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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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与董良翮的往事

孔丹 来源:《经济导刊》2017年06期 2017.08.30 16:44:14

 

今年323日,董良翮的儿子董绍新来到我的办公室,给我送来了新出版的董老家书。我问及他父亲的病情时,他说正在用自己的骨髓来帮助治疗父亲的白血病,我还夸他是孝顺孩子。他说父亲正在云南瑞丽疗养,情况尚属稳定。而昨晚(2017411日)突然传来噩耗,董良翮已溘然长逝,不由错愕不已。他长我一岁,竟猝然辞世,令我怅然良久,扼腕叹息。除了怀念故人外,似是也在提示我辈,生也有涯矣。以下从我的口述史中摘取我和董良翮在文革期间“西纠”共处的若干片段,以寄托哀思。

共处西纠

 

我在我的口述史《难得本色任天然》一书中,详细地讲述了文革初期,首都红卫兵的兴起与西城纠察队的产生。

西纠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与我们这批人对红卫兵的基本看法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有一脉相承的思想基础,这从西纠的成立过程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西纠是怎么成立的?主要是大家一拍即合。

西纠是有总部的,但总部里我们这几个所谓的头头,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明确的称谓,没有谁是总指挥,谁是司令什么的。不过我们有几个编号、排名什么的,我是1号,也不过就是这样。如果一定要说西纠司令是孔丹,副司令是陈小鲁、董良翮,大家也都不否认。可我从来没有这个概念,就是负责人,现在叫一把手,或者说就是四中出的组织者。西纠领导层的这个结构,不仅和四中的地位有关,和陈小鲁、董良翮的性格也有关系。我则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学生干部的历练,不是一天两天的历练。所以就自然形成了这样的格局。

在西纠总部里,有几个组。其他人回忆说,西纠有宣传部什么的,这似乎不对,应当叫宣传组吧。有一个组织组,组织组是王向荣负责。还有一个后勤组,由赵胜利掌管。宣传组是秦晓负责,其实非常起作用的是李三友。真正动笔,特别是很重要的6号、7号两个通令是以李三友为主起草的。李三友的父亲文革前是北京公安局副局长,当时实际上已经被打成北京市委的“黑帮分子”了。不过在我们的眼里,李三友是自己人,所以让他发挥着幕后的作用。

西纠总部设在育翔小学的时候有两个纠察连,一个连的全部队员是四中的,另一个是师大女附中的。我弟弟孔栋是四中老高二的,比我小一岁。他是四中连的连长,徐海东的儿子徐文连那时是指导员。所谓一个连,不过就是几十个人。纠察连的任务就是住在总部,应付紧急情况以便集中行动。我们真正有组织的行动也就有几次,如在地质部和地院东方红发生冲突、在国防科委和北航红旗的冲突等。周总理要求西纠去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西纠又临时从西城区各个学校抽调了300多人,由董良翮、陈小鲁率队去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这不是从纠察连直接派去的,但也是以西纠的名义组织的。还有一些是临时情况变化就临时调动,比如保护班禅大师等。

在此之前,总理已经亲自主持和部署西纠在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了,起因是红卫兵大串联把北京火车站的秩序搞得十分混乱。一天在国务院的一个会议室,周总理召集铁道部、国务院办公厅的负责人,包括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外号武大麻子,还有周荣鑫秘书长参加。周总理那次把我和陈小鲁、董良翮三个人也叫去一起开会。会上周总理一改在我心目中温和的形象,发了很大的火。小的时候,我因为父母的关系和总理很熟,从没见过总理发脾气。那天,他把武竞天叫起来一通数落,训斥他失职没做好工作。武竞天副部长也算我的父辈,他被叫起来,就坐不下去了,就那样在那里站着,很尴尬。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总理后来说:今天,我把西纠的红卫兵请来帮你的忙,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总理对我们说:现在看来,警察不行了,部队也不行了,都不行了,都管不住了。只有靠你们红卫兵了。所以他当场就决定让西纠把整个北京火车站接管,让我们在会后马上布置去做安排。

于是,我们立即组织了几百人,由董良翮、陈小鲁率队去了北京火车站。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工作量极大。董良翮带着很多西纠队员在那呆了很长时间,扎扎实实地在那儿分兵把守,吃没吃、喝没喝的,每天都是席地而眠。车站的事我只去看了一两次,看到大家的高度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着实感慨得很。董良翮、陈小鲁他们把整个车站秩序维持得很好,保证了史无前例的大串联中一千万红卫兵进出北京的秩序。

同陷囹圄

 

从西纠成立的1966825日到19669月底,大约30多天的时间,西纠的真正作为也就是上面的这些事。但是它的形象与影响被无限地放大了。

在中央文革眼里,西纠已经成为文革运动的阻力,他们开始找事儿。不久,我父母被江青点名,母亲自杀,父亲被带走、投入监狱关押七年,我也进了监狱。我在监狱里呆了整整四个月,19661223日我母亲去世当天我被拘捕。1967422日列宁诞辰纪念日那天晚上,我被释放。

因为西纠问题被抓的,除了我以外,还有董良翮和粟寒生。当时把我抓起来,矛头所指显然是周总理。从“四人帮”攻击周总理、迫害老干部的角度来说,这完全是一个阴谋。那时追查所及,矛头指向了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徐向前、陶铸、余秋里、廖承志、王任重、何长工、吕东、周荣鑫、雍文涛、孔原、许明等等。中央文革希望从我身上追查出西纠的后台。我母亲批准为西纠提供了办公地点、交通工具、被褥,都够得上是支持了,你想撇也撇不清。

