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了十多年，村里终于修了一条路。但因为这条路，我的二哥和大哥爆发了激烈争吵，甚至连春节都不在一块儿过了。
大哥是主管公路修建的政府官员。他口才出众，极为能干，对乡里的各种事情都很热心。做村支书的时候，他就带着村民自力更生修了通邻村的第一条公路。当了政府官员之后，他更是干劲十足，常常在政府大楼里办公到深夜。没过几年，大哥就成为了乡里的领导，乡里最重要的几项工程——修公路、修水电站都由他主管，一直干得井井有条。一个月前，大哥上任副乡长。
二哥就有些不一样。他上学少，以前也干了几年村支书，但是三心二意，在村里占着职位不干活，名声很不好，后来就干不下去了。前几年，二哥买了一辆卡车跑运输。但是，他给人拉材料会占小便宜，经常缺斤短两，虽然也挣了些钱，但名声就更不好了。
村里这条公路的修建，给乡里带来了就业机会，从十八岁的年轻人到五十多岁的长辈，都抢着去。修公路容纳不了那么多劳动力，能参加公路修建便成了难得的机会。经大哥介绍，二哥得到了参与修公路的机会。二哥开着卡车运材料，干了三个月，挣了三万块钱。工程完结后，由于财政部门的资金还未到位，包工头的资金链也断了，民工们没有拿到工钱。二哥被欠了三万元钱，年末，他加入了当地小规模的讨薪团。
这个讨薪团到了乡政府，可乡政府也没有钱。乡政府处理此事的干部和参与讨薪的民工很熟悉，他们出面劝说民工和政府能相互体谅，民工能再等一等。民工们也没有为难政府，不久就散了。讨薪无果后，二哥给乡党委书记发短信，希望乡政府能帮忙督促，还委婉地表达了有可能要上访告状的意思。面对二哥暗示的威胁，党委书记很快就找到了主管公路修建的大哥。
大哥回到家里和二哥商量此事，两个人的意见完全不一致，谈着谈着就大吵起来。在大哥的叙述中，二哥这样的做法完全违背了乡村传统礼俗。第一，二哥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工作机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哥对他的照顾，他去威胁政府这件事情，客观上给大哥施压，甚至影响到了大哥未来的前途，这样做很不道德；第二，二哥作为弟弟，应该考虑一家人的利益，有事情要先和大哥商量后再行动；第三，包工头虽然是大哥的朋友，但是相较于二哥和大哥的关系来说是一个外人。但是二哥去乡政府讨薪这件事情，本质上是在帮助包工头要钱，反而损害了自己的哥哥，这说明二哥是短视的；第四，这笔欠款是政府欠下的，而政府作为权力机构，享有当地最高的威信，不可能不给大家工钱。既然政府不可能不给钱，二哥的做法就属于刻意找事，制造矛盾。
在二哥看来，第一，付出了劳动就要支付工钱。虽然政府没有和二哥签订合同，但实际上已经达成了默认的契约关系，而契约关系是绝对不能违反的；第二，他去讨薪，针对的是相关政府部门，和大哥没有实际关系，即使大哥是这个工程的主管人，他也只是针对政府机构，而不是针对政府机构中的个人。假如政府部门要追责，也是这个部门的责任，而不是大哥的责任。第三，欠债还钱是社会基本的底线，政府部门更不能违背这个底线。第四，政府虽然不可能不支付欠款，但是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有可能导致欠款的拖延，应该去督促政府支付欠款。
传统礼俗与现代社会规则的分裂与选择
两个人的理由和论据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和价值判断。大哥的叙述，基本上是基于乡村社会“无讼”、“礼治”、“差序格局”、“血缘政治”的传统礼俗。二哥叙述的理由，基本上契合现代社会的契约精神，甚至还暗藏着纳税人意识。我感到，我所面临的是一个正在蓄积矛盾，并且逐步丧失解决矛盾的共识的村庄。
事后，大哥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家里的长辈都谴责二哥，甚至连二嫂也表示应该听从大哥的建议。这明显给二哥带来很大压力，很可能他不会再继续讨薪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社会的礼俗依旧是解决乡村社会矛盾的主要方法。这件事发生后，大哥过来游说父亲，继续完善他的论证。二哥却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如果传统的礼俗依旧是乡村的共识，那么大哥根本无需论证，人们自然会认为二哥的做法是错误的，二哥也不敢再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了。
大哥在叙述这件事情时，添加了许许多多对二哥既往印象的主观判断。我父母对于大哥的支持，也和以往对于两人的既有判断有关。二哥在村里的形象和大哥差得太远，这很可能是父亲和村里其他人支持大哥的关键原因。但是，这种论证方法不具备普遍性，一旦出现其他的讨薪事件、而讨薪者的形象要远远好于政府主管官员，那么村民的态度也可能会发生反转。
