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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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的新安全观

刘文斌 来源:《经济导刊》2018年5月刊 2018.05.10 15:49:25

 

                

冷战结束以来,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不断发生,不少国家动乱频仍、局势动荡,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持续蔓延,跨国犯罪、环境、气候、难民等全球性问题越发突出。国际安全领域各种矛盾相互叠加交织,造成了全球范围的混乱无序和国际治理的严重滞后乃至潜在危机。在此形势下,习主席高瞻远瞩,提出新安全观,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完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指明了方向。

 

新干涉主义带来国际治理的新问题

    国际安全治理是国际社会在安全领域建立的协调管理体系和治理活动的统称,由治理价值和目标、治理主体、治理规制、治理客体、治理方式等多个要素组成。从冷战后国际安全形势发展现状来看,目前国际安全治理存在着一系列严重问题。

目前,从治理的价值和目标来看,美西方追求的所谓普世价值成为国际治理的终极目标,变相地将西方的价值体系作为指导原则。

1990年,德国政治家勃兰特提出全球治理理论,随后勃兰特等28位国际知名人士成立全球治理委员会,将他们所提出的“普世价值”作为全球治理的理想目标。但从国际安全治理的实践来看,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实质是并不能普世,仍然不能超越国家、种族、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从国际安全治理的实践来看,这种目标设置抬高了西方价值观的地位,并将其作为国际治理的指导原则是缺乏合理性的。受此影响,20世纪末“人权高于主权”论调一度甚嚣尘上,以人道主义干预为借口的新干涉主义大行其道。西方国家以民主典范自居,通过颜色革命、包括军事干涉等各种手段,以输出民主为名,强行干涉他国内政外交,导致欧亚、中东地区多国政权更迭、甚至长期动乱。新干涉主义盛行,也是导致二战后确立的国际关系准则被逐渐遗弃的原因之一。由此,西方大国强势把持话语权,排挤广大发展中国家。

弱小国家实力和影响力有限,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被剥夺,难以享受平等的权益,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不仅与西方发达国家利益存在矛盾,发展中国家彼此间也存在利益矛盾,且弱小国家对国际事务关注的范围和程度有限,参与的程度也有限,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往往被忽视。冷战结束后,虽然中国及一批新兴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地位上升,但西方支配国际安全事务的局面并未有多少改观。冷战结束几十年来,国际组织基本上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所把持,国际组织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工具;西方国家以国际组织决议名义干涉弱小国家,而同样的决议对西方国家则没有什么约束力。相比之下,区域性国际组织在地区安全治理方面的作用则相对突出。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安全合作与安全治理方面树立了典范。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多出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不仅数量少,而且开展活动困难,影响力相对有限。

国际治理机制主要包括治理平台和制度规则两个方面。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是国际治理的主要平台。但由于国际力量对比失衡,西方大国在国际安全重大议题上以自身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往往自行其是,甚至绕开联合国,对弱小国家动武。联合国沦为被超级大国利用的工具,有利则用,无利则弃,不少国际性的制度和规则都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持制定,本身就是服务于发达国家利益的。所以国际制度中的很多规则、标准往往对西方发达国家有利,而对发展中国家则是一种限制和障碍。此外,发达国家在掌握话语权的前提下,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随意修改规则,甚至倚仗超强实力不执行规则。例如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至今美国和一些国家仍不肯履行世贸规定,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二战后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关系准则;这也是我国一直倡导和奉行的处理国际争端的基本原则。但现实中,在国际社会面对重大安全问题时,这些基本原则并没有得到切实的遵守和执行。而使用较多且造成恶劣影响的处理方式有二种:一是实施制裁。主要是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随意对别国实施制裁。如在主权国家领空划设禁飞区、限制别国贸易、金融、人员往来等。二是动用武力对他国进行强制。冷战结束后,美国和一些国家推行新干涉主义,借保护人权干涉他国内政,为推翻他国政权不惜发动军事行动,甚至挑起战争。

近些年来,国际安全面临的威胁和挑战日益增多,出现越治越乱的趋势。

一是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持续不断,世界并没有因为冷战结束而变得更加安全。朝鲜半岛、叙利亚、阿富汗、巴以等地区热点高烧不退,导致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二是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向全球蔓延,恐怖袭击事件高发频发。伊斯兰国的“国”虽然被打垮,但残余势力仍在各地活动。三是难民问题因地区局势恶化和武装冲突而爆发,给相关地区带来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四是黑客活动猖獗,网络攻击案件频率高数量大,严重威胁各国经济、社会和信息安全。五是毒品走私日益严重,跨国犯罪难以治理。六是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气候变化威胁人类生存。

 