我们这个楼道里有19个号子,我住的是19号,那20号是茅号,就是厕所。有一次放风的时候,我捡了根钉子,墙上有一个走烟筒的窟窿,看样子过去牢房里是放过炉子的,窟窿已经被堵了,我就用这个钉子慢慢抠,终于钻了个孔。那些看守们没有想到,我可以通过与厕所之间墙上的这个孔,和监狱里其他18个号子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用写检查的纸,写上交流的消息,再卷成细卷,从孔里穿过去。在各个号关押的人上茅号时,我们就用这种方式传递消息。后来因为联动问题被抓进来的人很多,在我周边的号子里都有。通过这种情报交流,我知道了董良翮、粟裕的儿子粟寒生,还有李井泉的儿子李明清等都被抓进来了。通过这种方式,我也知道了外边的很多事情,比如联动反中央文革的事等等。

同获自由

 

我们这批人是在1967422日晚上大概10点钟左右释放的。那天,我们都被点名带出了牢房。那阵势,感觉很恐怖,有的人声音都抖了。有的女孩儿小声说,是不是要枪毙咱们啊?我在里头算是年纪大的,我还说了一句:“放心吧,没问题,绝不可能枪毙咱们,放心吧!”我们往外走,走到一个操场,灯光很亮,操场上停着几辆大轿车。本来我们还是很有秩序的,后来稀里哗啦地就上了车。这百十来人分头上了几辆车,然后车子就启动了。开着开着,我们一看,竟然开到了人民大会堂南门。我们下车就被带进去了。不知是哪个厅,里面都摆好了椅子。本来我跟董良翮走在一起,到里面就分开了,不知道谁都坐到哪里去了。

刚一坐下来,进来一群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关锋、戚本禹等,我能认得的大概就这几个人,都穿着军装。他们坐在一排,刚坐下,还没正式开始呢,江青就说了一句:“哪个是孔丹啊?站起来我看看。”她拉着个脸,阴阳怪气的。我就站起来了,也没什么表情。她看了看说:“坐下吧。然后周总理就上来讲话。

周总理讲话,大概开场就是这么说的:“毛主席讲了,不要写什么检查了,放他们出去革命嘛。所以,你们有错误,也还是要出来继续革命,所以把你们都放出来。”总理说到中间的时候,叫到了董良翮和我。我们俩“哗”一下就都站起来了。总理说:“坐下,坐下,你们两个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你们犯错误我也有责任!”有人回忆,当时总理后面还有一句是说:“西纠还是有功的。”但我不记得了,而且我觉得当时总理说这样的话是不可能的,这不等于直接承认自己是西纠后台了吗?还有人回忆,说我当时就掉下了眼泪。我现在回想是没有,当时只是觉得总理那么讲,我心里面有点酸酸的,但是没有流泪。我不知道董良翮是不是有这个反应。

那天,康生也去了。因为历史原因,康生和我父亲的私交原来甚好,他对我也很熟悉。总理、江青两次叫我起来时,他都看着我笑,但没有说话。这次接见的时间不长,总理就宣布:“散会了!”

当时,我感到这件事很突然。事后听说,彭小蒙当时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血书。信中谈到,联动的牛皖平等人都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小将,不是反革命。他们只是对江青有意见而已,不应当将他们继续关押,因此强烈要求毛主席关注此事。这封信辗转送到了毛主席手里,毛做了批示。就是总理传达的:不要写什么检查了,放他们出去革命嘛。这才有了422日的释放联动,我也因此而沾光。

走出人民大会堂,我就问旁边的看守:“我们怎么走?”他就说:“你们愿意现在离开也可以。”我说:“号子里还有我的东西呢!”他说:“有什么东西呀?”我说:“有一桶牙膏,一块洗衣皂,还有点杂物。那我还是回去吧。”他说:“没关系,你可以回去,我们这儿有车接送。”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景象,我们出了大会堂南门后,多数人一哄而散,各自就走了。我呢,依然老老实实地上车,回去把我的东西收拾干净了,那里面还有我写的诗稿啊什么的。我都收拾好了,再出来。我印象中,他们是用车把我们回监狱的这些人又送到靠近各自住所的地方。我就在地安门大街附近下了车,大概是在深夜里到家的。我一进门,把弟弟孔栋吓了一跳。他说:“你怎么半夜三更回来了?”我说:“放了啊。”然后就兴奋地给他描述晚上的会。我说:“别的不说了,家里有什么吃的东西赶紧拿出来。”孔栋找出一些花生、饼干之类,我就嘁哩咔嚓开始吃起来,才开始缓过点劲儿来。

我赶紧问孔栋:“妈妈呢,怎么样了?”

他说:“你不知道啊?”

我说:“怎么啦?!”

他说:“你进去的那天晚上,妈妈就走了。”

我说:“我离开医院的时候,她的呼吸变强了一点,面色稍微有点恢复了啊。”

孔栋说:“人最后什么叫回光返照啊,就是那感觉。我也以为妈妈救过来了,其实也就是身体最后的努力挣扎吧,但一直再也没恢复知觉。就在你被抓的那天晚上走了。”

我说:“后事怎么处理的?”

他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来个人,帮着一块儿处理一下,就拉到八宝山去了……”

我说:“机关有没有关心家属一下啊?”

他说:“没有。”

那我明白了,就是说国务院机关是把母亲自杀作为叛党行为来对待了。

因为西纠,我个人付出了代价,我的家庭付出了代价。西纠,可算是我一生的梦魇,甚至影响了我的大半生。在此回忆我与董良翮在西纠的一段往事。

(编辑 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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