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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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与中国的变迁

章百家 来源:本刊编辑部 2018.07.19 10:16:33

 

 

今年,我们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是一段相当长的历史,从时间范围看已超过中共党史的五分之二,将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五分之三。然而,改革开放仍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现在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本文将简要回顾改革开放的背景和历程,重点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转变和主要经验,并对当前新时代面临的挑战作一些初步探讨。

 

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

对于改革开放背景的了解,需要较长的历史跨度。只有对新中国成立时的基本状况和此后的经历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才能懂得中国为什么会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又给中国带来了哪些深刻的变化。

革命的胜利与新中国的任务

20世纪以来,中国就处在不断的变革之中。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一个大革命时代。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革命完成了两个使命:第一,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说:“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第二,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结束了中国一百多年来外战、内战不断的局面。这两个使命的完成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同时,长期的革命经历也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一个是超强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这两个特点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时,由于连年战争刚刚结束,中国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当时,中国是一个农业国,9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现代工业很少,主要集中在东北和上海、天津等少数大城市。1949年,全国人口大约4.5亿人,国内工农业生产总值466亿元人民币,人均约100元。为了尽快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党中央提出了两项基本任务:第一,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第二,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此后,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这两项基本任务展开的。

新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

1949年到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立起新的政治体制。基本政治制度有三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普选制基础上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拥有立法权、任命权和监督权。除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之外,中国还有八个民主党派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这套制度的核心理念是人民当家作主。在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采取了中央高度集权的形式。在当时,这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巩固。

新中国经济体制到1958年基本定型。这一体制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形成了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单一公有制只有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加上农村集体经济,基本没有个人和民营企业。国家对工业、农业和商业实行计划管理,企业按计划生产,国家对产品实行统一定价、统一购销和分配。第二是在体制上固定了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统一行政和生产管理,同时实行城市和农村分离的户口制度,城乡居民不能自由流动。国家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生活保障。

这样一套经济体制的形成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在当时中国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这样一套计划体制可以使人民生活得到普遍的基本保障,同时也使国家能够集中资源在一些方面取得迅速发展,如重工业和国防科技等方面。不过,从长期发展来看,计划经济体制相对来说效率不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不大,城乡差别显著。

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从1953年开始。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当时中国主要依靠苏联的援助,学习苏联经验。但苏联模式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管理死板,效率不高。1956年,毛泽东提出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包括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以及沿海和内地关系,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等。毛泽东提出的问题至关重要,但未能找到正确答案。

1956年到1976年,中国进行了各种探索,如发动“大跃进”运动,对经济管理体制实行调整;在政治上开展“阶级斗争”、发动“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历程十分曲折,代价高昂。尽管如此,中国在经济建设上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曲折也使中国共产党积累起丰富的经验教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7年间,从经济总量上看,人口从4.5亿增长到9亿。工农业生产总值按人均计算,仅从100元增加到500元左右(编者注:人均国民收入从1949年的70元增至1976年的270元)。人均收入的增长大致与二战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但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却明显落后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领导人和人民群众一致要求加快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决心改变这种差距日趋拉大的局面。有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加上一定的经济基础,这就使中国有可能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的发展阶段

历史的发展具有连续性,然而研究历史又常常需要划分阶段。一般来说,划分阶段所依据的是客观形势的变化和任务的变化。

目前,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比较细致的划分是把这个历史过程分成以下六个阶段:

1、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准备阶段(19761978);

2、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启动阶段(19781982);

3、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阶段(19821992);

4、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2002);

5、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初期阶段(20022012);

6、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决胜阶段(20122022)。

有三点需要说明:第一,改革开放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而且是一段没有完结的历史,要做出准确合理的划分并不容易,以后很可能会有所调整。第二,现在通常把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历史的转折点和改革开放的起点,我们讲改革开放四十年时并不包括上述第一阶段。然而,历史的转折通常不是某个时点突然发生的,一般都有连续和渐进的特点,像一条抛物线。所以,讲历史转折实际上离不开对“文革”结束后最初两年的叙述。第三,最后两个阶段怎么划分,其主题如何概括和标示,还需要进一步确定。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何时开始,目前似乎还不很明确。

