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咽无声
箴言犹在耳，泪咽却无声
1976年1月8日下午，家里的电话铃声响起，我犹豫着，没有马上去接。不知怎的，这些天对七伯的病情心中总怀有隐隐的不安。前些日子，邓在军要下放河南淮阳五七干校劳动，她打电话到西花厅，请示可否去看望七伯、七妈。赵茂峰秘书接的电话。他说，七伯现在不方便。你还是回来时再见吧！我俩猜测，七伯的病情是否加重了？心里很不踏实。我们并不知道，他老人家的病情已经危重，多数情况下处在昏迷状态。
我终于拿起电话，听到赵炜大姐的抽泣声，她哽咽着说：“大姐让我通知你，七伯今天上午9时57分不幸逝世了！她嘱咐你们节哀保重，向伯伯遗体告别和参加治丧活动事宜等待通知。”
突如其来的噩耗，给了我无比沉重的打击，抑制不住的泪水滚滚而下。亲爱的七伯，在党和国家最需要你的时刻，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热爱你的人民，离开了你热爱的这个国家和世界！
1月9日凌晨，在沉痛的哀乐声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总理逝世的讣告，整个总后大院顿时变得一片肃穆，人人感到无比震惊与哀痛。许多人流着热泪，就地脱帽，立正默哀。
此时，在干校劳动的在军突然胃绞痛发作，病情严重，被紧急送到当地县医院抢救。干校领导同时收听到电台广播和看到我发给在军的电报，当即研究决定，护送在军回北京治病，给了她一个回北京向七伯告别的机会。
最终的诀别
1976年1月11日，我俩同在京亲属一起在西花厅集合，去北京医院向七伯告别。北京医院门前挤满了人。听说总理的遗体移放到了这里，人们无不希望同心中热爱的人民好总理见最后一面。按照安排的程序，最先由亲属告别，可是留给我们瞻仰、告别七伯的时间只有二十多分钟。七伯的遗体安放在医院太平间旁一个不大的房间里，陈设很简单。这是一个让我们心中滴血的时刻。七伯静静地躺着，双目紧闭，双颊凹陷，不再向我们绽露那无比亲切的笑容。万万没有想到，他英俊的面颊此刻变得如此的凹陷，他挺拔的身躯此刻竟是如此瘦削，一套穿旧了的灰色中山服，不合体地搭在他形销骨立的身上。亲爱的七伯，在我们的心目中，永远充满着无穷无尽精力，永远魅力四射光彩照人，怎么会在短短十年时间里，憔悴成如今的模样呢？
七伯此生中留给我难忘印象的是：他看上去始终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他总是显得那样年轻，那样神采奕奕、风度翩翩。这不仅缘于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缘于他对传统礼节和仪表的高度重视，缘于他是人们公认的“美男子”，更缘于他经受了艰苦卓绝的血与火的淬炼。
七伯的一生波澜壮阔，风起云涌，几乎无人可及。他无数次经历出生入死的考验，都能一个个地闯过来，最终化险为夷。他连任26年共和国总理，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七伯理应健康长寿，超越常人。可是，一个如此伟大的生命，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七伯健康遭受严重损害、得了癌症并因此承受巨大的病痛，与“文革”的政治因素是分不开的。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中，他备受磨难，心力交瘁，带着重病的身躯，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情，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在病重时说：“既然把我推上了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七伯用他全部心血与生命，实践了自己的崇高誓言。
七伯逝世后我才得知，他在一年半中做了大小13次手术，平均40天就要动一次手术。在这期间，他除了批阅、处理文件，还同他人谈话216次，会见外宾63批，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院开会20次，外出看望或找人谈话7次。他仿佛是一台为人民工作永不停歇的“永动机”。
但是，世界上并没有“永动机”。七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面临的痛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总理叫我进去，说实在太痛了，我能不能哼一哼。听到这里，我的眼泪都掉出来了。我说，总理，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说完了，他还是没哼哼。”用坚强意志对抗病魔的伯伯，最终把自己的体重耗到了只剩下30.5公斤。
人生之美在于永恒
七伯逝世，最痛苦的莫过于他一生挚爱和最亲密的战友、我们亲爱的七妈。但是，七妈一直高度克制着悲伤，按照党中央的决定和全国人民的期望，妥善地安排七伯的丧事。直到向七伯遗体告别的最后时刻，她终于忍不住抚棺痛哭，诉说出憋在心里的话：“恩来同志，我再也看不到你了，让小超好好看看你，让我痛痛快快地哭一场！让孩子们好好看看你吧！”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
十里长街送总理，实际上这条路长达三十多里，百万民众自发地涌上街头，簇拥在长安街两侧，哭别总理。车队行进到北京饭店门口时，有几位外国友人跳着脚哭泣。到了闹市口，多位老人截车要求不要火化总理。邓朴方同志告诉我，他同301医院的病友专门备了酒，冒着寒风到医院门口洒地酹祭，哭别总理。
这是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心和泪，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的最动人心弦的故事。
1976年1月15日，我和在军参加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周恩来追悼会。会场上自始至终充满了悲痛的气氛，小平同志致悼词时一度哽咽、说不出话，人们跟着哭泣，会场一片悲声。
追悼会结束后，七妈在台湾厅会见我们亲属和七伯的医务人员，做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多年来我亲身体会到七妈的政治智慧超群，思想水平、文化水平远高于常人，她的讲话记录下来就是一篇精彩的文章。那天，七妈处在万分悲痛的时刻和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她的谈话经过缜密的思考，所谈内容充分显示了一位伟大政治家的革命情怀，使我又一次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
对七妈的讲话，我在现场做了认真记录。后来看到这次谈话有正式发表的文稿。此刻，为了表达我对七妈的缅怀之情和保存历史原貌，引用的是我自己的部分原始记录。
七妈说：
