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社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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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回归

潘家恩

2017-04-01 20:55:41

十八载归途

写下这个题目,忽然意识到时光的飞逝,更体会到岁月的力量,它既让坚硬变得可疑,也让模糊变得清晰。

小时候,城市对我来说,是漫长夜路前方迎面扑来的璀璨灯光与车水马龙,虽然嘈杂,但对日复一日的数星少年来说还是别具魅力,星空虽美,可毕竟太远且过于冰冷。陌生而热闹的都市,给我一个美丽的梦,指向更为多彩的世界和更有意义的生活。

带着这个美梦,18年前的我向着远方背起行囊;也冲着这个梦,铁下心来在家人和师长的不解中,将绝大多数高考志愿填成农业大学。弹指一挥间,十八载时光像双向延伸的意义圈,既是地理意义上的出走与离乡,也是文化意义上的认同与回归。

也就是这18年,乡村的状况如过山车般,既有新世纪前后令民间揪心、高层震动的“三农”问题,也有税赋减免、投入加大后,旧矛盾缓解但新矛盾蕴藏的淡出与转化,还有城市化浪潮席卷下乡土社会的节节败退与悲情生存……当然,乡村并不会真正消失,近年来各种“乡愁热”正让乡村以另一种形象再度进入公众视野,虽然有些是例行公事的官样文章,有些是资本吸金的噱头掩护,有些是都市中产一厢情愿的浪漫想象与趣味投射。但不管怎样,再次热起来的“乡村”毕竟充满着新的可能,就看我们怎么想和怎么做了。

家乡的小镇,有着千年古镇的悠远与价值,可在童年记忆里,门前布满青苔与岁月印记的石板路或许别有韵味,但却不利于大人们的粮食运输,也不方便小伙伴们跃跃欲试的自行车通行,所以当年进行水泥硬化时,包括我们这些小孩在内都一致欢呼。今天看来,那似乎是对千年古镇不可逆的景观破坏,但以当年的眼光看,却是一种很难否定且实实在在的生产生活需要。

就在一周前,我的家乡竟然登上CCTV-4的《记住乡愁》,当得知这个消息,仍然会十分欣喜且不遗余力地在微信朋友圈呼朋引伴,似乎那是18年来首次为故乡而自豪。短短30分钟的节目激活了关于家乡的各种记忆,也让自己觉察到,原来十多年来看似归乡的目光仍然向外,最熟悉的,常常也是最陌生的。

作为“80后”,我和大家一样,也感受着这个时代的剧烈变化,纠结着这个时代特有的纠结,在青春与暮气混合的奇特氛围中,拥有着自嘲互黑背后的辛酸与无奈;作为小镇青年,我也曾有过对大都市的无尽向往,但却迅速在所谓“小时代”和“小目标”的碾压下觉知“都市梦/逆袭梦”之虚妄;作为乡村建设的实践者和研究者,我目睹且亲历着乡土的凋零,同时也感受着土地上的挣扎、不甘与坚韧。

又是一年春节到,再次攀高的城市房价和更为耸人的连城“霾”伏,继续制造着乡愁土壤。全球范围内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与城乡变形,如魔方般重构着我们的时空图景,穿越城乡且意义独特的假期,给了你我一个抒发积闷的难得机会。

前年的《博士返乡笔记》和去年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将当下正在发生的乡村百态呈现出来,并借助文学所特有的温度与力度让新形势下的乡村困境进入公众视野,这无疑十分重要且可贵。然而,似乎“假期返乡者”和各色“见闻”才是这场“返乡大戏”的主角,更多的“在乡者”与“返乡实践者”却不无遗憾地再次沉默,拒绝刻板和偏见的多元化思考反显得不合时宜。

身处这个因长期“都市中心主义”而“目中无乡”的时代,需要再度思考的不仅包括乡村怎么了,还应是城市怎么了,时代怎么了,我们怎么了?

春节综合症

    我这里说的,不是节日中常见的暴饮暴食与黑白颠倒,而是经常发生在乡村建设实践者群体中因春节返乡而导致的情绪波动。据我粗略地观察,不少身边同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节后情绪低落、状态不佳甚至自我怀疑的状况。因为春节回家除亲人团聚、朋友重逢,更是不同价值观的交汇与碰撞,以及现实财富与生存状况或明或暗的比较,许多压力变得无法回避:收入、地位、稳定、体面、尊严……,这些本来就是一线实践者的心酸处,自然会让大家沮丧。

开始我还以为这只是个别情况,或仅与家庭条件、婚姻状况、工作年限、地域文化等个人层面相关,后来发现其实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蕴含值得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对于大部分乡村建设实践团体来说,你说志同道合也好,抱团取暖也罢,大家的工作和生活经常在一起,并多在内部共建起彼此认同的基本价值。春节返乡,不仅让行为环境和社会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主流社会的强大力量开始显现,而且凸显出原来还可能忽略的各种落差。举个例子,乡建实践者的衣着常是朴素的,如果哪天在乡建场合看见他们西装革履,你一定会觉得奇怪,这不仅因为朴素的衣着在田间劳作或与老乡交往时方便,还因为大家都这么穿所形成的习惯与特定环境。我们的感受本来就常由外部眼光所决定,既然周围的环境是以简朴为美,过于讲究反而显得格格不入。

当实践者们春节返乡,虽然一般的乡村困境也会让我们揪心,但事实上大家本来就在乡村工作,类似状况并不陌生,只不过他乡和故乡的叠加让问题更显真切,更大张力其实来自“个体返乡”与“社会去乡”间的冲突与拉扯。

  “春节综合症”所折射出的与其说是乡村建设实践者个体意义上的纠结与无奈,不如说是当前日益加大的城乡冲突与阶层差距在他(她)们身上的具体体现。只不过春节作为一个特定的时空条件,让返乡实践者逆流而上的点滴努力集中遭遇到整体性的破坏。

  实践者的尴尬也提醒着我们:乡村建设或广义返乡从来都不可能是在一张白纸上作最新最美的图画,“建”的艰辛常常面对着“毁”的剧烈与“弃”的轻易,真正的建设事业自然会更加艰难,但“难能”才可贵。也因如此,乡村建设所需要建设的还包括新的价值、评价坐标和实践者的主体性。亦即,建设性实践和批判性思考都是返乡的题中之义。

实际上,个体困惑背后的社会困境同样存在于近年的“返乡书写”中,短暂乡愁一直勾连着更大脉络:王磊光博士的尴尬与无力,难道不正内在于“中产蚁族化”的社会事实及知识远离甚至矮化工农的文化事实?黄灯四姐夫从体面的包工头沦落为灰头土脸的城中村躲债者,难道能离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全球转嫁的宏观背景?个人眼中的乡村图景,其实从来都是城乡关系和政治经济现实的缩微与镜像。不能就事论事地把乡村问题仅当作乡村本身的问题,它既可能是城市的问题,全球的问题,也可能是包括你我在内的知识生产与传播问题。

乡衰与城困

前几年雾霾初现,我还很为自己当初的选择和现在的居所而庆幸。可就在今年,北京开完会后急忙赶回重庆,本想从“霾都”逃往“雾都”,谁知人走霾也走,它已在山城恭候了。再听新闻,寰宇之内似乎哪里都很难真正做到风景独好。

雾霾似乎给了我们“同呼吸”的感觉,但却绝对谈不上“共命运”,发展的受益者和代价承担者许多时候并不一致,雾霾经济和乡愁经济正异军突起并充满商机,可就在此时,远方工友之家的同仁们仍在数九寒天中因雾霾治理的强力行动而抱团取暖……。有人说,雾霾实际上只是当前生态环境诸多变化的一方面表现,还有包括水污染、土壤污染和垃圾围城等同样严重的危机,前者之所以能够引起如此关注,只不过因为它发生在了拥有更大话语权与关注度的一线都市。

但那些更为弱势的人们和地区,真正的乡村呢?十多年前,当我们还在河北定州翟城村的时候,虽然那时雾霾没有现在明显,但土壤板结和水位下降已经非常严重了。有一次从村里出来开会,晚上到的北京,眼前景象把已经习惯乡村夜晚的我们震住了:不管是在寂静的郊区还是繁华的主城,各种有必要没必要的灯都开得一样夺目,我们终于明白为何村里老停电,连最重要的浇地用电都要限制,村民们常半夜就爬起来排队等水浇地,大家视之为常态,我们也已被迫习惯……,原来如此!

如果从城乡互动的视野看,当前的普遍“乡衰”已是不争的事实,且不说每日都在减少的村庄数量,即使依然活着,许多村庄的空心状况也已让人痛心疾首。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乡衰”或在城乡博弈中的“落败”,我们为何义无反顾又不约而同地背井离乡?可以说,这些构成了“乡愁”与“返乡书写”热的重要土壤。但又不限于此,如果城市充满希望,城市发展的同时也能带动乡村发展,城市本身能够承载起我们丰富的情感与需求、生态及文化,我们又何需乡愁?

事实上,与“乡衰”同时出现的还包括“城困”,别看当前城市化进程摧枯拉朽,可却同时携带着以雾霾、拥堵、高房价、食品不安全等为表现的内在困境,“摊大饼式”的“都市梦”其实布满裂隙,曾经的“自圆其说”常常“捉襟见肘”。冷静想想,如果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那么“乡村,才能让城市及生活更健康”,没有乡村的价值和农民的尊严,何来农业与都市的真正安全?况且城市虽有诸多优势,仍不能满足我们真正多样的需要。举个例子,自2008年我们在北京推动第一个社会生态农业试验项目“小毛驴市民农园”以来,新的农业生产方式与组织方式已经遍布全国,农业不再仅是农民的事,只有真诚的分担才有真正的分享,“农业进城”与“市民下乡”正作为都市内部的“返乡实践”而受到普遍欢迎。为何这场创新性实践能获得持续动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其实有包括文化、生态等在内的多种需求,日常消费只是最容易被看到的一种需求;而农业和乡村也有除食材生产之外的诸多功能。当基本物质条件满足后,我们其实是需要更多样化的价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劳动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劳动;不是乡村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乡村。

因为“乡衰”和“城困”的同时存在且相互影响,让“回不去的乡村”与“留不下的城市”这一尴尬状态成为了事实,使我们纠结且徘徊于城乡之间,不断催生流动、短暂但却挥之不去的乡愁。

从他乡到故乡

面对着“乡衰”与“城困”,迎接返乡实践的很少会是鲜花和掌声,更多是难以言表的压力、无奈与尴尬。在乡村建设实践中,我们常靠“乡建式谎言”以“曲线返乡”,比如在地点选择上,先找个父母和同学看不见的地方,毕竟远距离沟通尚有搪塞与转移的可能。也正因如此,才会有“春节综合症”的累积爆发。

    当然,也有直接返乡的同仁,那无疑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毅力。同为“80后”的慧峰来自江西宜丰,大学毕业后在城市工作了5年,当他决定返乡种植生态水稻后,受到亲戚朋友和家人的强烈反对。刚开始时几乎天天在责难声中度过,父亲气得不跟他说话,母亲则天天哭泣。更难的是,大学生回乡务农成为村庄舆论的新焦点,受到全村老少的热烈关注与议论,大家都把他当作“反面教材”,每过村头的时候他就害怕,感觉老乡的眼睛都在盯着自己。经过三四个月的扎根与煎熬,这位实践者的默默承受与埋头苦干终于获得大家的接纳,而这位返乡者也在此过程中形成更加平和积极的心态,并学习到在乡土社会与逆境中生存做事的方法,其所种植的生态水稻借助新媒体和城乡互助渠道获得不错的收入,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他的生态农业实践。

返乡艰辛的例子其实很多,甚至有新闻报道了河北老父因儿子硕士毕业后返乡种地而喝农药自杀的悲剧。归乡途中那无形却让人惧怕的高门槛,将无数“农N代”堵在“蚁族”围城之中,上学和进城本应给我们更多的选择,可为何却让我们的道路越来越窄?与其说那是来自家庭和村庄的不理解、不宽容,不如说是当前社会诸多不合理关系的集中体现。“农二代”父母们之所以如此决绝、不近人情,与其说是他们对乡村与土地的认同不再,不如说恰是承载着太多城乡分割与不公之苦的一代人用如此极端的方式对家人的保护与救赎。一般看来,不合时宜的离城返乡与体力劳作等同于竞争失败与不思进取,对于世代身处农村并付出巨大代价才得以供子女考上高校的“农二代”家长来说,“跳出农门、不要回来、进城改变命运”难道不是一个完全能够理解却又让人心酸的合理期待?

也因此,我们的返乡实践多有从“离乡”到“归乡”,从“走近”到“走进”这两个层面。既可以像慧峰一样一步到位,也可能分步走,先在异地和他乡做出探索,积累经验与资源后再回到自己的故乡。且看当代乡村建设最早的一批实践者,很多人都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建生在近二十年的他乡实践后终于将乡村建设引回福建上杭老家,何慧丽老师也已把豫东的兰考试验扩展到豫西的家乡灵宝。他(她)们的实践虽然曲折却让人钦佩羡慕,借用一位返乡实践者的话——“不要等到叶落了才归根”,有乡可返其实是一种幸福。

2012年推动“爱故乡公益实践”以来的5年间,常有朋友问我们,自己就出生在城市,不是“农二代”(虽然对很多人来说,再往前推几代,似乎都要露出乡土胎记),是否也需要爱故乡?这让我想起民国和当代乡村建设实践的重要推动者梁漱溟先生和温铁军老师,他们都是生长于京城的“城二代”,乡村并没有他们的亲人和记忆,为何他们会去推动乡村建设?因为乡村是中国的根,是理解过去中国并思考未来中国所无法绕开的底色与载体。况且,我们所说的是广义的“故乡”,君不见城市自身也正在大规模改造升级中面目全非,无论我们来自哪里,其实很难对这种身处其中的巨大变化无动于衷,对故乡的重新发现与思考,可以理解为每个现代人在新危机与困境下的应有自觉。

故乡就是脚下的一席热土,无关地面材质。

我们的“田园梦”

认识黄志友的人都知道,他对土地充满深情。13年前作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正式录用的第一个大学生,他的求职要求很简单,只是希望可以来学院种地,真正的脚踩泥巴、双手劳动。比起种地、养驴、盖生态厕所、做垃圾分类这些他钟爱的工作,原来的志友对现代科技有着某种近乎天真的拒绝,他几乎不用手机,电脑也因“废弃”太久竟然开机冒烟……。13年来,他一直坚守乡村建设第一线,并百折不挠地开拓新领域。2007年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因不可抗力被迫中止后,他和学院同仁们一起在北京西郊的凤凰岭山下创办了“小毛驴市民农园”。本以为可以重新回到土地上,可繁重的农场管理,络绎不绝的日常接待和各种资料的编辑传播,让农业劳动反成为一种奢侈,手机和键盘取代了铁锹,成为他最主要的劳动工具。从2012年开始,除继续农场管理外,志友又承担了爱故乡公益实践的创立与推动工作,生性腼腆的他最日常的工作却是要不厌其烦地与各方面沟通联络,哪有时间种地……。一天志友忽然说:我终于想明白了,原来我们的“田园梦”就是帮更多人实现“田园梦”!

志友的悖论告诉我们,回归不等于逃避或者撤退,更非自娱自乐与孤芳自赏。真正有力的“田园梦”是清醒的、也是务实的。十多年前,当大家以城市为唯一归宿、以石油农业为不二法门时,我们的“田园梦”是让大家意识到“城市梦”的可疑与裂隙;十多年后,当“田园”成为另一种众声喧哗的流行时尚与各种利益的文化包装时,我们的“田园梦”是警醒大家不忘初心,并借力打力地促使长期外流的“三要素”(资金、人才、土地)顺势回流。

真正有根的“田园梦”是批判的,也是包容的。它不应是有钱有闲者的专属与新的区隔来源,也不是叶公好龙式的想象性拥抱或对都市旧梦的简单替换,更不是将狼狈不堪的生活维持下去的点缀与理由。雾霾天里的“田园梦”当然应有更多的反思与反抗,并为重新思考城与乡、人与自然、知识分子与工农诸关系提供新的契机与可能。

志友的故事也提醒我们,返乡并不意味着与城市做简单的了断,也不是将城市本质化,以“浪漫化乡村”的办法去消除“浪漫化都市”的恶果,去寻找其实并不存在的所谓“净土”。与其被动地“城乡互损”或“城乡脱钩”(两者看似不同,却都不同形式地体现着排斥性),不如以“危”为“机”,在城乡良性互动中重新想象并创造出真正包容永续的新城市与新生活。

印第安人的雨

六年前,我们邀请当时已近80高龄的韩国自然农业创始人赵汉先生给第一期全国自然农业培训班授课,老先生一开始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分别来自美国的白人和南美洲的印第安人求雨,结果白人没有求到但印第安人求到了,他问我们为什么?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出了各种可能性,有人说印第安人会法术,有人说美国人得罪了天神……,最后老先生说,其实很简单,因为印第安人一直求到雨来为止。大家哄堂大笑,可就在此时,我看到这位一辈子历经坎坷进行自然农业探索的长者眼里却闪着泪花,我也进一步理解了他讲课中所谈到的所谓“农者之心”。

我常在各种场合讲这个故事,或许有人会认为那只是时下并不少见的另一碗励志鸡汤。然而,十多年来,我和许多返乡同仁们却实实在在地体会着这一笑中带泪的“简单道理”,就在老先生讲这个故事的“小毛驴市民农园”,那头“形象代言驴”几年前还作为遭到无数人嘲笑和挖苦的象征,生态农业也常被当作“不合国情”而轻易打发,青年返乡当年更被讥为“秀才下乡”。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如果没有咬紧牙关地坚持,怎么会有后来“小毛驴市民农园”的横空出世?或者说,谁能预测到2008年会有举国上下震动的“三聚氰胺”事件,谁能想象“十面霾伏”已经在悄然改变我们对城市的想象与实际的生活态度……。

既然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那就既不要盲目乐观,也不要过于悲观,同时警醒于悲情与自恋,用真正的平常心做好我们该做的平常事!

 

(编辑  杨利红)

永续生活是一个很难讨论的“实践和理想”,因为你不能否定人的存在,但又不能纵容人的胡作非为。所以我只能从我的成长和经历的故事来分享一些思考。

反思与选择

很多人常常问我,是什么原因让我坚持下来,持续近十年参与三农工作。或说我是理想主义者,或夸我有远大的抱负。这个时候,我常常淡然回答,“其实没有那么崇高,只不过是喜欢这种乡下的生活。当然,理想是有的,就是希望更多人可以加入进来”。

我喜欢乡村生活,觉得是一种天性使然。我老家在江西南丰县武夷山北麓下的一个小村庄,我从小最大的梦想,就是在乡村生活,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放牛、采莲、种稻、割鱼草、经营果园、上山采野果中度过了美好的童年,读完了小学。那时农村的生活很简朴,塑料垃圾不多,农产品以自给为主,农药化肥用的也不多。

然后很顺利地读初中、上高中,经历了1998年长江大洪水,耳闻了肆虐的沙尘暴,迎来了西部大开发。怀着朴素的环保意识,2000年我考上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在美国叫“土壤保护”)我的大学坐落在杨凌镇,这是一个小镇,却是中国著名的农业高科技示范区,节水灌溉、无土栽培、智能温室……各种现代化的农业科技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因为中央的重视,杨凌小镇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手机、电脑也开始进入我们的大学生活。

因为学校大量的藏书,和结识了文学方面的挚友,我有机会大量涉猎西方的环境文学,例如《瓦尔登湖》、《原荒纪事》、《寂静的春天》、《封闭的循环》、《哲学走向荒野》、《我们的国家森林公园》等,于是开始反思这种小城镇建设的发展思路和现代化工具(手机、电脑等)使用对资源的浪费、对人的异化问题。我逐渐痛苦地感受到,我的求学之路,就是一步步远离乡村、拥抱城市生活的道路,我是不可持续社会的“帮凶”。

我想寻求改变。一方面,参与校环保协会的创建工作,于2002年有幸代表学校义务环保协会参加2002西安大学生绿色营“寻访治沙英雄,走进陕北沙漠”暑期考察活动;另一方面,在大学即将毕业时,我开始思考自己应该选择的人生道路。我原本有两个计划:一是回家务农,但立即遭到父亲的反对;二是去自然保护区工作,远离人类的喧嚣。后来,因为无意中知晓河北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成立,我还是决定加入到社会组织当中,以团队的力量,在社会的汪洋大海中、在现实大环境中一点一滴地创造改变,而不是退到偏远的故乡或深山老林中独善其身。

半自给自足的生活实践

作为一所免费培训乡村建设人才(农民和大学生)为主的平民教育学校,河北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办学宗旨中旗帜鲜明地定位于“推动中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开始动员、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努力在学院的整个生产、生活方面体现自力更生、物质循环、环保节约的理念:2004-2005年,我们成立了生态农业工作室,开展无农药、无化肥生态农业的试验;在台湾建筑师谢英俊的主持下,成立乡村建筑工作室,参考中国疾病预防中心的图纸,建造了学院第一所粪尿分集非水冲生态厕所,开展“土木/轻钢结构、草土墙体”的地球屋营造计划;在争吵中买了一头小毛驴来学院耕地、运货;建造了两座30立方米的沼气池,利用沼气做饭、沼液施肥;全面启动学院校园垃圾分类与厨余堆肥系统……所有这些作为,既是我们学院工作者切实的生活所需,也是面向全国乡村建设人才开展培训的教学内容和手段。

学院占地60亩,其中26亩是农地。20056月,香港社区伙伴(PCD)在学院主办了国内首期“永续农业概念与方法培训班”,我们第一次系统地学习永续农业,我们借机对学院农场进行了系统规划,并最终将学院的农业定位为“立足于生产、服务于生活、发挥有机农耕示范教育作用的农业,是半自给自足的小农村社生活的一种模拟”。此后的岁月,我们购买了发电机,打了一口手压井;我们每年种8亩小麦,在村里磨面,自己做馒头吃;种了6亩花生,在村里榨花生油,用于食堂炒菜;我们自己种棉花做被子;自己种菜、养猪(还有猫、狗、鹅、兔子、鸭子等畜禽)、盖房,谨慎细致地处理废弃物……现在想来,那是一段梦境般的美好生活。可惜,那时无人欣赏,城里人不知,本村村民嘲笑,外界媒体以“秀才下乡”之名嘲讽。

当然,苦恼也是有的。在学院,我是坚决不用手机和电脑的,不只是因为辐射,我总认为这个世界的混乱,都是便捷的现代信息系统惹的祸,维持这个系统耗费了无数的人力和能源,也麻痹了我们对自然尊重的心。但最后我还是开始用手机,因为同事老找不到我;电脑也用了,因为我要编辑《翟城报》!