如果把阶段划分得粗略一点,我们可以把上述六个阶段合并为三个阶段:第一段是改革开放的酝酿与启动;第二段是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与经济体制的转轨;第三段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如果划分得再宏观些,可以把改革开放的历程以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作为分界点,分成两大阶段:2000年之前是一大阶段,2000年之后是另一大阶段。

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常说: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但“凝固的”与“流动的”,对观察者和研究者来说毕竟有很大不同。本文的论述采取第三种,即最粗略的一种阶段划分,重点放在前一大阶段,这一阶段已经过去将近20年,经过历史的沉淀,许多事情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后一大阶段还处于现在进行时。笔者将比较前后两大阶段的差异,由此提出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

 

中国发生的变化

邓小平和习近平总书记都说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但这场革命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到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时,中共对以往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原有政治经济体制的优势和弊端,已经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了。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五个方面的转变引导着整个潮流的发展,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指导思想的转变

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发生,是与党的指导思想的变化分不开的。在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准备阶段,最重要的事情是1978年春夏之交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个讨论使思想解放成为潮流,使党回归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随后,当年夏秋之际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都为党的路线转变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在改革开放的起点,即1978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党提出新的政治路线,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重要的转变意味着中共明确了作为执政党,其主要任务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上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构成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

在改革开放启动之际,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而这是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密切相连的。1981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评价;二是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阐述;三是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了郑重的总结,特别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决议认为,建国以后的教训主要有三条:第一,革命胜利后,党没有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仍然把开展阶级斗争作为主要任务,致使政治运动不断,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和国家的法律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第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效率,同时党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不重视经济规律,多次出现严重失误,导致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第三,国家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没有跟上世界的发展步伐。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拨乱反正的完成。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非常重要,中国的改革是以问题为导向,是针对原有体制的弊端进行改革,而不是把基本制度推翻。

19829月,中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概念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而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会议决定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在经济方面,当时提出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人均GDP达到800美元,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以后又提出到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开放就有了一个基本的蓝图。

政治环境的转变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两者几乎是同时启动的。当时,人们首先感到的是政治氛围的变化。政治方面逐步推行的措施包括:

1)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大规模调整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如平反冤假错案、为地富反坏右“摘帽”等。这就打破了原先按照阶级、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把人们分成不同等次的做法,使每个人获得平等的公民权。

2)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当时要解决的主要是权力过分集中、领导人兼职过多的问题,恢复党的民主作风,建立有活力、有效率的体制。

3)取消“文化大革命”时期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恢复各级人民政府。

4)取消“大跃进”时期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乡、镇设置,逐步实行基层自治。进入21世纪后,基层自治制度正式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5)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四条标准启用大批年轻人,形成新老干部有序交替。

6)改进和健全各级人大和政协制度,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更大的立法权。

7)加快制订各项法律,包括宪法及与宪法相关法、刑法、经济法、诉讼法、民商法等等。行政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等出台则比较晚。

上述一系列变化使得国家的治理朝着民主法制的方向发展。事实上,政治方面的改革内容广泛,并起到为经济方面的改革清扫道路、创造条件的作用。后来,由于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成效显著,更引人注目,当初政治方面的改革所起的重要作用往往被忽视。

在政治氛围改变的同时,一些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改革的措施也开始试行,社会生活随之发生变化。从亲历者的感受来说,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不仅是党和国家命运的转折,也是许许多多中国人个人命运的转折。感受最直接的可能是三个群体:第一是农民,实行家庭承包制,有了生产自主权,可以吃饱肚子了;第二是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使上亿人恢复了名誉和尊严;第三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可以回城,可以参加高考。今天看来,这些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而在此前对许多人来说却是无法实现的梦想。

经济体制的转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采取渐进方式,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并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思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这方面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对象,即改革现行的计划体制,要更多地发挥企业竞争机制的作用,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等;而经济改革最终的目标则是在改革过程中逐步清晰的。

在改革开放启动时,中国的基本经济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改革并不是一下就全面展开的。当时,经济改革的思路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改革要解决的是国内经济体制效率不高,缺乏活力的问题;开放则为了打破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开展科技、文化国际交流。那时,“改革”和“开放”多少是作为两个领域被分别考虑的。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事实上,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是到1983年才出现在报纸和中央文件上的。

