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推进国企改革要更好发挥职工主体作用

我国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国有企业职工是企业的主人，这是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发挥好企业职工主体地位，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激发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的根本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时代怎样变迁，不论社会怎样变化，我们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都不能忘记、不能淡化，我国工人阶级地位和作用都不容动摇、不容忽视。”[②]

在国企改革中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人翁作用，维护好职工群众合法权益”，② 这是中国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一个鲜明特色。

创新组织制度，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巩固职工主体地位

    党的领导是国有企业落实和巩固职工主体地位的政治保障。长期以来，党的领导如何融入公司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是困扰我国国有企业组织制度创新的难题，即通常所说的“新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与“老三会”（职工代表大会、党委会、工会）的融合问题。这个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组织制度的设计问题，实质上是能否实现公有资本与职工主体地位有机结合的问题。一段时间里，国有企业改革出现了淡化党的领导的倾向，有些企业照搬西方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其结果出现了“内部人控制”，职工参与权降低，甚至职工合法权益都受到了侵害，改革偏离了国有企业的属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0月召开的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组织落实、干部到位、职责明确、监督严格。”[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组织，国有企业加强党的领导，无疑是沟通“新三会”和“老三会”的重要桥梁，是保证职工主体地位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有利于维护国有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调动职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我国国有企业在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效显著，一个新型的现代国有企业组织制度的雏形已经显现。在贯彻党的领导方面，一些企业借鉴我党历史上“支部建在连上”的做法，把支部建在项目上、建在一线生产团队中，强化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使企业党组织的工作实现从上到下、从管理到生产、从国内总基地到海外分支机构的全覆盖。同时，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精神动力功能，积极打造“组织引领+党员示范”的国有企业发展“红色引擎”。[④]与此同时，在合资公司等各种类型国有企业的党建工作创新方面，也摸索出了诸如“华晨宝马模式”等有益经验，主要内容是通过“三融合”，即“党委工作目标与公司愿景相融合、纪检工作与公司合规体系相融合、党建工作与公司多元文化相融合”，以及“双培养”——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使党的积极作用转化成真实的企业效益，赢得了合资伙伴的认可和支持。[⑤]

目前国有企业的党建工作仍然处在新制度的实践探索阶段，党组织的独立性还不够，相关人才储备也还不足，此前已经取得的党建成果仍然需要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只有不断提高认识，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一个崭新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模式，才能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

创新管理制度，通过推进职工民主管理提高职工主体地位

    实行职工民主管理，是国有企业落实职工主体地位，发挥工人阶级主人翁作用的直接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推进厂务公开、业务公开，落实职工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充分调动工人阶级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企业在重大决策上要听取职工意见，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必须经过职代会审议。要坚持和完善职工董事制度、职工监事制度，鼓励职工代表有序参与公司治理。” [⑥]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指示明确指出了国有企业民主管理的方式、目的、原则和发展方向，抓住了国有企业民主管理的要害，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企业民主管理有真实民主管理和虚伪民主管理之分。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逐渐推出所谓的“工业民主”，主要表现形式是企业管理出现民主化趋势，比如美国的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制度、日本的企业文化管理制度、德国的企业共决制度、瑞典的企业雇员投资基金制度等等，都属于此类民主管理模式。西方的“工业民主”实质上反映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业资本家在企业管理上遇到的矛盾：一方面不断利用新的工业技术制造工人之间的分化，以强化对整个工人阶级的控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通过有限的民主管理，来笼络和收买工人以减少由于工人流动和罢工所带来的损失。所以，西方 “工业民主”在本质上不过是资本专制的一种新形式，这种民主除了收买少数核心员工外，对于大多数企业员工不过是一种幻影，正如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布雷弗曼所揭示的那样，西方工业民主“表现为管理部门的一种作风，而不是工人地位的真正改变。它们的特点是装模作样地让工人‘参加管理’……管理部门故意留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让工人进行选择。” [⑦]真实的企业民主管理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之上，彻底消除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才可能建立起来。

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探索国有企业民主管理的有效途径和具体方法。打破技术垄断，实现平等合作，是保证职工进行民主管理的重要条件，为此，毛泽东在1960年主持探索的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主要内容的“鞍钢宪法”中，就明确提出了“工人参加管理”和“工人群众、领导干部、技术员三结合”的要求，这是我国独立探索创建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制度的开端。上世纪80年代，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批判吸收西方工业民主和南斯拉夫工人自治体制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也提出了实行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的思想，其中企业劳动者集体决策和鼓励职工入股等见解，对推进我国国有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的现代化、中国化，有重要参考意义。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普遍采用了以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组织载体、以厂务公开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管理形式。2008年，我国国有、集体及其控股企业建立职代会制度的达到18.2万家，实行厂务公开制度的达到17.8万家，其中中央企业全部实行了厂务公开制度，2008年也因此成为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发展最快的一年。[⑧]截至2014年底，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出台了38个有关企业民主管理的地方法规，为深入推进企业民主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⑨]

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仍处在一个摸索经验、不断总结完善的阶段，只要我们坚持探索国有企业职工地位平等基础上的高效合作、技术信息公开化基础上的集体决策，中国特色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中的民主管理制度就一定会越来越完善，并日益展示出其强大的企业活力和市场竞争力。

创新产权制度，通过探索职工持股计划落实职工主体地位

    职工持股，是国有企业落实职工主体地位、发挥工人阶级主人翁作用的有效途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通过员工持股，绑定利益，形成长效激励机制，留住人才，实现职工与企业的共同发展，这也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 2016年8月，国资委正式发布《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于试点国企的类型，国有企业员工持股的对象、范围、比例、程序、风险防范和流转退出机制等，都做了进一步的明确规范，极大推动了国有企业职工持股制度的平稳落地和健康发展。

对于国有企业员工持股，社会上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员工持股是体现职工主人翁地位的主要形式；也有人认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是不公平的，甚至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在笔者看来，国有企业员工持股的实质性意义不在于让员工成为企业的所有者，而是形成一种员工参与管理和分享利润的激励机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不能让员工持股，而是员工持股的比例、方式等。从实践上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我国国有企业员工持股探索由来已久，其中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国有企业员工持股探索中存在一些问题，并不代表方向是错误的。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要坚持“国家所有，激励员工”的原则，一方面控制员工持股比例，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国资委在《意见》中明确规定：员工持股总量原则上不高于公司总股本的30%，单一员工持股比例原则上不高于总股本的1%；另一方面明确员工持股重在“激励”而非“圈利”，建立以岗定股、动态调整机制，形成企业内部的良性竞争和正向激励氛围，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力。

西方国家的员工持股制度，基本上都把持股员工的权利范围局限在分配领域内，这是由资本主义企业性质决定的。这种割裂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联系的做法，不仅不会形成劳资之间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反而还有可能助长员工的投机心理和增加道德风险，带来股权私下交易、管理层侵吞等诸多问题。我国国有企业是公有制企业，要发挥员工持股的利益纽带作用，不仅要区分持股层次，扩大持股员工范围；还必须让持股员工同企业其他资本投资者一样，拥有相对完全的企业信息和一定的决策权利，形成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新型劳动关系。只有这样，国企员工才会在控制投资风险的目标驱动下，真正与企业形成利益联盟，共同进退。所以，员工持股必须与民主管理结合起来，国有企业改革才能在新时代有新突破，真正把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出来。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