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表述，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新的历史特点”主要的方面是什么，“伟大斗争”发生在哪些方面，需要做理论性的讨论。
改革开放阶段分期的争论与难题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从党史编撰变化的角度，提供了思考这个问题的历史脉络。
章百家从党史的编撰谈起。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叙述的主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找。比如说解放前，历史分阶段很清晰，就是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然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党的工作就是跟革命战争联系的。建国以后这一段，政治运动占了很大部分。
改革开放的历史线索较多，对历史分期也有不少争论。改革开放涉及方方面面，虽然经济占的分量非常大，但不仅仅是经济，各个方面配合且相互联系。比如谈经济改革，不谈外交的、政治的变化，就说不清楚。
改革开放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启动阶段，第二是开始全面展开，第三是新阶段，然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改革开放有一个起点的界定问题。起初党的历史决议的写法是，“文革”结束以后就是新时期开始。现在正式的说法，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现实的加政治的考虑。从十四大报告开始，改革开放的起点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其实文革一结束，变动就开始了，如平反冤假错按、教育改革。初期的变动虽然不是那么明显，但所有的人都感觉肯定要变。
关于改革开放第一阶段的节点，选择十二大比较合适。当然有经济学者认为应该选择制定经济体制改革文件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选择十二大作为节点，一是因为做了第二个历史决议，政治上跟此前时代的切割已经完成；二是平反冤假错案基本上完成了；三是已经决定要全面推开改革开放。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全面推开，这一阶段其实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1989年以后是治理整顿，然后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召开。章百家等撰写的《改革开放30年》用了一个双标志，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为这个阶段的起点。十四大有三个决策，一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二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加快发展。以十四大为标志进入第三阶段。十四大之后，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有比较系统的推进，体制的变化也比较大。这个阶段到2000年或者是2002年结束。
改革开放在2000年前后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2000年以前经济开始起飞，2000年以后面临起飞之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入这一阶段，我们党面临全新的任务，而且形势发生了转折，所以隐含着不少风险，正确的政策选择不很容易。2000年之前主要的目标是加快经济发展。但当经济发展起来了，一方面还要继续上台阶，另一方面社会分配问题突出了，这就跟以前不一样。而且外部形势也有很大变化，一些人看中国经济规模这么大，开始提防了。
总体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五个方面的明显的变化：第一是党的指导思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此前也在搞经济建设），而这个执政理念的变化带动了其它的变化。第二个变化是改革开放初期，政治氛围不一样了，一是努力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为经济体制改革扫清道路；二是取消革委会，恢复各级人民政府，取消人民公社体制，加快立法；三是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提拔年轻干部。改革开放初期，如果没有政治方面的这些变化，经济体制是推不动的。第三个是经济体制的变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是典型的双轨并存和逐步替代的过程。第四个就是外交方面的变化，提出“和平与发展”这个基本判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外交上最重要的两件事，一个是建立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另外一个就是跟美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第五个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来都是单位的人，是城乡管理二元体系，改革开放以后人员可以流动，农民可以进城，城市人不再附属于单位了。我认为这个变化可能是影响最深远的，中国的社会结构变了，人们的思想体系变了，这个跟以前会有非常的不一样。
2000年后的第一个十年，基本上还是沿着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在走，但必须面对一系列新问题。当然改换思路需要有个过程。现在我们党的领导已经针对这些问题采取措施。
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基本是用会议做分期的标志，因为客观上，每次大会确实是总结前一阶段，然后开辟新的任务。
