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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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我家三代农民

杨胜刚 来源:《经济导刊》2017年04期 2017.04.19 10:50:02

2016年年初,我妻子黄灯撰写了《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通过新媒体平台的传播,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我由此进一步感受到了农村问题的普遍性,感受到我的家庭其实是更多农村状貌的缩影。黄灯眼中的乡村景象,不仅仅是一个农村儿媳勾勒的乡村图景,而且是知识界观察乡村的一次聚焦特写。

当然,此文也招致了一些批评,有人认为这篇文章过度渲染悲情。毕竟,在讲述自己身为农民的亲人所遭受的困难时,因为亲情引起情感波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更何况,任何深入中国农村的认真写作,很难不遭遇悲情的境况,因为生活的困境始终是中国农民普遍的生存现实,我那些依然留守农村的亲人,生活就是如此。

母亲——新中国第一代农民

我的母亲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由于外祖父有不错的木匠手艺,她在娘家没怎么干过农活,家里的地都是请人种。母亲成年出嫁后,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结婚后的十多年,在艰辛的“公社岁月”,她生下了6个孩子。更大的生存挑战从她失去丈夫开始。家里没有了顶梁柱,年幼的姐姐们不得不从小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大姐11岁就跟着大人去修水库,就算如此,一家人一年挣的工分仍然很少,按工分从生产队分得的粮食,根本不足以让一家人果腹,家里经常揭不开锅。听母亲说,四姐两岁那年,家里断炊几天,能吃的都吃完了,她饿得奄奄一息,躺在家门口,被隔壁的周伯母看见,送来了一碗米,才把一家人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

为了补贴家用,那些年母亲经常深夜纺线织布到鸡叫,然后趁天色未明拿着织好的布,赶到20里外的临近公社集镇上卖。她之所以舍近求远,避开本公社的集市,是怕撞见熟人引人讥笑,也怕惹来麻烦,因为那时严禁私人擅自售卖自产物资。母亲的布经常被管理者没收,有时为了躲避,不得不逃进厕所。

公社时代的家境,的确可以用一贫如洗来形容,一年到头,难得见到钱的影子,以致母亲经常和大姐感叹,“要是一个月有五块钱花就好了”。这句话,大姐一直记得。现在想来,母亲以柔弱之躯拉扯6个孩子,勉力支撑起这个沉重的家庭,没有任何来自集体的援助,她内心背负的悲苦、孤独,乃至望不到头的绝望,一定压得她难以呼吸视听。也是在那个时候,邻居周伯母察觉了母亲的抑郁,她劝母亲难过时吸点土烟,也许会好点。我不知道抽烟是否纾解了母亲当时的情绪和压力,不过,从那时起,母亲的确抽上了土烟,陪伴了母亲以后的岁月。

哥哥——第二代农民

日子再难也要过。时光到了分田到户、“大包干”的80年代。身为农妇的母亲渐渐老去,她的女儿先后嫁人,大儿子(我哥哥)亦成年成家,开始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我哥哥能做的还是种地,他成为随“大包干”成长起来的新中国第二代农民。

哥哥从小身体单薄,母亲很为他担忧。他读完小学后,母亲求村里的剃头匠八哥,让他收哥哥做徒弟,以便可以行走于四乡八里,通过为村民理发获得一种生存途径。但包产到户后,哥哥因为是家里耕种的主要劳动力,他只能利用农闲给本村和附近的村民理发,以换得微薄的工钱补贴家用,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外面学习和提高技术。改革开放后,各种新潮发式流行起来,哥哥从老剃头匠那里学到的那点传统技艺就显得落伍了,加上年轻人的外流,他也失去了年轻的顾客。

相较公社年代,“大包干”时期,我家里的境况已经有所好转,起码温饱不再是问题,一些小的开销也可以应付,但遇到急用钱,还是会拿不出来。19876月底,我要去外地参加中考,需要20元送考费,这让母亲犯起难来,不知找谁借。后来还是试着去找了村里的铁匠艳哥,才得以度过难关。母亲每次跟我说起这件事,都对艳哥的帮忙感激不尽。

