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应该珍惜自己的历史传统，珍惜在历史中形成的理想、信念、价值观。特别是要实事求是地珍视在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积极作用的政治信仰、社会理想，并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新的历史任务时，一以贯之地传承和贯彻这种理想、信念及价值观，将其落实在新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各项政策之中，付诸于当今的社会实践。
否定历史对今天生活的积极意义和因果关系，忘记先辈们的伟大信仰和光荣传统，就意味着背叛，而背叛者是没有明天的。
长征精神
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对于这段伟大而悲壮的历史，我们耳熟能详。十多年前，为了继承红军长征精神，培养青年干部的意志品质，我和我的团队分期分批，用了十年时间完成重走长征路。我们踏访了革命摇篮井冈山，三湾改编、古田会议旧址，红色故都瑞金，长征出发地于都河，惨烈的湘江战役战场，毛泽东同志重回红军领导位置的遵义城，红军四渡摆脱敌军的赤水河，红二、红六军团转战的湘西，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的雪山——夹金山下的达维小镇，“高原寒、饮断粮”的茫茫若尔盖草地等等。沿着红军先辈长征的足迹徒步拉练，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了红军长征中所遇到的艰难险阻，难以想象的艰苦卓绝。让我们更加敬佩红军惊天地、泣鬼神、亘古未有的伟大革命精神，也激励了我们在新长征的监管岗位上继承长征精神，勇于担当，为国奉献。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再次重温这段历久弥新的历史时，我又一次被深深震撼。特别是当红五军团红三十四师及其师长陈树湘的故事以革命历史剧《绝命后卫师》在电视荧屏上真实再现时，更是将我带入82年前那场惨烈的湘江血战，感动不已。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红三十四师担负全军的后卫任务，在湘江战役期间，红三十四师6000将士在中央“红星”纵队的后方阻击人数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殊死激战四天五夜，直至中央和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主力过江之后，这支绝命后卫师成为唯一一支整建制被阻断在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在阻击战中，红三十四师大部分将士已经牺牲了，余部在突围过程中绝大部分也壮烈牺牲，腹部中弹重伤的师长陈树湘被俘。在被敌人押送的担架上，他从腹部伤口中掏出自己的肠子，绞肠绝命！这位参加过秋收起义，年仅29岁的红军师长，实现了他为苏维埃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让人唏嘘痛惜不已！
湘江战役之后，经过遵义会议的红军在长征途中又经历了千山万水、千难万险、披荆斩棘、破关夺隘，克服了无法想象、常人无法承受的重重困难，一次次绝地重生、一次次转危为安，最后终于胜利到达陕北。
长征，红军在国民党数十万绝对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残酷绞杀，和极其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的双重打击之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最终取得胜利。这胜利缘何而来？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长征的胜利是信仰的力量之使然！由信仰武装起来的红军官兵明白，他们今天的奋斗和流血牺牲是为了在中国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社会，广大农工将在一个人人平等的人民共和国里当家作主人。为了实现这个崇高的理想，他们革命斗争中表现得英勇无畏、不屈不挠、前赴后继、舍生忘死。
长征，不仅仅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军事远征，也不仅仅是因它而改写了中国历史并改变了中国命运。长征，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精神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钙”。珍视传承长征精神，我们的信仰将更加坚定，我们的意志将更加坚强，我们的方向将更加正确面对历史，我们选择的道路将更加自信。由此，我们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才能千秋万代、生生不息。
长征是超越意识形态的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在21世纪初，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出版的《人类1000年》，将长征列入从公元1000年至公元2000年人类历史进程中发生的100件重要事件。与长征一起入选的有关中国的重要事件一共三件，另外两件大事，一是火药武器的发明，二是成吉思汗帝国。长征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唯一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正如《长征》一书作者王树增所说：“长征这个事件在精神层面上影响了人类进程。它告诉人们，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宝贵的就是永不言败，就是顽强不屈，就是高举自己信仰的旗帜、高举理想的火炬，义无反顾地走向自己设定的目标，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永远都受惠于红军长征精神的中国人，我们应该珍视伟大的长征精神，用长征精神激励、引领我们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