20056月,由我主持的学院校园垃圾分类系统正式启用,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尽管我们在乡村生活,但毕竟已经深处现代化的漩涡之中,总有无穷无尽的不能分解的垃圾产生,总有同事或培训班学员不能正确分类。最难以容忍的是,作为有很多土地的学院,果皮、厨余按理是最容易处理的,但大家往往随手一扔,和那些不能分解的垃圾混在一块。这个问题在目前的小毛驴市民农园其实更为突出。我在2005年学院生态农业工作室的总结报告中曾无奈地写到:“垃圾的产生与处理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净化来说都永远是一个门坎,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面对汹涌澎湃的消费主义和商业主义潮流,我们将如何应对并加强自我节制?如何尽力去摆脱市场对我们的无形控制?如何去回顾20世纪80年代之前民众的日常生活?我们的内心足够强大吗?”

20075月,我们离开了那片曾经为之付出所有情感与心力、并天真地希望在那里成家立业、永远扎根下去的土地。

城市郊区的生活梦想

我们来到了北京,没有土地的我们,像丢了魂儿。从大兴到回龙观,在城市生活的近一年时间,除了中间曾去海南山区和北京朝阳工友聚集区盖了两座粪尿分集生态厕所,我们的主要时间用来运营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一方面,管理生产基地(生态小农、合作社或农场),另一方面,和城市消费者互动,同时经营我们开设的健康农产品直销店面。我们在生活上俨然是城里人了,唯一的差异,大概是我们很执着地游说一楼的大爷,从他的后花园挖土运到我们居住的六楼屋顶,利用筐、桶,开展厨余堆肥和屋顶种植;此外,因为我们的店面位于北京林业大学北门,北林翱翔社的学生常来就近帮忙,在我们的游说下,他们竟然征得校方批准,把学校一块60平米的草坪变成了菜地,真的把校园农耕做起来了,至今仍在坚持。

20083月,在海淀区政府的邀请下,我们来到了现在小毛驴市民农园所在的这片土地。凤凰岭下、京密引水渠旁,可谓有山有水,正是当年我在河北时的梦想;荒弃的苗木基地,是野生动植物的天堂,美得让人心醉,野花、刺猬、野鸡、野兔,还有野生蘑菇,很意外的生命存在。尽管在那一年的合作、建设过程中,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挫折,曾经也有退缩、放弃的念头,但当时我们这批年轻人最简单的信念是:看在守护这片美丽土地的份上,我们也得坚持下去。因为我们深知,在大都市的郊区,寸土寸金,我们不争,其他开发商必占,并可能彻底更换她的容颜。

那时,我们仍然天真地以为,可以把河北学院那种半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移植过来,不仅仅是农场的工作者,还有北京市民,也可以来这里就近体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乡村生活。我们认为,生活是最重要的,再伟大、再轰轰烈烈的社会改良活动,不如从反思我们的日常生活入手、一点一滴地践行环保生活来的有力量、有价值。

在我们最初的农场规划中,这里有农地,有果园,有树林,还有湿地;有种植,有养殖;有生产,有加工;有餐厅,有旅社;还有员工食堂、宿舍、图书馆。种地,是无农药无化肥的有机农法;养猪,充分利用阳光、尊重动物福利、粪尿可就地分解成肥料、非水冲的发酵床猪圈;盖房,是土木结构、草土墙体的生态建筑;厕所,是粪尿分集非水冲式;垃圾,实行分类,厨余用于堆肥;还要建沼气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构筑这样一个现实的理想世界,因为我们经济上的不独立,土地制度的不允许,加之世俗观念,农园最终呈现给大众的,生产性远多于生活性;短暂停留远多于过日子,而这一切,正合乎资本的逻辑、城市生活的节奏。

当然,很多东西还是坚持下来了。20084月,我们一进驻农园,首先做的就是盖粪尿分集厕所;5月,我们开始了生态种植;9月,农园派我和同事参加延边自然农业研究所举办的自然养猪技术培训班,把自然养猪项目引进到农园,建造了一座我们自2005年就想兴建的发酵床猪舍。2010年,农园全面对外运营时,我们启动了整个农场的垃圾分类和厨余堆肥系统,食堂开始采用麦麸代替洗洁精洗碗。2012年,建造了一座小型沼气池……尽管有很多不如意,但经过5年的营造,农园已经呈现出美丽的田园景观,环保节约、尊重自然的理念随处可见。

整体来看,农园仍然是现代化生活的展示中心。尽管生产貌似比较“原始” ,但如果没有电脑、网络系统的支持,宣传营销客服工作(微博、电邮、网站、宣传品印刷等等)立即瘫痪;没有汽车物流系统的支撑,菜就无法按时送达市民家中;周末农夫,也多是开车来耕种那半分地。农园产生的各种大量垃圾,更是让你无语。快递隔三差五地把一箱一箱蔬菜送进城,又从遥远的城市把多层豪华包装的一件件衣服、一本本书送到农园员工手上。连我这个曾经的手机、电脑的坚决反对者,如今因为宣传和行政的工作,生命的30%都是在键盘上度过。尽管不用挤公交、地铁上班,但生活和工作忙碌,有时我都懒得从家里把厨余带到仅仅一公里之外的农场来处理……我终于明白,尽管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但这仍然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个人在都市生活方式潮流的裹挟下,是多么的无力。

这个时代,我们面临生态安全(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社会安全(人与人、城市与乡村的紧张关系)和食品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后果表现)等全方位的、近乎釜底抽薪的危机。但小毛驴市民农园声名鹊起的时代背景,却是因为食品安全触及到了市民最直接、最基本的利益——吃,而作为其根源的生态安全和社会安全,至今仍然被漠视。至今大家所争吵的,无非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还是乡村让生活更美好,生产者的菜品品种不丰富、品相不好、物流不便捷、服务不专业,消费者太挑剔、太没有农业常识、太消费主义等等。试想,在整个社会或市民的经济生活中,我们为本地化的生态农业的发展、为自然环境的保育、为自然资源的节制使用方面,支付了多少现金?不过是杯水车薪,甚至很多人连一点儿念头都没有。

近年来,生态农业、CSA、心灵康复、乐活、有机生活、美丽乡村、生态城市、生态社区的提法与实践甚热,有多少是政府、企业或个人的沽名钓誉、生钱之道?有多少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以偏盖全掩人耳目、转移污染自欺欺人?使用太阳能板发电,驾驶电动车,燃烧天然气,就是清洁能源了?从日韩进口有机肥来中国种有机菜,就是生态农业了?从欧美进口有机食品、环保家具,就是有机生活了?雨水收集、垃圾分类、厨余堆肥、阳台种植、自制手工皂,诸如此类项目一开展,就标榜是生态社区了?

目前,整个社会的生活,多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为中心,并主要由身居都市的企业/公司组织、调控,个人在控制“生态足迹”方面的努力尽管值得敬佩,但企业的变革与社会担当更为重要和紧迫。这就是个人之力与集团之势的纠缠与较量。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往往没有直面本质的勇气,不是本质太深奥难懂,而是放弃不了自身利益。其实现象和本质之间,只不过隔了一层薄纸。

我们的归路

美国作家梭罗不无深情地说,“大自然是我的新娘”、“拯救世界在于自然”;中国诗人海子说,“农业只有胜利,战争只有失败”;中国作家苇岸则坚信“农村永恒”,并在临终遗言中写道:“我非常热爱农业文明,而对工业文明的存在和进程,一直有一种源自内心的悲哀和抵触,但我没有办法不被裹挟其中。”

新疆作家刘亮程在几年前我们的一次聊天会上有一个观点,就是看事情要有历史观: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面临的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是城市化对土地、对农村的破坏;但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村落化、田园化,则是对没有定居的游牧生活的破坏,是对原来大面积自然存在的景观的破坏。乡村并不是我们最完美、最终的追求,还有一个更原始的存在——荒野。

从荒野到田园(乡村)再到城市,人类背离自然渐行渐远。在我们既无法回到荒野采集游牧、又不能完全放弃城市生活的现实中,构建以乡村和农业为中心的现代生活方式,或许才是归路。 思想指引方向,行动带来改变!可持续等同于节俭,并最终等同于生存!

(编辑  杨利红)

法国电力集团是著名的国有企业,本文从该集团的历史与现状、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政企关系等多个角度对其进行了详细分析。在股权结构上,法国电力集团通过整体上市加一定的员工持股实践了混合所有制;在公司治理上,通过落实董事会职能,使良好的公司治理成为企业长期稳定经营的保障;在政企关系上,作为股东的政府主要是通过国家持股局派出代表来行使股东权利,其他方面则服从行业监管,突出了“管资本”。这些治理实践,值得我国国有企业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参考借鉴。

一、历史与现状

集团概况

法国电力集团(?LECTRICIT? DE FRANCEEDF[1]是一家法国政府持股84.5%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世界上最大的电力生产商、欧洲最大的可再生电力生产商,业务覆盖发、输、配电各个环节及能源服务。该集团在核电领域享誉世界,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进入中国,并在中法合作大亚湾核电站建设中扮演了“老师”角色。截至2014年底,法国电力集团的全球装机容量达到136.2GW,其中核电72.9GW、火电35.0GW、水电及其他可再生能源28.3GW。在2015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榜单中,2014年其以966.7亿美元的营业收入排名第78位(2015年为第70位),总资产为3242.46亿美元。

以欧元计,2015年法国电力集团营收750亿欧元,EBITDA(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为176亿欧元,比上年增长1.9%。近十几年来,法国电力集团的营收和EBITDA基本保持了稳步增长。

历史沿革

法国电力集团的历史可追溯到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政府为了改变国家在经济与工业中的薄弱地位,在银行和重点工业行业实行了国有化和管理现代化的政策。根据194648日法令,法国对1700家左右小的能源生产、传输和配电公司实行了国有化,并整合这些企业,创立了法国电力集团。该集团为国有独资。法国电力负责电力设施的设计、建设和运营,经营全法国的发、输、配电业务。法国电力的成立奠定了法国的能源工业现代化基础,尤其是核能设施和水电。

法国电力集团通过下述分阶段发展,完成国家公共事业服务的使命:

1950-1970年,主要是战后重建和实施国家主导的水电、火电和核电计划(1963年开始商业化核能计划)。1970-1985年,重视电力营销,并与燃气和石油领域的能源公司开展竞争。1980-1995年,与法国政府签订计划合同,加强在电力行业的竞争力。

1990年起,法国电力开始国际化发展。首先是在南美,从1998年起,在欧洲的英国开始,先后进入德国和意大利。1995-2005年,随着国际电力开发和欧洲统一电力市场的发展,又重组为法国电力集团,按照欧洲电力市场新制定从财务和管理上将输电网分离的原则和国际发展的需要,采用了多部门集团制结构。1999年,根据一项欧洲法令,法国电力不得不开放20%的业务给竞争对手,先是B2B2000年到2004年),其后是B2C(从2007年至今),这终结了其在法国发电市场的垄断地位。20041120日,为配合上市,法国电力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起,法国电力集团上市后加快了发展步伐。2005 11  21 日成功实现整体挂牌上市。集团通过并购加快了规模扩张。2009年并购英国能源(British Energy);2010年出售EnBW及英国的网络;2011年全面收购EDF Energies Nouvelles2012年接管爱迪生公司(Edison);2014年收购Dalkia在法国的业务。

业务结构与地域分布

目前,法国电力集团的发电结构以核电为主,2014年全球发电量达到623.5TWh,其中77%为核电,7%为火力发电(除天然气),6%为循环燃气发电,10%为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近年来,法国电力集团强调低碳化发展,在其2014年生产的电力中,85.1%的电力是不排放CO2的,公司为此而自豪。

时至今日,法国电力集团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企业,在欧洲、美洲、亚洲都有业务。其中欧洲有: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奥地利、匈牙利、荷兰、比利时、波兰;美洲有:美国、巴西;亚洲有:中国、越南、老挝。截至2014年底,该集团在全球拥有3850万客户,年营收达到729亿欧元,净投资120亿欧元;在欧洲的新能源和可再生发电装机容量达28.3GW、电网运营线长10.5万公里,并有47条跨国输电线;在全球的核电运营中,有73个核反应堆分布在法国和英国。

法国电力集团的业务覆盖了从发电、输配电交易等各环节。其业务和地区的分布如表1所示,从中也可以看出其下属公司较为专业化,且多为100%控股。

        1  法国电力集团主要下属公司的业务与地域分布

(公司名称后括号内的百分比为法国电力集团持股比例)

 

发电环节

传输环节

配电环节

供应环节

(向顾客提供电力和天然气)

法国

(海岛能源系统除外)

法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EDF SA)

100%

RTE公司

100%

ERDF公司

100%

法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EDF SA)

100%

英国

法国电力能源公司(EDF Energy)

100%

——

——

法国电力能源公司(EDF Energy)

100%

意大利

爱迪生(Edison)公司(97.4%);

凤凰(Fenice)公司(100%

——

——

爱迪生(Edison)公司(97.4%

比利时

法国电力Luminus公司63.53%);

法国电力比利时公司(100%

——

——

法国电力Luminus公司

63.53%

其他国家

——

——

Démász公司

100%

Démász公司

100%

其他业务活动

——

——

法国电力

斯特拉斯堡公司(Electricitéde Strasbourg

88.64%

——

 

支持业务活动:

贸易(Trading):法国电力贸易公司(EDF Trading)(100%);

能源服务:达尔凯(Dalkia)公司(100%)、凤凰(Fenice)公司(100%)。

资料来源:EDF 2014 FACTS & FIGURES20158Scope of consolidation at 30 June 2015 ,见 EDF_Analyst_pack_H12015.xls 

尽管法国电力集团已经国际化,但其利润仍主要来自欧洲,尤其是法国。2014年,集团EBITDA173亿欧元中,法国占71%,英国占11%,意大利占5%,其他国家占4%EDF能源公司、EDF贸易公司、能源服务公司及其他公司则贡献了剩下的9%

与其收入利润结构相对应,法国电力集团15.8万名的全球雇员,大部分分布在法国,其中3.9万员工在法国配电部门,4.15万人在法国发电和工程部门,1.47万人在法电能源部门。

2004-2008年,集团进行了两次大的业务重组,将发电、输电、配电分开,在欧洲电力市场化改革中影响很大。根据欧盟第二号指令,输配电企业要在2004 71日前与发电实现法律上的分开。法国电力集团曾考虑过两种方案,一种是将法国电力集团在资产上一分为二;另一种是将输变电业务划归到子公司以实现法律上的独立。鉴于欧盟指令尚未要求输电资产一定剥离,因此法国政府在2004年选择了第二种方案。这样既满足了欧盟的法律要求,又保持了法国电力集团资产的完整性。2005年,法国电力集团将输电网部分单独划出,成立了100%持股的子公司RTE,实现了发电与输电法律上的分开,同时输电服务也对其他发电商公平开放。随后的配电环节分开与此类似。200811日,法国电力集团将配电部分独立出来,成立了100%持股的子公司ERDF

 

二、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

股权结构(三级标题)

20世纪80年代开始,欧洲统一市场开始兴起:取消了国家对价格的管制,建立了竞争监管机制(1986年)。同时,随着国际金融资本市场的兴起,越来越多的银行实现了民营化。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的效率,对国有企业传统的治理方式、国有资本经营方式形成了压力和挑战。

按照欧盟第一、二号令,法国政府于2004年决定将一些完全由政府垄断的公用事业(例如:法国电信、法国航空、法国燃气、法国电力等)实行资本开放,通过改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扩大融资来源,通过建立健全公司治理,改进经营模式、适应国际竞争。公共财政预算要更多地用于其他当务之急,如就业、养老、医疗保障、教育等。

法国电力集团的改制上市,就是这一重要转变中的一项决策,也是基于以下原因:筹集资金应对未来法国及欧洲的巨大电力需求;适应欧盟关于2007年面对所有用户竞争的要求;政企分开和改善公司治理;保持国有控制和私营资本灵活的结合。保持国有资本对企业的控制是有效推行产业政策的保障,政府需要法国电力集团很好地执行国家的核电政策和能源政策,而私人股东的引入可以带来经营的压力和灵活性,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水平。

2002年法国总理宣布施政纲领后,先后经历了养老金制度改革、公司改制、业务重组、明确责任和关系等阶段,为上市创造条件。这个过程反映了法国电力(集团)公司作为大型国有独资电力公司所特有的改制上市特点,即整体考虑与分阶段推进相结合(如图1所示)。

1  法国电力集团改制上市过程

资料来源:引自《法国电力(集团)公司的改制背景和上市过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报告,李兆熙、张政军,20077月。

改制上市过程的核心是政企分开、公司改制和建立公司治理构架。为此,当时的经济财政和工业部成立了国家持股局(French State Shareholdings Agency  APE),代表国家行使企业所有权,并协调政府对企业的统一行为。随后,法国电力由原来的国有工商事业单位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保留原有的法人权利义务以及与第三方的合同。接下来,通过资本开放实施条令,但国家持有法国电力集团的股份比例不低于70%。再后,根据《国营企业民主化法》组成董事会,其中1/3为国家代表,通过颁布政令任命;1/3为职工代表,通过选举产生;另外1/3为股东代表,通过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在董事会中组成专业委员会,包括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企业伦理道德委员会,董事长由董事会在政府建议基础上任命。

法国议会于2004年通过法案,允许法国电力集团公开出售30%的股份(即保持国有控股不低于70%)。不过在2005年第一次上市发行时,决定现阶段保留国有股份不低于85%,以便对公司保持“可持续性监控”。这次部分股份的出售是在财政部长的监督下进行,所获资金将全部用于法国电力集团的进一步发展。

2005 11  21 日,法国电力集团成功实现整体挂牌上市,成为法国历史上和欧洲2001年以来最大的企业上市项目,也是2005年全球第二大上市项目,从此法国电力集团转变为国家、公众、员工三方持股,的、拥有500多万股东的股份制公司。(如图2所示)在这次上市中,国家向法国电力集团在职和退休员工出售股权11亿欧元,法国电力集团则筹资达64亿欧元。



 

 

 

 

 

 

 

 

 


2   2005年法国电力上市时的股权结构

资料来源:法国电力集团2005年年报。

 

2007123国家持股局(APE)出售了2.5%的法国电力股份,产生了36.86亿欧元的净收益,该收益被用于十个大学校园的建设项目。政府减持后,国家仍然持有84.85%的法国电力股份。

随后,法国电力集团不断并购重组,政府持有的股份比例略有变化,但国家持股局(APE)没有再出售法国电力的股份。截至20141231日,法国电力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2014年底法国电力的股权结构

 资料来源:法国电力集团2014年年报。

 

目前,法国电力总股份中,流通股占比99.91%,基本实现全流通。每1股享有1份投票权,即同股同权。

公司治理

法国电力作为国有企业的法律框架与合同框架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法国电力集团的法律框架与合同框架如下。[2]

1)法国国家持股局代表国家作为股东;

2)任何关于财务、投资、并购和出售、或者有关公司人员报酬的决策,必须得到法国政府的批准(1953.8.9法令);

