亏损，国家就只能给予补贴。而从企业自生能力的视角来看则不是这样，这些现代化大产业是国家必须要发展的，是国防安全和现代化的需要，但是这些产业不具有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必然会有亏损，这种亏损可称为战略性政策负担；这些国有企业不仅背有战略性政策负担，在转型之前政府动用了很多资本来投资现代化的大产业。为了解决社会就业的需要，政府把大量的劳动力分配给企业，变成了一个岗位有三个工人、四个工人。所以，这些企业还承担着就业的社会性政策负担。国有企业承担战略性政策负担，或者社会性政策负担，所造成的亏损谁来负责？当然是政府。但是，政府不参加经营，存在信息不对称，不了解这些亏损实际是多少。所以，就只能把所有亏损，包括经营性亏损也承担起来，于是出现了预算软约束。
认识不同，提出的改革策略就不一样。如果认为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是产权的问题，那就私有化好了。如果预算软约束是政策性负担造成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就应该先把社会性政策性负担剥离。然后，创造条件快速积累资本，使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国有企业变成符合比较优势，把战略性政策负担消除。没有了社会性和战略型政策性负担，政府就不再对企业的亏损负责，也就能够釜底抽薪地消除预算软约束。实际上，苏联、东欧推行了私有化以后，政府对政策性负担所造成的亏损不能摆脱责任，还要继续给予补贴，而私有企业的拥有者比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更有寻租的积极性。实际上，今天俄罗斯、东欧对私有化以后的国有企业的补贴反而比原来还多。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基本是按取消政策性负担的思路来进行的。先把社会性负担剥离，并逐渐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快速发展起来，资本积累就会很快，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地变成符合比较优势，保护补贴就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把各种保护补贴取消，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价格信号完全由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也就水到渠成。
所以，具有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经济结构不同和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以后，对发展和转型的认识就会和主流的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认识不一样，在经济运行上也会有很多不同的认识。
金融是经济运行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现在西方主流的金融经济学主张发展大银行、股票市场、风险投资等。这对发达国家确实很需要，它们的产业和技术处在全球的最前沿，资本密集度高，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己发明，风险也很大。发达国家必须有能够动员很多资本又能分散风险的金融安排，全国性的大银行、股票市场或者是像纳斯达克那样的二板市场，对发达国家而言都是合适的。但是发展中国家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集中在传统的劳动力比较密集、资本需求量小的产业，而且，生产的产品以及使用的技术是成熟的，产品的市场也是存在的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主要的风险来自于企业家的经营能力。所以，发展中国家金融所要动员的资本规模和所要克服的风险和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小银行、大银行、股市、二板市场等金融安排在动员资金、配置资金和分散风险的能力上各有不同。因此，适合的金融安排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应该是不一样的。
人力资本也是现在经济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人力资本理论是芝加哥大学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最重要贡献之一，有多位诺奖获得者认为，决定现代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决定因素是人力资本。但是，发展阶段不一样，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也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的产业在世界的最前沿，技术创新和产业的升级都必须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业。发明比引进所面对的不确定性更高，和引进所需要的人才在处理不确定上的要求不同，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也不一样。
不仅在经济运行理论上，新结构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在许多方面都有不同的看法，对一些被主流经济学作为“基准”的理论也有新的认识。例如，货币中性理论，认为货币政策的宽紧只影响价格的水平，不影响经济增长。这是芝加哥大学对经济学理论的最主要贡献之一。但是，引进发展的机制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货币就不见得是中性。经济发展靠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都需要投资，投资决定于资金的成本，资金的成本决定于利率水平，利率高低和货币的发行宽紧有关。如果货币政策很紧，利率就会非常高，投资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成本高，投资就会少，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慢。如果货币比较宽松，利率就比较低，创新的成本和意愿就会比较高，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意愿和速度就会比较快，货币就不是中性的。
在芝加哥大学的货币中性理论中，并没有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货币政策宽紧当然只影响价格水平的高低，不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但是，放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中，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是靠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从一个阶段不断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过程，就会发现货币不是中性。当然，货币政策宽紧需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技术的可能性相适应，过度宽松超过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可能性，那么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对创新者是一种补贴，对储蓄者则是一种税负，会有收入分配的后果。因此，在平衡货币政策宽紧对推动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的代价之间需要有个平衡，有一个最优的货币增长速度。这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什么不同呢？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靠自己发明，比靠引进的发展中国家的速度慢，因此，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的最优货币增长速度慢。