哥哥1993年跟随四姐夫外出到北京常年打工,在此之前,为了改变家里的境况,他曾在1985年前后断断续续地跟随村里的泥瓦匠,奔波于城市的建筑工地。泥瓦匠是力气活,哥哥身体瘦弱,学泥瓦匠手艺比较困难,所以在工地只能干打杂的小工,收入比一般泥瓦匠低很多。有时候出力一年,也仅够家里日常开支,存不下钱。1990年我上大学时,哥哥尽管已外出几年,还是无力负担我上学的开支,是亲戚们一起凑的钱。那时师范生不用交学费,每月还有一点生活补贴,我进大学不久就做起了家教,此后再也不用家里为我的生活操心。暑假,我会多带几个学生,收入也会多些。到家里的“双抢”时节,我甚至可以拿点工资,带回去给家里救救急。

到了90年代,侄子、侄女都出生了,上有老,下有小,哥哥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在北京当包工头的四姐夫见哥哥的日子太艰难,决定带他外出,一起谋生。毕竟在亲人身边,哥哥会得到更多照顾。没过几年,嫂子也跟随哥哥外出。这样,侄子、侄女就成为留守儿童,而步入老年的母亲,则不得不承担起照顾孙辈的重任。整个八十、九十年代,家里的日子仍然过得紧巴,一旦遇到大事,都需要借账,如哥哥结婚、盖房等,都会带来负债。所以,作为第二代农民的哥嫂,尽管他们一直努力劳作,辛勤种地,去建筑工地出力流汗,最终也只是维持了一家人的温饱,仅够解决必要的生活花销,没有存款,没有任何享受,甚至对孩子的基本教育都谈不上,更不用说每天对孩子的守候和陪伴。

不仅如此,哥哥常年在工地出蛮力,住的是临时窝棚,吃的是粗粝食物,这极大损害了他的健康,由此落下了严重的胃病、腿疾。就在去年,他因为腿疼来广州看病,我发现他的双腿关节已严重变形,难以恢复。哥哥已年过半百,再也无法承受城里打工的辛劳。他忙碌多年,最后却因为工程欠款,几乎是赤条条地回到家乡,开始自己的晚年生活。随着母亲的去世,儿子的成年,为了生存,哥哥回到家乡在附近的工地上打打零工,耕种几亩口粮田,帮外出打工的儿子、儿媳照顾孩子,开始重复母亲辛劳的晚年。

侄子、侄女——第三代农民

哥哥作为第二代农民和第一代农民工,已经从城市返乡,他长大的孩子开始了新的轮回。现在,第三代农民——我的侄子、侄女开始外出谋生,成为第二代农民工。侄子是典型的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管教,读书时漫不经心。混到初中后,在我的建议下,去了一所老牌的技校——孝感工校学数控机床。侄子在工校只读了一年多,据说学校老师根本不好好上课,教学所需的设备匮乏,学生无心学习,早早就被学校送去沿海的工厂“实习”,其实就是给工厂提供廉价劳动力。从技校出来后,侄子曾去浙江富士康打工,但后来工厂裁员,没有留下来。随后他又去了一些别的工厂,这些日子,除了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并没有给家里寄什么钱。几年后,侄子离开工厂,回到家乡。当时建筑行业比较兴旺,村里的泥瓦匠们一年可以赚好几万,这让侄子心动,他跟随本村的师傅去城市的建筑工地,学起了自己并不喜欢的传统手艺。他身体单薄,力气不足,在这个靠力气吃饭的行当里饱受呵斥和歧视。和师父闹翻后,经过熟人介绍,侄子和侄媳于20166月来到虎门一家电子厂,重新开始了他们的工厂生涯。

给侄子、侄媳妇准备了简单的行李后,我送他们到虎门的工厂,也得以第一次接触传说中的南方企业。工厂的办公楼和车间都很干净,洋溢着现代工业的气息,工作气氛紧张有序。侄子他们刚到厂,底薪是1500/月(一周五天,每天八小时),双休日加班的薪酬是17/小时,平时加班是13.6/小时。第一个月两人共拿到5000多元工资,第二个月两人合计拿到6000多元。相比以前外出工地的奔波劳累,侄子却依然一无所获,这种看得见的收入让他们觉得心里踏实。但是,尽管两人在同一个工厂,但侄子上白班(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侄媳上夜班(晚8点到早8点),夫妻竟难得见面。我记得当时送他们到工厂宿舍时,发现房间除了床,竟然没有其他家具,连常见的桌子、椅子都没有。我当时颇为纳闷,现在才明白,桌子、椅子对他们确实没有用处。一天上班十几个小时,回到宿舍除了睡觉,实在没有精力去做别的事情。除了必要的睡眠,一切娱乐、文体活动、休闲似乎都显得多余。这种日复一日、机械简单的生活,就是这些进入工厂的第二代青年农民工生活的全部内容。

