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富民思想及其当下启示

内容提要：在中国优秀传统经济思想中，由民本思想衍生出的富民思想占据着中心地位，历代先贤大哲从治国角度论述了富民的重要性，论证了富民与富国的关系，同时还指出了通过“强本”、“节用”、“薄敛”等政略实现富民的途径。

关键词：传统文化  经济思想 民本主义  富民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中国优秀传统经济思想是其有机组成部分，而“富民”思想又一直占据传统经济思想中心位置，因为它关乎经济发展目的，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系统梳理此思想，对于整理中国经济思想史有意义，亦有益于从中汲取营养，更好服务于当下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①]

“富民”思想源头是朴素的民本思想

梁启超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写道，“民本思想为吾国政治哲学之一大特色”。套用任公之言，我们可以说，“民富思想为吾国经济哲学之一大特色”。而且，中国传统思想之所以重视“富民”，恰又是由朴素的民本思想衍生。

“中国的民本思想，胎息于《尚书》”[②]。《尚书》率先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政治观，同时生发出“裕民”、“惠民”、“政在养民”的富民主张。西周初期，在汲取夏桀、殷纣亡国教训时，统治者意识到“敬德保民”的重要性，产生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点，也因此提出了“损上益下，民乐无疆”的富民观[③]。

先秦诸子中，几乎凡持“富民”观点的思想家，也都同时持有朴素而深厚的民本主张。孟子 “制民衡产”的富民观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④]荀子 提出[⑤]，“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又说：“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⑥]

西汉初年，贾谊明确使用了“以民为本”的概念。他提出，“……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他还警告统治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所以，君主要富民、养民，而后教民；官员替君主做事，必须“富乐民”。“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故君以知贤为明，吏以爱民为忠。故臣忠则君明，此之谓圣王。” [⑦]

金耀基认为[⑧]，秦汉之后，反民本之法家思想大盛，而董仲舒则依旧守孟子之义，阐明天人之际，以天权限君权，暗伸民本之旨。其后，专制之局面日紧，民本之义日泯，但第一流之儒者则必不忘“民惟邦本”、“民贵君轻”之微意。而“富民”观念虽随民本思想起伏有所涨落，但从来没有断流。如北宋程颐指出：“上，谓人君与居人上者，观剥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其本固而能剥者也。……知理之如是，则安养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⑨]这段话，基于先贤“民为本”之主张，又提出了“安养人民，以厚其本”的“富民”政略。

明清之季，民本与“富民”思想受到进一步压制，但仍有诸多优秀思想家护其余脉，丘浚、黄宗曦、唐甄等杰出者。

明代中期的丘浚在其编写的《大学衍义补》中指出[⑩]，“盖君之所以为君，以其有民也。君而无民，则君何所依以为君哉?……国之所以为国者，民而已，无民则无以国矣。”在他看来，民是君立、国存的基础，“天生民而立君以牧之，是君为民而立也。”丘浚的经济思想不仅涉及面广，而且在很多方面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其核心观点就是“君富必民富”。黄宗曦、唐甄与王夫之、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在江山易色、风雨如晦之际，黄宗曦反驳“君主民客”之谬说，而唱“民主君客”之宏论，并倡“藏富于民”之主张[11]。唐甄以“国无民，岂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之论据，痛斥统治者“见政不见民”，并提出了“富在编户，不在府库”的“立国之道”[12]。

“富民”的目的是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

历览先贤大哲关于“富民”的主张，固然与朴素的民本思想相联系，但因历史的局限，更多地把“富民”定位于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工具。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较早提出“富民”为“治国之道”的思想家。“凡治国之道，必然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治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13]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民富裕的国家容易治理，如果百姓贫困就会“危乡轻家”，以致“陵上犯禁”。所以，善于治国的统治者，都知道先使人民富裕起来。

孔子回答学生端木赐如何治国时，提出“足食”的富民观。“足食，足兵，民信之。”[14]其中，“足食”被置于为政治国之首。孔子一生从教，他也主张“先富而后教”。在他看来使人民丰衣足食，是治国的头等大事。