我爸常常认为讲法律更好，这样能更有效地解决农村生活的纠纷，大哥未必不这样认为。但在这件事情上，他们都绝口不提法律、契约和政府责任这些概念。
传统社会的礼俗和现代社会的规则本身呈现出分裂的状态。由于解释角度的分裂，使得矛盾没有办法按照一个公认的“共识”去解决，农村社会越来越失去社会共识。但就“礼俗”和“规则”本身而言，它们适应于不同社会和不同时代，有各自的逻辑和运行空间。
在这次讨薪事件中，我意识到，新规则的确立是需要一个主体去推动和巩固的。所谓的礼俗传统“被取代”，这种具有能动性的人或机构，往往是当地接触现代社会最多和最具有影响力的人或机构，就像大哥这样的人或者当地乡政府。如果在转化之后，传统的礼俗本身还能够有利于这样的人或机构的话，那么传统的礼俗不仅不会被废除，还有可能会被长期保留下来，作为一种有力的解释工具而存在。如果那些愿意推进现代社会规则的人，长期处于弱势，那么两种解释标准并存的局面很可能长期不会消失。人们只会选取对自己有利的解释工具。这样，要想形成新的社会共识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乡村共识分裂的关键在于社会利益的对立
那么，礼俗传统和现代社会的规则之间，有没有谁强谁弱的判断标准呢？会不会仅仅是根据解释者本身权力的大小来判断他所采用的解释方法的强弱？
如果抛去对二哥和大哥既有形象的判断，将二哥从一个具体的个人形象，抽象为一个民工，将大哥从一个负责任、热心肠的政府官员，抽象为一个普遍的政府职员，这件事情就显露出它的蹊跷之处。
大哥是现代政府的行政官员，又是经历过高中教育、公务员考试培训和政府培训的、知识较为丰富的“精英阶层”。他对于现代社会的契约、法治和政府职能更为熟悉。理论上，大哥应该是这些观念的接受者和拥护者。在一些基层政府，政府官员往往用政府职能范围作为理由，拒绝农民提出的一些要求。可是，大哥却选择了与自己的身份并不相符合的传统社会的礼俗观念来辩护并指责二哥。二哥是长期生活在乡村社会的农民，对于乡村社会的传统礼俗必然很熟悉，而对于现代社会的观念理论上应该很陌生才对。可是，二哥却能够很好地运用这些观念来为自己的讨薪行为辩护。二哥和大哥的论辩和他们的身份设定，在这次争吵中奇妙地反转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反转？因为他们自身所处的位置和所需要的现实利益，需要他们借用不同的说辞。二哥已经等待了很长时间，他想要在年末拿到钱，甚至不惜惹怒政府里的官员。大哥要处理好自己主管范围内的事情，要化解上级政府暂时不能发工钱的压力，大哥还要维护自己的权威，不能被弟弟过分地挑战。对于大哥而言，他的所有论证都建立在传统礼俗秩序基础上。对于二哥来说，即使他知道传统社会的礼俗，但是这套传统礼俗不能帮助他解决问题，而现代社会的规则却能够成为对他有利的说辞，故而他毫不犹豫地采用了后者。
乡村共识破裂的关键不在于“礼俗”与“规则”的破裂，其根源在于社会利益的分裂。乡村社会存在的“礼俗”与“规则”只是在利益分裂时提供了不同工具。这两种工具本身在乡村社会并没有谁强谁弱的区别，最后往往取决于使用工具的人谁更有权力。
但这两种工具并非可有可无，它们都有可能成为弱势一方的“道理武器”，但是在大部分时候，这两种工具的分裂甚至使得弱势的一方找不到为自己辩护的词语和表达方式。既然强势一方的逻辑能够自洽、而且能够被广泛接受（例如大哥的论证），那么，人们为什么不选择相信强势一方的论证呢？俗话说，“有理说不清”，现在却是，“各有各的理，说理没人听”。
于是，处在礼俗传统和现代社会规则之间的那些矛盾，即那些符合传统习俗但却不符合现代社会规则的矛盾，和符合现代社会规则但却不符合传统习俗的矛盾，都很可能会按照强势一方的意志被决断。
随着村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逐步增加，这样的矛盾恐怕会越来越多。放眼全国，乡村社会面临的矛盾和冲突未必会减少，在没有共识的前提下，这些种种矛盾如何能够不演化为破坏乡村的力量呢？如果真的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现在要抓紧时间建立新的共识，那么，如何能保证这种新的共识不被大哥那样的强势人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塑造呢？
这不仅仅是农村的问题，根源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种种社会阶层矛盾和社会共识正在破裂，在城市不是更为突出和急迫吗？农村不是田园牧歌，也不是化外之地。在全国早已连成统一经济体的2017年，一个西南边陲贫穷小村庄里的“讨薪事件”折射出中国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某种困境。
（编辑 迟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