中国应为人类提供新的可能性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带来了哪些新问题，怎样在全球化的时代认识这个伟大斗争的新的历史特点，成为讨论的聚焦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陶庆梅认为，今天的变化有三个要素。一是中国的崛起。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表明经济改革的确是成功的，中国毕竟是一个有14亿人口、工业体系比较完整的国家，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很明显地影响到世界格局的变化。这是资本主义从15、16世纪大航海时代以后，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变数。二是技术变革。不管是互联网还是人工智能，正在或将要明显地改变人类的组织形态。这些技术要素的变化，也是进入资本主义五百年来，再一次面临的巨大变革。三是金融资本像水银泄地一样地渗透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我们特别的提醒。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等各种方式引领一个新型全球化，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模式、以更平等的方式展开？中国用什么样的思想去引领新的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怎么去推动？这些都是新问题。
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肖自强认为，目前是全球资本主义向“2.0版”转变的关键时期。全球资本主义可以分成列强帝国主义（包括殖民主义）和全球化帝国主义。列强帝国主义是你抢你的，我抢我的，全球化帝国主义的利润方式是一个层级式的方式，包含了上线和下线的体系。对于自动化生产的发展，现在很多人很乐观。其中存在生产与劳动的分离趋势，在资本主义体系下没法解决这种分离带来的问题，需要新的社会体系来应对。在中国崛起引发的变化方面，讨论比较多的问题，是如何看中国和外界的关系。
文化学者刘仰认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就在“华夷之辩”这个不太会改变的结论性主张里面得到体现，中国从来都认为来自外邦的人是“蛮夷”，我们就是“华夏”，自古以来只有“以夏变夷”。多年前亨廷顿讲文明的冲突，这是美国人提出了自己的“华夷之辩”。但是亨廷顿没有明确的结论，说美国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福山则认为他的老师自信心不够。当然，今天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实践证明不靠谱。而今天中国的情况是，近一两百年，中国完全放弃了“华夷之辩”论，对自己充满着怀疑，这又带来很多问题。今天要把近两百年来的情况重新扭转过来，其中包括对我们新中国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历史要有全面客观的认识；要在更高的起点上形成新的文明自信和文化向心力，需要一个大的、系统的理论构建。
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师张晴滟强调了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论及的一个重要观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学为体，还是西学为体”不是问题，关键是“学”的问题，“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例如，中国戏曲中常用的二胡，本来是中亚的乐器，在“样板戏”为代表的戏曲改革中，二胡同样也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礼乐的伴奏乐器。文化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化”，如何“化”、如何推陈出新，是文化的一个焦点问题。用传统的京剧创作的话来讲，怎么样可以让观众从观演的效果上接受你的这一套教化。教化的重点不是你说什么，而是如何让别人接受你的想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用文化和教育去达成一种共同体的过程当中，怎么做到这个“化”就非常重要。
英国艾克赛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人文学院助理教授殷之光认为，今天所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受到了很大的局限。中国革命的目的从来不仅仅是为了中国，是为了改造世界。毛主席曾经说，实际上中国革命的一个很主要的问题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在新民学会的时候，他就开始关注土耳其凯末尔运动、以及埃及的革命等等。
今天不少人对世界的认识方式，是认可所谓的“需要一个霸权”。但在1976年之前，中国人并不相信这个世界需要一个霸权。当时对三个世界的讲述方式，实际上是和“第三世界人民的独立和解放”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有不同认识的。这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是改造我们学习的问题。在天安门广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之外，还有“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新中国革命和建国的“独立自由富强”想象和世界平等的想象，从来都是分不开的。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白钢认为，“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论述提出来，对改革开放以来对世界形势的主流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主题”是进一步深化了。和平与斗争相互依存，正如同一性与对立性相互依存，我们对整个时代核心特质的认识应该有这样的眼光。这些“许多新的历史特点”当中哪些是最核心的，或者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及矛盾内部的转化关系，是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改革开放事实上继承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但对《矛盾论》的继承则相对薄弱。思考和回应“伟大斗争”这个问题，必须回归和激活认识论的这个传统。
