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年初，我妻子黄灯撰写了《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通过新媒体平台的传播，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我由此进一步感受到了农村问题的普遍性，感受到我的家庭其实是更多农村状貌的缩影。黄灯眼中的乡村景象，不仅仅是一个农村儿媳勾勒的乡村图景，而且是知识界观察乡村的一次聚焦特写。
当然，此文也招致了一些批评，有人认为这篇文章过度渲染悲情。毕竟，在讲述自己身为农民的亲人所遭受的困难时，因为亲情引起情感波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更何况，任何深入中国农村的认真写作，很难不遭遇悲情的境况，因为生活的困境始终是中国农民普遍的生存现实，我那些依然留守农村的亲人，生活就是如此。
母亲——新中国第一代农民
我的母亲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由于外祖父有不错的木匠手艺，她在娘家没怎么干过农活，家里的地都是请人种。母亲成年出嫁后，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结婚后的十多年，在艰辛的“公社岁月”，她生下了6个孩子。更大的生存挑战从她失去丈夫开始。家里没有了顶梁柱，年幼的姐姐们不得不从小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大姐11岁就跟着大人去修水库，就算如此，一家人一年挣的工分仍然很少，按工分从生产队分得的粮食，根本不足以让一家人果腹，家里经常揭不开锅。听母亲说，四姐两岁那年，家里断炊几天，能吃的都吃完了，她饿得奄奄一息，躺在家门口，被隔壁的周伯母看见，送来了一碗米，才把一家人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
为了补贴家用，那些年母亲经常深夜纺线织布到鸡叫，然后趁天色未明拿着织好的布，赶到20里外的临近公社集镇上卖。她之所以舍近求远，避开本公社的集市，是怕撞见熟人引人讥笑，也怕惹来麻烦，因为那时严禁私人擅自售卖自产物资。母亲的布经常被管理者没收，有时为了躲避，不得不逃进厕所。
公社时代的家境，的确可以用一贫如洗来形容，一年到头，难得见到钱的影子，以致母亲经常和大姐感叹，“要是一个月有五块钱花就好了”。这句话，大姐一直记得。现在想来，母亲以柔弱之躯拉扯6个孩子，勉力支撑起这个沉重的家庭，没有任何来自集体的援助，她内心背负的悲苦、孤独，乃至望不到头的绝望，一定压得她难以呼吸视听。也是在那个时候，邻居周伯母察觉了母亲的抑郁，她劝母亲难过时吸点土烟，也许会好点。我不知道抽烟是否纾解了母亲当时的情绪和压力，不过，从那时起，母亲的确抽上了土烟，陪伴了母亲以后的岁月。
哥哥——第二代农民
日子再难也要过。时光到了分田到户、“大包干”的80年代。身为农妇的母亲渐渐老去，她的女儿先后嫁人，大儿子（我哥哥）亦成年成家，开始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我哥哥能做的还是种地，他成为随“大包干”成长起来的新中国第二代农民。
哥哥从小身体单薄，母亲很为他担忧。他读完小学后，母亲求村里的剃头匠八哥，让他收哥哥做徒弟，以便可以行走于四乡八里，通过为村民理发获得一种生存途径。但包产到户后，哥哥因为是家里耕种的主要劳动力，他只能利用农闲给本村和附近的村民理发，以换得微薄的工钱补贴家用，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外面学习和提高技术。改革开放后，各种新潮发式流行起来，哥哥从老剃头匠那里学到的那点传统技艺就显得落伍了，加上年轻人的外流，他也失去了年轻的顾客。
相较公社年代，“大包干”时期，我家里的境况已经有所好转，起码温饱不再是问题，一些小的开销也可以应付，但遇到急用钱，还是会拿不出来。1987年6月底，我要去外地参加中考，需要20元送考费，这让母亲犯起难来，不知找谁借。后来还是试着去找了村里的铁匠艳哥，才得以度过难关。母亲每次跟我说起这件事，都对艳哥的帮忙感激不尽。