3)公司接受不同部门的财务控制:国家巡视员(State Inspector)、审计法院(Cour des Comptes)、财务检查局(Finance Inspection);

4)主要的合同协议由特定的市场委员会审查,该委员会的角色是确保奖励条件的规范性,其意见是建议性的;

5)法国电力集团的董事长和CEO由董事会推荐、由法国总统的法令任命;

6)依照法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其董事长和CEO的任命基于对候选人的面试,及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相关常设委员会的意见;

7)自201411月股东大会起,董事会由3-18名成员组成,其中包括由股东大会任命的成员(根据the Order第六条,如果需要可由国家推荐)、一名国家代表(根据the Order4条,由经济部长在国家代理人(State agents)中任命),三分之一根据1983.7.26法令选出的员工代表。

作为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

法国电力集团作为上市公司,其公司治理有以下一些要求和特点:[3]

1)必须遵守上市公司的法律和公共部门实体的特定标准;

2)董事会内部规则与其他上市公司类似;

3)根据20111月第2011-103号法律,董事会和监事会代表中女性和男性平衡,职业平等。法国电力集团的董事会有5名女性成员,占全部成员的27.8%。如果董事会成员按照AFEP-MEDEF规范来统计,这一比例是25%(排除代表员工的董事);

4)法国电力集团坚持巩固AFEP-MEDEF规范(AFEP- MEDEF Code2013.6修订),遵循法国商业规范(French commercial code),这是公司参照的公司治理规范,并服从于适用于法国电力集团的特定法律和法规;

5)伦理委员会每年报告董事会的功能,并提出需要改进的地方。此外,每三年在该委员会监督下,由一名专业的外部顾问带领做一次评估;

6)在某些项目提交给董事会之前,董事会设立了5个专门委员会来做审查和准备;

7)法国电力集团符合内控程序COSO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即特雷德韦委员会赞助组织委员会);

8)法国电力集团每年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

法国电力集团的董事会结构

董事会是集团的最高决策机构,决定公司的业务政策,并确保这些政策实施。董事会审议公司或集团的战略、经济、金融或技术政策,以及那些法律明确赋予董事会的事项或董事会自己保留的事项。

1)董事会成员来源。集团的董事会来源是“三三制”,即政府确定1/3,股东大会任命1/3,员工选出1/3,共18名成员。截至20162月,法国电力集团董事会的最新情况如下:

股东大会任命11名董事(其中5名由法国政府推荐),独立董事占1/311名董事主要是经验丰富的企业领袖、专业人士及政府官员;

6名由员工们选出的董事(即职工董事),他们主要代表法国几大工会的力量;

1名法国政府代表,国家持股局APE的专员,向法国经济、工业与数字化部部长和财政与公共账户部部长汇报;

3名列席顾问,他们可列席董事会。主要是政府相关部门的领导,分别是:法国电力集团的政府专员、能源与环境司司长;法国国家经济与金融派驻企业的督查部门的负责人;中央工程局局长。

从董事长兼CEO的履历来看,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其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企业工作,不是政府官员。

2)董事会各委员会的状况。法国电力董事会下设有审计委员会、伦理委员会、核(Nuclear)事项监控委员会、任命与薪酬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具体组成如下:

1)审计委员会:4名董事由股东大会任命,其中1人任主席;另有4名职工董事。

2)伦理委员会:由1名股东大会任命的独立董事任主席,2名股东大会任命的董事和3名职工董事。

3)核事项监控委员会:1名股东大会任命的独立董事出任主席,另有股东大会任命的2名董事和2名职工董事。

4)任命与薪酬委员会:由1名股东大会任命的独立董事出任主席,另有,1名股东大会任命的独立董事,1名代表法国政府的董事和1名职工董事。

5)战略委员会:由董事会主席和集团CEO领导,另有3名股东大会任命的董事,1名代表法国政府的董事和4名职工董事。

    此外,前述3位顾问中的两位可以受邀参加各个委员会的会议。

3)董事会的新变化。2014820日公布的2014-948号法令,对法国电力董事会有一定影响,具体如下:

1)董事会不必再保持18名成员,可以是3-18名;

2)员工选出的代表比例保持三分之一;

3)法国政府的代表从公务员中选取;

4)法国政府提名的1名或更多董事(不必要是公务员)应由股东大会批准。

20141121召开的股东大会,根据同年820日公布法令规定的新条款,修改了法国电力的公司章程,涉及到公司治理、国有企业间的股份交易、对董事会组成的任命等。在修改后的公司章程里,5年的董事任期不再是强制的,董事的任期减到4年。作为一个例外,公司章程申明说,作为代表雇员的董事,生效期是在20141121日的股东大会之后,其第一个任期应该是5年,而其他任命的董事任期应该到20181231日。

三、法国电力的政企关系

    法国电力作为政府绝对控股的公司,理论上应该贯彻政府这个大股东的意志。作为上市公司,法国电力在多年运作中形成了较为清晰规范的公司治理。它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国政府通过国家持股局行使股东权利,二是相关部门的行业监管或审计。

法国国家持股局作为国家代表持股

法国国家持股局与企业的关系

法国国家持股局是一个由经济、工业与数字化部部长和财政与公共账户部部长联合控制的国家部门。它执行国家股东的功能,维护国家的财产性利益和其投资管理。它建议并实施法国政府相关部委的政策和决定。它的使命是管理政府的股份组合,给企业的股份资本带来稳定性,支持企业成长或转型。它的目标是:寻求对属于全体法国公民的资产进行长期价值的优化;支持企业成长,同时监督企业战略的连贯性、企业治理的品质、以及遵守公司环境与社会责任的最佳实践;确保投资的公平回报,并通过投资组合选择来优化公众资金投资的战略回报。

国家持股局是一个精干且成员较为年轻的政府部门。它的运作成本仅是所管理股份价值(1100亿欧元)的万分之一。

根据法国电力集团的材料显示,法国国家持股局表达了对公共部门企业的如下要求:准备计分卡就主要的财务和质量数据向国家持股局报告;定期组织会议,每年至少一次陈述公司的战略和财务绩效;就任何投资操作或任何特定的审计任务通知国家持股局。

截至2015430日,法国政府通过国家持股局共持有13家上市公司的股份(见表3)。

按行业所属领域看,国家持股局持有的上市公司组合的股份价值(总计831亿欧元)在各领域间是这样分配的:能源61.7%,航空航天/防务 15.9%,汽车8.9%,航空7.0%,电信6.3%,其他0.2%,合计100%

 

3  法国国家持股局持有13家上市公司的股份状况

(截至2015430日)

上市公司名称

所属行业

国家持股局持股比例

国家持股局所持股份的市值

(亿欧元)

法国电力集团(EDF

能源

84.5%

357.19

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GDF Suez)

能源

33.2%

147.36

法国阿海珐集团(Areva

能源(核能)

28.9%

8.56

法国泰雷兹集团(Thales

防务(电子)

26.4%

29.72

赛峰集团(Safran

航空航天/防务

18.0%

49.06

空中客车集团(Airbus Group

航空航天

11%

53.22

雷诺公司(Renault

汽车

19.7%

54.94

标致雪铁龙集团(PSA

汽车

14.1%

18.70

巴黎机场集团(ADP

航空

50.6%

55.04

法航荷航集团(Air France-KLM

航空

15.9%

3.67

橙电信公司(Orange

电信

13.5%

52.50

德克夏银行(Dexia

金融

5.7%

0.07

法国国家人寿保险公司(CNP

金融

1.1%

1.23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法国国家持股局APE 2014-2015年度报告整理,201510月。

 

十几年来,法国国家持股局根据实际情况和政府需要,对其投资组合中的国有企业股份进行了动态调整。[4]既有许多减持,如前文描述的出售法国电力集团2.5%股份用于大学建设;也有不少增持,如201547日国家持股局增持了1400万股雷诺公司(Renault)的股份,占公司股份的4.73%,增持后国家持股局持有雷诺公司19.74%的股份。

国家持股局还是制定了几个有关上交分红的核心原则:

1)从企业长期的财务状况来看,寻求一个可持续的水平,要考虑企业为其发展的投资需求和对债务的控制;

2)比较类似可比的主要公司股票的收益水平,提供给股东回报,尤其是在受监管、收入波动小的行业;

3)控制再投资风险。

2014年,政府通过国家持股局收到的国有企业分红为41亿欧元,其中前5大贡献者为法国电力集团、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橙电信公司、和法国邮政。这5大公司占总体分红收入的86%

    在国家持股局持股的13家上市公司中,其分红率(2014年上缴的分红与同年11日政府持有股份的市场价值之比)为5.3%,这一比例高于法国CAC 40公司的3.5%分红率。原因在于,政府持有的上市公司中能源股和电信股较多,盈利情况较好。(见表4

  4  法国国家持股局历年收到的国有企业分红(亿欧元)

财政年度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现金分红

29

48

56

33

43

44

32

43

41

股份分红

——

——

——

22

1

——

14

2

——

合计

29

48

56

55

44

44

46

45

41

资料来源:法国国家持股局APE 2014-2015年度报告,201510月。

其他对法国电力集团活动产生影响的监管机构

     出于法国电力集团的行业特性,除国家持股局之外,法国电力集团还受到来自法国核安全管理局和法国能源监管委员会的行业监管及相关审计。

1、法国核安全管理局。法国电力集团中70%多的发电量来自核电,鉴于核能技术特殊性和安全性要求,与法国核安全管理局的工作相关。该局主要进行如下工作:

1)进行随机或定期的现场监管检查(一年约400次);

2)控制10年安全审查的过程,这是延长电厂寿命的一个必要步骤;

3)规定后福岛时代额外的安全评估。

2、法国能源监管委员会。法国能源监管委员会按照能源政策,保证电力和天然气市场对于终端用户的正常功能。其监管领域包括:

1)能源网络:访问调控网络及其运行与发展;网络运营商的独立性;

2)能源市场:监控能源和碳市场交易;监控零售市场(例如,对调整税费提出建议)。

3、其他涉及到法国电力集团的政府控制程序。

1)法国电力集团可能会经历国家审计程序,尤其是经济与财务估值评价和综合财务检查办公室的检查;

2)法国电力集团的账目和管理,以及在适用的情况下那些直接持股的主要的子公司,都会处于审计法院的控制之下,他们需要报告集团主要实体的工作小时数,报告法国电力集团的薪酬状况,报告对水电优惠的更新情况,报告配电优惠情况;

3)法国电力集团也必须接受由议会执行的审计程序。

四、良好的公司治理是国有企业发展的保障

法国电力集团作为世界著名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其稳定的业务经营和良好的公司治理实践,以及较为顺畅的政企关系,给予我们以下启示:

1)大型国有企业整体上市成为公众公司,是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个方向。通过这一途径既能体现国家大股东的政策意图,也能发挥资本市场和私人资本的优势,并有效地改善了公司治理。法国电力作为大型国企进行了一定的员工持股来调动积极性,值得我们参考。

2)法国电力集团的董事会权利得到了切实落实,使良好的公司治理成为企业长期稳定经营的保障。政府通过在董事会中的合理安排(三三制),充分保障了政府、员工、企业家或专家(代表公众利益)的声音与诉求。

3)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明晰,政府通过国家持股局派出代表来行使股东权利,其他方面则服从行业监管。较好地处理了保障企业的经营自主性和政府的有效监管。(4)作为国家股东代表的法国国家持股局,按照相关规则规范行使股东权利,切实执行了“管资本”职能,同时对所持有的国家股份(国有资本)适时进行动态调整,其精干、专业、年轻、高效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这对我国国资管理机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构建与运作具有借鉴意义。

 

(编辑  王生升)



[1] 法国电力集团(EDF)为企业集团,法国电力公司仅限于法国电力集团在法国本土的业务。下文未专门指明处,法国电力或EDF均指整个法国电力集团。

[2] 根据法国电力集团的《2014 FACTS & FIGUERS》整理,条目顺序有所调整。

[3] 根据法国电力集团的《2014 FACTS & FIGUERS》整理。

[4] 基本上每年都有几起减持和几起增持。

201714日,马英九在回答大陆学生的提问:“两岸应如何通过对话来加深政治互信”时表示,“台湾面对的不是要不要‘独立’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统一的问题”。这个乍一看有点法学概念辨义的回答在网上快速蔓延,提问的同学被遗忘,“机智”的马英九被欣赏。

但是,马英九在作答时的核心内容——有问题的“统一观”有明显缺陷。淘一淘马英九的“统一观”,补上其中不应被丢失的合理部分,对台湾重建两岸统一的新文化心理基础,尤其是年轻一辈的心理基础非常有帮助。

马英九的“统一观”不符合世界各民族追求统一的价值取向

马英九说,“台湾面对的不是要不要‘独立’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统一的问题”。从一个角度看,他否定了“独立”,这对很多人来说似乎听上去不错;但换一个角度看,他言下之意却在说,别着急,台湾要不要统一也是一个问题,“不统、不独、不武”也是一个选项。其实,这不正是马英九执政八年、主导两岸政策的出发点吗?

显然,马英九对统一并不着急。联想到八年执政的作为,他其实对分治还有某种“徐而图之”的期待。这样一来,一个在两岸国人之间道德最高位次的非此即彼的统一理念,在马英九那里还多出了一个在独立和统一之间亦此亦彼的第三种状态。

世界各民族国家在分裂分治时的优秀领导人和爱国仁人的价值取向可不是这样的。看看今天的朝鲜半岛,在追求国家统一的问题上,南北不存在理念上要不要统一的问题。在双边交往中,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如何统一的孜孜追求。

把世界历史向前推20年,1990年代以前两德分治时,当时的东德和西德,不管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如何不同,双方并不存在要不要统一的问题。铁定的共识是,两德如何统一。这才有前苏联解体时,德国人没有“亦此亦彼”第三态意义上的患得患失,而是抓住转瞬即逝的历史机遇,实现了在今天看来堪称雄图伟业的国家统一。

再追溯到1970年代,南北越在争斗之时,双方在理念上都追求统一,没有任何一方把要不要统一作为一个选项。如果把历史的标尺推得再远一点,向前推150年,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双方关于国家治理的理念大相径庭,经济形态恍若隔世,但双方在统一的道德理念上是同时代的,偏居一隅的细支末流不能阻挡时代的趋势。在主流认知上,南北只存在怎样统一的问题。林肯的伟大正在于此。

实际上,不用说中国共产党人在捍卫国家统一上的近百年历史,就是几十年前国民党在捍卫国家统一时也没有像今天马英九等部分人这样,剥掉统一理念中的道德成分,斤斤计较于操作意义上的工具理念!形而上意义上的统一理念,是道德高度上的统一,是一个民族无价的理想家园。即使在形而下的意义上,两岸分裂分治了,但两岸早就是一家。这正是“台独”想毁掉的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

看看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在捍卫国家统一的理念上,可不是像街头巷尾说书人那样的轻松叙事,“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国家分裂的时刻,每个人、尤其是领导人,都不是第三方观剧者,那些仁人志士更是痛心疾首,为了国家统一而洒血祭身,他们为何与人类历史各民族的价值趋向相向而行呢?因为,“统一理念”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公共品”——国家公器之一。容不得掺沙子。

马英九“统一观”中“统一理念”的成色不足

读者可能还会想,作者恐怕是误读了马英九。他说的“台湾面对的不是要不要‘独立’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统一的问题”,也可以作如下理解:“台湾已经分治很多年了,所以面对的只有要否统一的问题。”这个思考逻辑非常重要,这正是台湾“统派”面临的认知症结所在。

“分治”是形而下意义上的治理分裂,是一种更接近物理意义上的分开;而不是形而上意义上的认同分裂,更不是一个价值意义上的文化断裂。世界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告诉我们,“统一”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公器:公共品不可分割。不管是分治还是合治,公共品的属性只有在完整的前提下才能存在,才能发挥其巨大的超越党派的价值。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可以帮我们理解形而上意义上理念的机制所在。比如,电视机是观众的“公器”,把电视机强行拆分了,分执这个公器的各一部分而不整合唯一,公众分享的福利只能是帕累托退步。帕累托改进是寻找两个分裂的部分,形成公共品,而不是抛弃它或者将其碎片化。分疆裂土的台独分子不只是要拆分这个电视机,还认为拆分这个电视机是正当的;光拆分还不够,还要将其一锯两半,将土地、制度、文化、历史一切两半,再也合不起来了。

马英九“统一观”的问题在于不愿意把手中所持有的极小部分的“公器部件”贡献出来,与大陆手持的更大部分的“公器部件”整合起来,变成一个两岸人都可以再行互享的“公器”。他表面上强调要以“中华民国”的条件来统一中国,而实际上,在国家层面,不是以国家公器优先;在党派内部,不是以党的利益优先;在团队中,则是以个人利益优先。

这是马英九认识上的个人之私,也是他个人及其小团队的派别之私。放在人类历史时间和空间的坐标中,放在无条件赞成中华民族统一的优秀分子之中,马英九统一观中的“统一”显得成色不足。如果允许台独分子在边界意义上对统一理念的形而上学整体做“切香肠”式的蚕食,那“统一”公共品就会打碎变为“私人品”。民进党不正是利用这种挟私的逻辑,在搞“台独”吗? 

继续执行马英九的“统一观”将丧失统一机会

在理念成色不足的“统一观”的主导下,马英九主政时贻误了不少机会,糊里糊涂地放松了两岸和平统一所需的文化认同,在不知不觉中让分裂势力钻了空子。

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的余克礼说,马英九执政八年,不仅拒绝与大陆洽签文化教育协议,而且还附和民进党等鼓吹的“台湾主体性”主张,事实上将“台独”存在的文化土壤“固化”了。弄得国民党人不敢再坚持国家“统一”的主张,两岸政治谈判等本来有共识基础的议题,诡异地变成无人敢碰的政治不正确“禁忌”。马英九带领的国民党主政八年,两岸的政治关系反而倒退了。

马英九“统一观”的认识论基础,如果和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事件联系起来,倒是不难理解其产生的时代基础。英国人脱欧时,没有想到欧盟是个公器,将自己一己之私与欧洲的多国之“公”撕裂开来。其留下的遗害是,如果苏格兰人照此办理,“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王国”数百年来形成的国家理念公器,碎片化为分裂的更小的国家;如果北爱尔兰人再要独立呢?是要回到欧洲中世纪800多个小公国的时代吗?