孟子“制民恒产”的富民观是建立在其政治哲学基础之上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15]；“无惯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16]。他认为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没有财产则行为将“放辟邪侈”，导致社会失序，难以治理。与孟子持相同看法的荀子从人性的角度提出“不富无以养民情”。

西汉众多思想家总结秦亡的教训，亦多从国家治理的视角提出富民的重要性，贾谊是其中佼佼者。贾谊指出，“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与孔子思想不同的是，贾谊把“教民”放在更为重要位置。“教民”的目的就是使国富民丰，“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故国丰且富，然后君乐也。” [17]东汉淮南王刘安也提出“安民足用”论，“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18]

魏晋时期思想家傅玄在其所著《傅子》中提出， 统治者欲安民，必须富民。“民富则安，贫则危。”原因是，“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饥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19]他告诫道，如果老百姓贫困，为求温饱，可能铤而走险，直至离家出走成为流民，流民啸集则容易生乱。此论反复被中国历史所证实。

明清之季，丘浚与唐甄的富民说，既是“民本”思想的延伸，也同样有劝诫统治者实行善政的成分。丘浚指出[20]：“古之明主，所以孜孜焉民子农桑，薄税敛，广储蓄，以实仓廪，备水旱。使天下之民无问丰凶，皆得饱食暖衣，仰事俯育，则常有其民，而君位安，国祚长矣。”意思是说，古代的明君，孜孜以求百姓富裕，最终是为了实现“君位安”，国运长久。唐甄则写道[21]：“为治者不以富民为政，而欲幸致太平，是适（去）燕而马首南指者也”。统治者如果不把富民放在国家治理的首位，犹如南辕北辙，舍本求末，不可能达到治理的目的。

欲“富国”必先“富民”

考察中国传统富民思想，不能不究析“富民”与“富国”之间关系。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常将二者对立起来，而善于哲学思辨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则把富民视为富国的前提与基础，这种看法与“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同样是相呼应的。

春秋时期的管仲不仅主张“富民”，也阐述了富民与富国的关系： “足民有产，则国家丰矣。”孔子和荀子也持相同看法。论语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22]荀子的《富国》《强国》篇，对后世商鞅等“富国强兵”思想有直接影响。他认为“足国之道，节用裕民。”“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23]荀子特别反对统治者横征暴敛以充国库，认为这样做适得其反，“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长久下去甚至会导致亡国。[24]“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相互倾轧征战，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应时而生。他们认为“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25]但即便是把富国放在富民之上，商鞅、韩非也不是简单主张国家强征百姓之财产来求富，而是主张通过发展生产实现“上下皆富”。商鞅提出，“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民力可抟也。”“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26]韩非子也主张，“富国以农, 距敌恃卒”, “明主之国”要做到“无事则国富, 有事则兵强。”[27]

北宋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威胁和国家孱弱的现实，使得王安石、李觏等人深受“国富兵强”的法家思想影响，但他们同样没有把“富民”与“富国”对立起来。王安石写道：“尝以谓方今之所以穷空, 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资之国, 富其国者资之天下, 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王安石认为，欲富国，必使天下皆富；而欲天下皆富，又要使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否则，只知道眼睛向内，就像一家之内父亲向儿子索取钱财，“虽尽得子之财, 犹不富也。”[28]

北宋仁宗年间，李觏作《富国策》和《强兵策》各十篇, 系统阐述其富国富民思想。李觏也是把富国置于富民之上。“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是故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但他的所谓“财用”是指统治者如何理国家之财，非百姓之财。李觏主张富国要靠“强本节用”，反对靠“厚取于民”达到富国目的。: “所谓富国者, 非日巧筹算, 析毫末,厚取于民以谋怨也, 在乎强本节用, 下无不足而上则有余也。” [29]

