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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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核心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表现

房宁 来源:2016年12期 2016.12.22 09:54:12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全党政治“核心”地位。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件大事。党中央领导集体中政治核心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基本的组织原则和政治权力结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体现。新的政治核心的确立,对于建设和巩固坚强有力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发挥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全党政治“核心”地位。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件大事。党中央领导集体中政治核心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基本的组织原则和政治权力结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体现。新的政治核心的确立,对于建设和巩固坚强有力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发挥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核心”这个概念,准确地说应当是政治核心或领导核心,这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政党组织的一种特有的制度安排,或者是民主集中制的一部分。从学术意义上讨论,现在所说的“核心”这个概念,必须从列宁、从布尔什维克党以及第三国际说起。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主义建党原则的历史传承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合法性,要有清楚的道统、法统、血统三个方面的继承性、正当性,这才能宾服海内。如果从政治学意义上借用这一思维框架,那么首先,中国共产党传承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我们讲不忘“初心”,共产党的“初心”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以实现劳动阶级、人民大众解放为宗旨。其次,中国共产党靠组织发动人民革命夺取政权,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和经济建设,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正可谓“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直接源自共产国际。列宁继马克思、恩格斯创设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之后,创设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为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即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是按共产国际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

列宁创立的第三国际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相比,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建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方式方面。1848年,年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共产党宣言》,这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宣言。马克思、恩格斯从此开始了早期的政治论述和政治实践。在他们思想的影响和指引下,也在他们的参与和指导下,欧洲的工人运动逐步走向国际联合,先后建立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组织原则都是民主制。

民主制是第一国际、第二国际这类以宣传和组织工人运动为主要目标和功能的政党的组织原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来自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和进步思想的一种社会运动,是由信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社会活动家所组成,是一个信仰者的联盟。所以,其内部组织是以意识形态和思想观点为纽带构成组织基础。党的决定和行动从来都要取得思想认识上的基本一致,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都要实行充分的讨论以至辩论,全体或绝大多数达成一致才能形成的党的统一行动。这种方式即为“民主制”。但在当时的形势之下,一个处于弱势或非法状态的工人组织很难就党的方针、政策达成一致的意见。这些政党内部往往有众多派别,每遇重大问题则成为内部分歧扩大的契机。

第一国际是欧洲多国工人阶级的一个联合组织,十分松散。第二国际是以多个民族国家为范围建立的社会主义组织或政党组成的联合国际组织,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中各国党的组织紧密程度强于第一国际,但它仍然是一个信仰者的联盟。这样的联盟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组织纪律约束,难以形成党的统一行动。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相比,更像是宣传性的社会组织。共产国际的重要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后来曾指出:“第二国际并不是像现在第三国际那样的组织,它没有像我们第三国际那样的纪律,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国际政党。这是一个自由的、松散的联邦,它偶尔在一起开会,通过决议,并‘看情况而定’执行这些决议。”[1]

第三国际来源于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9世纪末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创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第二国际的成员。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生重大分裂,形成了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少数派)两大派别,列宁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1905年俄国发生影响重大而深远的革命,彼得堡、莫斯科等大城市的工人抵制国家立法机关“杜马”选举,自行选举工人政权“苏维埃”,实行社会自治。这场革命为沙皇政权所镇压。列宁从革命失败中深刻地感受到,没有严格纪律和统一行动的政党必然是软弱无力,根本无法承担发动和领导旨在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

19059月,列宁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耶拿代表大会》一文中提出:“实行彻底的集中制和坚决扩大党组织内的民主”[2]。这是最早见诸文字的有关“民主集中制”这一共产党组织内部权力结构组成原则的表述。19063月,列宁在《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现在一致公认的原则”。此后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由于民主集中制的实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终于在内外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夺取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后,为了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共产主义革命,列宁及俄国共产党发起组织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各个加盟共产党都是按俄共式的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

民主集中制与政治核心的制度含义

民主集中制作为一种政党组织原则和权力结构,本身并不复杂,但我国学术界常常说不清楚民主集中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一些人简单地把它解释为共产党设立党内制度、处理党内关系的一种原则,甚至还有人从字面上把民主集中制理解成了一种观念性的东西。民主集中制是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以及第三国际共产党的党内基本制度,或者更加学术化一些的说法,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的权力结构,即党的权力构成和运行体制。

具体来说,民主集中制可以从民主与集中两个方面来解释。民主,就是党内重大事务,包括政策与策略、人事安排和危机处置等等,要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形成党的决定。

集中制是俄共和共产国际的政党的主要特点,是列宁的贡献。实际上,列宁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列宁创建的以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革命政党。列宁在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过程中,改变了第二国际政党那种允许一切支持者入党的做法,布尔什维克的党章规定,“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才可以作为党员”。这样就限制了一般赞同和拥护者加入党组织,而是要求行动者和服从者方能加入党组织,即后来讲的建立以少数职业革命家为骨干的、权力相对集中的组织模式。概括起来说,集中制的第一个制度安排是,一旦党形成了统一的决定,所有党组织和每个党员都要无条件服从并努力付诸实施。这就改变了第二国际各行其是的状态,以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约束全党和所有党员。

集中制第二个方面的制度安排与“核心”相关。在民主集中制下,一旦党的领导机关达成统一决定,全党都要遵照执行。但如果党的领导层不能就重大问题做出决定,特别是党的中央、党的领导层在重大问题上存在争论和一种分歧的情况下怎么办?这就涉及到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制的第二个制度安排,即现在所说的“核心”的功能和作用问题。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安排,核心的含义是,在党的最高决策层不能够就重大问题做出统一决定的情况下,由党内授权的总负责人做出最终决定并成为全党意志。这种权力结构和决策模式是在列宁时代形成的。它最终也构成了民主集中制的完整的制度形式。