前苏联解体后,美国人也不知不觉地走向了这种逻辑。里根时代开始淡化美国两个党派中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民主党人)和农业基础主义(farm’s fundamentalism)共享的价值观,淡化与家庭关联的勤劳、互助和节俭等的共同体理念;强化超越家庭和社区的国会立法、财政一揽子救助和警察万能执法。克林顿时代进一步将其推向了价值观的极端;小布什政府将其推向了全世界;奥巴马试图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在全球推广。后果是,一大半家庭功能(理念)消失了,国家福利不堪负重,中产阶级苦不堪言。表面上看,是特朗普和希拉里将美国人撕裂为两个互相对立的部分,实际上自冷战结束后就埋下了撕裂的种子。201611月选举后,美国人心理上的国家认同基础无疑削弱了一大截。

谁能说台湾的族群撕裂和香港的群体撕裂与英美1970年代后至今的价值观蚕食过程没多大关系呢?台独和港独是马英九一代人在西方受教育的副产品。虽然是在所谓金光闪闪的常春藤学校里念书,但当美国“师父们”把选民是理性的,且自然人理性和社会理性通过选举是可以重合的;权力是绝对的,且选举程序是万能的等等“金科玉律”布道给马英九这些人的时候,自然就在台湾喊出了“台湾的前途由2300万人决定”,誓言要“生生世世为台湾奋斗到底”成为他“最庄严的承诺”了。马英九的统一观很少关注这样做是否撕裂了中华民族“统一”这个公共品“器具”,至于大陆13亿人的前途,也并不在马英九这个现代选举制度下宠儿的视野之中。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马英九的“统一观”将会给洪秀柱团队带来什么样不利的干扰?而他从“总统”办公桌上下来后,又在课堂上为莘莘学子灌输了什么样有悖于时代发展逻辑观点?嘴上背背教义性的法律条文,不看世界历史趋势,不顾中华民族统一大业,不能再在两岸统一的大门口销售不合格的“统一”理念了。

 

(编辑  迟晨光)

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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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年的投资建设和收购兼并,中信泰富已经拥有了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简称兴澄特钢)、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简称新冶钢)、铜陵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简称铜陵泰富)和扬州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简称扬州泰富)等实体产业,形成了沿长江流域产业链的战略布局。

1993年,中信泰富投资位于江苏省的江阴钢厂,着力发展在国内的优特钢业务。通过多年的投资建设和收购兼并,中信泰富已经拥有了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简称兴澄特钢)、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简称新冶钢)、铜陵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简称铜陵泰富)和扬州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简称扬州泰富)等实体产业,形成了沿长江流域产业链的战略布局。

为了重组分散的特钢业务,满足特钢产业发展和营运管理,2008年,中信泰富在上海组建了中信泰富特钢集团(简称“中信泰富特钢”),全面履行出资者的权利和义务、专业化管理旗下特钢业务。近年来,通过精品、规模与服务并重,中信泰富特钢正朝着创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特钢企业的战略目标砥砺前行。

产业链战略布局

从普钢向特钢精品战略转型

1993年,中信泰富与江苏省江阴钢厂合资成立了江阴兴澄钢铁有限公司(现更名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开始涉足国内钢铁业务。

在合资之前,江阴钢厂只是一个年产20万吨螺纹钢的地方普钢企业,规模小,产品单一。通过持续投入和深度转型,合资企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走上了产业资本与实业资本结合的腾飞之路。从合资到1997年,兴澄特钢主要投资建设了花山新区第二条半连轧生产线和滨江一期工程。这个工程是我国第一条从德国引进并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炼钢、精炼、连铸、连轧短流程优特钢生产线,开创了国内“四位一体”工艺生产优特钢的先河。随着滨江一期工程的顺利投产,兴澄特钢从“普钢向优钢战略转型”的目标在五年内完全实现。

1998年到2002年,兴澄特钢加快技术改造、工艺创新、市场开拓和品种开发,实现了产品品种快速拓展和品质全面提升,知名度和客户的国际化程度显著提高,成为瑞典SKF、德国FAG、日本NSK和美国通用汽车等一大批国际知名企业的战略客户,兴澄特钢用第二个五年时间完成了从“优钢向特钢战略转型”的目标。

2003年以来,兴澄特钢全面推进特钢向特钢精品战略转型发展目标,在十一五前期完成了滨江二期工程建设,在“十二五”期间投资137.8亿元,完成了滨江三期工程以及一些配套项目建设,形成了年产600万吨的产能规模,主要生产合金钢棒材、特种中厚板材、合金钢线材、连铸合金圆坯以及调质材、银亮材、磨球等深加工产品,成为装备一流、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特钢企业。同时,通过科学管理,持续提升软实力,兴澄特钢快速步入全球先进特钢企业之列,获得了“全国质量奖”、“中国质量奖提名奖”、“全球卓越绩效奖”等系列重要奖项,成为中国特钢行业的一面旗帜。

组建新冶钢

2004年,中信泰富收购了原湖北冶钢集团钢铁主业资产,组建了湖北新冶钢,并控股了大冶特钢(在收购之前,大冶特钢与湖北冶钢集团并称为冶钢)。冶钢起源于晚清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是我国近代最早钢铁联合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中国钢铁摇篮”。

冶钢历经百年,有着辉煌的发展史,是计划经济年代我国重点特钢企业,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军工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毛主席曾两次亲临视察,提出“办大办好”的殷切嘱托。但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由于企业思想解放不到位、管理不善、机制不活以及投入不足等因素影响,冶钢的效益快速滑坡,人心涣散,产品市场竞争力显著下降,生产经营举步维艰。

收购组建新冶钢后,中信泰富派出了精干的管理队伍,将兴澄特钢先进的管理经验嫁接到新冶钢,及时调整了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策略,加快优化调整结构,先后投入68.4亿元实施了新冶钢特钢升级工程项目。通过实施一系列针对性举措,新冶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为中国特种无缝钢管、特种锻材、合金棒材以及调质材、银亮材、汽车零部件等深加工品的特钢精品基地。不仅产能扩大了一倍、增加到了300万吨,而且在品种质量提升、工艺技术进步、人才队伍培养、精神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突破,企业品牌信誉逐步恢复,竞争实力显著增强,经营业绩和员工待遇快速增长,发展迈入良性轨道。

建立重要原料基地

为了完善沿江产业布局,支持特钢主业发展,2008年,中信泰富在安徽铜陵循环经济园设立了铜陵新亚星焦化有限公司(201511月更名为铜陵泰富),投资26.6亿元建成了年产能达220万吨焦化以及配套的干熄焦等项目、万吨级长江专用码头及仓储物流项目、发电等煤气综合利用项目,打造了一个与特钢产业相适应、专业化、现代化、绿色环保的新型焦化及资源综合利用企业。

为了与中信澳矿进行产业对接,2008年,中信泰富在扬州市江都区设立了泰富特材,投资21.2亿元建成了600万吨氧化球团项目、提铁降杂项目、年吞吐能力达2 000万吨的长江高标准散杂货干线港以及仓储物流项目,建成了继铜陵泰富之后又一个重要的原料基地。

引领特钢产业发展??创建最具竞争力企业

经过20多年发展,中信泰富特钢目前是全球专业化规模最大的特钢企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高端制造、重大工程建设以及国防军工等重要领域所需关键特殊钢产品的生产基地,以及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研发基地。企业拥有正式员工17635人,总资产420亿元(2015年底),产能规模达900万吨,成为我国特钢市场引领者、主导者和行业标准制定者。

中信泰富特钢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方向、定位以及实践,得到了社会、行业和国家的认可,重点发展的特钢生产技术、关键品种等已在国内起到引领作用。我国颁布《钢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时特别提出,要增强中信泰富特钢等特钢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并肯定中信泰富特钢旗下兴澄特钢的技术装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改革发展历程中,中信泰富特钢始终秉承“诚信、高效、创新、超越”的理念,以引领我国特钢产业发展为己任,主动适应经济形势变化,积极应对各种挑战。按照我国钢铁工业发展规划的总体要求,推进集团化运作,大力开展技术、产品和管理创新,加快优化产业布局,加快专业化和国际化发展,加快“价值、创新、绿色、幸福和品牌”型企业建设,科学管理,稳健经营,集团整体竞争实力、经营活力和行业影响力不断增强,经济效益和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中信泰富特钢按要求完成了“嫦娥”奔月、“天宫一号”发射等多项国家重点工程或军工配套重点任务,为国家高端制造和国防军工建设提供了一大批卓越产品,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仅“十二五”期间就累计销售特殊钢材3502万吨,实现利税131亿元,其中利润69.3亿元,出口562万吨,连续多年保持了国内业界最优的经营业绩,在创建全球最具竞争力特钢企业集团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

纵观中信泰富特钢的改革发展经验,值得总结和肯定的有以下方面:

完善治理结构,形成特色管理模式

中信泰富所属特钢板块的主要骨干企业在中信泰富特钢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正常运行多年,现在企业分布在三省四地,呈“一业多地”布局。这些企业与中信泰富特钢不存在资产纽带关系,都是独立的企业法人。中信泰富在组建中信泰富特钢过程中,确定中信泰富特钢是钢铁业务的决策、发展和控制中心,企业是利润中心。通过中信泰富特钢董事会行使所有者权利,授权中信泰富特钢高管团队负责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通过建立风险防范体系和审计行使监督权,具体采用“战略+财务的管控模式,侧重财务、投资、人事薪酬三个业务条线的管控和审计监管。

中信泰富特钢作为特钢业务的管理和运营控制中心,按照中信泰富钢铁事业部的模式进行运作,不设股东会,设立董事会以及董事会发展战略、薪酬、审计专门委员会,设立监事并建立以总审计师负责、风险预防管理为重点的监督审计网络体系。根据《公司法》和集团化管控的需要,规范下属企业董事会、监事或监事会的设置模式,确立了清晰的集团管理架构,明确职责,对应建立了KPI绩效指标考核体系;根据确定的管理边界和管理流程,对应建立了集团化管控的制度体系。中信泰富特钢以整体利益最大化、提升效率、创造价值、科学运作为指导方针,分阶段确定集团化运作目标,进行集权和分权,并根据形势变化以及管理的强弱、集权和分权的程度不同,分阶段调整集团管理要素以及管控程度,以充分发挥集团管控及企业业务运营两个层面的积极性,最大程度整合利用相关资源,实现集团整体效益最大化。

随着集团化运作的不断深入,中信泰富特钢坚持把管理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近几年先后导入并深化了六西格玛、卓越绩效、企业安全生产的标准化以及全面预算等管理方式,创新实践了“战略+实体运作”相结合的集团化特色管理,集团集中采购的模拟利润中心管理,统一国贸销售管理,“以效定销、以销定产、以产促销和效益优先”为核心思想的精益生产管理,工程项目和技改项目后评估管理,生产经营重点任务攻关项目化管理,纪检和内部审计“两位一体”的效能监察管理,企业能源集中管理,企业标准成本信息化管理等,建立了与国际一流同行企业对标的管理体系,建立了符合自身特色的管理、技术和操作三个层面的员工发展通道,建立了生产经营预警指标体系和风险预控机制,同时积极探索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和员工民主管理的途径和方法,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管控模式。

适应环境变化要求,适时调整发展战略

为了推动钢铁业务发展,兴澄特钢提出并落实了“普转优、优转特、特转精”的发展战略,企业在短短的20余年间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特钢行业的领军者,并被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环境规划署等评为最具竞争力的中国企业

兴澄特钢的跨越发展增添了中信泰富投资国内钢铁业务的信心,通过充分研判内外部环境,中信泰富确立了“兼并重组与新建相结合”的钢铁业务规模扩张战略,于2004年收购原冶钢主业资产并组建了新冶钢,于2006年收购了石家庄钢铁有限公司,由3家原中国500强企业形成了三足鼎立”的产业布局。

2008年,中信泰富特钢成立后,提出了“创建全球最具竞争力特钢企业集团”的愿景目标,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特钢的一元产业定位以及“精品+规模的发展战略,就兴澄特钢的三期建设、新冶钢和石钢产业发展升级、铜陵和扬州的原料基地建设等做出了详细的规划。在全面实施集团发展规划的过程中,因地方和石钢自身原因,石钢在2010年退出了中信泰富特钢。之后,中信泰富特钢为了规避同质化竞争、扩大差异化优势,在坚守发展定位和“精品+规模发展战略的同时,在产业布局上做出了优化调整,着力打造沿长江流域产业链战略布局,并加快了专业化和国际化发展的进程。

在专业化发展方面,中信泰富特钢坚持按照国际一流的标准,在流程专业化、产品专业化和服务专业化等方面不断创新实践:

一是流程专业化。在“十二五”期间建成了兴澄特钢和新冶钢两大制造基地、铜陵新亚星和泰富特材两大原料基地,形成了先进、符合国家发展战略、低成本和高效率的沿江产业战略布局;通过打造先进特钢制造流程,形成了棒、板、管、线、特冶锻造等多条现代化的产品专业化生产线。

二是产品专业化。按照“专、精、特、新”的思路,稳步推进产品转型升级和系列化发展,形成了合金钢棒材、特种中厚板材、特种无缝钢管、特冶锻造、合金钢线材、连铸合金圆坯“六大产品群”,成长为现今全球钢种覆盖面大、涵盖品种全、产品类别多的精品特殊钢生产基地,实现了“精品+规模的战略发展;产品畅销全国并远销美国、日本以及欧盟、东南亚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了一大批国内外高端用户的青睐。高档轴承钢、汽车关键零部件用钢、能源用钢等主导产品,已具有较强的国际市场竞争优势。

三是服务专业化。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不断完善对客户需求快速反应的组织形式,规范以客户为核心的工作流程,建立客户驱动的产品和服务设计,特别在为用户提供近终型产品、全面的技术服务和多方案的商务服务以及产品精准交付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推进了集团向“服务型制造商”的深度转型。

在国际化发展方面,坚持“战略、运营、管理、人才和文化”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注重用全球化的思维配置资本、选拔人才、引进技术和占领市场,注重用国际标准和要求评价考量自身的管理水平和技术能力,注重商业模式的国际化,积极“走出去”,在海外设立了13个代表处,加快了境外布局,实现了产品和客户国际化程度的稳步提升,出口量连续几年突破百万吨,继续以绝对优势领先国内同行企业。

开展技术和产品创新,增强核心竞争优势

始终把“产品技术创新”作为增强行业引领作用、打造市场竞争新优势的第一要素,不遗余力地抓好抓实。在深化兴澄特钢和新冶钢两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建设的基础上,通过优化整合内部创新资源和联合利用外部创新资源,于2014年在上海成立了特钢研究院,构建了一个以企业为主体、特钢研究院为平台的开放式技术创新体系,形成了资源集约化、工作业务差别化管理,支撑着中信泰富特钢产品研发、技术进步、产业发展和节能减排。中信泰富特钢坚持按照高新技术企业的要求进行科技投入,持续强化产学研用协同,广泛开展多层次学习交流以吸取营养,加快创新团队建设和培养领军人物,着力营造有利于创新成果涌现的环境,深化业绩+贡献”的激励,保证了创新体系的高效运作。

近年来,在先后承担国家863计划、国家火炬计划、国家工业强基示范工程、国家冶金战略性新兴产业扶持等一系列课题项目的基础上,中信泰富特钢积极寻求在特殊钢核心关键技术推广应用和特殊钢重点工艺技术开发上取得突破,荣获了包括国家科技进步奖、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等在内的大量奖项。

以关键技术开发作支撑,紧紧瞄准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下游发展方向以及高品质特殊钢进口市场,把握结构性机遇,大力开发能源用钢、超纯净轴承钢、汽车关键部件用钢、新一代海洋系泊链、高等级盘条、高端工模具钢等前沿品种,连续多年实现了“年淘汰效益差、档次偏低的产品比例不少于总量的10%”的目标。同时,通过大力推进高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实现了产品结构的持续优化,推动了转型升级。

通过加快成果孵化,推进科研成果的凝练和产出,不仅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而且也及时将重大科研成果转化为专利,大量知识产权纳入技术标准,通过主持或参加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将部分企业标准上升为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

坚持以人为本,发展依靠并惠及员工

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不断投入,重抓人才战略和发展规划的落实,不断深化管理、技术、操作三个层面的人才培养机制,不断深化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人才遴选机制、绩效优先的人才评价机制和与市场接轨的人才激励约束机制,实施半职、短期服务、项目合作、顾问咨询等柔性引才政策,着力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和营造良好环境。通过一系列针对性举措,优化了人力资源结构,提升了员工整体素质,支撑了生产经营和管理改革。同时,积极营造先进文化,关心员工生活,注重员工诉求,不断满足员工的健康、安全、生活和精神需求,不断完善绩效评价考核,坚持“业绩+贡献”的物质激励和相应的精神激励并举,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让员工享受到了企业的改革发展成果,增强了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发了全员工作热情。

创新发展模式的设想与思考

为了保持和提升竞争优势,加快实现创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特钢企业的战略目标,面对我国钢铁业的严峻态势,中信泰富特钢一直在思考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和路径。总体而言是坚持走品种质量效益型道路,坚持专业化和国际化发展,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稳健经营,加快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实现内涵式增长,持续提升集团竞争实力和品牌价值。今后发展的要点包括:

第一,坚持发展特钢,专业求精,不涉及多元化发展。

第二,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再追求规模扩张,而把主要的投入集中到产业延伸发展、品种开发、产品升级、智能制造和完善沿江产业布局等方面,进一步推动转型升级,全面提升产品附加值。

第三,在进一步提升产品海外市场布局的同时,加快国际化步伐,“走出去”寻找延伸产业发展机遇和整合销售渠道、引进技术、选拔人才、配置资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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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宋斌斌)

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1999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式载入《宪法》。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到2010年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地位进一步突出。2014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概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主要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建设法治中国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基本共识。当前,立法工作进入“立改废释并举”的完善阶段,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中,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成为近期法治建设的枢纽环节。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这是对法治政府建设提出的总体目标和要求。

笔者认为,在法治政府建设中,有三对关系需要加以重视。

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法治政府建设中必须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他还有针对性地指出:“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伪命题,“权大还是法大”是一个真命题。在《决定》中,对法治政府建设提出了一些有很强针对性的重要措施,包括: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推进综合执法,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以及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总的来说,这些措施和要求都是立足于对政府公权力加以有效约束,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在近期一系列带有全局性的重大改革试点中,中央都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全国人大授权批准,以为垂范。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体现在重大方针、路线、政策的战略决策上,而不能体现在以党代政上,更不能以权代法,这是建设法治政府首先必须明确的原则。

简政放权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

法治政府建设中必须处理好简政放权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成为本届政府自上而下推动行政体制机制改革的突出特点,也是适应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的重要保障。但是,简政放权不等于“有限政府”,在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代化整体进程中,积极有为的政府仍旧是必要条件。尤其是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立法权下放至地级市的过程中,简政放权的同时要放管结合,以实现优化服务的目的。在《决定》提出的这些重要改革举措落实过程中,各级政府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是首要要求。要实现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仅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是做不到的,必须要在完善政府规章制度的同时,致力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笔者认为,就目前地方和基层政府来说,比较普遍的突出症结问题大致有四个方面:

一是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政府施政需要必要的财力保障,尤其是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是主要的落实者。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分税制改革以来,在强化中央政府财力和统领能力的同时,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不匹配现象也渐趋普遍,并且催生了饱受抨击的土地财政问题和各种项目制引发的追求短期政绩问题。根据目前的中央和地方财力状况与主体责任,需要适时适度地改进和完善分税制,推动社会保障领域的全国统筹,逐步以制度化形态保障地方财权与事权相匹配。

二是基层治理文牍主义倾向严重。与加强法治相伴生的往往是“法律形式主义”倾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归根结底要立足于中国国情、中国实际,有机地吸收中国传统治理理念和共产党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积累下来的治理经验,从“管用”、能解决问题的角度来强化基层治理。现实中,乡镇政府、街道办、乃至社区居委会,往往要用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应付上级政府交办的各种事务,整理准备各种统计表格、汇报材料、工作台账,极大地影响了基层群众工作的开展。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基层治理好不好事关社会稳定,更关系到党的执政根基。建设法治政府不等于建设文牍政府,需要为基层工作切实减负,首要的就是文牍减负,腾出一线政府工作人员与社会工作者直面群众、上情下达、解决实际困难、增进社会和谐的时间和精力。

三是认证能力有待提升。法治政府建设依赖统一、完善、充分的社会生活基本信息和数据。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工作效率提升直接依赖于对社会生活基本信息的掌握与快捷的汇总分析能力。由于历史形成的条块分割管理方式的影响,目前各部门、各地方所掌握的基本信息尚无法做到充分共享、互联互通,这导致了一系列为人民群众诟病的行政低效、办事拖沓现象。在推动政府信息公开的基础上,有必要研究和架构全国统一标准的各类基本信息数据库,为法治政府建设与深化改革提供不可或缺的事实支撑。

四是监管能力有待加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在食品药品安全、工商质检、公共卫生、安全生产、文化旅游、资源环境、农林水利、交通运输、城乡建设、海洋渔业等领域出现了不少新矛盾、新问题,有些广受关注的非传统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是典型的日积月累监管不力的必然结果。如何在推动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加强各领域监管体制机制建设,推进综合执法,有效预防和降低风险隐患,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大问题。精细化监管能力建设是法治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

依法治国与因地制宜的关系

法治政府建设中必须处理好依法治国与因地制宜的关系。总的来说,法律规章制度是对社会经验、社会习惯的归纳、总结和凝练,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社会发展不均衡、城乡差别与地区差别巨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推进法治建设不能完全一刀切。在法律法规立改废释并举和公正执法过程中,需要给各地留下因地制宜的空间。立法法修订后,赋予282个地级市以地方立法权,就是处理依法治国与因地制宜关系的生动体现。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根源,如何在保证地方发展积极性的同时做到有序竞争、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央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总之,法治政府建设与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不是对立的,需要在体制机制建构和法律法规落实环节不断坚持试点实验,及时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更重要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一国两制是我国政府解决台港澳问题的基本国策,这两样涉及国家结构宪制安排的重要制度也要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不断因应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及时在法治轨道上加以完善。

总之,建设法治中国与所有重大的政治议题一样,需要在一系列两难处境中做出必要的平衡取舍。立足实际、实事求是,避免教条主义地从法理规范上来理解中国现实,这是我们认识这一重大政治议题的关键所在。

 

(编辑  王生升)



[]参见吴邦国:《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意义和基本经验》,《求是》2011年第3期,第3-10页。根据中国法学会《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 2015》统计,截至201512月底,中国除现行宪法外,现行有效的法律共246件。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慈善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资产评估法、国防交通法、网络安全法、电影产业促进法、环境保护税法、中医药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10部法律;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并对民办教育促进法、野生动物保护法、节约能源法等25部法律进行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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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依法治国,至今20年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要一体化建设。如何从历史和国际的视野,认识我国法治建设的目标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将深化改革和法治建设、从严治党结合起来,推动我们法治建设的成熟,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该是人文社会科学界共同思考的问题。

2017114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召开第9次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是走向成熟的大国法治

  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依法治国,至今20年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要一体化建设。如何从历史和国际的视野,认识我国法治建设的目标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将深化改革和法治建设、从严治党结合起来,推动我们法治建设的成熟,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该是人文社会科学界共同思考的问题。