在缅怀红军长征胜利之际，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当今社会信仰的缺失，价值观的迷失，以及西方思潮对我国发展经济的社会实践的误导等等，心情倍感沉重。我们应该认真思考正在从事的事业，应该认识到，我们今天的事业是与长征一脉相承的，是长征历史逻辑的继续。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立95周年之际号召我们不忘初心。以长征精神作为我们今天事业的一面镜子，检查对照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否与红军先烈先辈的信仰一脉相承，是不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期望？我们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虽然时代在变化，今天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物质财富大大增加，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80年前相比已经呈现出极大的不同，但长征精神依然并永远是我们前进道路中的理想火炬。拼搏奋斗、正义公平，永远是我们的精神财富和追求的理想目标。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该不断反躬自问：我是谁？为了谁？我们要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不忘初心，遵循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建立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各项制度，施行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具体政策。
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
不忘初心，是要我们坚持95年前建立中国共产党和80年前红军长征时的伟大信仰，保持追求先辈理想的热情，坚定不移地继续社会主义的道路。
当今世界错综复杂，有些人就像迷途的羔羊，自觉或不自觉地迷失自己的价值和方向。
不忘初心，首先要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在建设事业中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引领我们的方向，审视我们的实践活动。毫无疑问，我们的理想和价值观就是国强民富，追求公平正义，在实事求是、兼顾效率的前提下走让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
不忘初心，坚持正确的价值观最重要的前提是自信，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然而，要建立自信，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西方。毋庸讳言，近代以来，西方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是西方的领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殖民掠夺、地缘资源优势、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压榨的原始资本积累之上的。二战之后，西方的中兴发展在很大程度也得益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学习借鉴，缓解了社会矛盾，从而促进了发展。
在经济方面。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特别是美国，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之下，金融资本放任泛滥，由产业服务模式喧宾夺主，变为自我服务的金融交易模式。其结果一是吸引挤占了大量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资源，造成工业空心化；二是金融衍生品等杠杆交易登峰造极、泛滥成灾，金融泡沫以有别于传统经济周期的方式不断破裂，造成危害全球的经济危机和长时间的经济萧条；三是以金融交易为特征的金融资本主义进一步加大了贫富的两极分化，撕裂了社会。如今，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全球财富的50%，而全球80%的人只能分享全球财富的5.5%，并且贫富差距还在继续迅速扩大。
在政治方面。西方自以为占领了道德高地，但他们唯我独尊的民主是建立在金钱、媒体和竞选者竞拍福利政策的基础上的。选民被媒体误导，被政客不负责任、难以兑现或贻害后代的不断加码的福利政策诱导。真不知道他们手中的选票如何能够找到理性之“北”。刚刚落幕的美国大选，也是一出别开生面的另类闹剧。不可否认，西方民主制度之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制衡。可偏偏就是这个宝贵的制衡在西方政客手中已经被玩得异化了。“制衡”变成了“拆台”，在议会政治中为了利益集团的利益，为政党的利益，不讲政治道德，不顾大局利益。
因此，我们应该客观清醒地认识西方制度的利弊，不迷信，不能盲从。即使对于西方社会中一些先进的、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也不要忘记“南橘北枳”的道理，在任何情况下，适用性一定比先进性重要，任何先进的理论均具有历史和文化的局限性，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下，主客观条件完全契合才是有效的。脱离了时空条件的“先进性”，就有可能将“先进”变为“落后”。