事实上,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从城市着手,但出人意料地率先从农村取得突破。这是因为城市的计划体制很严密,不易改变;而计划体制对农村的控制不那么有效。农村改革的主要方法是给农民自主权,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产品的数量和品种都增加了。同时,农村的小工业开始发展,城市的供应也得到改善。整个经济开始活跃起来。

改革开放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在沿海建立经济特区,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外资等等。这是对外开放的第一步。最成功的特区是深圳,其意义不仅开辟了对外开放的窗口,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特定的区域探索了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路径,从而具有示范作用。以后,对外开放逐步扩大,从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边界口岸。

中国的实践表明,对内的改革与对外开放是难以分开的。农村改革是纯粹的中国特色,而城市改革则更多地与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一系列改革的结果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企业的所有制状况已不同以往,原来只存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情况被打破,开始出现了外资企业、合资企业、民营企业、大集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等,计划体制也因此受到冲击,计划的范围逐渐缩小。此后几年,中国的改革实际采取了体制外先行的战略,即让那些不受国家计划约束的企业优先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改革探讨的两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以什么为目标。在几经争执之后,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中国最终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到20世纪末,中国基本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政府的职能也有所调整,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动。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国。

考察这一过程,可以看到经济政策的调整和体制转变,与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互相促进的。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上了三个台阶,这都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联度的提高分不开。

对外政策的转变

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顺利展开,一个重要条件是有利的外部环境。而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分不开的。在改革开放启动之后,邓小平确立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主要有四点:

(1)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改革开放前夕,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外交事件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完成中美建交。

(2)对国际形势作出新的判断,和平与发展是世界面临的两大主题。事实上,这一新判断是逐步形成的。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经过几年观察,至1985年做出定论。

(3)放弃“一条线”战略,向“全方位”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仍延续了“文革”后期毛泽东提出的联合美欧日等国反对苏联扩张主义的“一条线”战略;但着眼点已不限于国家安全,而更多考虑有利于国家现代化。由于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80年代初中国即有意识地拉开与美国的距离,有步骤地使对外关系格局朝“全方位”发展。

(4)重新阐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实,早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将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外交经过一系列调整,于1987年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归纳为十个方面。这意味着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形成体系。

在新的外交政策思想中,有三个方面需要具体说明:和平就是只要不发生新的世界大战、不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中国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向全方位发展,就是争取建立比较均衡的对外关系格局,包括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四个方面的均衡,也包括各方面内部的均衡。不过,均衡并非没有重点,对美外交始终是全局的战略重点。在基本外交政策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在处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时,坚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坚持自主决定改革开放的步骤与速度,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总体来看,这个阶段的中国外交不仅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营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且经住了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格局大变动的严峻考验,取得巨大的成功。世纪之交,中国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

中国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出现了许多新的阶层,城乡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城市居民也不再附属于单位。与此同时,在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明显改变,思想不再简单一致。这两方面的变化十分复杂,不是预先设定的,也难以简单评价;但它们是伴随着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必然会发生的,影响也更深刻更长远。

现在年过半百的人们,在中国发生大转变的阶段不仅是亲历者,也是参与者。改革开放为中国人发挥聪明才智、发挥创造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空间。无论在中央、地方,还是基层,人们的一个共同感受是,中国发展速度之快,变化之大,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经验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是相当成功的,但并非一帆风顺,一直处于不断的探索之中,其推进的过程就是直面问题,寻求解决办法,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

关于改革开放的经验已有很多总结,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条之所以成立且重要,是因为党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起深刻的经验教训,有经验丰富、眼光远大、富于智慧的领导集体,制定了正确的改革战略,以及评判改革成效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笔者对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中,有以下五点感触很深。

第一, 看准方向,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在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中,有两段时间遇到的困难最为突出。

第一次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既要解决十年“文革”造成的种种问题,又要探索新路,很不容易。最初的成功突出表现在:一面拨乱反正,一面启动改革开放,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次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面临的问题既有内部经济、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变化产生的冲击和压力。中央明确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事”。对内,在稳定政局之后,采取进一步改革措施,如大力改善党的领导、开发浦东、建立证券市场等,最重要的是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对外,一方面处理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既顶住压力,又努力恢复和改善关系,打破制裁;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内外两方面措施都收到超出预期的良好效果。克服这些困难有内外两方面的基础。在国内,主要是改革开放使大多数人受益;亲历“文革”的广大干部群众对那十年记忆犹新,不愿国家再次陷于动乱。在国际,中国的改革开放已使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受益,它们也不愿中国倒退和闭关,而坚持制裁只会使中外双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害。上述种种因素构成的合力,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扭转了局面,成功地把改革开放推进到21世纪。