明清之季，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学者，几乎都是继承了“欲富国必先富民”的思想。明初方孝孺认为[30]：“天下何患乎无财，能养民而富安之，不求富国而国自富矣”。丘浚把国家财富看成个人财富的积累，认为[31] “天下之大，由乎一人之积，人人各得其分，人人各遂其愿，而天下平矣”。他主张君主节用薄取，藏富于民。 “盖国家之财皆出于民，君之所用者皆民之所供也。君能节用，则薄取而有余”；“使下常有余，则上不忧不足”。他还从“理财”的角度提出，欲理国财，必先理民财。“……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民财既理，则人君之用度无不足者。” [32]清代唐甄也指出：“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33]

晚清民国时期，在反思内忧外患、谋求救亡图存的同时，不少优秀思想家再度申发了“富国先富民”和发展实业的经济主张。郑观应写道[34]，“欲强国先富国, 欲富国先富民, 而富民之道、则不外以实业为总枢。”曾任清政府外交要员的薛福成指出[35]:“人人之私利既获, 通国之公利寓焉。”因而必须“藏富于商民。”孙中山先生在给李鸿章的上书中也写道[36]：“夫国以民为本, 民以食为天。不足食, 胡以舞脚；不养民，胡以立国?”到晚年孙中山仍认为[37]“我中华之弱, 由于民贫。”因此，“民富即国富, 既富即强。”

以“强本”、“节用”、“薄敛”来实现“富民”

如何实现“富民”理想，中国历代思想家进行了不懈探索，概括其要点，即“强本”、“节用”、“薄敛”。

“强本”

“强本”，即发展农业。有很多学者指出，农商关系问题是我国经济史中横向统摄诸多方面、纵向贯穿始终的基本问题。自管仲以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大多视农业为本，商业为末。在这些思想家看来，欲实现民富，必须“强本抑末”。

这方面的先行者管仲指出，“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民事农，则田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38]对于“农事”，管子还专门撰文，详细讨论了防火、防洪、耕种、畜牧、手工和纺织等事。[39]

孟子所提的“制民恒产”之说的“产”主要是土地，同样体现了“重农”导向。孟子主张通过“井田制”实现“耕者有其田”，还描绘了他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40]

作为法家代表，商鞅亦认为农业是财富生产的源泉。“农则易勤，勤则富”，欲富民富国，只有注重农业生产一途，“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41]。

魏晋时期思想家傅玄继承了“重农轻商”思想，认为“贵本贱末”是富国安民之道。“故明君止欲而宽下，急商而缓农，贵本而贱末，朝无蔽贤之臣，市无专利之贾，国无擅山泽之民。——末盈本竭，而国富民安者，未之有矣。”[42]他强调要增加农业人口，减少非农业人口。“为政之要，计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计天下文武之官足为副贰者使学，其余皆归之于农。若百工商贾有长者，亦皆归之于农。”[43]

与孟子观点相同，宋代李觏力推井田制。他认为，井田之法，“生民之权衡乎!井地立则田均，田均则耕者得食，食足则蚕者得衣；不耕不蚕，不饥寒者稀矣”。在井田制下，人无遗力，地无遗利，可致粮食充足，民用丰裕，国财丰盈。因此井田制是“富民之大本，为国之上务。”[44]

在这些思想家看来，重商轻农的害处，除了加剧中国这个农业社会中人口、耕地与粮食之间的矛盾之外，还有以下两条：其一，商业会败坏人性。“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45]。商业发财快，对人诱惑很大，而且容易导致欺诈。“示民以利,则民俗薄。俗薄则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嗜欲众而民躁。”[46]从事农业则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可让人安分守己。《吕氏春秋》提出，“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47]《盐铁论·力耕》云：“商则长诈，工则饰骂，内怀窥而心不怍，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明代王夫之说，“商贾者，于小人之类为巧，而蔑人之性、贼人之生为已极者，乃其性恒与夷狄而相得……故生民者农而戕民者贾。”^[48]

其二，商业发展会压抑农工行业。商业易得暴利，挤占生产环节收益。如统治者重商轻农将导致农业与手工业者“弃本逐末”。“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田，犹贱卖以贾”[49]；轻者导致业衰败，粮食短缺，重则危及国本。故荀子云：“工商众则国贫” [50]；汉代贾谊说：“背本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 [51]汉人王符认为“舍农桑趋商贾”必导致“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织百人衣之”[52]，应该“驱民而归之家，皆着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53]，这是历代思想家，主张“省商贾，众农夫”（《荀子?君道》）的深层次考虑。