不忘初心，就是要知彼知己，洞若观火，有自信，有定力，按照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义无反顾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些年来，我们学界和政府中的一些人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盲目崇洋，推崇西方思想，模仿西方制度，照搬引进了一些西方市场制度和政策。改革开放是我们既定的国策，我们鼓励支持引进西方先进成果，但一定要立足国情，为我所用，不能照抄照搬，照单全盘接受，更不能盲目引进与我们社会主义价值观不相容的东西。“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在这个深水区里，水文复杂，暗流涌动。因此我们要高度关注政策的作用力方向和客观上的价值取向，要高度警惕各种利益集团对制度和政策的影响和误导。
清醒认识国家利益所在
不忘初心，要建立一个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社会，必须在战略层面清醒认识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所在。否则，不仅无法实现预定目标，还会深陷泥沼，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定力，透过现象探究本质，排除干扰，摈弃杂异。搞明白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有害的，不能囫囵吞枣，全力以赴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战略目标。
我们战略利益的选择——中国制造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也不可能像一个小国那样在国际分工中按照互补优势去选择一个角色。我们的地缘、人文、政治和安全环境都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相对完善、自成体系、健康均衡的经济系统，而这个系统的基础动力就是制造业。
制造业的重要地位，无论在蒸汽机时代、电气化时代还是今天的互联网时代，都是不可动摇的。制造业是国之根本，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源泉和所有其他行业的基础。一国制造业的规模和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抵御风险危机的能力，国防安全的能力，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运。
近年来，有些人不断鼓吹建立服务业大国，误以为“去工业化”是一种产业升级的合理趋势；而不明白服务业比重的增加是由于社会进步人们服务消费需求随之增加，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提高，导致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变化，不能揠苗助长。与此同时，服务业比重的增加也会带来两大弊端：一是生活性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要低，从而降低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二是将重蹈美国等西方国家近三十年来盲目发展服务业、“去工业化”的错误，其结果导致产业失衡，严重影响整体经济体系正常运行，失去了高技术制造业支持的高技术服务业难以为继。
有鉴于此，我们不仅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也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均衡发展关系，分清主次从属，防止产业结构调整中产业结构过度软化、产业空心化和生产率低效化。制造业是我们国家经济战略的重中之重，我们必须用举国之力，调动主要资源，倾力建设“中国制造”。
要支持中国制造，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金融和金融化的房地产对中国制造业造成的妨害。
妨害我们战略利益的选择——金融化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调整阶段，粗放高速式发展已经成为过去，新的增长方式正在酝酿，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正在选择调整中。
破解中国经济下行难题，究竟是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以达到“市场出清”均衡，还是政府积极作为，投资产业升级，特别是原有产业的改造升级？这些政策选择对中国经济重振，持续增长非常重要，需要我们保持清醒，运用智慧。
但另外一个与市场机制有关的经济金融化的问题，同样值得我们严肃对待。
有两个现象需要我们关注并思考：一是央行释放的流动性十分宽裕，但资金价格却居高不下；二是企业投资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意愿十分疲软，投资金融食利的热情却十分高涨。2015年，一方面是金融企业所得税为8572亿元，增长13.9%；另一方面工业企业所得税为7425亿元，下降5.3%，而且这种本末倒置的扭曲还在不断恶化。
以上两种现象足以说明，我国经济已经严重金融化。金融的异化发展，和本应是为满足百姓住房消费的房地产的疯狂投资，已经严重地损害了实体经济，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一是挤占了实体经济发展所必须的资金资源；二是投机交易赚钱的快捷与暴利，腐蚀了投资创业的企业家精神，毒害了中国的投资文化；三是釜底抽薪，破坏了制造业的软硬环境基础，使中国制造业出现未老先衰。
对于金融和金融化房地产的泛滥，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如果继续放任其自由发展，必将彻底破坏我国经济生态系统，使其难以为继，给国家和民族造成灾难。
为什么我国经济会出现这种金融化局面？我认为，我们对金融和金融化房地产的发展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我们还缺乏对市场的辩证认识，被自由市场的迷雾遮蔽了眼睛。