到会发言者通过多个学科视角的研究和观点的交流碰撞,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和思路,促进大家深入认识现实的社会问题,促进人们以问题为导向,深入思考。

孔丹:我们面临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致辞。他说:我们党从1921年建党以来已经走过了三个大的历史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1976年),1977年之后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部署。习近平同志在201610月召开的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上提出,国有企业要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

????孔丹希望大家注意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个提法。他认为,我们的党正在领导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确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同时面临许多带有挑战性的问题。例如,我们在持续推进经济增长时还要重视解决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解决贫富分化问题以及消除贫困的重要任务。这是我们新时期的重要目标。

  在共产党领导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一个根本问题是处理好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共产党如何驾驭市场经济,如何保证自身不变质,始终保持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大道之行》一书里提出,中国共产党骑在市场经济的马上,骑得好就可以更好地发展,骑得不好就会从马上摔下来。所以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把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结合起来。从更大的方面说,是要实现四个全面的有机统一。  

????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青年学会要努力把我们的学问、我们的知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达到经世致用、学术报国的目的。

樊鹏[1]: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这两者是统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决议,党的法规建设也纳入依法治国的体系中。做好依规治党的工作,是依法治国的一个前提。

  这涉及党章和宪法的关系。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产物,宪法序言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宪法创造者的历史主体性。另一方面,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党章也规定党员要尊重宪法,这二者在理论上是统一的。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要有效衔接。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治国必先治党,作为先进性政党,就要在行动和组织方面体现党的纪律。落实到实践层面,就是要处理好党纪和国法的关系,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和国家监察机构的关系。其中一些具体工作程序的协调问题还有待理顺。

田文林[2]:走向成熟的法治应该是讲政治的法治

  相比于法治概念,政治应该是一个更大的概念。讲政治,就要讲大局意识,整体意识,用这个概念定位法治概念,应该说更能体现出法治的特性和作用。走向成熟的大国法治应该是一个讲政治的法治。

  我国的宪法,既有阶级性的一面,也有全民性的一面。宪法规定,我们的国体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要维护多数民众的利益。但某些法律专家对此避而不谈,专谈全民性的一面,把个人权利无限夸大。他们力图把法律神圣化。专在程序上做文章,实际把法律当成政治斗争的工具。

  近几年常有媒体对社会上的偶然事件放大炒作,将政府机构描绘成无视人权、欺负无助公民的舆论形象。而一些法律界人士则积极介入,以维权为名诉诸法律,力图将矛盾升级扩大。我们的执法人员有必要提高执法水平,但如果在处理社会违规违法事件中一味限制执法人员的执行力,束手束脚,就等于给敌对势力让路。这看上去是一个法治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

????我们要防止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法律能解决很多问题,但它不是万能的。在当前意识形态的斗争日益明显的情况下,要警惕法律领域某些人用利用法律工具向社会主义制度发难。

  我们要有危机意识,要提高我们理论的应答能力,要提高我们的哲学认知水平,要强调政治意识。法律到底维护哪个阶级的利益,这是需要说明白的。

雷少华[3]:法治建设与国家治理能力

  改革开放前国家治理的特点,是有单位作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纽带,它为群众提供了住房、医疗、教育等种种服务,兼有社会管理的职能。政府通过这些单位来管理社会。而现在单位这个纽带已不复存在,政府直接面对所有老百姓,面对高度流动的社会,现代治理的经验不足。例如,和个人有关的多项认证,需要多个政府机构进行。而机构之间信息沟通不畅,使得百姓办事困难,有办法的就去走后门或作假;政府科层管理的固化导致官僚化倾向,逐渐脱离群众,导致干群关系疏离,群众对政府不满。  

  新形势下的治理,可以从扁平化入手,让高度流动的社会和原子化的个人以社区为单位组织起来。政府更应该主动深入到社会中间发现问题,而不是等待问题的发生,把小事拖大,激化矛盾。

  需要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建立机构间沟通机制,建设公民身份认证系统,简化办事程序,方便群众。

王海侠[4]:农村基层治理中的法治实践思考

  农村基层治理是我们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基石。全面依法治国在农村如何推进?应该注意,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城市是有区别的。

  目前农村治理普遍软弱涣散。但农村一直有自己的理法结构,大范围的乡村社会的秩序是能维持的,问题是怎样以现在的基层治理结构和乡村社会结构做一个有序衔接。在法治推进中,一要看到它的不适应性,二要看到乡村社会秩序建构中法律的嵌套性。

  农村社会的矛盾有两大类,一是群众内部的矛盾,二是干群矛盾。前者基本是小的纠纷,绝大部分可以在乡镇或村的范围,通过社区和民间调解得到解决。但干群矛盾,如果发展到民告官,就容易走向极端化,最后只有依法抗争和上级政府调解两条路。从大量事例看,这两种情况都可能会导致对抗,把某些个人矛盾引向对制度的挑战。所以法治引入农村应该慎重。

  法治推进,要配合农村基层治理的整体性。农村社会有基层党组织和村委会,有村民自治机制。怎样通过组织载体,适当借助法律,完善社会的建构,而不是凭空引进法律。目前农村最重要的是组织化建设,而且要突出人民主体性。法律是有阶级意识、有主体性的。如果大部分群众被抛之在外,一旦用了法律就走向不归路的法律,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能够为人民群众自身谋福利的法律,应该是所有法律工作者应该急需探讨的一个话题。

郑振清[5]:中国公众政治价值观的演变

????亨廷顿的名著《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开篇第一句话是:任何政府的主要差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运作的结果。这是以治理来看待社会制度的最早的一个表述。

????1970-90年代,西方学术界谈民主,都强调民主的程序性含义,比如选举、权力制衡等。最近10年,一些亚洲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比如台湾的朱云汉,香港的王绍光的研究表明,东亚公众,更愿意从政府治理的效果来看待民主内涵。

????民主这个概念,要根据中国的实践调整它的内涵。人们对民主的理解有几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程序性的民主观,强调以公开、自由的选举为核心,其前提是个人权利平等和多元社会的形成,辅以权力的相互制衡和问责。

另一种就是实质性的,即民本主义的民主观。承担治理责任的精英层要以民为本,协商民主,向社会提供好的治理,好的秩序,好的公共服务,好的政府效果,从而以给民众带来对现存制度的信心。2016年《人民日报》有一篇任理宣的评论文章,认为民主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联合国在2015年有一个界定:民主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它的基础建立在人民为决定他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全面参与生活各个方面所表达的意志之上。实际上这是在调和实质民主程序民主

????现在有一种新的民主理论,叫基于资源匮乏的民主需求观。一个经济落后的社会需要把经济增长作为社会最重要的一环;而当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很成熟了,就可能把民主、法治、平等作为最重要的价值观。

????根据我们的专项研究成果,中国的老百姓对民主的理解,明显地倾向实质性的民主观,比较强调制度绩效和治理的供给,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受了程序民主观的影响。

总结: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支振锋[6]认为,参考国际经验,成功实现法治转型的国家,是和经济、政治各方面的系统发展相辅相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有一个集中统一而强有力的国家领导核心和强大的国家能力。我们一方面要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好的经验,但不能简单地照抄和移植,既要包容,更要超越,要为人类提供一个体现中国智慧的、中国式的优良治理机制。

????王晓泉[7]指出,在新发展阶段,我们在法治方面要有长足的进步,要建设讲政治的大国法治,不能由资产阶级法权主导,而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形成我们自己的符合国情的法治体系。探索出中国的法治模式,形成自己成熟大国的软实力。

  孔丹理事长最后指出,各位发言所提出的问题都很重要,我们的讨论在以下几方面还可以深入研究:

  第一,关于认识论和思想方法。

????要学术报国,经世致用,就要和实际紧密地结合,自己的认识要跟上不断发展的实践。中国共产党90周年,哪个阶段的奋斗纲领都不是先验的,方针政策的制定也不是一次到位,是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完善的。

  有的学者讲的问题很有哲学思维,同时对现实也要好好研究。历史是实在的、生动具体的,只从纸面上理解是不够的。各位有志于参与这个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青年学者,都要注重理论和实际紧密联系。

????看问题要全面。提出了问题,还要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依据。我们社会正面、健康的东西是主要的,这是据以自我完善的积极因素。提出了问题,还得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比如政府的科层制和管理程序,它的存在有必然性,有正面的作用,同时不能官僚化、僵化,最后变成人民的对立面,这是要高度重视的。这里有很多可探讨的空间。

????关于有限政府还是有为政府的问题。实际的情况是政府的越位,缺位都存在,有些该管的没管住(比如食品安全问题,环境问题),但身份认证本来是应该而且可以流程化的。现在线上处理的效率极高,这都是权力应该放手的地方。改革要看改什么,有的要强化公权力的作用。像收入分配问题,没有政府作用,资本就将为所欲为,就谈不上分配公平。到了操作的层面,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以提建议、提意见,不是仅仅看到弊端。???

  第二,法治和政治的关系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法律界的自由主义倾向不能不重视。目前不仅是学理性的失陷,在很多情况下,法律被敌对势力用来当作对抗党的领导的工具。社会上一些偶然发生的本来不很复杂的小事件,被某些媒体人挖掘出来,小题大作,广为传播,演绎成人民利益受损的诉求,挑动群众对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的不满;甚至上升到对体制和政策的攻击,这对基层工作也带来许多额外负担。当然,基层工作有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

????舆情事件的后面其实是思潮,思潮通过舆情事件得以集中表现。比如最近的“林张之争”,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借题发挥。现在在舆论场形成了流行思维、流行定式,你不能替谁说话,否则就没有立足之地。过去信息闭塞,现在透明度高了,比如某事件,人家做文章一步到位,就冲着你的扶贫政策。党的扶贫工作是两个百年目标里的一件大事,七千万贫困人口脱贫,还有几千万留守儿童,两亿多农民进城,要解决他们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等问题。设定了这样的目标,就要有这个担当,这个解决过程特别的艰难。

????所以,我们要把依法治国这个重大理念和社会实际结合起来,不能照抄西方的法治模式,不能掉到人家的陷阱里。

  第三,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

????社会矛盾不能事事靠法律解决。基层治理问题很多,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追求表面政绩、不负责任等等问题很常见。基层干群矛盾一时解决不了,给他越级上访的权利,是我国在一定时期疏通基层干群关系的一个渠道。基层治理问题,比如身份认证、农村的民间纠纷也是这样。又比如农村基层一些具体事务,因为不愿得罪人就投票,结果往往办蠢事。但不能就此归结为对基层民主的否定,不能上某些人的议题设置的圈套。总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社会治理问题已经进入了非常务实的一个状态,空话不能解决问题,要加强我们的队伍建设。

青年学会承载着很高的期望。我们承担着重大的历史责任,要把中央和习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百年的目标往前推进,我们应该能尽到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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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碣石)



[1]?樊鹏,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

[2]?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3]?雷少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

[4]?王海侠,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讲师。

[5]?郑振清,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

[6]?支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7]?王晓泉,上海大学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专题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两种不同的解读。本文从两种解读意义之辨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问题,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价值。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范畴以来,我国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讨论热潮,人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和理解不断深入。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学术体系过程中,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仍然需要逐步得到解决。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种不同解读出发,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问题。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种解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另一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前一种解读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后一种解读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前一种解读是目前学术界比较常见的观点,而后一种解读则是比较少见的一种观点。这两种解读的差异是明显的,但无论是哪一种解读,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既然我们要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那么当然首先必须弄清楚它的研究对象。

众所周知,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包含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人们往往把这部分理论叫做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或者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等。如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它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属性上具有一致性。但是,我们认为,仅仅这样理解是远远不够的,是不到位和不充分的。我们在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同或相通之处的同时,更应该充分认识它们的重大差别。

对两种不同解读的进一步分析

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有共同点,又有明显的差别。共同点在于,二者都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或者说都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区别二者的差别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

    作为第一种解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问题是,经济学理论可以有国别特色吗?对此,学术界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在迷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看来,世界上只能有一种经济学,即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它是世界上惟一科学的经济学。因此,所谓中国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完全不能成立。原因在于社会科学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把社会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并认为只存在一种社会科学理论,是不符合社会科学实际的。事实上,经济学理论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而是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流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也存在明显的差别。因此,承认社会科学理论多元化的必然性,承认创建一种不同于现有各种经济学理论的新经济学理论的可能性,是我们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就此而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解读是说得通的。但需要强调,它不应被视为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线性发展和延伸,否则就不能充分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具有的巨大理论创新含义和价值。

作为第二种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面临的问题是,一个特定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有没有自己特定的发展规律?它能否构成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以一个特定国家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成果,能否称之为学科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呢?其次,这种政治经济学究竟是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发展规律,还是揭示社会主义的一般发展规律?进一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和讨论。

初看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如同英国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一样,是不太合乎经济学理论常规的概念。按照政治经济学界通行的理解,政治经济学以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以某一特定国家的经济运动作为研究对象。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且,自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以来,几乎从没有将某一特定国家的经济作为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

    但问题在于,马克思是如何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呢?难道脱离开一定国家的具体经济过程,就可以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吗?显然不能。事实上,马克思在前引那句话的后面紧接着指出: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表明,《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理论,主要来源于马克思对于英国经济现状及经济史的研究。

很明显,这里涉及到国家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关系问题,以及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问题。概括地说,政治经济学要揭示的,是关于特定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规律;但社会经济形态不仅是理论抽象后的范畴,它更是一种客观存在,它的实际运动总是存在于一定国家的经济运动过程中。因此,从来不存在脱离一定国家的经济运动作为考察对象而得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换句话说,政治经济学总是通过对具体的国家经济运动的研究,进而得到关于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一般理论。这一点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说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也是政治经济学发展史的客观事实。

由此可见,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范畴有什么独特之处的话,那么首先,就是第一次明确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定为一门学科,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直接研究对象。这一点至少在中国经济理论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这是理论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其创新性首先表现在,这个概念非常明确地重新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即通过对一定具体国家经济过程的研究,进而揭示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运动规律。

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另外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即究竟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及其发展规律问题。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起源于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并在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得以逐步充实和发展。现实社会主义都是起源于不发达国家,而不是起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表现为一个一个国家的现象,而不是一种超越国家的现象。这种现实历史过程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并不相同,因此,现实的社会主义一开始就面临着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实践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问题。到目前为止,人们总是把现实的社会主义理解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实现。也正因为如此,在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较多地受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影响,例如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等。从列宁到斯大林,再到毛泽东,虽然他们都对落后条件下究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从总体上来说,他们都没有能够突破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规范性认识和规定。

毫无疑问,离开或背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就不存在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它始终是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基础和指导。但另一方面,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行性和可能性的角度来看,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反两方面实践表明,完全囿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规范性认识和规定,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方式和过程同社会主义的目标混为一谈,同样也是不正确的,对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而言甚至是有害的。

正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开辟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不断深化和升华,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观点。之后,党的各届领导人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观点,并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发展。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产物,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理论概括。假如我们承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具有中国特色,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主义相比而言确实具有很大差别,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应被仅仅理解为只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它掩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巨大差别,这会大大削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的独创性和普遍性价值,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范畴和理论的巨大创新价值和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蕴含的巨大创新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为重大的差别在于,这两个范畴和理论体现着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及社会主义本身的不同理解和方法论。

具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但另一方面又更加突出了社会主义的实践性、创造性和民族性,贯彻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强调的是理论指导性与实践创造性并重的思想方法,体现着从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一般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逻辑。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更多贯彻的是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思想方法,它始终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理解为社会主义的终极标准,更多地体现着将理论运用于现实的逻辑。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多地采用规范的思维方法,更多地侧重于说明社会主义应该如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需要更多地分析现实的社会主义,研究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形式、道路和规律等等问题。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是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巨大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这一论述非常深刻而明确地揭示了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之一,即“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客观上要求我们既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更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因此,我们需要创建一种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新经济学理论。只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才能够满足这样一种需要。如果仅仅把它理解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么,它无非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线性发展和进一步延伸,这不可能是具有原创性的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当然,这样的理解,决不排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方法的坚持和运用,更不排斥对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不排除对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成份和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部分的借鉴和吸收。

综上所述可见,只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只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才能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理论特性和巨大的理论创新价值。也只有从这样一个认识出发,我们才能真正创建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全新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思想和方法论原则是,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方法为指导,但决不照搬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它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和原则来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编辑  苏歌)

学术论坛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其作为经济基础的产业、技术不断升级,和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过程。以此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强调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有效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也需要“有为的政府”来克服结构变迁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市场失灵、以弥补市场发育不足的缺陷。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以“市场的有效以政府的有为作为前提,政府的有为以市场的有效作为依归”。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传统主流国际发展理论的弊端在于,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将政策的着力点聚焦于发展中国家“缺什么”(如与发达国家相同的先进产业)和“什么做得不好”(如发达国家完善的市场体制、民主体制等),而忽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因果关系,要求发展中国家以发达国家为范本,推行脱离本国实际的政策改革。这种做法的局限性在于,它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有什么”(即要素禀赋)和“能做好什么”(即比较优势)等方面的结构性差异,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的政府在甄别各自增长动力和集中有限资源,消除瓶颈制约因素等方面的重要性。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创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之间的协同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应该聚焦于发展根据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取得低要素成本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因势利导的角色,推动企业进入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为其消除软硬基础设施瓶颈,以降低交易费用,迅速成为竞争优势产业。

新结构经济学提出“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GIFF)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产业政策制定工具,甄别出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而诊断出阻碍这些产业兴起和升级的制约因素,这包括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制约性因素,并对政府如何因势利导以促成产业升级与转型提出具体政策建议。

新结构经济学在波兰经济发展中的借鉴与运用

2016 16 日,波兰副总理莫拉维茨基代表新一届政府推出被称为“莫氏计划”的“波兰长期发展规划”。自那以后,波兰媒体多次以“莫拉维茨基和林毅夫”为标题发表长篇评论文章。

“莫氏计划”是波兰法律与正义党在2015 10 月成为波兰转型后首次单一政党执政后,为波兰追赶西欧国家而制定的未来波兰经济发展目标及其实现路径的总体方案,反映了新一届政府积极有为地推动经济发展,扶持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提升波兰产业竞争优势的“经济哲学”。

新结构经济学对波兰政府的重要影响

2015 12 月,在波兰最具影响力的《共和国》报上,克拉科夫经济大学教授Andrzej Wojtyna(他曾任波兰经济协会会长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发表评论文章,文中向莫拉维茨基副总理提问,“如果西方主流经济发展理论和新结构经济学之间进行取舍的话,你会站在哪一边?”莫拉维茨基在随后接受《波兰时代》采访时明确表示,我支持林教授的理论,新结构经济学将成为波兰财政部和发展部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

2016 17 日,在以“林毅夫的提示”为标题的文章中,波兰记者报道了莫拉维茨基副总理多次在公开场合中提到他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认同。同时,这篇文章还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经济增长与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及相应的“六步法”进行了详细介绍。2016 12 日,波兰媒体刊发另一篇题目为“波兰是否会追随中国模式:莫拉维茨基副总理参照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观点”的文章。

2017 29-31 日,林毅夫教授应波兰政府邀请访问华沙,与波兰总统府和总统经济委员会成员举行座谈,并出席了由波兰政府组织的国际经济论坛。期间,林毅夫发表了题为“中国是否仍为世界经济发展引擎”的主旨演讲,与波兰副总理莫拉维茨基进行了双人公开对话。30 日,林教授到华沙大学做“新结构经济学与追赶经济体的产业政策”讲座,200 多人的教室座无虚席。31 日上午,林毅夫教授再次与莫拉维茨基副总理单独见面交流,就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在波兰经济发展中的运用进行了深入探讨。

2017 日,《共和国报》刊登了题为“林毅夫称波兰政府必须积极有为”的专访,对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以及波兰如何以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进一步提升波兰经济发展绩效进行了详细介绍。

新结构经济学在波兰的实践

波兰政府实施的“莫氏计划”,在宏观层面上强调“有为政府”的主动性和选择性,通过制定产业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与此同时,进一步放松政府扶持领域的准入条件,利用市场机制鼓励创新。波兰发展计划强调,政府在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时,应首先关注要素禀赋结构与本国相似,且人均GDP 比本国高出一倍的其他快速发展经济体,甄别出其在过去20 年间生产的各种贸易商业产品和服务。在此基础上,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分析有哪些因素阻碍了从事上述产业的国内企业难以提升产品质量,又有哪些障碍导致其他企业难以进入上述产业。鉴于波兰与“技术先进国家”之间巨大的差距,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升级时,应该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入手,然后再循序渐进地扩大开来。

莫拉维茨基制定的波兰长期发展规划体现了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共同发力推动经济发展的思想精髓,同时还运用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甄别了波兰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诊断阻碍这些产业兴起和升级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制约性因素,并对政府如何因势利导以促进产业升级与转型采取具体的政策措施。

波兰是前苏联集团中经济转型最为成功的国家,新结构经济在波兰获得肯定,扩大了中国改革在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力。

