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两个结合”的政治结晶

在当代中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政治方面“两个结合”的集中体现。中国自古以来的“大一统”传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表现出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独特性；优秀传统文化语境下的“集中统一”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前提，也是中国特色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作为超大型国家，区域之间差别巨大，中国一直坚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实行“集中统一”的合理性，也是符合历史和现实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在大国国情条件下，中国为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安定，需要集权体制。

中国疆域广阔、人口众多，不同地域条件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别显著。如果没有一个集中的权威力量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那么，存在地域差别的各地方很容易因地方利益和矛盾，出现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离心倾向，难以拧成一股绳，更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最典型的是百年前民国时期，无论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难以摆脱国家分裂和混乱局面，军阀混战、外敌入侵，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境地。中国共产党拯救了民族危亡，推翻了三座大山。在新中国建设和治理中，必须有一种权威的力量去管控各个阶层，各个不同党派，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共同发展。此外，权力的集中统一，也便于应对各种内外部紧急情况，使国家发展规划和目标的执行统一协调，集中力量办大事，化不利为有利。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虽然首先在中国暴发，但正是由于有这种集中国家力量快速反应的机制，中国率先控制住了疫情，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示范效应，体现了集权体制的优越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二）中国处于美西方扼制下现代化过程之中，面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客观上需要集权体制。

 “落后就要挨打”是很多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真实写照，这也是通过现代化赶超西方而进行集权的典型例子。接近中国文化的新加坡更是如此。但是，新加坡为了实现现代化选择了“威权”政治，力图促进国家快速崛起。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也是在威权体制下实现的经济起飞。亨廷顿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首先需要集权。而集权体制中，一党制和一党居优制度比军人执政更具有稳定性。^[1]

目前，中国处在现代化的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尚处于劣势的高科技领域和战略高技术产业，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加快突破技术瓶颈，适应了现代化对资源供应集中统一的要求，保证了经济建设决策集中，资源的集中投放，以及大工程、大项目的快速高效实施，尽快形成必要的规模和竞争力。与此同时，现代化的深入推进，意味着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改革过程中以集权的方式雷厉风行地推动改革，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顶层设计、集中推进，是改革必要的和迫切的客观现实需求。

总之，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当代中国实行集中统一具有必然性。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中华“大一统”的传统源远流长。“大一统”集中表现在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在文化上和经济上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一）长期尊奉“大一统”的政治理念。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就起到了促进国家统一的作用（后世《春秋公羊传》将《春秋》的主旨阐释为“大一统”，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战国时期，孟子在“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天下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的对话中明确提出了“大一统”的主张；同一时期，荀子主张“四海之内如一家”“法先王，统礼仪，一制度”“天下为一、诸侯为臣”（《荀子•儒效》）等“一天下”的主张，其儒法结合的治国之术深深影响了其学生韩非和李斯，他们更是在思想和政治上奠定了秦国统一中国的局面。荀子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谭嗣同曾言“二千年之政,皆秦政也；二千年之学,皆荀学也”。^[2] 不过，秦朝、汉初只是政治上甚至是军事的统一，是脆弱的，缺乏意识形态依据。汉初只好以“黄老之术”弥补秦制的不足，以皇帝特别是汉文帝的克勤克俭实现休养生息。到了西汉中叶，汉武帝依据董仲舒《春秋繁露》“大一统”学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大一统”正统观念正式确立。此后，“大一统”观念为历朝历代所继承，并作为遗传密码深入到中国政治文化基因之中。这种遗传密码一旦确立，便形成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分裂国家者被认为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西方则相反。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陷入碎片化状态，查理大帝帝国曾昙花一现，随即又分崩离析。神权与王权并立，王权与市民权、有产者与无产者分庭抗礼，使西方各国在国内层面维持着制约和平衡的分散状态。与之相应，近代以来欧洲国家之间维持“均势”状态是长期奉行的国际政治规则。正是这种分而治之的局面，既促进了西方国家相互竞争和创新，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崛起，又导致国际社会陷入“丛林法则”，以至于诱发了一战、二战等摧残人类文明的惨剧。二战后欧洲各国吸取历史教训，逐渐走上了联合自强的道路，呈现出某种“集中统一”的特征，成为当代多极世界的一极。

（二）中国大一统在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的体现。

在经济领域,自从管仲为代表的“轻重派”主张国家控制经济之后，历代都沿袭了类似的主张。汉代桑弘羊支持《盐铁论》并大规模实行了盐铁专卖制度，为后世纷纷仿效。唐朝刘宴的改革就是对“轻重派”思想的发挥。北宋初年，面对地方割据的局面，宋太祖和宋太宗实施的“强干弱枝”政策是以赵普提出的“制其钱谷”为基本手段，其中蕴含着“轻重派”控制各地诸侯经济命脉的观点。