尽管劳累,但侄子在给我的电话中没有任何抱怨。他孩子尚小,结婚欠下的债务没有还清,只要工厂能够维持,他全家的生存就能获得保障。我担心的是,如果经济状况不好,侄子、侄女在城市找不到出路,或者年龄大了以后,身体无法承受加班加点繁重的劳动,那他们的未来将何去何从?他们在户籍上虽为农民,但从小就没有干过农活,农田里的活计一概不会,一旦被城市的工厂淘汰后,他们是否可以像我哥哥那样,心安理得地回归农村?回到农村后,面临土地已被转租,他们无地可种的境况,又该何以为生呢?如果不回农村,城市是否有他们的容身之所?还有他们的孩子,第二代留守儿童,又会面临怎么样的人生呢?

不要忘记与我们血脉相连的农民

黄灯在文中对我家族的叙述,实际上已经凸显了对三代农民命运的思考。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越来越意识到这种整体的命运流转不是来自某种宿命的因素,在此背后,一定有更为深层的结构性的原因。我第一代农民母亲的苦难、第二代农民哥哥的贫困、第三代农民(第二代农民工)侄子不容乐观的现状和不可预料的未来自有其特殊性,但他们的命运在中国广大的农民中却有其代表性。就个体而言,这种命运受到他们自身条件的制约;可就整体而言,宏观层面的农村政策对其命运的影响是深远的。

众所周知,自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为工业建设的需要,农业担负了为工业提供积累的重任。这样,通过农业税和延续多年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留给农民的基本上就是维持生存的那部分收入。而且由于城乡户籍制度设置的分割,农民被牢牢地捆绑在农村,除了在农村劳动,无其他出路。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民生活在贫困之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农村“大包干”,分田到户政策的实施,农村释放了活力,农民得到了发展的政策空间,生活也改善了不少,但“大包干”政策优势带来的边际效应到90年代开始消失。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资源开始急剧向城市流动,农村的境况越来越差,以致三农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我哥哥作为第二代农民,见证和遭遇了90年代农村社会转型的各种境况,他尽管辛勤劳动,但农村的高赋税、城市打工生活没有保障,家庭的经济状况依然处于社会的底层。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于200611日起全面取消农业税及“三提五统”等,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启动了新农村建设,实施合作医疗、义务教育和粮食补贴等惠农政策。农民从中得到了一些实惠,严重的三农问题有所缓解。但近十几年因为农业比较效益逐渐下降,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病象深重,并非政策一到,就可以药到病除。目睹故乡的变化,我感受到公共服务和基本建设确实有所好转,但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力量(青壮年农民)却不在场,很多地方依然只有老弱妇孺留守,田园荒废。农村主体力量的缺失,使新农村建设的美好愿景在广大农村难兑现。而农村的“空心化”,甚至让很多地方的自然村落从中国的版图中消逝。

新世纪农村的“空心化”来自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在中国,很少有农民没有经历进城打工的命运。我哥哥、嫂子如此,我侄子、侄媳妇也是如此。现在,第一代农民工(像我哥哥)年近半百,已被城市“退回”农村,继续在已经荒芜的土地劳作,收成仅供一家人糊口。正辗转在城市的建筑工地、工厂的,是像我侄子、侄媳那样的第二代农民工。由于二元户籍制度的横亘,他们和他们的父辈一样,虽然在城市干着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但依然无法享受市民的待遇。长时间背负沉重的体力劳动,自然也无暇接受任何专业技能培训或进一步的教育,无法更新和提高知识、技能,成为他们逾越自己出身的阶层、进入城市、融入现代文明的巨大障碍。

在享受城市文明的同时,我们作为乡间走出来的读书人,不能忘记那些与我们血脉相连、依然奔走在大地上的农民的亲人,不能忘记那一片养育我们的土地,不能忘记与我们有很深情感系连的乡亲。在这一点上,我所熟知的很多参与乡建的朋友,正在以行动改变着广大的乡村,他们的付出和努力,应该有更多的人知道,也必然吸引更多的人参与。 

 

                                                        (编辑 迟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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