俄共(布尔什维克)在领导俄国工人运动、发动十月革命夺取政权以及巩固政权,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逐渐形成了以列宁为核心的俄共中央领导集体。当年,包括列宁在内,俄共政治局一般有6至7名委员。在当年极其复杂艰难的革命斗争条件下,俄共党内包括最高领导层的意见经常不一致,甚至形不成明确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在列宁尽量说服不同意见者的前提下,由列宁做出最终的决定。列宁也就是党的最终决策者——核心。十月革命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核心”体制发挥作用的产物。1917年初开始,俄国出现了可能导致俄共通过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形势。但是,当时俄共党内部特别是党的高层,在是否发动武装起义的问题上意见严重分歧和激烈争论,党最高决策层中央政治局内的两个重要成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坚决反对发动武装起义,甚至公开暴露党内的关于是否举行武装起义的分歧,甚至还有人建议列宁去向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自首,以保存俄共实力。在这种混乱情况下,列宁断然做出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并最终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经过历史的考验,民主集中制这样一个体制保留下来了。十月革命后不到七年,列宁就去世了。在这个期间,他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民主集中制,并进一步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和核心地位。在列宁去世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其中包括激烈的党内斗争,这一制度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形成了以斯大林为核心的苏联共产党领导集团。这就是民主集中制以及“核心”这一制度安排的历史由来。

  民主集中制的制度特性与功能

民主集中制是一种能够产生高效率政治行动的权力结构。与第二国际的民主制相比,首先,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政党具有很强的组织行动能力。一个政党或政治组织,尤其是在复杂情况下,通常很难形成全体一致的认识和决定。事实上,第二国际的党政治行动能力很差,每临重大事变、每遇挑战与风险,各个党不出现分裂就算不错了。而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党多数情况下都是可能形成统一意志、进行统一行动的。其次,“核心”体制可以进一步提高决策效率,有利于降低内部成本,减少失能风险。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党的高层领导很难形成一致或无法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形成决策。在这种情况下由“核心”做出最终决定,方能使得在重大问题上或在重大关头,党依然能够保持统一行动能力。这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有了核心就会坚强有力”的道理。[3]

  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历史沿革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基础上,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成立的。毛泽东同志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组织原则自然是按照共产国际、按照俄共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在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是有一个过程的。刚开始虽然形式上相符,但由于革命斗争经验不足,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并不稳定。党成立之初主要领导人是陈独秀,但他犯了很大的错误,几乎断送了年轻的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遭受重大挫折。在极其危难的困境中,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这期间,依旧坎坷不断,领导层也依然不稳定。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实际上有两个中心,一个在上海,受共产国际指挥的中共中央,另外一个是由中共中央派出机构领导下的位于江西、福建中央根据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苏维埃政权。这样的形势下,自然也就没有形成所谓的“领导核心”。加之后上海党中央因实行左倾路线失败,转移到了中央苏区,最后在第五次反围剿遭受失败,不得不走上了长征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在长征路上再次发生转折,就是遵义会议的召开。遵义会议重新调整了党的组织原则,开始纠正错误路线,共产国际代表李德被解除了相应职务。在这次会议上,中共形成了新的领导集体。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有记载的“核心”表述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陈云传达遵义会议决定记录,遵义会议调整了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层,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是我们党有关“核心”机制的最早文字记载。也就是说,在当时最高的领导人当中,如果再达不成一致,那么就要由一个人来做决定。在这次会议上,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也进入了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层。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锻炼和考验中,毛泽东的地位不断提升,他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党内同志和革命军队的认可和拥戴。应当说,到党的“七大”前,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长期稳定领导全党全军的伟大领袖和政治核心。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是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实践中形成的,需要经受历史的考验,必须得到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拥戴。邓小平是继毛泽东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经历了长期“左”的教条主义错误,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受到严重损害。在面临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邓小平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拨乱反正,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团结全党、全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探索。邓小平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终于扭转了中国的命运,将中国引向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正确方向。邓小平在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作用,开创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丰功伟绩,使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中无可争议的政治核心。

江泽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1989年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波再次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考验着中国再次起步的现代化事业。江泽民同志临危受命担负起了在当时极其复杂困难局面下领导国家继续前进的历史重任。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化解了国内外种种复杂矛盾,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探索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妥善解决了新旧体制转换中大量艰巨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引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进入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黄金十年。江泽民同志在继往开来加速推进改革开放,加速推进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新阶段建立的功勋,也使他成为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当前,我国正处于最终实现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时期,机遇前所未有,挑战风险前所未有。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励精图治,积极进取,带领全党全国人民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取得了新的成绩与进步。“十八大”后,党中央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提出了实现中国工业化、现代化最后阶段的政治纲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率领党中央领导集体以从严治党为引领,力行反腐倡廉,在打击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显著成绩,凝聚了党心民心,也受到了外界的广泛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勇于担当,雷厉风行的精神和作为赢得了国内外赞誉,也得到了全党上下的认同,习近平总书记顺理成章地被确定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新政治核心。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最终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后关键时期做出的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决定。

   

(编辑  季节)



*房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院。

[1]格·叶·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的诞生及其头五年的活动——列宁与国际工人运动》,1924年,谷松译自《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1924年第2期第249278页。

[2]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耶拿代表大会》一文是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的请求为该联合会的机关报《无产阶级斗争报》写的,大约写于1905910日(23日)以后,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23327页。

[3] 1989531日,在征得陈云、李先念同意后,邓小平找李鹏、姚依林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次谈话的核心内容是中央领导人和中央领导集体怎样才能干好。邓小平关于中央领导班子怎样干好的政治交待集中体现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一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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