当代中国经济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力量，既是对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国有制主张^[3] 的应用，同样也是对中国“轻重派”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在思想领域，秦汉以后，历朝历代对思想领域进行规范和控制。中国宗教难以与世俗政权分庭抗礼，相反，历代宗教和文化政策都是国家对宗教和思想领域进行规范和控制的一种体现；而宗教界和思想界也主动向世俗政权靠拢，甚至以得到敕封的名号为荣。而诸如“竹林七贤”等不屑与世俗政权同流的文人，多数归隐山林，势单力孤，难以像欧洲那样形成与国家分立或抗衡的团体，或如“罗马俱乐部”之类的独立人士集团。相比之下，欧洲在30年宗教战争（1618-1648年）之后才“教随国定”，之前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的教会动则辄以革除教籍的名义对封建主进行制裁。^[4] 中国思想领域服从政权的“大一统”传统与西方政教之间分庭抗礼的传统差别巨大，各自形成了不断传承的独特文化基因。

古代专制皇权“大一统”导致治乱循环

简单来说，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没有公权力的社会将是“丛林法则”，会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5]之中。没有秩序会导致人类文明倒退到原始状态，这种状态并不会持久，最终会有一种势力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宰，重建秩序，使得社会恢复稳定。但“权力总是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6] 公权力的特殊性在于：公权力关系到整个社会，一旦腐败发生，就会给整个社会埋下隐患，给掌权者带来威胁。

各流派都提出了自己的策略和主张，各有利弊。儒家主张统治者要修身养性，实行仁政，但是，儒家寄希望于统治者主观修为的策略往往不稳定、缺乏有效制约，统治者的治理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个人的“贤愚智不肖”，比如汉武帝、唐玄宗、宋真宗、乾隆都属于这种前期英明、后期昏聩的角色。道家主张统治者清静无为，不干涉各个机构的职能，但是，道家让政治家清静无为不符合权力所具有的扩张性特征；不过，道家思想确实大道至简地揭示了一个朝代兴亡的基本规律，对此，后人提出了所谓“黄宗羲定律”（一个朝代初期轻徭薄赋则矛盾少，统治稳固；一个朝代后期横征暴敛则矛盾多，统治风雨飘摇^[7]）。法家主张则君主运用“法、术、势”凌驾于各种机构之上，为自己增加权威，但是法家所提出的这一统治术实际上放大了儒家主张的缺陷，因为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一旦出昏招，将导致社会陷入危机，典型者如秦二世时期，万马齐喑、朝廷昏聩，刑法严苛，直至官逼民反，不可一世的大秦帝国迅速崩溃。后世为了避免这种极端的现象，采取了法家与道家、儒家结合的治国之术。虽然推崇“儒法结合”的荀子及其学说被历代王朝继承并被誉为“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但是采取儒法结合的王朝都在经历过初期政治清明、中期出现危机及短暂“中兴”之后，都最终走向了崩溃和灭亡。自从秦朝之后，很少有一个朝代超过300年的原因正是如此。这说明儒法结合本身所存在的缺陷。

中国在马克思的视野下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8] 国家。庞大的人口群体、幅员辽阔的土地、经世致用的治学传统，使得集权在中国历史上在所难免，这是中国这个“庞大国家”的最独特之处。而古代专制主义“大一统”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导致了在中国历史上兴衰周期律不断反复上演。这预示着我们，需要根据时代发展的特点找到一条适合新时代超大型国家发展的科学道路。当前，中国处在现代化中期需要集权的历史阶段，因此，中国相对集权的体制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发展的需要。而如何使得相对集权的政权长治久安，就是一个考验华夏民族古代王朝和现代共和国智慧的千年课题。

当代“集中统一”是对古代“大一统”的扬弃

由于具有民主集中制、定期选拔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群众路线、纪律建设等因素，当代“集中统一”比古代专制王权的“大一统”更完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既符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历史发展逻辑，又是党中央根据新时代新形势高瞻远瞩做出的战略判断。当代中国“集中统一”与古代“大一统”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又在根本上存在不同。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革命需要和建党原则创造性地提出来的，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规律和巴黎公社原则的论述，在实践中有力地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取得丰硕成果。

从《共产党宣言》诞生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以及恩格斯在领导第二国际的时候，就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进行阐释，并根据巴黎公社等实践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建党原则，其中蕴含着民主集中制的萌芽。后来，列宁对民主集中制（与“官僚主义集中制”是两码事^[9]）进行了探索和论述,并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革命的成功，民主集中制原则影响此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许多后发国家纷纷效仿，并尝试实行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策。这也是中国革命成功和政治运行的现实逻辑。