第二,有凝聚人心和共识的口号,有各方面相互配合的改革战略。

“改革开放”、“翻两番”和“小康”这三个口号不仅是口号或概念,而且有深刻内涵。“改革开放”提出了实现变革的道路和国策,“翻两番”和“小康”提出了中期和长期的奋斗目标。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标准,不仅指导我国制订现代化战略规划,也把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与普通百姓的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从而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第一阶段形成了一套各方面相互配合的改革战略。其突出特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从经济体制入手;同时围绕加快经济发展的需要,形成政治、外交、军事、文化,以及按“一国两制”方针推动国家统一大业等各方面的战略配合。各方面战略能够协同一致的关键,在于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妥善处理内政和外交的关系,坚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第三,改革采取渐进方式,以增量改革的方法实现由量变到质变。

渐进式的改革,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经济体制方面,但事实上各方面的改革都是如此。例如,政治方面,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就以建立顾问委员会为过渡;对外开放,从特区开始,由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其他如科技、文教、医疗等方面的改革也是逐步推开的。

渐进式改革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先易后难,先清扫外围,最后攻坚;二是以点带面,先试点,再推开;三是以“双轨制”过渡,逐步完成新旧体制的交替。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改革的典型。在直接对计划体制进行改革困难重重的情况下,采取了体制外先行的策略,即通过为新兴经济体,包括个体企业、乡镇企业、大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等计划外企业,提供优先发展的条件,形成局部的市场经济,并不断将其做大,在这一过程中推进国企攻坚改革,以此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种方法也被经济学家称为“增量改革”。这种做法的突出优点是极大地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和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震荡,有序实现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轨。

第四,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实现了中央、地方和基层的良性互动。

在改革过程中,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一个突出的现象,也是一条重要的经验。例如,家庭承包制的出现、经济特区的建立、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的形成等等,都是上、中、下层之间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的突出特点是,中央的决策与各地、各部门和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有中央正确的决心和决策,中、下层的首创精神将无以发挥或将脱离正确轨道;而没有来自各地区、部门和基层其中的首创精神和实践,中央将难以形成正确的决心和决策,即使形成了也难以贯彻落实。还需特别指出,大量专家、学者的参与是促成这种互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在上、中、下层之间传递信息,为中央和地方的决策提供咨询,参与各层次改革方案的制订和实施。

第五,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从实践看,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的关系是辩证与动态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快发展,而改革与发展又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同时,改革自身带有风险,改革与发展也势必会打破原有的平衡,产生不稳定因素;但是,如果把稳定置于首位,阻碍改革与发展,最终将会导致更大的不稳定。

从这个阶段的经验看,处理这三者关系的基本逻辑是,通过改革带动发展,当因改革和发展导致新的不稳定因素出现时,必须及时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加以消除。例如,国企改革造成了大批职工下岗,为解决这一问题又促成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事实上,改革和发展带来的不稳定,主要是由于利益格局产生变化;因此,处理好这三者关系的核心在于如何能使人民大众共享改革成果。在改革初期,人们对分享改革成果的关注主要在经济方面;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对改革成果的分享将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还必然包括平等享有各方面的权利,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中国面对新挑战

进入21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这个新阶段虽然与前一阶段是连续不断的过程,但它们面临的问题和任务却有很大不同。

改革开放两大阶段的差异

简单说,20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是在新中国30年形成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那时所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也是在前30年积累起来的。

进入21世纪,中国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到2010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我们面临的已不是改革开放之初所面对的问题,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或是新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所造成的,或是此前的改革尚涉及不多的,或是经济现代化“起飞”阶段过后才会出现的。

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对的挑战

从中国内部的情况看,这一挑战主要来自五个方面:

第一,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问题,而是在经济体制转轨后,如何使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快健全和完善的问题。