他认为，中国上升为世界体系的主导国家没有悬念。在中国犯了若干错误而对手很高明的基础上，不影响这个结论的有效性。但是中国是否能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创造出一种新的、更合适的世界体系，为人类提供新的可能性，而不是旧的体系换了新的主人，这一点还不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始终是结合在一起，忘掉世界人民、忘掉要让世界人民大团结的目标，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一带一路”问题客观上与中国上升为新的世界体系的主导国这个历史命运结合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在一些国家建的“孔子学院”，也许换个名称能更好地体现中华文明的内在气质和自信心。
唐杰认为，世界格局在变化，所以需要长期有一个关于世界观或者世界知识的突破，从国际体系到中国是怎么崛起的，以及到中国文化可能为世界提出另外一条道路、另外一条可能性，等等。
当代文化建设的难题与挑战
围绕社会结构变化、社会分化加剧和社会意识多元化等变化，大家讨论了当代文化建设面临的一些难题和挑战。
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认为，怎么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我们今天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基本上把革命文化淡化掉了。要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一个极大的欠缺是，没有能力以广阔的视野来讲好中国革命的遗产。如果把这一块舍去，只找到一个孔子，但在世界上还公认毛泽东是中国最重要的领袖，这问题怎么讲。
中国宋代以后就开始有知识分子掌权。知识分子和工农的关系总搞不好。元明清朝，王阳明、曾国藩等等，这些知识分子一旦掌权就杀工农。在欧洲没有看到这么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阶层，教士被打倒了之后，要么是工人，要么是农民，要么是渔民，要么是手艺人，要么是科技工作者。中国在宋代以后，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掌权的、掌着枪杆子的知识分子阶层，这跟欧洲社会是很大的不同。近些年儒学的恢复，其实也恢复了这个阶级的力量。我们要特别注意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注意这个关系的话，将来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赵汀阳认为，经济和文化这个关系经常被颠倒地理解，我们一直认为经济解决一切，好像经济搞上去了，文化也就跟着上去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事实正相反，经济上去了，文化却掉到低谷。而经济落后的古代，文化是很发达的。只用经济来引导文化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它没有内力，不能持久，很快就会腐化。“文革”期间书市和图书馆只开放小部分书，如“四大名著”加上一些欧洲的政治比较进步的名著（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那时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广大工人职员文化水平不高，但都看四大名著和欧洲的经典小说，人的精神水平是相对高的。而现在是普遍的不读书，年轻人、中老年人都这样，今天很多年轻人四大名著也没看过，欧洲的那些名著也都没看过，看的只是日韩美剧。这很奇怪，中国的识字普及率在世界上接近发达国家，但是读书率比较低。可能的一个原因，是早年阅读没有留下什么美好的经验。中小学教材编得不够好，这是很大的问题。
赵汀阳认为，当前的文化安全问题主要在于，现在中国的家国传统在慢慢被丢弃。一个国家要让国民喜欢它，对它有信赖感，愿意跟它共命运，必须是看上去像一个家；。一定是人们永远怀念、永远为之自豪的地方，这才是一个成功的家国。现在这些其实被很多细节所破坏。比如，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其格调和建筑之类看上去非常不友好和恶俗，不是一个邀请人进来分享的态度、好客的态度。
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院长任春雷认为，文化的核心问题是政治，是个体如何安身立命，群体生活如何安排，如何寻求一个良好的秩序，民族如何自立于世界。它的内核是如何建构最基本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
新法家网站总编辑翟玉忠认为，在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为了自己不被物化，一定会逼出一个智慧时代。人通过自身的提升，成为物质世界的主人。真正的中国文化的兴起，会带来我们生命的整个改变。常言说知识就是力量，其实智慧才会带来力量。如果把握住中国文化的根，即使收入状况差一些，也能够圆润地活着。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丹莉认为，文化自信或者价值观的重构，实际上都是在探讨中。在一个急速的转型时期，我们如何从文化层面重新认识自身，这需要从历史角度重新认识新中国的发展过程。我们强调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部分原因是实际上有不很自信的成分。任何制度的选择，可能与时代背景与面临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有重大关系。例如，美国一向标榜自由主义，特朗普上台之后却强调贸易保护，反而是中国很强调贸易自由。又如，计划经济与意识形态有一定的关系，但绝不是全部，实际上是人们意识到不这样就不足以自立的时候，做出的一种选择。计划经济存在它的问题和弊端，现在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们的认识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样对新中国发展的过程才能有一个更公允的认识。
北京语言大学中东学院院长罗林认为，现在在民族宗教方面，有一些值得关注的苗头。外来宗教传入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历代政府在对外来宗教的本土化方面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做法，比如要求在服装、语言、姓氏、建筑风格等方面鼓励跟随本地习俗，在教育方面实行一体化，从而方便他们融入本地社会。目前一些地区的趋势，值得我们关注。
白钢认为，关于民族宗教问题，一方面要警惕西方所谓的承认的政治，无限制地夸大少数族裔的权利诉求，它确实客观上会撕裂人群乃至撕裂社会；但是另一方面，包括民族区域自治以及若干宗教政策，本身包含一定的承认的政治的维度，不应该完全否定它的正当性。承认的政治有它的局限，应当被更高的觉悟的政治扬弃和超越，而觉悟的政治本质上是共产党作为先锋队的最核心的特征。觉悟的政治最核心的口号就是“为人民服务”。
（编辑 苏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