哥哥1993年跟随四姐夫外出到北京常年打工，在此之前，为了改变家里的境况，他曾在1985年前后断断续续地跟随村里的泥瓦匠，奔波于城市的建筑工地。泥瓦匠是力气活，哥哥身体瘦弱，学泥瓦匠手艺比较困难，所以在工地只能干打杂的小工，收入比一般泥瓦匠低很多。有时候出力一年，也仅够家里日常开支，存不下钱。1990年我上大学时，哥哥尽管已外出几年，还是无力负担我上学的开支，是亲戚们一起凑的钱。那时师范生不用交学费，每月还有一点生活补贴，我进大学不久就做起了家教，此后再也不用家里为我的生活操心。暑假，我会多带几个学生，收入也会多些。到家里的“双抢”时节，我甚至可以拿点工资，带回去给家里救救急。
到了90年代，侄子、侄女都出生了，上有老，下有小，哥哥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在北京当包工头的四姐夫见哥哥的日子太艰难，决定带他外出，一起谋生。毕竟在亲人身边，哥哥会得到更多照顾。没过几年，嫂子也跟随哥哥外出。这样，侄子、侄女就成为留守儿童，而步入老年的母亲，则不得不承担起照顾孙辈的重任。整个八十、九十年代，家里的日子仍然过得紧巴，一旦遇到大事，都需要借账，如哥哥结婚、盖房等，都会带来负债。所以，作为第二代农民的哥嫂，尽管他们一直努力劳作，辛勤种地，去建筑工地出力流汗，最终也只是维持了一家人的温饱，仅够解决必要的生活花销，没有存款，没有任何享受，甚至对孩子的基本教育都谈不上，更不用说每天对孩子的守候和陪伴。
不仅如此，哥哥常年在工地出蛮力，住的是临时窝棚，吃的是粗粝食物，这极大损害了他的健康，由此落下了严重的胃病、腿疾。就在去年，他因为腿疼来广州看病，我发现他的双腿关节已严重变形，难以恢复。哥哥已年过半百，再也无法承受城里打工的辛劳。他忙碌多年，最后却因为工程欠款，几乎是赤条条地回到家乡，开始自己的晚年生活。随着母亲的去世，儿子的成年，为了生存，哥哥回到家乡在附近的工地上打打零工，耕种几亩口粮田，帮外出打工的儿子、儿媳照顾孩子，开始重复母亲辛劳的晚年。
侄子、侄女——第三代农民
哥哥作为第二代农民和第一代农民工，已经从城市返乡，他长大的孩子开始了新的轮回。现在，第三代农民——我的侄子、侄女开始外出谋生，成为第二代农民工。侄子是典型的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管教，读书时漫不经心。混到初中后，在我的建议下，去了一所老牌的技校——孝感工校学数控机床。侄子在工校只读了一年多，据说学校老师根本不好好上课，教学所需的设备匮乏，学生无心学习，早早就被学校送去沿海的工厂“实习”，其实就是给工厂提供廉价劳动力。从技校出来后，侄子曾去浙江富士康打工，但后来工厂裁员，没有留下来。随后他又去了一些别的工厂，这些日子，除了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并没有给家里寄什么钱。几年后，侄子离开工厂，回到家乡。当时建筑行业比较兴旺，村里的泥瓦匠们一年可以赚好几万，这让侄子心动，他跟随本村的师傅去城市的建筑工地，学起了自己并不喜欢的传统手艺。他身体单薄，力气不足，在这个靠力气吃饭的行当里饱受呵斥和歧视。和师父闹翻后，经过熟人介绍，侄子和侄媳于2016年6月来到虎门一家电子厂，重新开始了他们的工厂生涯。
给侄子、侄媳妇准备了简单的行李后，我送他们到虎门的工厂，也得以第一次接触传说中的南方企业。工厂的办公楼和车间都很干净，洋溢着现代工业的气息，工作气氛紧张有序。侄子他们刚到厂，底薪是1500元/月（一周五天，每天八小时），双休日加班的薪酬是17元/小时，平时加班是13.6元/小时。第一个月两人共拿到5000多元工资，第二个月两人合计拿到6000多元。相比以前外出工地的奔波劳累，侄子却依然一无所获，这种看得见的收入让他们觉得心里踏实。但是，尽管两人在同一个工厂，但侄子上白班（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侄媳上夜班（晚8点到早8点），夫妻竟难得见面。我记得当时送他们到工厂宿舍时，发现房间除了床，竟然没有其他家具，连常见的桌子、椅子都没有。我当时颇为纳闷，现在才明白，桌子、椅子对他们确实没有用处。一天上班十几个小时，回到宿舍除了睡觉，实在没有精力去做别的事情。除了必要的睡眠，一切娱乐、文体活动、休闲似乎都显得多余。这种日复一日、机械简单的生活，就是这些进入工厂的第二代青年农民工生活的全部内容。
尽管劳累，但侄子在给我的电话中没有任何抱怨。他孩子尚小，结婚欠下的债务没有还清，只要工厂能够维持，他全家的生存就能获得保障。我担心的是，如果经济状况不好，侄子、侄女在城市找不到出路，或者年龄大了以后，身体无法承受加班加点繁重的劳动，那他们的未来将何去何从？他们在户籍上虽为农民，但从小就没有干过农活，农田里的活计一概不会，一旦被城市的工厂淘汰后，他们是否可以像我哥哥那样，心安理得地回归农村？回到农村后，面临土地已被转租，他们无地可种的境况，又该何以为生呢？如果不回农村，城市是否有他们的容身之所？还有他们的孩子，第二代留守儿童，又会面临怎么样的人生呢？