第二,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转入平稳增长阶段。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这两个阶段的转换是个重要环节,如能在后一阶段实现经济的适度增长,就能比较顺利地完成现代化;否则,就可能掉入所谓的“拉美陷阱”。

第三,在经济发展起来后,财富的掌握和分配问题日益突出。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利益集团的出现和腐败的滋生,使得这一问题更趋敏感。可以说,这既是个新问题,也是个老问题。说其是新问题,因为它是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出现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普遍面临的;说其是老问题,因为它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未能解决的。今天解决这一难题,需要的不仅是反腐的决心和力度,更重要的是要在抑制腐败和保证社会公平方面有符合国情的制度创新。

第四,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的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诸如环境资源问题、产业结构问题、城市化问题、就业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等。这些问题是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曾遇到过的,但它们现代化的过程比较长,这些问题是递次出现的。而在中国,由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这些问题被挤压到一起,增加了解决的难度和紧迫性。

最后,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统筹协调各方、凝聚改革共识、实现有效治理,要比以往复杂得多。

上述这五个方面的挑战,意味着从治国理政的角度看,党和政府要集中精力,从谋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转变为引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由此党的十九大提出:必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四十年来,我国的一条基本经验是,在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来解决。成功应对挑战需要一个过程,我国的应对是积极的,并正在取得成效。

   外部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

改革开放带来的最重要变化之一就是中国与世界被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了。这既有有利的一方面,又有被制约的一方面。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外部环境出现了一些令人警觉的变化。笔者仅就中国应对这些变化时应注意的问题谈四点看法:

第一,我们现在的确面临一个国际环境趋紧的态势。形象地说,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安全瓶颈之中。中国强大了,但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历史地看,外部安全环境趋紧是一个大国成长的必经阶段。现实地看,这是由双重因素引起的: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变动;另一方面,中国改革进入关键阶段,内部矛盾和困难凸显。这种内外因素的重合,加之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处在一个敏感时期。在此期间,外部世界会高度重视中国内政和外交动向,做出应对,中国承受的外部压力会逐步增大。这种状况始自上世纪90年代,至少还将持续二、三十年。在这个阶段,中国在外交方面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平稳地通过安全瓶颈区,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有利的外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巩固新兴大国地位,如期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并最终完成国家统一。

第二,在这个比较敏感的阶段,我们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必须注意目标、实力和手段的平衡。特别是要对自身的长处和短处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当前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但其他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短板有几点:(1)现代化还没有完成,人均GDP和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重要领域掌握的核心技术有限;(2)国家统一还没有完成;(3)我国奉行不结盟政策,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可借助或调动的国际力量和手段有限,在制订国际规则方面话语权还不多;(4)作为后来者参与大国博弈的经验还有待积累等。最后,在当今世界大国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最为独特的。

第三,随着综合国力的大幅增长,中国已成为当今国际形势发展中最重要、最引人关注的变量。以往,在分析国际形势和制订外交政策时,我们的思维习惯于先国际再国内;而现在,世界各国判断形势,不能不先看看中国如何,再决定本国的政策。把自己作为国际形势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变量,我们对此还很不适应。

第四,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中国最大的机遇就是国际格局尚未定型,国际形势趋于动荡,美国面临的问题很多,而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大大增强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增加自身的透明度和亲和力,争取广泛的国际合作。此时,最应避免的是自负的大国主义,它将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两个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还有两个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一是如何建立节约型的现代化社会,二是如何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实现制度稳定。

中国人口众多,从发展的角度看不仅需要创新生产方式,还需要创新生活方式。俭朴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而全球资源的有限性已决定了西方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不具普遍性。中国如能依靠有限的资源、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使众多人口过上现代化生活,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贡献,因为美好生活方式是人们最乐意仿效的。

完善和稳定经济政治制度是中国改革大课题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时所要达到的既定目标之一。从系统论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制度体系的大系统已基本稳定,而各子系统遇到问题时具有自动调节功能。而我国现在的改革还处于一动往往须从上到下全动的状态。改革开放进行到现阶段,顶层设计必须更多地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从世界历史经验看,一个政党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为本民族和国家创造一个稳定的、有利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政治制度。

(编辑  季节)



¨ 本文是2018年4月18日“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三十九期暨蓟门法治金融论坛第52讲《改革开放与中国的变迁》主题讲座的摘编。

* 章百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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