“节用”

节用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主张个人消费要节约，二是主张统治者要节俭。

管仲认为，节用的标准是“宫室足以避燥湿，食饮足以和血气，衣服足以适寒映，……”[54]“国侈则用费, 用费则民贫, 民贫则奸智生, 奸智生则邪巧作。”[55]要做到节用，就必须“审度量, 节衣服, 俭财用, 禁侈泰”。

孔子主张“道千乘之国……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56]甚至对待他非常重视的礼仪祭祀，也主张“礼，与其奢也，宁俭”[57]。

墨子关于“节用”的思想比儒家更为系统和突出墨子提出，“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节也。” [58]国家节省是加强财力的办法，“因其国家, 去其无用之费, 足以倍之。”[59]汉代司马迁对此评论道：，“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60]荀子也认为，“墨术城行, 则天下尚俭。”[61]荀子本人也一样从富民角度，把“节用”和“强本”看得同样重要，明确提出，“强本节用, 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 则天不能使之富。”[62]

到了北宋，曾巩在《经费议》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节财用”观点：“用之有节, 则天下虽贫, 其富易致也”；“用之无节，则天下虽富，其贫易致也。”[63]宋神宗曾赞赏说：“巩以节用为理财之要, 世之言理财者, 未有及此。” [64]清中期，针对当时盛行于朝堂和社会的奢靡之风，唐甄提出“去奢守朴”的主张，认为只有“君臣恭俭”，才能“民生富庶”[65]。

“薄敛”

“薄敛”，即轻徭薄税，这一直为历代思想家所重视。

孔子一直强调“其养民也惠”，明确主张“敛从其薄”。《论语》中有两段著名的对话。[66]其一，哀公问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孔子的意思是，荒年时农民收入不好，国家如果再提高税赋，无异杀鸡取卵，结果使农民更穷，国库更加空虚。如果此时减税，尽管国家眼前收的少了，但农民因此得到休养生息，整个国家会重新富裕，还会愁国库没钱吗？

其二是孔子与冉求对话[67]。冉求说，“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但当冉有为比周公还富的季氏聚敛赋税时，孔夫子说，他不是我的弟子，让门人群起而攻之。“季氏富于周公，而有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日：‘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孔子的“薄敛”思想一直影响后世儒家。孟子也认为“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68]孟子公开谴责横征暴敛的官员，“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69]

魏晋时期的傅玄指出，“上不兴非常之赋，下不进非常之贡”，才能“尽利用之宜”。“不度时而立制，不量民而役赋无常，横求相仍，弱穷迫，不堪其命。若是者民危。”他还提出“减吏轻赋”的主张：“量时而置官，则吏省而民供。吏省则精，精则当才而不遗力，民则供顺，供顺则思义而不背上。”[70]

晚清著名思想家魏源以植柳和剪韭为比喻，说明轻徭薄税、涵养民生的重要和暴敛重税的教训：“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则剪韭乎，日剪一畦，不罄不止。”[71]

传统民富思想的意义及启示

中国传统富民思想对于传统中国意义重大。从先秦到晚清，统治者出于延续家天下的考虑吸纳富民思想，并出台富民政策，广大群众在一定程度上受此思想及政策荫护而免于受冻馁。

在论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时，梁启超指出，“我国有力之政治思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下，行民本之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之实现，然影响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72]钱穆在批评西方学者简单地把古代中国等同于“黑暗专制”时指出，因为有强大的民本思想及传统，古代中国多数时期是“士人政府、平民社会，至多是开明专制”[73]。可以说，传统中国最核心的经济思想，就是在君主统治下，行“富民”之精神。这一思想在历史上虽未能完全变成统治者的政策，但影响深远，且维系中国人生计数千年不堕。