在这里，我不准备讨论“教科书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下的一般均衡能否成立，也不想求证一般均衡状态到底有没有在现实经济中（包括美国）实现过。而是从市场现象出发来看放任金融和金融化房地产后的资金流动的必然路径。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而金融资本的逐利方式，又具有自己的特性，是一种缺乏耐心的短、平、快方式。金融资本的这种短线盈利方式与工业企业的长期资金需求——即投资周期长、投资风险大、资产流动性差的特点具有天然矛盾。近些年来，由于我们被金融发展程度代表了经济体发达程度的神话所迷惑，放任金融自由发展，放任金融化房地产疯狂增长，使大量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不能对生产增长产生贡献，却只是分享发展成果且具有杠杆化暴利的房地产和金融投机交易等食利产业，房地产和金融成了吸纳和分流资金的低洼湿地。无论央行放水多少，资金却流不进干涸的生产领域。只会变成投机交易的银弹，一轮又一轮炒高房地产、大宗商品和各种金融交易标的价格，加大了经济泡沫风险。
当下中国经济下行，这其中固然有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矛盾交织的问题，但不能忽视我们的大产业政策问题，不能忽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关系的颠倒。
我们需要从两方面对我们的市场实践进行审视：一是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虽然我们高举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旗帜，但在市场实践中，我们却放任金融、房地产在流动性幌子下的投机、套利、杠杆化。我们不能只是埋头搭建市场,“完善”市场结构，“丰富”交易制度和交易产品，追求技术“创新”，不能忘记中小投资者和全体人民的利益，不能忘记我们建立市场经济是为了谁？我们的交易制度、交易产品是为了谁？是为实体经济和投资大众配置资源，还是为了少数人利益服务？二是我们不能被金融神化所迷惑。误以为经济金融化、金融复杂化是现代经济发展与进步的必然趋势。中国经济要重回健康轨道，就必须对大产业政策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来一场拨乱反正，把颠倒的产业结构重新调整回来。
首先，应溯本求源，重新认识金融本原。金融本来就是为实体经济中的借贷双方和买卖双方提供信用交易中介服务的代理人，是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提供从属服务的配角，不是现代经济系统的主角。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掀起的金融创新，把金融业务模式由“产业服务模式”转变为“金融交易模式”，演变成为金融业自我服务、吸噬剥削实体经济的模式，脱离了为现代经济服务的功能。现代金融市场本不需要那么复杂，金融复杂化并非金融市场发达的标识。金融市场的复杂化、衍生品化、杠杆化和交易化，都是有违我们初心的金融自我服务的需要。我们应该破除金融迷信，明晰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复杂化一是与实体经济争利；二是会制造泡沫、引爆金融危机。我们应该认真反思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和我们2015年的股市风波，让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原。
其次，打破金融复杂化禁锢的思想牢笼，重新定义金融服务概念，规范金融从业范围，禁止金融企业从事信贷中介服务和资本市场融资代理服务之外的一切金融交易业务、严格限制衍生品交易、融资融券等杠杆交易，直至取消。
第三，重新定义房地产市场，使其成为一个为居民提供住房消费和为商业机构提供生产经营场地的市场，限制房地产金融化。
总之，我们应该通过规范和限制金融与房地产的无序发展，扭转资源配置的非理性化。
重建市场秩序
市场的光环往往会蒙蔽我们的眼睛，影响我们的是非、价值判断力，破坏社会主义价值观，破坏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破坏市场秩序，并将巧取豪夺的邪恶现象和行为误认为是符合市场逻辑的合理状态。
为市场定位，让市场做正确的事情
我们之所以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的是为了更有效率地建设一个强盛并且使全体人民能够共同富裕的国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在确定国策时首先要区分国家经济社会领域中什么是通过市场进行的创造财富的生产经营活动，什么是由政府承担的分享经济成果的社会福利。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资源配置都交给市场，也不能把为人民群众提供福利的事业变成盈利的产业，加重人民群众的负担，并让市场经营者侵噬国家的福利投入，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属性决定的。
因此，我们应该让市场做它应该做的事，不能错配不同属性的资源配置功能，办错事，办糟事。
基于以上逻辑，我认为将教育产业化和医疗市场化难以体现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并不是正确的选择。
1．教育是关系子孙后代和民族素质的大事，是国之根本。受教育也是社会主义中国每个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教育事业应该是国家承担的福利事业，而不是市场化的产业。教育产业化一是会加重人民群众的负担，甚至剥夺一部分穷人受教育的公平权利，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固化并加大贫富差距；二是有经济利益驱动的教育产业化经营会注重经济效益，弱化教书育人宗旨，毒害校园文化，降低教育质量。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不应该放给市场。