但是，在现实中，对于民主集中制，仍然存在很多认识误区，认为民主和集中是民主集中制的两个极端，需要调和、折中。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看法，民主集中制，并非在民主和集中之间“和稀泥”，而是以民主的权力授受机制为前提的集中制，即民主的集中制：通过民主的权力授受过程把分散的政治权力赋予权力集中的机构，去统一决策和执行。这实际上是对代议过程的凝练概括：毕竟现实经济社会条件不允许每个人去直接行使权力，实行完全自治（即便是将来生产力高度发达、文化高度繁荣，广大民众也未必有同等的政治参与意愿或能力），而代议过程则通过权力授受机制，适应了客观条件。

与民主集中制相反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专断的集中制，其权力来源没有民主过程，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就是这种情况，而民主集中制针对的就是这种专断的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民主的集中而不是专断的集中；二是完全自治，即公民直接行使权力，这种情况在古希腊城邦政治、实行全民公决的瑞士等个别小国比较普遍，而对于大国则显然难度极大。

定期选拔干部，突出政治标准选人用人

定期选拔，针对的是封建社会世袭制和终身制的陋习。古代“父传子、家天下”且终身制的“惯例”使天下系于一家一姓，这种安排难免会出现政治低能者当政的情况，而且往往是一代不如一代。其根本原因是开国之君久经历练、出类拔萃，遂团结人才、凝聚民心，从而削平群雄、独占鳌头，进而开创一个朝代。而后世的帝王大多缺乏前辈具有的智慧与领导能力，乃至懦弱昏聩、甚至荒淫残暴。帝王如缺乏驾驭群臣的能力，朝臣间的政见分歧和利益纷争很容易出现朋党现象，对于全社会则是一场劫难。而封建时代“父传子、家天下”的世袭制和终身制的“惯例”，是王朝政治陷入历史周期率的总病根。为了克服这种弊端，近现代文明国家一般都采取了任期制和选举制相结合的做法。

选举制使从政者经过选民的筛选、公众的认可，保证政治家不能仅凭借血统就获得治理国家的资格，确保政治家的才能居于中上等；任期制则避免了即便是英明君主也难以避免的长期掌权导致的麻痹大意、慵懒怠政现象。

当今中国政治的定期选拔制，吸收了任期制和选举制度的长处，同时避免了自由放任选举带来的民粹主义风险。定期选拔制度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选举与自上而下的提拔相互结合的人事制度。近期欧美各国的民粹主义风潮表明，自由选举其实是一种金钱和权势的政治豪赌，而选拔制对选举制加入了自上而下对候选者进行甄别的环节，这对于维护政权的集中统一、维持公共理性的张力都很有必要。

定期选拔制无疑是对干部素质的甄别和确认。干部素质无论是在选举制还是在选拔制中，都极其重要。干部素质包括政治素质和专业素质两个部分，是决定事业成功与否的总开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提出了新时期好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标准和“三严三实”“四有”“四个铁一般”等要求，突出强调干部首先要在政治上达标，选人用人首先要看政治素质。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取胜之道。它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源于群众、高于群众”。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实质上是党在履行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功能，同时又具有反馈功能，通过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合适，用人民群众通过实践做出的“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 ^[10] 来检验政策，形成了一个包含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决策制定、执行和反馈等环节在内的完整的决策闭环系统。群众路线是唯物史观最重要的方法论，也是唯物史观在实践论中的具体反映。我们总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实践的直接体现者，就是人民群众。正是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毛泽东才说“卑贱者最聪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1]

“源于群众、高于群众”。“源于群众”是群众路线的基础环节，而“高于群众”则是群众路线的关键环节。若不高于群众，则会因缺乏高度，陷入疲于应对日常琐事的事务主义和只是顺从、传播群众意见的尾巴主义。

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如今，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政治纪律关系到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进行执政党建设，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盛不衰。这既和历史上明君注重吏治，对官员严厉、对百姓宽和的良好政风异曲同工，又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的新特点。经过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的探索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积累，直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总结出了一个重要的经验或法宝，那就是全面从严治党。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治吏，保证各级官员谨慎用权、不乱作为，才能保证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而全面从严治党治吏的基本立足点就是纪律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治吏，当然不仅仅是纪律建设，更有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的从严治党，但纪律建设无疑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戒尺和“红线”。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存在两种客观力量：一是历史逻辑和客观现实需要集权体制；二是社会主义事业需要民主。这两方面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的平行四边形合力”（恩格斯语），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集中统一”，当代中国“集中统一”与古代“大一统”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又在根本上存在不同，是对“大一统”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扬弃，可谓新型大一统。在当代中国，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集中概括。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对数千年以来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保持稳定和发展客观需要的经验总结。党的集中统一立足于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建立在群众路线、定期选拔、纪律建设和民主集中制等基础之上，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有助于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并从体制机制上克服并跳出历史周期律。而体制机制等制度问题带有长期性、根本性，“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2]只有在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的思路下，才能实现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进而从根本上为当代集中统一提供科学的顶层设计。

（编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