从中国人口变化与文化传承来看，上述观点是成立的。汉代初期，中国人口约1500万－1800万；至1911年，中国人口虽经大规模战乱，仍有3.4亿之巨，这与传统中国的“食民”与“富民”思想息息相关。正因为传统“富民”文化，即生计文化的生生不息，中国人生生不息，中国文明才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未曾中断过的文明。以此看来，中国传统 “富民”文化之贡献巨大。

“苟日新，日日新”。在全球化与信息时代的当下，中国传统富民文化必经现代转化，才能继续发挥其功效。实际上，经晚清民国时期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富民文化已有百转千廻的变化，特别是对商业的再认识。但无论怎么变，其精华仍然应该保留，并以此资今日之政：

其一，富民是终极目的，但强国与富民并不矛盾。

传统富民思想始终把“富民”放在“富国”之上，认为人民富裕是国家富裕的前提与基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人民服务”写在自己旗帜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发展观，表明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我们执政的终极目的。

当然，“欲国富必先民富”适用于国家的常态情况，而当民族国家面临外部激烈竞争甚至是生死存亡之时，“国强”就要摆在第一位。从历史上看，战国时期法家强调“国强”，北宋王安石变法强调“国强”，晚清思想家批评“民不知有国”，都是在国家面临外族入侵之际的应变之举。因为如国将不国，国家遭到外部势力盘剥，不可能有“民富”。新中国立国之初，首要的是国家能够稳固，不致再遭受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国家富强”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因此，党采取了高积累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尽快建立起国家现代产业体系。但让老百姓丰衣足食，一直是共产党人的目标与追求。共产党也正一步步兑现让人民过上美好幸福生活的承诺。至党的十六大，基本实现小康；距2020年正近，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也正可期。

作为中国人民利益的基础载体，我们的国家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面临的外部竞争和压力日益突显，为了让人民更持久地享受和平带来的财富红利，我们仍然要平衡好国家与百姓之间的理财关系，不能简单地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

其二，吃饭对中国人永远是第一位，土地问题是根本问题。

传统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有限，孟子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同时也是“富民”的最高境界。更多时候，“富民”等同于孔子所言“食民”，即百姓不愁吃穿。由于吃的粮食和织衣所用的桑麻都来源于土地，来源于农业，历代持“富民”观点的思想家都高度重视土地和农业，并提出了以“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和农业政策。正如李觏所言：“井田立则田均，田均则耕者得食，食足则蚕者得衣；不耕不蚕，不饥寒者稀矣。”事实也证明，凡土地政策能保证“耕者有其田”的时期，就是人民能够相对安居乐业的时期；而当豪强兼并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时，就会出现大量赤贫人口，这些赤贫人口加入流民队伍，就会启动王朝周期性轮换的按钮。

今天的中国人早已越过温饱阶段，迈进小康。但“十三亿人睁开眼就要吃饭”仍是基本国情，“吃不饱饭”的威胁与危险仍旧长期存在。我们仍然要把“食民”作为解决“富民”的基本物质条件，思想上不能懈怠，政策上不能有任何放松。要坚守农村土地改革的底线和红线，“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其三，必须以实业富民富国。

自先秦以降，传统富民思想就把“富”区分为“本富”与“末富”。在古代中国人看来，“本富”就是通过发展农业和手工业致富，“末富”就是通过商业投机取巧致富。中国历代思想家认为，鼓励商业会导致人们不愿意从事农业和手工业，长此以往会导致多数人衣食无着。因此，他们主张对农业手工业薄敛，而对商业则采取“专卖”和“重抽”的方式予以抑制。

晚清以来，这种看法出现了变化。西方列强的经济发展和强大国力极大地触动了魏源等维新思想家，他们提出，不仅要发展农业和工业，也要重视商业发展，特别要重视海外贸易。但魏源等人仍将其视为“应急”之策，认为从长期看还得靠发展实业。时至今日，这一思想对中国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下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资本利得高于劳动所得，投机利润远高于实业利润。当所有人都想依靠投机取巧致富时，国家绝对不可能真正富有，而绝大多数普通人也不可能过上真正长久富裕的生活。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制造业强国之路。

（编辑  迟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