不要忘记与我们血脉相连的农民
黄灯在文中对我家族的叙述，实际上已经凸显了对三代农民命运的思考。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越来越意识到这种整体的命运流转不是来自某种宿命的因素，在此背后，一定有更为深层的结构性的原因。我第一代农民母亲的苦难、第二代农民哥哥的贫困、第三代农民（第二代农民工）侄子不容乐观的现状和不可预料的未来自有其特殊性，但他们的命运在中国广大的农民中却有其代表性。就个体而言，这种命运受到他们自身条件的制约；可就整体而言，宏观层面的农村政策对其命运的影响是深远的。
众所周知，自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为工业建设的需要，农业担负了为工业提供积累的重任。这样，通过农业税和延续多年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留给农民的基本上就是维持生存的那部分收入。而且由于城乡户籍制度设置的分割，农民被牢牢地捆绑在农村，除了在农村劳动，无其他出路。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民生活在贫困之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农村“大包干”，分田到户政策的实施，农村释放了活力，农民得到了发展的政策空间，生活也改善了不少，但“大包干”政策优势带来的边际效应到90年代开始消失。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资源开始急剧向城市流动，农村的境况越来越差，以致三农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我哥哥作为第二代农民，见证和遭遇了90年代农村社会转型的各种境况，他尽管辛勤劳动，但农村的高赋税、城市打工生活没有保障，家庭的经济状况依然处于社会的底层。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于2006年1月1日起全面取消农业税及“三提五统”等，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启动了新农村建设，实施合作医疗、义务教育和粮食补贴等惠农政策。农民从中得到了一些实惠，严重的三农问题有所缓解。但近十几年因为农业比较效益逐渐下降，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病象深重，并非政策一到，就可以药到病除。目睹故乡的变化，我感受到公共服务和基本建设确实有所好转，但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力量（青壮年农民）却不在场，很多地方依然只有老弱妇孺留守，田园荒废。农村主体力量的缺失，使新农村建设的美好愿景在广大农村难兑现。而农村的“空心化”，甚至让很多地方的自然村落从中国的版图中消逝。
新世纪农村的“空心化”来自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在中国，很少有农民没有经历进城打工的命运。我哥哥、嫂子如此，我侄子、侄媳妇也是如此。现在，第一代农民工（像我哥哥）年近半百，已被城市“退回”农村，继续在已经荒芜的土地劳作，收成仅供一家人糊口。正辗转在城市的建筑工地、工厂的，是像我侄子、侄媳那样的第二代农民工。由于二元户籍制度的横亘，他们和他们的父辈一样，虽然在城市干着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但依然无法享受市民的待遇。长时间背负沉重的体力劳动，自然也无暇接受任何专业技能培训或进一步的教育，无法更新和提高知识、技能，成为他们逾越自己出身的阶层、进入城市、融入现代文明的巨大障碍。
在享受城市文明的同时，我们作为乡间走出来的读书人，不能忘记那些与我们血脉相连、依然奔走在大地上的农民的亲人，不能忘记那一片养育我们的土地，不能忘记与我们有很深情感系连的乡亲。在这一点上，我所熟知的很多参与乡建的朋友，正在以行动改变着广大的乡村，他们的付出和努力，应该有更多的人知道，也必然吸引更多的人参与。
（编辑 迟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