2．医疗事业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是头等民生大事之一。新中国建立之后，党和国家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关注解决人民群众的健康问题，积累了很多适合中国发展的宝贵经验，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把医疗卫生定位为社会主义福利事业。改革开放后，我们一度受到不懂卫生经济的“唯市场派”经济学家的影响，在医药系统推行市场化运作，以药养医，创收趋利。尽管国家为人民群众的医保账户投入巨额资金，但也无法填满盈利性医院的创收欲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更加严重。
医疗是市场严重失灵的领域，无法靠市场机制解决。药品不是普通商品，靠市场解决不了公益性问题，严格监管药品的生产和销售永远是政府的责任。我们不能选择美国市场化医药制度的失败样板，而应当学习英国公立医疗体系，借鉴日本立法禁止盈利性医疗机构的经验，在医药系统坚持去市场化，恢复公立医院的非盈利公益性质，以比市场化更小的投入，建设好公立医院，为人民群众保健康、谋幸福。
价值观与市场秩序认识
由于现代经济其活动内容丰富、交易方式多样、参与主体众多、利益诉求复杂等特性，市场秩序成为各类市场须臾不可或缺的组织条件。市场秩序是保护市场参与主体利益、界定交易标的、规范交易行为、合理配置资源的基本保证。不同的市场，因其交易标的不同，有不同要求的市场秩序。而同类型的市场也会因其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不同，对市场秩序有其不同的理解，这种不同的理解也会反映出不同的制度规则、不同的监管倾向和不同的资源配置导向。
以最具市场典型意义的资本市场为例，西方市场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规范交易行为、打击虚假信息、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方面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秩序规范。这些秩序规范也有相当一部分值得我们借鉴。但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深刻影响，西方资本市场放任金融利益集团以创新为名进行自我服务，推动衍生品、杠杆交易泛滥，放任非实体产业的主体杠杆收购，阉割企业长期增长能力等等，对西方经济体的长期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时候，要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兴利除弊，为我所用。
近年来，特别是自2015年以来，我国资本市场频频出现一些与主流保险业完全不同的、新兴的以万能险为融资工具的保险公司和其背后的控股集团，以杠杆来猎购股权分散的优秀上市公司的现象，并由此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在这些争议中，虽然有一些属于概念错误、不得要领的无稽之谈外，但更需要关注的是，在监管层和学界中有些人对这种现象的认识。一方面，有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市场现象，或者是一种必然的市场趋势；另一方面，有一些人认为，这种收购对中国经济具有积极的意义。有鉴于此，对于这种有关市场秩序和资源配置导向的重大问题，我们应该予以澄清。
1、要从战略高度认识杠杆收购。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产业并购都非常重要。它可以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规模经济，形成集约化优势，这是我们乐见并鼓励的。遗憾的是，有一些人没有认识到这种在同一行业中或同一产业链上的产业并购与杠杆收购是不同的，只是进行简单类比。他们看到美国20世纪80年代之后杠杆收购盛行，就想当然地认为杠杆收购在中国也是必然趋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没有透过这种表面现象深入了解杠杆收购对美国经济的长期负面影响。
80年代之后，美国私募股权公司纷纷启用连环高杠杆现金收购上市公司。他们入主上市公司的目的就是炒高套利，从未进行长期投资打算，不可能为公司长期发展考虑布局；二来作为资本运作高手，他们不懂被收购公司的行业，不可能为公司长期发展提供专业意见，只能靠削减开支、裁员和减少研发投入等手法粉饰报表，炒作获利。
这种财务型杠杆收购对公司最大的危害：一是釜底抽薪，破坏公司的研发投入、再投入良性循环体系，使公司失去持续创新能力，难以为继；二是因为收购者的短期行为会与以奉献公司事业为己任的杰出管理者的长期事业精神、价值观、战略安排相冲突，逼走优秀管理团队而使公司失去长期发展能力。美国大批优秀企业正是被这些短期行为的杠杆收购者掏空、榨干的，这也是造成美国产业空心化，“脱实向虚”的重要原因。
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杠杆收购并不等同于产业并购，它并非善类，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损害，我们应该警惕这种情况在中国重演。
2、资本市场不能蜕变成巧取豪夺的场所。资本市场是实体经济资源配置的场所，尽管参与主体众多，利益诉求不同，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属性、资源配置的倾向性应该坚定不移，为投资大众利益服务的价值观不能动摇。
目前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开始劣化，栽树的得不到资源倾斜支持，而摘果的却得到了行政资源眷顾，在资本市场上挟持中小投资者资金，持着杠杆呼风唤雨、攻城掠地、四处套利，动辄数以十亿、百亿入账，难道这是保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吗？虽然我们的价值观是共同富裕，我们也鼓励民营企业家在实体领域建功立业，发财致富，带动社会进步，可我们的制度不能鼓励巧取豪夺。虽说资本市场是现代经济配置资源的必要条件，但资本市场并不创造财富，其二级市场是在财富交易分配中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因此，我们的制度选择绝不能允许金融大鳄在资本市场中剥夺广大中小投资者。