新结构经济学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除了波兰之外,新结构经济学也在非洲产生了影响和成果。2011 年,埃塞俄比亚前总理梅莱斯接受了林毅夫的建议,借鉴中国的以工业园“筑巢引凤”招商引资的经验,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原则,选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加工出口产业来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仅仅用了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国内的制鞋和成衣等加工出口产业就得到了迅速发展,埃塞俄比亚从非洲最贫穷落后的内陆国家一跃成为非洲最具活力的轻加工业出口基地。2014 11 22 日,埃塞俄比亚的《记者报》刊发了标题为“在第三个奇迹的边沿上”的报道,以专访的形式对此进行了长篇报道。

埃塞俄比亚的成功使新结构经济学得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和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卢旺达、坦桑尼亚、吉布提、乌干达、塞内加尔、加纳、科特迪瓦、贝宁、尼日利亚、南非等非洲国家和伊朗、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南亚和中亚国家的政府,纷纷请林毅夫教授前去访问和讲学、提供咨询。非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发展协会等多边机构也邀请林毅夫教授担任顾问。

新结构经济学在致力于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经验以进行自主理论体系创新的同时,倡导“唯成乃真知”的“知成一体”的学风,在波兰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得到重视和实践,是我国软实力不断提升的充分体现。

 

(编辑  季节)

文史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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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贤任能与官僚主义

    如果说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奋斗目标是带领人民夺取革命胜利,并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毫无疑问,这是非常成功的。其实,毛泽东的奋斗目标从来不停止在建立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毛泽东看来,他1949年之后的全部努力,都是捍卫革命果实,捍卫人民民主。在建国后不久,他就发现,党和国家政权机构产生了官僚主义倾向并出现腐败苗头,而这在他看来,是比外部敌人更危险的敌人。如果放纵官僚主义蔓延,势必会使党和国家的干部变成一个新的官僚特权阶层,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倒退到阶级分化和政权变质。这也就是毛泽东念兹在兹的“反对官僚主义、反修防修、防止党内走资派掌握党和国家的权力”。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说法,实际上都是在批判官僚主义。可以说,从建国后到1976年去世,毛泽东一直都在努力反对和防止官僚主义。

    但是,除了毛泽东和少数人,很多人都认为,他们从枪林弹雨中一路拼杀过来,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如此重要的贡献,又承担着如此繁重的工作任务,生活条件好一点,工资高一点,子女享受一点特殊待遇,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难道这就会让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上邪路?他们管理这个国家,也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不让他们这些有革命斗争经验、有能力的人管理,让谁管理国家?作为老革命、老同志,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认为的天经地义的那些特权和权力,正是官僚主义的温床。这个逻辑向下延伸到基层工作部门的时候,就表现为基层干部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后,很少考虑群众的实际情况,从而导致工作方式简单粗暴,对群众缺乏说服教育,更多的时候是靠行政手段。

文革结束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经济在高速增长,社会在发展。经历过革命和文革双重锤炼的现代中国官僚科层体系,也表现出了远超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官僚科层体系的效率,甚至超过了欧美国家的工作能力和效率,比历史任何时期都强。

    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长期受到质疑与批评,尤其国外势力指责中国的政治体制“集权专制”,不够民主,容易滋生腐败,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核心的应该是政治改革,在政治制度上要仿效欧美民主政治的模式。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资本主义体系的固有问题,除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之外,另一方面暴露出来的重要问题就是:欧美的政治制度其实并不如许多人想象得那么完美。而且,在美国推动之下经历了所谓“民主革命”的那些地区和国家,比如中东北非、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所谓的民主制度不仅没有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带来任何好处,反而在中东北非、乌克兰造成了国家分裂和持续的战乱,泰国通过军事政变才稳定住局势。也就是说,在这些经历了民主化的国家和地区,民主反而成了“负资产”。即便是在欧美国家,随着危机爆发,工业空心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的问题也彻底暴露出来,进而演变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超出一般人所意料的结果。正是本国工业衰退和全球化带来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导致了所谓民粹主义的崛起,冲击了欧美现有的政治结构。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因其在应对危机时的高效表现和在随后显示出来的政治稳定性,广受好评。甚至是一些原来对中国政治体制持批评态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政治模式表现出来的效率和稳定性,是值得欧美学习的。

中国干部选拔体系的优势

    2008年以来,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中国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和官僚科层体系表现出来的成熟度。而在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中,国内外都经常有人提到这样一个概念,即相对于欧美的民主选举制度,中国的干部选拔是选贤任能,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政治历练,都远比欧美领导人要强得多。但也有些人提出疑问,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是否会演变为一个政治精英集团?

     不能否认,这种说法至少在以下几方面是成立的。第一,当代中国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从基层工作开始起步,经历了二三十年的磨练,才能进入省部级干部队伍,从而有机会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候选人序列。相比之下,许多在民主选举模式下脱颖而出的领导人缺乏这种磨练和经验,因此常常显得经验不足,从而会做出一些缺乏政治远见的决策。第二,欧美选举模式下,看上去是竞争式选举,但实际上,选民在选举之前对候选人往往并不了解,只能从他们在竞选中的言辞和表现来做出判断,显然太过仓促,而这容易导致出现这样的结果:过去,候选人的成败与他们所能动员的媒体宣传能力相关,而在互联网普及之后,利用新媒体则更容易迎合大众情绪化的或缺乏深思熟虑的诉求,民主政治则转化为缺乏责任感的、竞相抬高价码争取选票的民粹政治。而中国的干部选拔制度表面看上去不够公开透明,缺乏竞争性,其实自身仍然存在高度的竞争性。这是一个金字塔体制,每向上一级,都要经过高强度的竞争,竞争者过往政绩和工作能力的表现显然是必不可少的。第三,虽然中国官员的腐败问题经常被人指责,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官员腐败行径一旦被揭露出来,至少绝大部分都会得到相应的处理,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欧美国家,这是比较难做到的。在中国,正是因为干部并不是通过欧美式的民主选举获得权力,因此他们不必去刻意讨好选民,但是他们要代表人民的利益,从而可以在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寻找平衡,避免被短期内的民意压力所胁迫,做出一些缺乏长远考虑的决策。

    因此,在一些人看来,中国政治体制不仅不比欧美的政治模式差,反而比他们更有优势。按照他们的解释,中国政治体制的这种优势就来自于干部选拔上的选贤任能。而在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看来,这种选贤任能的模式就是中国传统的官员选拔模式,也就是儒家传统。且不说这种政治模式是否来自儒家的传统,即使真来自儒家传统,也并不能证明这种解释就真正有效。而且这种解释在今天已经遭遇到严重的挑战。

政党革命性的衰退造成人民性和代表性的削弱

    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正当性并非来自所谓的传统的选贤任能,而是来自中国革命。因为,中国政治体制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依托于列宁的先锋党理论。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又代表人民、领导人民。人民群众用自己的血肉支持了革命的成功,革命同时也呼唤并赋予了人民政治主体的身份。因此,党代表人民和领导人民,并不需要完全通过选举来实现,而是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传统。用复旦大学副教授白钢的话说,党和人民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师生辩证法”。党要向人民学习,人民也要向党学习,但党向人民学习并不意味着党要完全听命于个别群众的意愿。党当然要倾听人民的声音,但人民的声音本身可能是杂乱的,缺乏清晰而明确的主线。有些时候,人民的声音就像英国脱欧公投一样,许多人并不是真正支持脱欧,只是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现任政府的不满。因此,党应从杂乱无章的人民的声音中去辨识人民真正的诉求,而不必过分纠结于口头上做出承诺。

    这种解释当然是基于一个前提: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其成员应当是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有权领导人民的一个原因就是,先锋党能够带领人民走向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才最符合全人类的长期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先锋党本身就意味着不断革命,直到共产主义最后实现。虽然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后处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过程中,但它的组织体系和运转模式仍然保留着革命党的特征。这当然也意味着,中国的政治体制实际上仍然保留着革命政权的特点,因此不必过分考虑自身在当下的代表性问题,尽管需要按照官僚科层体系的逻辑,政治问题的决定要遵从党内规章制度,但自身仍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理论斗争和路线斗争空间,也就是通过党内政治斗争来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保持自身不完全官僚化。

    政党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对于一个长期处于革命状态的政党来说,保持其理论活力和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凝聚力,自然是必不可少的。正因为党是先锋队,具有革命性,作为官僚科层体系的国家机器才能保证其人民性。但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语境下,原有的革命性的意识形态逐渐淡化、失去了解释现实和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使其日益变成一个儒家所说的“政治精英集团”。在国家机器层面,则表现为人民性和代表性的削弱,官僚主义成为整个国家机器健康运转的重大威胁,进而造成国家机器本身的正当性资源的流失,因而必须重建一套对中国当代政治体制的叙述和解释。

新儒家按照他们理解的“中国模式”主张:进入官僚集团的人们本身都是社会精英,职务晋升虽然并不通过欧美那样的民主选举,而是“选贤任能”。考虑到上述转变,这种主张存在重大缺陷。

官僚主义的自我循环体系

    当新儒家津津乐道于“中国特色的精英政治的选贤任能模式”的时候,往往忘记了,官僚主义一旦出现,就会越来越变成一个内部自我循环的体系。这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官僚科层体系的运转越来越按照官僚主义的逻辑运转。即使一些试图增强党的政治性、改变官僚主义风气的举措,本身也可能以官僚主义的方式进行。近二十多年来,几乎每次领导层换届,新班子都会提出反对官僚主义、提高和加强党的政治素质的要求,进行整风学习,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还是按照官僚主义的套路,其结果就是走过场,没有起到纠正官僚主义风气的作用。

    另一个方面是,官僚主义形成之后,就会形成一个内部循环体系。在所有人都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工作的时候,如果有人过分强调党的政治性、强调群众利益,就会被不作为的氛围排斥。这种人本来是党最需要的干部,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他们常常被视为官僚体系的威胁。除了最高层领导人有权力讲政治之外,其他人只是在完成上级提出的工作任务。干部体系“去政治化”成为官僚科层体系的一个特征。第二,所有人都将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作为工作的主要目标,很少顾及群众的感受和诉求,久而久之,造成干部与群众关系的疏远甚至恶化,很难获得群众的信任。第三,在工作方式上,集体领导不等于无人领导、无人负责,特别是作为一把手的领导干部必须承担责任。但今天官僚科层体系内部常见的情况是,出了问题只要程序上没有明显差错,就无人负责;甚至推诿责任、争政绩形成风气。第四,在干部选拔问题上,因为竞争激烈,所以往往是那些平时做具体工作少、得罪人少的干部容易晋升,挫伤了积极有为的干部的积极性。更荒唐的是为少得罪人,出现按照年龄和资历排队的现象。

     在新儒家的鼓吹者看来,今天的中国官僚科层体系集中了中国社会的精英。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一些值得重视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存在着一种现象,那就是每隔十年,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都会发生明显的改变,因此,如果每十年视为一代人,每代人都会表现出明显的群体特征。今天被视为高效、工作能力出众的高级干部,大多数出生在1950年代或1960年代,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不少人都来自普通家庭,在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之后,通过计划分配进入体制内,从而有了基本的起点。他们成长的时期尚在新中国的建设时期,能够获得更为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条件,平民子女中的优秀分子也有大量的机会展露他们的才能。但在1970年代之后出生的人所处的时代,他们的父母一辈在改革开放中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社会资源,通过教育资源分配更多地影响子女的成长道路。社会教育资源越来越向中心城市集中,出生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孩子就越来越难以获得展露才华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40后、50后和60后干部的成长,主要的不是因为“选贤任能”传统,其更为基础的条件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遗产。但在70后、80后身上,则更多的是因为资源占有的优势。

    在这个意义上,新儒家所说的“选贤任能的体制优势”,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为当代中国的官僚科层制提供了一种理论支持。但他们没有看到的是,他们所谓的“选贤任能”政治体制,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制度与理论,即普遍平等的选拔人才的制度环境。而当这些人在之后的长期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物质和社会资源之后,他们所领导和管理下的中国,如何让和他们当年一样的平民家庭的子女也得到平等的机会?随着官僚科层体系的日益成熟,它本身也会变得越来越封闭,对体系之外的社会精英的吸纳能力会逐步下降,如何防止这一趋势,则是现代儒家没有回答的。

儒家复兴与阶层固化

经常有人以国外对儒家越来越重视来证明儒家的价值。其实,这是一个误会。打个比喻,一个人穷的时候,他的祖先自然也不会得到什么尊重,当他发达了之后,重修祖坟,邻居们纷纷表示,他的祖先就不是一般人。这种恭维只是客套话,并不一定真正代表邻居的想法,正常人自然会一笑置之。但如果有人由此真的以为自己的成功确实是因为遥远的祖先就与众不同,则未免太把别人的客套话当真了。然而不幸的是,国内似乎真有越来越多的人这样认为。

读经热现象的背后

除了新儒家在思想界的声音越来越大,儒家的影响力近些年来在社会上也呈稳步扩大之势。各种国学班和读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遍地开花,受到不少人的追捧。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地区,白领数量庞大,消费能力强,但生活压力又比较大,精神上容易产生空虚的感觉,国学和读经为他们提供了宗教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一些年轻的白领父母对现代教育深感失望,于是转而求助于传统文化,希望子女早日成才。阅读经典自然是好事,应当支持和鼓励,但“读经”在近十年来的语境中,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经典,而是特指一些机构专门招收年幼的孩子背诵《千字文》、《三字经》、《孝经》及四书五经等等旧社会的蒙童读物。

2004年之前,社会上就已经出现零星的读经、祭孔活动,但并未引起社会关注。2004年,读经现象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关注,随即引发了关于儒家复兴的大规模讨论。这场讨论并未形成任何结论和共识,但在客观上却为新儒家的主张和读经做了一次大规模的免费宣传。许多人认为,今天的中国,如果精神上感到空虚,可以通过读经来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不少年轻的父母认为,读经对孩子将来为人处世会有比较大的帮助,因此将孩子送到读经机构接受教育。事实上,正如一些媒体先后披露过的,此类机构大多数并没有取得国家的办学许可和资质,而且不少机构在读经的同时,还在恢复过时的封建礼仪,如要求孩子对长辈、老师等行三拜九叩大礼,甚至有些机构针对幼年的女童,按照封建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和礼仪教育她们,给孩子灌输封建社会陈腐落后的伦理观念。此类机构见诸于媒体的,多数很快就被当地相关部门取缔,但在更多的地方,则仍然以所谓“民间读经”的形式存在,处于灰色地带。发展到今天,读经甚至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链,牵涉到许多环节。某些地方的读经机构,读经活动已经变成了一种类似宗教的活动,一些年轻的父母为了让孩子读经,干脆不让孩子到学校接受正规教育,只是让孩子在读经机构背诵那些所谓的经典。2016年,本身也参与新儒家活动的同济大学教授柯小刚公开批评了这种情况,他转发了一些父母在醒悟之后披露的读经活动的情况,让人感觉这简直就是一种邪教活动。孩子长期封闭读经,不与外界接触,不到学校接受现代正规教育,不仅在学习能力上远远落后于同龄的孩子,而且也无法与同龄的孩子交流,从而在社会交往能力上也落后于同龄孩子。但柯小刚的批评不仅未能引起国内新儒家的正视与反思,反而激发了一些国内人士对柯小刚进行人身攻击。

先富人群追求“精神贵族”

读经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根本性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新儒家的提倡,而是社会变化使然。实际上,就在读经活动在社会上开始繁荣起来的同时,一些按照所谓“英国贵族”的标准和礼仪来教育孩子的机构也在国内悄然兴起。衣食足而知礼节,对许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先富起来的人来说,他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是在精神上和文化上,多数仍然处于较低的“土豪”水平。因此,他们希望能够培育自己孩子具有贵族气质和内涵,从精神到物质,都成为“高人一等”的贵族。在大学里,各种形式的总裁班、国学班、EMBO也大行其道,成为热门行业,还有一些培训项目或与国外的交流项目干脆直接以培育未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袖”为噱头。也就是说,先富起来的人们不但丝毫没有像1980年代的宣传口号所说的那样,用自己的财富带动更多人走上致富之路,反而千方百计地固化自己家族后代的社会地位。不仅他们自己要通过豪车、别墅和各种奢侈品与普通大众区别开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变成“贵族”,还要让他们的孩子在坐享他们积累的财富的同时,在精神上也成为与众不同、彻头彻尾的“贵族”。平等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遗产之一。然而在当下,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日益加深,阶层固化日趋严重、阶层流动困难,但在人格上和内心里,先富起来的人们和普通民众仍然很难建立起制度化的有效区隔——等级制度。先富起来的人,已经拥有的那些赖以与普通人群区分开来的物质财富,只不过证明他们比其他人更有钱。真正让自己与大众区隔开来,自己有别人却很难同样拥有的东西就是文化修养和精神气质,而这些必须通过教育、规训来获得。这也就是各种培训机构之所以能够日益繁荣的原因。总之,先富起来的人们在建立起经济上、社会上的优越感之后,还要建立文化上的优越感,将已经形成的社会等级彻底固定下来。

贫富分化扩大导致社会等级固化风险

在这些现象背后,则是中国的贫富分化日趋扩大,占人口比例很少的一部分人占有社会财富的大部分。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原来那种“一夜暴富”的机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少,纯粹依赖个人奋斗,已经很难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后的年轻人逐渐进入社会,他们在社会上立足也越来越依赖于父母和长辈的资本积累,这种资本积累不仅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制度上,高考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曾经扮演着社会阶层流动渠道的主要角色。但近些年来,随着高考改革的推进,所谓的素质教育和自主招生在高考中的比例越来越高,高考的社会流动渠道功能也在逐步削弱。甚至在北大、清华、复旦等国内顶尖高校,一度出现了农村和社会下层家庭的学生几乎绝迹的情况,以致国家不得不做出强制性规定,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这些学校在招生时必须招收一定比例的农村学生。举例来说,内地许多农村劳动力到沿海发达地区打工,确实增加了家庭收入,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让孩子能够上得起更好的学校。但如果父母同时在外打工,孩子留在老家,由爷爷奶奶带大,这些孩子无论在学习上还是性格上,就会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最终导致教育失败,后来只能步父母的后尘,再出去打工。而那些已经拥有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本积累的家庭,则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本积累,为子女找到更好的机会和出路。我们很难想象,今天的中国还有农民工的子女可以通过个人奋斗成为各方面的精英,也很难想象今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的子女未来会成为社会下层。也就是说,社会阶层在代际之间的继承会越来越明显,如果没有有效的社会政策,社会财富少数人集中、社会阶层分化的趋势就难以遏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等级的形成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在人类历史上,社会贫富阶级的存在是常态。但要再次强调曹锦清的话,中国人民是世界上唯一胜利过的人民。中国革命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就是平等。这就意味着,即使事实上已经出现了社会等级分化,在制度上仍然不能把社会等级分化坐实,形成公开的社会等级制度。在法律上和制度上,仍然必须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即使是一个亿万富翁与一个一无所有的农民工,在基本的权利上也必须平等。在今天的世界上,哪怕是资本主义国家,也要承认这一点。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中国革命的一大成就就是完全打破了社会等级,不仅在权利上保证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还努力让人们在能力上、机会上更加平等,以此来实现结果的平等。也就是说,在经过革命胜利之后,平等作为一个重要的传统,不仅要体现在权利上和程序上,而且应当是实质上的平等。如果出现了严重的社会等级分化和阶层固化,就会形成较大的政治危机。也就是说,“印度乞丐笑眯眯”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绝不会出现。任何将社会等级固化和制度化的企图,都会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强烈反对。

在历史上,儒家是更加讲究秩序的,而这种秩序往往与一定的等级秩序相关联。可以说,儒家在今天的复兴,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社会等级分化在文化领域的表现。正是因为社会等级分化在经济上和财富分配上已经成为事实,才需要在文化上加以论证和辅助,也为儒家复兴提供了机遇。而且,除了读经这样明显的与社会等级分化捆绑在一起的事实之外,今天的新儒家们还在许多方面依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而存在。尤其是那些所谓的“高端”国学班,很多都是在为先富起来的人群在文化上进行包装和加持。而对普通中下层老百姓来说,对儒家复兴的需求就显得没有那么紧迫。

因此,对今天的儒家来说,必须做出一个带有政治性的决断,如果复兴儒家必须与社会等级分化捆绑在一起,牺牲平等,儒家将会作何选择?大致来说,对那些更重视在形式上复兴儒家的新儒家们来说,复兴儒家的重要性高于一切,其它的一切都可以牺牲。更何况,在他们看来,“礼崩乐坏”正是因为中国革命过分追求平等导致的结果,那么在今天当然应该恢复一定程度上的等级,对复兴儒家来说,就是必要的。而对另一些更重视儒家精神的复兴,主张儒家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大概会认为,如果是这样,宁可选择让儒家妥协,也应该承认平等在今天的中国所具有的特殊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等级分化既是儒家复兴的机遇,但也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即儒家有可能变成今天中国恢复社会等级制度的理论帮闲。