另外，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经济下滑时应该使用积极财政政策来创造需求，以稳定经济。西方主流经济学包括芝加哥大学的理性预期学派，则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在经济下滑时，用积极财政政策搞投资创造就业，家庭收入会增加，但是将来政府需要偿还投资的资金，就需要增加税收。而一般消费者为了平滑现在和未来的消费，现在就要开始增加储蓄，而出现“李嘉图等价”，即政府增加财政赤字支持投资去创造就业，但是，消费者会增加储蓄减少消费，结果投资增加、消费减少，总需求并不增加，并不能阻止经济下滑，带来的只是政府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把结构的概念引进来就不一样了。经济发展的过程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过程。政府对基础设施的完善负有责任。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失业率高，发放失业救济不如投资于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创造就业，这样，基础设施投资的机会成本较低。而且，原材料等价格也低，投资的成本也比在经济发展正常时低。并且，这样的积极财政政策可以消除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的瓶颈，走出危机以后，经济增长的速度还会加快，政府财政税收会增加，可以用未来增加的税收来还债，从而避免出现“李嘉图等价”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把这种反周期财政政策的思路称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瓶颈比发达国家多，在经济下滑时，使用“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来改善基础设施的机会比发达国家多。因此，它的积极财政政策只要是用在基础设施的完善上，就可以比发达国家更积极。我在世行工作时提出，用全球的基础设施作为治理全球经济危机的倡议，在国际上现在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国际发展机构的支持。
结语
很高兴能在今天庆祝我从教30周年的大会上谈谈我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看法。1995年，我曾应邀在《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时写一篇祝贺文章，提出“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主张以规范的方法来研究本土的问题，指出这样的研究成果就是对经济学发展有国际性意义的贡献。在文章中，我提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会在21世纪转移到中国来，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的命题。这个看法是根据亚当·斯密提出《国富论》以后，最初世界经济学的中心在英国，绝大多数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心则转到美国，绝大多数著名的经济学家是美国人或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为什么著名的经济学家会有这种时空的集中？经济学的理论来自于对经济现象的抽象，一个理论的重要性决定于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什么是重要的经济现象？出现在世界经济中心的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现象，研究这个国家的现象所提出的理论就是重要的理论。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在世界经济中心研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随着经济中心的转移，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也跟着逐渐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也就更多地出现在美国。我相信，到2025年左右，中国应该会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那时中国的人均GDP还只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中国还会继续比较快速地发展。随着世界经济中心向中国转移，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也将会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
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和范畴来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可以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转型、运行等有很多新的认识，这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机会和责任。这样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在发展和转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政策措施。其他发展中国家过去跟我们一样抱着“西天取经”的心态，依靠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指导，然而普遍在发展转型上遭遇各种挫折，未能摆脱贫困，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发展中国家跟我们有较为相同的条件，来自于中国的理论对解决它们的问题应该有比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有助于它们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黄益平老师在致辞时说我追求“知行合一”，“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认识到了就应该去做，这是为什么1979年我从台湾到大陆来，为什么1987年我会放弃在美国的工作机会回到中国来。既然我认识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的责任，那就应该回到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来贡献自己的所学。然而，对于一个社会科学家“知行合一”是不够的，按照我们所学之“知”去“行”，经常事与愿违。我主张社会科学家应该秉持“唯成乃真知”，只有按照理论去实践的时候，能够取得所预期的“改造世界”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所以我现在主张“知成一体”。
怎样实现“知成一体”呢？按王阳明的“四句教”，我也提出四句。第一句是“因行得知”，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自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分析和归纳，社会经济现象则是社会中行为主体行动的结果，所以“知”是依靠观察研究社会经济中的 “行”而得；第二句是“用知践行”，学习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应该用学到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是其意义；第三句是“以成证知”，“行”本身不是目的，“成”才是目的，应该用“行”的结果来检验理论，只有能够帮助我们改造世界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如果不成，则重新认识为何不成以得新知，再用新知践行，直至能成。第四句是“知成一体”，只有能被“成”验证的“知”，才是“知成一体”能够“改造世界”的“知”。
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将再度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中国快速复兴的发展和转型过程中，许多现象是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的，中国在未来的经济运行中遇到的许多问题也可能是史无前例的。作为中国经济学家，我们是坐在理论创新的金矿上，我们应该有自信和自觉来挖掘中国这座理论创新的金矿，提出一套新的理论，帮助我们实现民族的复兴，也帮助跟我们条件相似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让它们实现跟我们一样的经济蓬勃发展，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美好世界的愿景。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