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和德国这样的全球经济重要领导国家的引领作用下降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发展形势出现了衰退。中国在南海方面与美国产生的一些问题以及政治交锋，特别是围绕钓鱼岛的经济和政治冲突，都是我们所关注的一些重要的政治经济问题。
我们需要用历史的视角来分析经济问题。我们现在处于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一个时期。如何在这种历史环境下获得更好的发展，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未来还会有很多困难。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挑战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要从以往发生的事情当中学会一些经验。我们希望利用“协同的单边主义”这一概念来帮助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当然，作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中国应该在全球经济当中扮演更重要的领导力作用。而中国的经济现在还处在步履蹒跚的时期，特别是我们应该积极地创造和增进创新性的经济活动；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8000美元，可以说，中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此外，中国还面临着很多长期的挑战，其中有一些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其他还有一些是源自中国过去所取得的很多成功。我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是这里也可以反过来说，成功是失败之母。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中国从所谓的人口红利当中获益非常多，这个是因为独生子女的政策。现在中国出现了人口老龄化，面临着人口的巨大负担，由此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命题，就是要回归到平均上来。此前我并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描述。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帽子可能也不是很容易就能甩掉的，中国的经济在过去几年是一个奇迹。奇迹是什么？就是很多事件同时发生了，而且每一个事件的概率都是极低的。但是中国确实很幸运，这些事件同时发生了，从定义来说，这就是一个奇迹。
大卫·万斯教授呼吁，中国应该在澳大利亚和土耳其做轮值主席后，发挥某种领导力。正如万斯教授所言，G20峰会在2009年4月初创时，是为了刺激全球经济增长而建立的，但在2010年G20多伦多的会议上，发达国家的领导人说要撤回他们的财政支持，转而支持在全球实施紧缩的政策。但是，现在我们已经遇到了零边界的利率，这会带来两方面问题：一个是政府的赤字，另外一个就是活动的水平。现在只剩下财政政策这一个工具了，因为货币政策已经失效了。从2000年开始，我们又开始减少政府的债务，其实现在中国政府并没有太多的政策工具，我们认为这个总需求会自己恢复。我认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很适合中国现有的国情。
发达国家已别无选择
中国很多经济学家说，我们不需要用刺激性的财政政策，我们要走向自由化，因为经济自己会恢复——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对的。如果货币已经进入负利率时代，我觉得发达国家现在已经别无选择了。我认为再增加利率是很失败的做法，我们需要用其它的方式刺激经济。两周前我们跟日本银行的官员有过一次交流，虽然他们很努力在做，但是我并不认为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获得一些什么样的结果。从我的观点来说，负利率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另一方面，使用非常少量的财政政策会如何？比如日本的总负债在GDP中的比率已经高达200%，是非常高的。此时如果通过再增加任何的财政刺激手段，就会出现新的金融危机，这是我们非常担忧的事情。
对于德国来说，他们非常反对采用任何的财政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还有一些欧洲人认为财政刺激手段是非常新的手段。在美国，也很难推行财政刺激政策，因为美国共和党就非常反对这一手段。不管美国未来几年内政治体制如何变化，用财政手段刺激经济一直以来就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也是会影响到政治和选举的很重要的问题。这是他们的一个选择。当然，现在面临的情况不一样，我们需要使财政政策制定得更加协同，以使更多的国家能够充分地享受一些共同的优惠，在中国也是这样。
另外，如果没有一个历史观点进行比较的话，我们很难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我们都希望尽自己的全力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对中国来说，我们也面临同样的情况。中国也希望向其它经济体学习，并促进我们的经济增长。特别是能够更好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希望能够实现“协同自治”这一目标。
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总结
实际上，中国从2011年开始就进入慢速的经济增长。跟过去的20年相比，过往迅猛的经济增长势头下降了。中国的经济到底是在全力增长，还是以低于我们应具备的效率在增长呢？这是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
中国具有很大的潜力，官方的观点认为中国能够保证7%的增长，实际上我们在上一个季度实现了6.7%的增长，所以7%的增长目前来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不需要为实现一个可扩张性的宏观目标去进行调控了。
我们看一下比较传统的测量手段。在通货膨胀方面，我们都是用CPI，或者是CORE CPI观测，但有时候中国的CPI是非常高的，但是也没有高过2%。更重要的是要看中国的PPI指数。我们观察了53个月的数据，中国的PPI指数是每年-3%左右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在经历着通货紧缩的过程。中国的失业率数据有时候并不很可靠。我们的生产力是很低的——企业的设施利用率整体来说是67.8%，而中国目前这个比例数值比2014年低了4%。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对数据。在2015年，中国的进口出现了巨大的下滑，下滑了13.2%。万斯教授曾经说过，经济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够自动实现平衡型的增长。中国也面临着这个问题。产能过剩、通货紧缩，PPI下降，生产率就会下降，导致盈利率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就会出现削减。与此同时，因为企业的表现不佳，银行也不愿意借钱给他们，所以投资就减少了。这会导致我们有更严重的产能过剩，PPI进一步下降，企业的盈利能力也会下降。
中国的真实债务比率在增加。中国企业的债务率是非常高的，企业债务和GDP的比例大概是145%，这是IMF提出的，实际情况可能更高。PPI下降，实际的债务在上升。企业面临着压力，他们必须要削减投资，这样就会产生更多的产能过剩，这也是中国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应该采用扩张型的财政政策。中国可以增加财政债务来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尽管经济面临严重的问题，但是跟其它的国家相比较，中国的财政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中国的债务和GDP之比只有1.6。正如万斯教授所说的，中国是可以承担一定的领导力责任。我们如果用扩张型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的增长，对全球经济都是有利的。
从长期来看，“一带一路”也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会对全球经济有很好的影响。但短期应该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着很多的财务的约束，这也是“一带一路”的约束条件。根据我们的估算，“一带一路”计划可能需要超过1.2万亿美元，但是现在的资金来源还很有限。我们需要让私人部门参与进来，当然这也需要时间。
财务的约束会阻止“一带一路”对全球经济造成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个项目也还面临着很多的风险。比如安全的风险，政治的不稳定性，还有地缘的问题也是一个风险。所以这方面我们必须非常谨慎。
我们必须要发挥一个作用。这尽管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是中国还没有承担过这样一个领导力的角色。中国要从过去吸取一些教训和经验，而全世界也需要给中国一个机会。
（编辑 杨利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