3、杠杆收购不是资本的力量。在去年以来的收购争议中，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资本的收购，是资本的力量。我认为这不是资本的力量，不是资本。大家知道，资本是股东权益，是与负债相对应的概念。而无论是保险资产还是与他们一致行动的控股集团的收购资金，都不是他们自身的资本，而是负债。
何谓杠杆收购？杠杆收购就是负债收购。要说力量，那仅是牌照的力量，并不是什么资本的力量。他们违背保险资金投资保守、稳健、作为经济社会和资本市场稳定器的行业传统，而是激进、冒险、急功近利地把万能险转换成融资理财平台，利用这个融资平台并联手信托、券商、银行的各种理财和资产管理计划，聚合了巨额资金用于对标的上市公司的收购。无论他们是直接还是通过各种复杂的包装计划间接筹集的，这些资金的性质都属于负债，都属于他们在收购计划中使用的超级杠杆，而不是他们的资本！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他们在合同期内可以使用这些资金，但他们和资金权益人之间仅仅是一种代理关系，无权把这种短期委托资金用于长期的、风险巨大的、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超级杠杆收购。一是他们并未真实、详尽地向投资者披露委托资金的使用计划，仅仅笼而统之地概括为债权、股权投资，组合投资等，委托人根本不知道这些资金是被用来做杠杆收购的，更不知道这其中蕴含的巨大风险将会由自己背负。他们剥夺了委托人的知情权，有欺诈之嫌。二是作为一个固定收益投资人，委托人回报有限，却要承受代理人风险投资的高风险而与其高回报无缘。风险和报酬不对等。三是从法理上来看，代理人越权侵占了委托人在被收购公司的股东权利。
尽管他们对这种短期资金有滚动置换的安排计划，但一旦市场出现突变风险，资金滚动计划势必中断，短期投资人、理财客户将损失惨重甚或血本无归。那么这种事实上的对短期投保人、理财客户的绑架，就有可能演变成对整个金融系统的绑架。
我们应该明晰，一方面，这种野蛮的杠杆收购牟取的是少数人的巨大私利，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占用了巨额的国家公共金融资源。成功了他们赚得盆满钵满，失败了却要广大中小投资者和国家来买单，承担巨额损失。这种游戏相当于赌资是别人提供的，赌赢了归赌徒所有，赌输了由提供赌资者认赔。
新加坡金融监管局在总结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教训时就认为，这场危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家族金融集团对国家公共金融资源的占有和支配。我们应该高度警惕，这惊人相似的一幕幕，正在我国金融市场上重演。
4、正视问题，积极应对。对于杠杆化的收购乱象，我们不要一叶障目，仅仅把它看作是一场股权之争，要从更高的层面来认识这个问题。杠杆收购不仅会引发金融风险，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任其发展，将会对国家资源配置导向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支持在实体经济领域辛勤耕耘的财富创造者，不能放任即变相鼓励财富掠食者。有必要采取断然措施，积极应对和制止，防止这些有害的金融工具对我国社会的价值观和经济产生灾难性影响。
一是我们无需投鼠忌“器”，无需忌惮市场上的“规则”之说。这里没有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秩序的规则障碍，反倒是野蛮的收购者不仅在钻规则的空子，而且还在肆意破坏信息披露、公平交易、诚信履行代理权等基本规则。有的还勾结庄家，采取举牌拉高，庄家出货，“秋后分账”等等卑鄙手段操纵股市，残酷掠夺中小投资者。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并无规则支持这种杠杆收购，金融行业是高度敏感，关系社会公众利益、国家安全的高风险特许经营行业，不属于法无禁止即可为的范围。
二是即使有规则漏洞，监管机关也应该尽责作为，可以从法理精神出发，即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秩序、优化资源配置、保护金融安全出发，向杠杆收购方发出监管意见书，制止其代理越权等杠杆收购行为。
三是专项检查那些围绕杠杆收购活动市场反映强烈的虚假信息、市场操纵、内幕交易和老鼠仓等违法活动，一经查实，严厉打击。
四是从部门规章修订入手，先易后难，积极修法，禁止杠杆收购，明确规定金融机构对上市公司仅可实施财务投资，并限定其投资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以及所占自身金融资产比例上限。
迷途知返，遏制金融混业经营
美国罗斯福总统为遏制金融资本的贪婪特性而制定的强制金融分业监管法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规，在美国已经被废17年。视华尔街为圭臬的中国金融界，也为混业解禁鼓噪、探路、闯关了十多年，中国金融的分业经营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有名无实。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规所禁止的银行用民众存款直接或间接从事金融投机在中国早已不成禁令，商业银行资金流入股市作为融资杠杆炒股也已经毫无障碍。我国金融市场的许多乱象都与金融混业经营有关。
我国的金融界同仁是否注意到，受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者桑德斯影响和美国公众的强大压力，美国民主党将恢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写入大选纲领，共和党也主张恢复罗斯福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美国金融改革的路向之所以突然变化，要纠正金融混业，这是美国民众对美国金融模式频频引发金融灾难危害实体经济的觉醒。美国似乎要迷途知返。中国金融将何去何从？
不忘初心，在任何时间，任何领域都应该是我们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