 

(编辑  碣石)

编者按:胡兆森,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曾长期在冶金部、国家科委从事我国科技事业领导管理工作。1928年出生于浙江省嘉善县西塘镇,1951年毕业于上海交大机械系动力学专业,随后赴鞍山钢铁厂工作,26岁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49月,新中国成立5周年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在这次会议上,诞生了我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创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产生了新的国家机构领导人。我有幸在60年前亲身参加了这次会议。

 

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4年我国开展第一次普选,6月全国各地基本完成基层选举,七八月间,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选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按照选举法规定:基层政权单位实行直接选举,县以上实行间接选举。我是在当选了辽宁省鞍山市人大代表之后,在鞍山市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建国初期,我们国家非常重视工业建设。20世纪50年代我国重要的重工业部门,像钢铁、机械、煤炭和造船等都集中在东北。所以选举全国一届人大代表的时候,东北地区选送代表的城市最多,辽宁省有24名代表,鞍山市是以钢铁产业为主的老工业基地,共有6个代表名额,这6名代表分别是:孟泰、邵象华、张明山、沈策、韩天石和我。

孟泰曾带领广大工人把日伪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废铁堆翻了个遍,建成了当时著名的“孟泰仓库”。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主动当了护厂队员,冒着遭到空袭的危险,把行李扛到高炉上,随时准备用身体护卫高炉,被称为“老英雄”孟泰。邵象华是鞍钢的总工程师,我国钢铁冶金专家。我们国家1954年年底发行了第一套有中国先进工人形象的邮票——《技术革新》特种邮票,共两枚,其中一枚就是反围盘自动传送钢条的情景及反围盘的创造者张明山的画面。另一画面是万能工具胎的发明人王崇伦正在刨床前向工人们介绍万能工具胎的构造和功能。王崇伦凭着万能工具胎,1954年一年完成了4年又17天的工作量,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在鞍山市选举的6名全国人大代表中,除了市委书记韩天石,市总工会副主席沈策以外,鞍钢有4名代表。但实际上鞍钢共有5位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其中王崇伦是由抚顺市选举的,他们都是来自鞍钢一线的人大代表。

1953年对我来讲,有一件大事和两件喜事。所谓大事就是我有幸参与了鞍钢建设的三大工程。1023日无缝钢管厂投产,1130日大型轧钢厂投产,只有炼铁厂第7号高炉因重大技术难题迟迟未能投产。我在关键的时候破解了技术难题,1219日炼铁厂第7号高炉正式投入,仅用了一年时间鞍钢三大工程提前投产,按照苏联的设计则需要3-5年才能完成。

5天之后的1224日,毛泽东主席专门给鞍钢全体职工发来贺信,称:“鞍山无缝钢管厂、鞍山大型轧钢厂和鞍山第七号炼铁炉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一九五三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 并指出,“我国人民现正团结一致,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你们的英勇劳动就是对这一目标的重大贡献。”[]周恩来总理为“三大工程”的题词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的重大胜利”。

我的第一件喜事就是我的大儿子出生,我给他取名为“胡鞍钢”,代表了中国的钢都,也代表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出发点。

第二件喜事是19531220日,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被选为鞍山市特等劳动模范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也是唯一的技术员代表。

我见到了毛主席

我于195494日与部分辽宁代表抵京,被分配住在新建的东四牌楼六条的东四旅馆。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实际上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预备会议阶段,从95日开始至914日;第二个阶段是正式会议阶段,从915日开始至928日,历时14

95日上午,我们到政务院所在地中南海召开党员人大代表会议,由副总理邓小平同志作报告。下午又在北京饭店召开全体代表第一次预备会议,由林伯渠(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做报告,内容主要是会议日程和编组等事宜。

96日到13日,辽宁省代表团的代表在一起学习、讨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五部法律草案,并组织小组讨论和发言。

912日,在刘少奇主持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及上述5部法律的草案,[②]这就为正式大会作了充分的准备。

915日下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隆重召开。

下午,在大会开幕之前的三点零五分,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来到会场,全场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也拼命鼓掌,心中兴奋到了极点。我高兴得眼泪掉下来,竟有些不相信自己,原来与我们在精神上、思想上朝夕相处的领袖现在就站在我们的面前。尤其是毛主席身体真好,红光满面,身体也非常魁梧和健康,大家沉浸在幸福的海洋中,全场都激动极了。

下午三点一刻,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紧张地拿出笔记本,一句一句地记,一边记一边鼓掌,还一边想多看毛主席一眼,他的每一句话多有力!多沉着!他的每一句话都代表了我们心中的话,我从来也没有这样深刻而又亲切地感到幸福。

毛泽东介绍了这次会议的重大任务是:制定宪法;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他指出,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毛泽东还特别提到,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他最后指出,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③]这是我第一次亲耳聆听毛泽东的讲话,他的讲话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而欢呼

毛泽东作了简短的开幕致辞之后,刘少奇向大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④],并在四天内完成讨论和修改。

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通过新宪法,这是我最难忘的大事之一。当时我还写在了日记里。记得在1954915日开幕当天,我们听取了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刘少奇的报告长达3多小时,代表们对报告不断报以热烈掌声。

920日,当大会宣读了修正过的宪法草案全文后,全体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会场上每个人都非常激动,都兴奋不已,场面非常热烈。全场的代表都站起来,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代表们的一片欢呼声中通过。大会通过宪法后,在回驻地的车上,我们仍然兴奋不已,欢呼不止。《宪法》的诞生,也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呼拥护,老百姓都自发地上大街游行,高呼着拥护宪法的口号。我们的车开得很慢,大家一路欢呼着回到驻地,我连嗓子都喊哑了。

全体代表与毛泽东合影

921日下午3点,我们在怀仁堂后花园里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伯渠、沈君儒等人合拍全体照。照片刚照好,我就抢先一个箭步,在葡萄架下等着,毛主席带着慈祥的笑容走过来了,大家正在鼓掌,突然有一两位代表和毛主席握手了,这一开例,可不打紧,我又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我紧握着毛主席的手,激动地说着:“毛主席,毛主席您好!”他慈祥地注视着我,微笑着。我紧紧握着毛主席的手久久不放,感到从他的手上传来了一股无比的、巨大的动力,使我进步的动力。当时周围的代表挤得真厉害,都抢着握手,我不愿意侵占别人的机会,退出了圈子。当时我忽然灵机一动,走到走廊入口处等着,果然毛主席随着人群挤过来了,我立刻站在他的身旁,大家高声的欢呼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也在向大家招手!事后许多代表都非常羡慕地向我说:“你太幸福了,你就站在他的身边,当时我们羡慕极了!”

周总理首次提出中国“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923日,我们听取了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周总理指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穷,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他还特别说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就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周总理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之所以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即冶金工业、燃料工业、动力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和化工业,是因为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障整个工业的发展,才能保障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能保障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发展,归根结底,也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障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⑤]这可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最早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战略设想,也说明白了重工业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重要性。这里周总理还特别提到了冶金工业,并作为重工业的首位,我也感到在鞍钢工作的重要意义。

92425日,代表团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并提出修改意见;听取并讨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5部法律草案的报告。

毛泽东当选国家主席

927日下午,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下午535分,刘少奇同志向大会公布了选举结果,毛主席和朱德都以1210票全票当选,还没有等刘少奇同志说完,大家就站起来,欢呼鼓掌,我们特别兴奋。手臂举酸了,手掌鼓痛了,喉咙喊哑了,但欢呼的声音越来越大,毛主席几次要大家平静下来,可是他要求大家平静下来的手势,反而引来全场一次次更长时间、更热烈的欢呼声。

同日,大会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大会还选举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十三人为副委员长。董必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当日晚,这个消息迅速地传遍了全中国。天安门前,几十万大中学生、部队的同志和老百姓们已经在欢呼了。在回到旅馆的途中,我们看到北京城到处是鞭炮声和人山人海,以至于短短的一段路程我们的面包车差不多走了45分钟,我们在车上和狂欢的队伍握手,同时高呼毛主席万岁!回到宾馆时,我的嗓子早已哑了,手臂更是酸得像要掉下来一样。

928日下午,会议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名,通过国务院组成人员人选,陈云等10人为副总理。会议还通过毛泽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根据毛泽东提名,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的人选。

当日,大会圆满闭幕。由于临近国庆5周年,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被邀请参加国庆观礼。我们的位置是在天安门城楼两边的观礼台上。游行的人们走过观礼台时都向观礼台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热烈欢呼。游行队伍抬着巨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模型进入广场时,保卫着“宪法”的工人和农民徐徐地将“宪法”打开,出现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八个大字,全场立刻欢腾起来,热烈欢呼和鼓掌。

结语: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60年过去了,我作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有幸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全过程,这次会议成为新中国最大的政治制度创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言:“60年前,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同经过普选产生的12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一道,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此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这样一个有5000多年文明史、几亿人口的国家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实践是检验一个制度的标准,经过长达60年的政治实践,已经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仅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在世界193个国家竞争中最具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它是真正体现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八个大字。

 

(编辑  季节)



[] 《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4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9月。

[]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76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③]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49-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④] 《刘少奇选集》(下),第132-1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周恩来选集》(下),第132-1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中国道路

从国家发展生命周期视角分析综合国力变迁的动因,即国家竞争本质上是国家创新竞争,国际竞争规则是“不进则退”、“进慢了也是退”,发达国家“因发达而老化”,走向衰退,这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天时、地利” 与“国和”的历史机遇。未来世界经济格局和大国实力走势,对中国来说,机遇大于挑战,利大于弊。

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是实现强国的核心目标

什么是综合国力?我们将综合国力定义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综合的、实际的能力,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①]为什么要将综合国力作为国家发展的核心目标?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是中国领导人的核心目标,即“强国目标”,但是到底什么是强国?如何界定它的内涵?如何进行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对此并没有十分清晰的量化目标。

对国内而言,“发展就是硬道理”;对国际而言,“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也是硬道理”。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 。报告还提出,“到本世纪末,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②]这是在世界大国中首次将综合国力作为强国目标。确立了国家发展三大战略目标,其中增强综合国力就成为非常明确的“强国目标”,并将一以贯之地不断追求和实现这一目标。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还明确提出:“前十年要全面完成‘十五’计划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使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再上一个大台阶,为后十年的更大发展打好基础。”[③]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评价过去十年工作时使用了“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④]

由此可知,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始终把提高综合国力视为国家发展的核心目标,同时又视为评价国家发展绩效的重要核心指标,而实现这些目标又采取了“台阶论”的路线图,即每隔5年(指每个五年计划或规划)上一个大台阶,特别是中国综合国力及9大类战略性资源占世界比重,都是每隔五年上一个大台阶,经过25年(指1990-2015年),先是全面追赶美国,后是全面超越美国。

在分析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综合国力及其相对地位变化的背景下,我们提出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是实现强国的核心目标,也是判断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准。第二部分重点分析2000-2015年期间,中国与美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的变化,以及中美相对实力的变化。预测了到2020年中国与美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的变化。

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大国兴衰始终是世界格局演变的基本规律,它作用于各大国政治经济等不平衡性规律,突出表现为它们的国家战略性资源发展的不平衡性,更表现为它们的综合国力的不平衡性。

众所周知,美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对中国而言,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重中之重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即与G20国家集团建立多元化的战略伙伴关系,为中国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天时、地利、国和”。

我们需要回答几个基本问题:一是进入21世纪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化?哪些大国崛起或迅速崛起?哪些大国衰落或迅速衰落?二是对中国而言,在它迅速崛起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战略机遇?三是中国如何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如何在南北国家中起桥梁作用,发挥全球影响力和领导力。

(一)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

进入21世纪,国际格局发生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大国经济等不平衡性更加明显,“实力才是硬道理”。这个实力不仅是经济实力,也包括科技实力、军事实力、国际影响力,以及综合国力。

我们将综合国力定义为:“一个国家通过有目的之行动追求其战略目标的综合能力,国家战略性资源是其核心组成因素和物质基础” 。所谓“国家战略性资源”,是指一个国家实现本国战略目标所可以利用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关键性资源,它们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全国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各种战略性资源的能力,也集中反映在一国的综合国力上。实际上,综合国力就是主要国家战略性资源的有效组合,为充分动员和有效利用来实现该国战略目标(体系)。我们所称的综合国力就是各类国家战略性资源之总和。[⑤]

综合国力包括9大类国家战略性资源:经济资源、人力资源、能源资源、资本资源、科技资源、政府资源、军事资源、国际资源、信息资源;由9大资源构成综合国力方程,其中经济资源是核心资源,为此,我们将其权重赋予0.2,其他资源赋予0.1;该方法使用了混合指标,价值量(有7个)与实物量指标,价值量又包括汇率现价美元(有3个)与购买力平价(PPP)不变价格(2011年国际美元)(有4个);采用各类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的方法,进而计算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数据来源均采用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提供的数据,便于可比较、可检验(见表1);样本时间为2000-2015年;2020年数据的预测方法是根据各国在过去5年在世界竞争中的表现(上升型或衰落型),由其占世界总量比重的变化量进行推测,以便更好地反映不同类型国家综合国力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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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国家战略资源及主要指标

资源类型

权重

指标

属性

各指标权重

数据来源

1.经济资源

0.2

GDP(PPP,2011年国际美元)

流量

1.0

世界银行

2.人力资源

0.1

总人力资本a

存量

1.0

联合国Barro 和 Lee(2014)

3.能源资源

0.1

商业能源使用量

流量

1.0

世界银行

4.资本资源

0.1

国内投资(现价美元)

流量

1.0

世界银行

5.科技资源

0.1

本国居民发明专利申请数

科学论文发表数

R&D支出(PPP,2011年国际美元)

流量

流量

流量

0.33

0.33

0.3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

6.政府资源

0.1

中央财政支出(PPP,2011年国际美元)

流量

1.0

世界银行

7.军事资源

0.1

军事人员

存量

0.4

世界银行

军事支出(PPP,2011年国际美元)

流量

0.6

世界银行

8.国际资源

0.1

出口商品与服务(现价美元)

进口商品与服务(现价美元)

流量

流量

0.5

0.5

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

9.信息资源

0.1

互联网用户

移动电话用户

存量

存量

0.5

0.5

世界电信组织

注:a. 总人力资本=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计算公式:综合国力=经济资源×0.2+(信息资源+科技资源+能源资源+资本资源+政府资源+军事资源+国际资源+人力资源)×0.1,采用9指标的加权算法。


??? 国家竞争本质上就是不同国家的创新竞争。而不同的国家处在不同的国家生命周期阶段上会有不同的创新动力和能力。上升型综合国力反映了国家创新力的不断上升,反之,下降型综合国力反映了国家创新力的不断下降,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一成不变的僵化的观点:发达国家总是先进的,发展中国家总是落后的。殊不知无论是先进或落后都不是绝对的、永恒的,而是相对的、动态的。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发达国家因发达而成熟,也会因发达而老化,发展中国家因年轻而不足,却是朝气蓬勃。即使是在西方现代化的竞赛中,也总会有后来者居上。事实上,从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的确进入了严重老化的阶段,既体现为几百年的制度老化,决策机制的僵化,还体现在人口和劳动力的老化。更重要的是观念老化:不思进取,只图安逸,不愿贡献,只图索取,可以称之为“老化文化”。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欧盟、美国和日本,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仅15年)就迅速衰落下来。

(二)中国历史机遇:天时地利与“国和”

进入21世纪,党中央高瞻远瞩,作出了重大判断:纵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⑥]为此,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按不变价格计算,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2000年的4.24倍,提前实现了“GDP翻两番”的目标,我国经济实力在世界上也上了一个大台阶,GDP(PPP,2011年国际美元)占世界总量比重由7.64%提高至17.19%,提高了9.55个百分点,进而带动各类国家战略性资源及综合国力占世界比重大幅度提高。

中国迅速崛起,突出表现为综合国力以及各类国家战略性资源占世界比重持续提高,就其本身正在创造良好的“天时地利”。

与历史任何时期相比,中国仍处在迅速崛起的黄金时期,并拥有长期的战略机遇期,不止是21世纪头20年,可能是头30年甚至头50年。我们称之为 “中国机遇”。

什么是“中国机遇”?怎样才能紧紧把握“中国机遇”,进而充分利用“中国机遇”?从国际视角看,G20综合国力呈现南方国家上升、北方国家下降的趋势,这就为中国创造了“天时、地利、国和”战略机遇期。

南方崛起是中国机遇,北方衰落也是中国机遇,这是“天时”机遇。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的互动关系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特征。中国处在世界舞台的中心,直接影响世界格局走向,中国往哪个方面靠,哪个方面就会得到提升。但总的来说,中国还是要向南方国家靠,主动顺应并推动南方国家崛起的发展态势,突出反映中国与G20南方国家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样,北方国家的衰落,更期待并需要中国机遇,无论是贸易机遇、投资机遇,还是技术创新机遇、绿色能源机遇,机遇与挑战并存,而机遇大于挑战;合作与竞争并存,但合作大于竞争。其突出反映是,中国与G20北方国家建立了各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还是G20各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成为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交汇节点,它们之间的桥梁和渠道。

周边大国崛起是中国机遇,这是“地利”机遇。中国周边有五大国(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除了日本属于衰落型大国之外,其余都是属于正在崛起中的大国,相互之间可以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合作大于竞争。目前,中国已经与俄罗斯进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与印度建立起“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印度尼西亚建立起“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韩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周边五大国中已经有四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友好伙伴关系”,只有与日本一国关系得不到改善,但不影响整个“地利”大局。

中国特色大国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崛起的“国和”机遇。“国和”本质上是大国关系、大国之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大国外交之路,创造了遍布全球的大国伙伴关系网络,与世界绝大多数大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不针对第三国、不搞对抗,是平等关系,是对话关系,这使得中国成为目前世界各国中,拥有大国伙伴关系最多的国家,“和为贵”,成为中国崛起的“国和”机遇。

中国坚持不结盟的外交原则,这是创造和延长中国机遇的正确选择,也符合“得道者多助”的简单真理。这不同于美国搞的同盟关系,美国与盟国是盟主与“小伙伴”之间的关系,是单边主义,既不平等,更不包容。从历史上看,同盟国对美国既是盟友,也是包袱,常常是盟友“出钱出力”,为美国打仗,而美国是二次大战之后发动战争最多的国家,每打一仗无论输赢,都背上了经济包袱、战争包袱、仇恨包袱,这也符合“失道者寡助”的简单真理。

中国崛起,美国衰落,这是中国机遇。中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比重的大幅度上升(2000-2015年提高了10.57个百分点),美国大幅度下降(同期下降了6.44个百分点),也为中国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创造了实力基础。中国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利益相关者,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之一,是美国最大的海外留学生来源国,还会成为美国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之一。中国与美国以及双边关系,这三大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对世界既可能产生极大的正外部性,也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极大的负外部性,的确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假如在最坏的情况下中美发生对抗或冲突,这不仅不能阻止或中断中国的持续崛起,而且将加速美国衰落。因为两国处在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更何况中国综合国力已相当于美国的1.38倍。因此,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既是创造“天时地利”的关键,也是创造“国和”的关键。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仅仅4年的时间里,共与15个国家建立了 16国次伙伴关系,平均每年4.0国次,超过以往时期,这些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递进向前的,不断加强合作和升级的(除日本),彰显了继承与开拓相结合的大国国际政治信用与中国自信。这既体现出中国崛起逐渐被世界认可,中国崛起的脚步更快,还体现出党中央更加主动地为中国崛起创造“天时”、“地利”与“国和”。

(三)主动作为:在挑战中提升全球领导力

世界潮流将中国推到时代的最前沿,毋庸置疑,中国在人类21世纪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⑦]正如亨利·基辛格提出的,“每一个世纪都会出现拥有实力、意志、智慧和道德原动力的国家,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塑造国际体系,这几乎是一个自然定律。[⑧]

与历史上任何大国崛起不同的是,中国高举共赢主义旗帜,既不是殖民主义也不是帝国主义,更不是霸权主义。中国相对欧美日等的综合国力优势将越来越明显,中国与主要大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将越来越紧密;中国对南方国家的引领作用将越来越凸显。为此,中国继续更加积极主动地走向世界,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不缺席”、“做到位”,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2016年G20杭州峰会就是成功案例。总的来看,中国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方案,可概括为:南北方案,一国一策,利字当头,得道多助。

中美综合国力比较:从全面追赶到全面超越

??? 本研究通过定量测算中美综合国力,表明中美综合国力已经发生重要逆转,中国综合国力正在超过美国,在2000-2015年期间,中国9大类战略性资源中8大类战略性资源占世界比重呈持续上升趋势,美国和中国综合国力的相对差距从2000年的2.27倍缩小到2015年的0.72倍,进一步,根据我们的计算,到2020年,中国综合国力相当于美国的1.75倍。从1900-2020年的120年中美综合国力国际竞争“持久战”分析,中美发展实质上是两种制度的竞争,反映了中美之间的国家创新竞争。

中美综合国力的变化奠定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实力基础。中国的战略资源越来越丰富,战略优势越来越明显,无论是合作、竞争、避免冲突,我们的主动权越来越多,发展机遇越来越大,既要顺其大势,又要大有作为,既要积极争取,又要守住底线。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中美关系对全球有极大的外溢性、关联性,对世界而言,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一)中国综合国力赶上美国

在过去十几年,中国的综合国力赶上并超过了美国。这是最新的重大发现,既超乎美国方面(如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历次报告的评估和预测,也超乎我们之前的跟踪性战略评估。[⑨]

我们是以综合国力作为分析中国和美国实力变化的框架,并作为评价中美关系的实力基础。在2000~2015年期间,从中国9大类战略性资源占世界比重看,其中有8大类战略性资源占比呈持续上升趋势。升幅度最大的是资本资源,提高了24.98个百分点,其次是科技资源,提高了20.20个百分点,第三位是能源资源,提高了12.24个百分点,第四位是信息资源,提高了11.55个百分点,第五位是经济资源,提高了9.55个百分点,随后是国际资源,提高了7.68个百分点,政府资源提高了5.78个百分点,军事资源提高了2.89个百分点。只有人力资源先上升、后下降,人力资源占比于2010年达到高峰(为30.27%)而后降至为28.36%,但是仍比2000年提高了1.32个百分点。这反映了中国崛起不只是经济崛起,而是全面的崛起,中国主要指标(14个)占世界总量的上升,是全面上升,许多是大幅度上升。与此相反,美国的9类战略性资源占世界比重都是下降的,不只是经济资源(如GDP)比重下降。中国的崛打破了美国在各个领域的垄断地位。

从中美9大类战略性资源比较来看,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差距都不同程度地大大缩小,甚至超过了美国。(见表2)

表2? 中美各类战略资源占世界比重(2000-2020)

单位:%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2000-2015年变化量

经济资源

中国

7.64

10.06

13.95

17.19

21.17

9.55

美国

21.33

20.00

16.89

15.80

14.77

-5.35

美国/中国(倍)

2.79

1.99

1.21

0.92

0.70

?