冷战后国际安全治理受到严重冲击

一是国际力量对比失衡,导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大行其道。原苏联解体导致冷战后两极对立体制终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制衡的局面被打破,国际力量对比出现了美国一超独霸的失衡局面。美国的超强实力和主导地位助长了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心态,恣意妄为,频频发动局部战争,以种种借口随意对他国进行制裁和封锁,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不仅严重损害联合国权威,也严重破坏他国主权和国际安全。

二是冷战思维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终结,严重破坏国际信用。冷战结束后,西方大国仍然沿袭冷战思维,一方面追求自身绝对安全,不断强化和扩大军事同盟,大力发展高新武器装备,大搞强权政治,恃强凌弱,另一方面又坚持对抗思维,把别国的发展视为威胁,并极力进行渲染和防范,导致军备竞赛重新抬头,地区局势紧张,国际关系缺乏互信。

三是美国依仗其实力地位大搞单边主义。小布什执政后,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日趋严重。美拒不加入国际海洋法公约,退出“京都议定书”、拒签任何有关国际法庭协议、单方面中止1972年美苏反导条约。特朗普上台后进一步提出“美国至上”,退出巴黎协定,导致保护主义抬头,单边主义加剧,对国际治理体系造成更加严重破坏和冲击。

四是双重标准使国际治理陷入困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长期把持国际话语权,在处理国际问题时以自身利益为准,以政治立场亲疏远近划线,选择性使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看人下菜碟,针对同样的问题和现象设不同标准、做出不同评判。在地区局势、反恐、经贸、互联网等许多具体问题上,西方国家都在明显地搞双重标准。

国际安全治理之所以受到严重冲击,根本原因就在于冷战后国际力量对比失衡。美国凭借超强经济和军事实力及同盟体系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极力维护冷战后对其有利的单极体制,导致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模式难以适应新的发展的要求。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新安全观

中国历来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1953年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并成为中国在国际上倡导新安全观的理论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国际安全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2014521日,习近平主席在亚信上海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首次全面阐述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2015928日,习主席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再次提出,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并首次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中国新安全观的视角从亚洲扩展到世界,从此具有了更加广泛的全球意义。201710月举行的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国际战略理论成为我国推动新时代外交发展、参与国际治理的指导思想,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以大国领袖的风范和政治家的深邃远见,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20159月,习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118日,习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发出了携手合作,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号召。2017210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习主席的倡议,为完善国际治理擘画蓝图、指明方向,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习主席在提出国家总体安全观基础上,摒弃了零和博弈、绝对安全、结盟理论等陈旧观念,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的国际安全观,对国际安全的理解和把握更加深刻准确、更加全面完整,在国际社会树立起一种全新的安全理念,为完善国际安全治理提供了系统的宏观指导。

一是倡导共同安全。共同就是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强调安全的普遍、平等和包容性。实现共同安全就要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既要各国共同参与国际安全治理,又要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真正做到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国际事务要共商、共建、共享,不能绕开国际机构一家做主或几家做主,不能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

二是倡导综合安全。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的安全和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强调安全治理的统筹、兼顾、均衡和全面性,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各领域的国际安全治理。

三是倡导合作安全。合作就是要抛弃陈旧过时的冷战思维,跳出零和博弈的怪圈,不冲突、不对抗,通过对话合作和沟通协商促进国际安全,推动通过政治谈判解决争端。“沟通协商是化解分歧的有效之策,政治谈判是解决冲突的根本之道”。

四是倡导可持续安全。可持续就是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使安全和发展相互促进,最终实现持续发展前提下的持久安全。

 

中国应为完善国际治理做出更大贡献

我们应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略好周边事务,稳定周边安全环境,深化周边安全合作,确保长期和平稳定的外部发展环境。团结凝聚友好力量,形成广泛的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争取国际社会更多的道义支持。

坚定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在当前要深化对俄战略合作,共同制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倾向。加强上合组织、金砖国家机制建设,促进发展中国家力量增长。加强与欧盟的沟通合作,共同维护多边国际秩序。在斗争与合作中发展对美关系,抑制其国内政治中的反华势力。

    把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完善国际治理的指导思想和最终目标。积极参与国际重大热点问题的解决,要在重大危机调解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调解方案,并基于自身利益和能力形成有力存在。在国际治理领域维护联合国权威,逐步强化联合国领导作用。要争取重新修订与时代要求不符、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规则。加强国家智库专业化建设和分工指导,深度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一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贸紧密合作基础上拓展更加密切的安全合作关系,密切交往、加强沟通。二是与沿线国家建立安全合作机制,确保落地项目和人员的安全。三是要以此为基础建立全球范围的安全合作网络。

强化中国在国际治理领域的代表性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我在国际司法、人权、新闻、裁军、反恐、空间、环境等敏感领域的介入力度。支持国内有实力的非政府组织转型为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并适时向国外发展,积极参与国际安全治理活动。

(编辑  迟晨光)



* 刘文斌,中国国际战略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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