人力资源

中国

27.04

29.26

30.27

28.36

26.60

1.32

美国

9.46

8.93

8.43

7.94

7.49

-1.52

美国/中国(倍)

0.35

0.31

0.28

0.28

0.28

?

能源资源

中国

10.68

16.40

20.42

22.92

25.74

12.24

美国

24.63

21.48

18.76

17.35

16.04

-7.28

美国/中国(倍)

2.31

1.31

0.92

0.76

0.62

?

资本资源

中国

5.31

8.49

18.11

30.29

40.00

24.98

美国

30.60

27.17

17.43

20.06

23.07

-10.54

美国/中国(倍)

5.76

3.20

0.96

0.66

0.57

?

科技资源

中国

3.97

9.29

15.78

24.17

29.31

20.20

美国

25.63

24.58

22.64

19.66

17.06

-5.97

美国/中国(倍)

6.46

2.65

1.43

0.81

0.58

?

政府资源

中国

7.45

8.67

10.38

13.23

16.85

5.78

美国

18.61

18.35

16.24

12.73

9.98

-5.88

美国/中国(倍)

2.50

2.12

1.56

0.96

0.59

?

军事资源

中国

9.98

10.81

10.55

12.87

15.70

2.89

美国

16.78

18.76

18.45

13.88

10.35

-2.90

美国/中国(倍)

1.68

1.74

1.75

1.08

0.66

?

国际资源

中国

2.99

5.56

7.98

10.67

14.26

7.68

美国

16.21

13.03

11.31

12.03

12.80

-4.18

美国/中国(倍)

5.42

2.34

1.42

1.13

0.90

?

信息资源

中国

8.40

14.20

19.32

19.95

19.92

11.55

美国

22.03

14.33

8.15

6.98

5.87

-15.04

美国/中国(倍)

2.62

1.01

0.42

0.35

0.29

?

计算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库;世界电信组织数据库;International Data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Barro and Lee), June 2014;中国人力资源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

?

中国和美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比重的变化呈相反趋势,中国属于“持续崛起型”,美国属于“持续下降型”或“衰落型”(见表3)。在2000-2010年期间,中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从9.11%提高至16.07%,美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从20.66%下降至15.52%,中国已经超过美国,相当于美国的1.04倍;到2015年中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进一步提高至19.68%,明显超过美国比重。与2000年相比,中国比重平均每年提高0.70个百分点,而美国占世界的比重则平均每年下降0.42个百分点。

恰恰在2010-2015年期间,中美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领导人非常有底气地向美方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应当说,中国和美国综合国力相对地位变化提供了最重要的实力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国际竞争也好,国际合作也好,“实力才是硬道理”。

表3 中美综合国力占世界比重(2000-2020)

单位:%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中国

9.11

12.28

16.07

19.68

23.07

美国

20.66

18.66

15.52

14.22

13.22

美国/中国(倍)

2.27

1.52

0.97

0.72

0.57

注:根据表2的数据计算

(二)中国综合国力将全面超过美国(2015-2020)

到2020年,是中国九大类战略性资源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全面提升,也成为全面超过美国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1、中国GDP总量将占世界总量比重的1/5以上。中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6.5%以上,按购买力平价2011年国际美元计算,中国GDP将从2015年的18.4万亿美元上升至2020的25万亿美元以上,占世界比重将提高至21.17%,比2015年提高3.9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80个百分点,美国占世界比重将降至14.77%,比2015年下降-1.03个百分点,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43倍。

2、在人力资源方面,中国相当于美国的3.55倍。中国人力资本水平及总量不断提高,仍保持世界人力资源优势。到202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5年的10.23年上升至2020年的10.80年,中国总人口教育资本(指劳动年龄人口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从102.70亿年上升至108.89亿年,净增6.19亿年,平均每年增加1.24亿年,抵消了人口红利下降的影响,但是占世界总量比重是下降的,主要是因为劳动年龄人口占世界比重是下降的,不过仍然居世界首位,占26.60%,而美国比重降至7.49%。

3、在能源资源方面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60倍。中国占能源资源世界比重将从2015年的22.92%上升至2020年的25.74%,比2015年提高2.82个百分点;美国占世界比重从17.35%下降至16.04%,相对减少1.31个百分点。未来时期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清洁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

4、在资本资源方面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73倍。中国占世界比重将从2015年的30.29%上升至2020年的40%,比2015年提高9.79个百分点;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私人投资、市场性投资最大国,还成为最大的公共投资、非市场性投资(公共服务)最大国,从而带动全球投资增长,特别是带动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增长,进而带动全球经济增长。

5、在科技资源方面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98倍。中国科技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将从2015年的24.17%上升至2020年的27.55%,美国比重从19.66%下降至17.06%。其中,国内居民发明专利申请数、国际科技期刊论文数、研发投入四个指标都超过美国,分别为1.96倍、1.80倍和1.40倍。未来中国科技发展方向是将科技资源实力转化世界级科技水平,从世界第二阵营进入第一阵营,与美国并驾齐驱。

6、中国政府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持续上升。随着中国经济资源占世界总量的比重提高,中国政府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从2015年的13.23%提高至16.85%,相当于美国占世界比重(9.98%)的1.69倍,也显示了中国国家汲取财政能力不断提高,也为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以及综合国力提供了财力基础。

7、中国军事资源将超过美国,与美国军力指数差距明显缩小。[⑩]中国军事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从2015年的12.87%,上升至2020年的15.70%,比2015年提高2.83个百分点,而美国的比重从13.88%下降至10.35%,下降了3.53个百分点,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5倍。其中,在中国国防支出占GDP比重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中国GDP(2011年国际美元)占世界总量比重不断上升,中国国防支出占世界总量比重从14.83%提高至20.69%,提高了5.8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5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随着美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和美国国防支出占GDP比重“双下降”,美国国防支出占世界总量比重持续下降,从22.90%下降至16.74%,下降了6.16个百分点。

8、中国国际资源将超过美国。尽管中国早在2013年货物进出口超过美国,但是与美国在服务贸易还有较大的差距。到2020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将突破一万亿美元,中国国际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相比2015年提高3.59个百分点,将达到14.26%,相当于美国比重(12.80%)的1.11倍。

9、中国信息资源相当于美国的3倍以上。这表明,在信息时代或数字时代,中国拥有了世界最大规模的互联网用户、移动电话用户,就拥有了世界最大的信息市场、数字市场。未来时期,信息与数据已经成为最重要及发展最快的国家战略性资源,数字时代谁掌握了数字用户,谁就是强大的国家。

10、中国综合国力相当于美国的1.75倍。中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将从2015年的19.68%提高至2020年的23.07%,提高3.3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6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的比重将从14.22%降至为13.22%,下降约1个百分点。

总之,从世界范围看,无论是九类战略性资源还是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中国是在大做加法,而美国是在大做减法,这就导致一个基本的结果:到2020年,中国七类战略性资源全面超过美国,虽然军事资源(指流量)也超过美国,但考虑到军力指数(指存量)还不及美国,但与美国的相对差距已经明显缩小。总的来看,到2020年中国综合国力将大大超过美国。

2011年,我们提出:中国赶超美国的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前十年(2001-2010年)的加速追赶,局部超越;后十年(2011-2020年)的全面追赶、主体超越。[11]2013年,胡鞍钢、高宇宁研究表明,到2010年中美综合国力相对差距已经缩小为1.22倍,预计到2020年前后中国综合国力就会超过美国。[12]

对此,美国方面极不适应,也缺乏自知之明。美国仍然高估自己的综合国力。

2012年12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表了《全球趋势2030:可能的世界》报告,[13]该报告计算了综合国力,由11个指标所构成,包括GDP(购买力平价)、贸易额、外国直接投资、对外援助、人力资本、政府财政收入、研发支出、互联网及通讯技术、国防支出、能源消耗、核武器),预测到2030年美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近20%,中国仅为15%。他们的结论是:届时美国综合国力相当于中国的1.33倍,仍是世界最强之国。[14] 但是他们没有给出具体的计算数据。我们认为,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又过低估计了中国迅速崛起的潜力。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公开否认美国进入衰落期,[15] 他并不知道正是在他的两届任期中中国综合国力超过了美国。

以上事实,验证了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指出全球竞争的简单真理:不进则退。[16]报告还提出“纵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17]

我们紧紧抓住了这一极其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过去的15年正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的最好时期,占世界总量比重从9.11%提高至19.68%,提高了10.5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打了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制造并出口了国际金融危机,成为综合国力明显下降的衰落时期,它的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从20.66%下降至14.22%,下降了6.44个百分点。这一增一减,加速了中美双方综合国力的对比,中国已经进入到了综合国力及战略性资源居优势的第三阶段,尽管在许多方面还不及美国。

(三)中国综合国力赶超美国的创新优势

为什么中国能够在一代人的时间迅速追赶、全面超越美国综合国力呢?中国又具有什么创新优势呢?

这要用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理论来解释。一个国家都会经历四个不同阶段:初步成长期;迅速成长期;高峰期;衰落期。我们将一个国家崛起或衰落定义为在一定的时间内(至少在25年以上),该国主要指标尤其是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持续上升或持续下降。这些指标反映了该国在全球经济、贸易、科技、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地位变化。[18]

那么,决定一个国家崛起或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核心问题就在于一个国家能否创新,不僵化、不停滞;能否持续的创新,不中断、不夭折;能否比他的竞争国家更具创新力,而不骄傲、不落伍。[19]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竞争的本质是创新竞争,即国家倡导创新、国家鼓励创新、国家推动创新,国家营造环境、国家承担风险、国家支付成本。

从深层次的角度来看,影响中美综合国力迅速变化的根本原因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创新目标、创新能力和创新竞赛。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多次提出赶上并超过美国的强国目标,将赶超美国锁定为衡量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955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就提出了“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20],就是指的美国。

1956年8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再次提出“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他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指2006年)、六十年(指2016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这一目标,即使是遭受大跃进的失败,毛泽东也没有放弃。1992年4月28日,邓小平同身边人员谈到: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21]应当说,这与美国咄咄逼人的霸权主义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因为此,中国才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后来居上,全面超越。

从国家创新能力来看,就是指实现目标的能力。从毛泽东(1964年)“四个现代化”目标,到邓小平(1987年)“三步走”目标,再到习近平(2012年)实现“两个一百年”及中国梦目标。我们发现,这些目标都能如期,甚至提前实现提出的创新目标。其特点是每隔五年,即五年计划或规划,上一个大台阶,每隔十年现代化的进程迈出一大步。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国家。

从国家创新竞赛来看,中国的创新是全面创新,早已超越了熊彼特所定义的资本主义创新,即企业家创新;即使是企业家创新,中国的企业家人数也大大超过美国、欧盟、日本的总和,中国还有8500多万科技人力资源(超过德国总人口)的科技创新,7.7亿就业人员的创新,也超过了欧美日就业总人数。

最重要的国家创新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新。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相比,比他们历史年轻得多,更具强大的活力和创新能力,这反映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文化路线方面。由此才有观念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这些都远远超过美国两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带领和促进人民就业创新、科技创新、企业创新,不仅构成了最大的创新主体,也包含了道路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因而就在这场公开的激烈的国家创新竞赛中迎头赶上、后来居上,进而全面超越。

与此相反,进入21世纪,美国犯下了一系列战略性决策错误:

一是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还策动了利比亚、叙利亚等一系列动乱和冲突,陷入战争泥潭不能自拔。事实表明,美国发动的每一场战争,都是发动容易结束难,一拖就是十几年。每一场战争都是所在国付出巨大的代价,同样美国也会为此付出昂贵的长期代价。

二是美国爆发了国内次贷危机,进而爆发了国际金融危机,殃及自身。

三是美国经济陷于持续低增长期。2000-2015年期间,美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77%,明显低于1990-2000年的3.44%,增速几乎下降一半,仅为中国同期GDP增长率(9.6%)的18.4%。连奥巴马总统自己也承认:数十年来,生产率增长的放缓和不平等的加剧导致中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迟滞。[22]

四是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累累,创下历史新高。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33.2%,之后大幅度上升,小布什政府时期提高了30.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3.85个百分点,到2014年,这一比重已上升至97.5%,比2008年又提高了33.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5.58个百分点。

五是美国国防支出属于“过度扩张型”,是加速美国走向衰落的重要根源之一。2015年美国国防支出占世界比重为22.90%,尽管比2005年的32.11%大幅度下降,但是美国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仅为10.59%,前者是后者的2.16倍。美国在全球部署了大量的军事基地。[23] 美国所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冷战结束之后达到了顶峰,进入21世纪,经历了战争危机、金融危机,其本质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这一切因素,必然导致其加速走向衰落。

中国综合国力之所以能够超过美国,有其必然性。中美之间的竞争竞赛,不只是两个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竞赛,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竞争竞赛,是新生制度与老化制度的竞争竞赛,进步制度与退步制度的竞争竞赛。对此,毛泽东曾有过独到的分析。1962年,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讲道:“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当时毛泽东的战略设想就是,用一百年的时间(1949-2049年)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即美国。[24] 这一设想成为1987年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设想的重要来源。国家实力,最重要的是靠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加速追赶、迅速崛起,走向强大。

(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特点

目前,中美双方都没有充分地意识到,中国的综合国力,在除国防之外的几乎所有战略性资源实力方面已经超过美国。对此,美国是绝不承认的,它还没有从“世界第一”的过高自我估计中解放出来,仍以霸权主义的方式与中国这一新型超级大国打交道。对中国而言,还未能准确地、自觉地认识到中美综合国力对比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即“中国优势、美国劣势”阶段,这就需要我们超越自我矮化、盲目迷信美国的心理,从容地与美国方面打交道,在创造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的战略机遇期,有大智慧、大战略、大作为。[25]

怎样认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如何更准确地界定这一关系及内涵?

首先,中国与美国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以往的世界超级大国关系,中国不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而是反对霸权主义,更不会自己搞霸权主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不是挑战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而是与美国主动合作、相互协商,在国际事务中共同承担应尽的责任;中国不会搞零和关系(我赢你输),而是积极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成为真正互利共赢的新型关系。

在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方面,中国的战略资源越来越丰富,战略优势越来越明显,无论是合作、竞争、避免冲突,我们的主动权越来越多,发展机遇越来越大,既要顺其大势,又要大有作为,既要积极争取,又要守住底线。

中国与美国作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两个大国,对全球事务产生至关重要的正面影响或负面影响。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关系可以像中美关系对当代世界格局如此重要。诚如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所言:“中美关系历来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丰富战略意涵。中美携手合作,将惠及两国,造福世界。反之,中美摩擦交恶,则将伤及双方,影响全球。”[26]

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的对比的实质性变化,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客观条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传统差异甚大,政治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安全利益和诉求也各有不同,还有各种矛盾、分歧、甚至冲突,但都是中美关系的支流,也是难以避免的,可以根据国际规则或双方约定的规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解决,不使竞争走向冲突,更不能使冲突走向对抗。对此,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和战略定力,“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从容不迫地应对来自对方的越轨挑战、底线挑战,避免最坏的结果。可以说,时间与机遇始终在我方。再过十五年,到2030年,中国的综合国力就相当于美国的两倍。这正是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实力是硬道理”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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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季节)



[]胡鞍钢、郑云峰、高宇宁:《对中美综合国力的评估(19902013)》,《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年10月12日。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118日。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118日。

[]胡鞍钢、门洪华:《中美日俄印综合国力的国际比较(1980-1998)》,《国情报告》第五卷,2002年(上),党建读物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59页。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118日。

[]持续推动二十国集团稳步前行,人民日报,2016 11 30日。

[]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p.17.

[]2002年胡鞍钢曾提出,到2020年,中国综合国力与美国的相对差距缩小至2倍以内。胡鞍钢:《构建中国大战略:“富民强国”的宏大目标》,《国情报告》2002年专刊,20021112日;2005年胡鞍钢、王亚华曾提出,到2020年中国综合国力与美国的相对差距缩小至1.5倍左右。胡鞍钢、王亚华:《国情与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第177页,2005年版。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计算的军事资源是狭义性的,还存在很大信息不足问题。根据瑞士信贷银行《全球化终结抑或更加多极的世界》研究报告(20159月),他们计算了一国军力指数,包括6个常规武装力量因素(军队人数占5%,坦克占10%,武装直升机占15%,飞机占20%,航母和潜艇各占25%)数量和核武器数量,这反映了军事实力的存量与军事资源的流量是有所不同的。研究结果表明,2015年中国军力指数居世界第三位,排在美国和俄罗斯之后,已进入世界第二阵营,但排在俄罗斯之后,与第一阵营的美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若基于这一方法估算,到2020年,中国军力指数与美国相对差距会进一步缩小。当然中国不必与美国开展军力竞赛,这正是前苏联和美国综合国力衰落的基本原因之一。

[11]胡鞍钢认为:2000-2010年,中国花了10年时间,在主要总量指标方面大大缩小了与美国之间的相对差距,其中有相当部分的指标已经超过了美国。2010-2020年,中国所有的指标全面赶超美国,其中大部分指标先后超越美国。参见胡鞍钢:《中国如何追赶超越美国》,《瞭望》周刊杂志,2011年第1期。

[12]胡鞍钢、高宇宁:《中美关系实力基础的根本变化:对中美综合国力的评估(1990-2010)》,《国情报告》,2013年第24期,2013524日。

[13]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全球趋势2030:可能的世界》,201212月。

[14]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2012

[15]《奥巴马否认美国失全球影响力指责共和党拖“后腿”》,中国新闻社华盛顿201481日电;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他任上的第七次国情咨文说,现阶段,美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他表示,现在有言论称,美国的“敌人”越来越强,而美国越发虚弱,这是“吹牛”。他说道:“每次遇到重要国际问题,世界并不指望中国或俄罗斯起到带头作用,他们会找美国。”美国经济衰退之说是夸夸其谈。法新社2016113日。

[16]江泽民同志指出,当人类社会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118日。

[17]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118日。

[18]胡鞍钢:《国家生命周期与中国崛起》,《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期。

[19]胡鞍钢:《国家生命周期与中国崛起》,《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期。

[20]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上的讲话》,19553月,《毛泽东文选》第6卷,第392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7月版,第1346页。

[22]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The Economist》,20161023日。

[23]目前美海外军事基地374个,分布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驻军30万人;本土基地871个,其中海军基地242个,空军基地384个。

[24]《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25]胡鞍钢、高宇宁:《中美关系实力基础的根本变化:对中美综合国力的评估(1990-2010)》,《国情报告》2013年第24期,2013524日。

[26]外交部网站:《王毅谈习近平主席美国和联合国之行的重要意义》,20159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