癌症终于夺去了你们伯伯的生命。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在他病中还要用愉快的精神和他一起同疾病作斗争。当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时，叮嘱我，这是我和伯伯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的，死后骨灰不保留。中国在对死人的葬礼方面，从古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是土葬。五十年代，党中央在毛主席的倡议下，每人签名，决定实行火葬。这是对中国几千年旧习俗的革命。1958年，你们伯伯首先把他逝去的父亲，我把自己逝去的母亲以及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坟墓平掉，进行深埋。还把淮安几代亲人的坟墓，也托人平掉，改为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在中央作出这个决议后，我们两人共同商量，相互保证，把我们的骨灰撒到山河水土里去。由火葬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这是思想观念上的重大变化，是移风易俗的重要改革。这符合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思想。
从感情上你们难过，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他的骨灰在祖国大地河流里作为肥料，为人民服务，物质不灭，生生不已。在他弥留之际，想到的是死后还要如何为人民服务。你们要支持伯伯的这个行动。伯伯的遗言，我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得到毛主席的批准，这使我得到最大的安慰――他的心愿已经了却了。
七伯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临终前所思所想，仍然是继续为人民服务。人的一生无论多久，较之天地永恒，只是须臾瞬间。但是，死后把骨灰撒向江河大地，无边无垠，永存世间，时时为人民服务，这才是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化作永恒，才是真正的人生之美，人性之美！
七妈在讲话中又说：
伯伯对他的后事，曾经对我说过，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这件事，我也向党中央做了报告。中央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还向我说过，一定不要特殊化。我个人是坚决执行的。
你们伯伯生前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但他总是按照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把自己看作是党的人，是一个人民的勤务员。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你们伯伯始终如一地遵守着共产党人的重要准则，永远保持和群众的最密切的联系，从不搞特殊化。他一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许多功勋，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经常检讨自己。他地位越高，越是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兢兢业业。特别是我们党处在执政党的地位以后，他更是时时刻刻注意这个问题，严于律己，把搞好我们的党风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作为他的亲属，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把自己放在特殊的地位呢？我们千万记住，不要以为自己在革命的征途上有什么特殊。
谈话结束后，我和在军请七妈节哀保重。她老人家同我俩亲切地握手告别，还特意拉着在军的手谆谆嘱咐：“赶紧把病治好，保护好身体，早点回干校。在心里头纪念伯伯就行，不要戴黑纱。”
七妈的嘱咐富有政治远见。果然，追悼会不久，就发生了所谓的追查“总理遗言”一事。在军回干校后，北京还有人专程去找她核查所谓“总理遗言”和七妈的讲话，被她愤怒地顶了回去。
七伯去世后，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为悼念他写下许多感人的诗篇。其中，有两首诗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
其一，赵朴初先生的挽诗：
大星落中天，四海波澒洞。
终断一线望，永成千载痛。
艰难尽瘁身，忧勤损龄梦。
相业史谁俦？丹心日许共。
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
云鹏自风抟，蓬雀徒目送。
我惭驽骀姿，期效铅刀用。
长思教诲恩，恒居唯自讼。
非敢哭其私，直为天下恸。
赵朴老的诗，深刻而生动地赞颂了七伯的伟大功绩和崇高品格，充满了深厚的情感。
萧克将军为怀念七伯，曾应我们所请题词：“首义战旗红，功在第一枪”，与赵朴老这首诗中的“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这句，浑然天成，内涵深重。我与在军商议后，特地请作曲家臧云飞谱成一首歌曲：
首义战旗红，
功在第一枪。
无私功自高，
不矜威益重。
经在军编导设计，请海、陆、空三军官兵和解放军仪仗队会同演唱这首歌曲，在纪念七伯的电视艺术片和文艺晚会中多次出现，观众反响强烈，获得广泛好评。
其二，郭沫若先生的《七律·悼念周总理》：
革命前驱辅弼才，巨星隐翳五洲哀。
奔腾泪浪滔滔涌，吊唁人涛滚滚来。
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
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
郭老诗中“天不能死地难埋”这一句，以深邃的内涵、形象的语言，抒发了七伯、七妈身后把骨灰撒向山河大地的伟大情怀。他俩的生命从此与天地共存，人间的真理也与他们同在。这使我联想起诗人屈原在《离骚》中寓意深远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人生之伟岸莫过于此！
志洁行芳
七妈邓颖超，原籍河南光山，出生在广西南宁。七妈的父亲在清末遭恶人陷害英年早逝，母亲杨振德是家中独女，读书明理，性格坚强，带着六岁的独女（七妈）离开南宁，颠沛流离，教书行医，抚养女儿长大成人投身革命。七伯赞扬她老人家“抚女入学，教女有方，追随革命，不畏风霜”。
2005年，南宁市文化局长受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领导委托来家，约我为建立七妈出生地纪念石刻题词，我当即应允。回顾七妈无私奉献、艰苦奋斗、淳朴善良、高风亮节的一生和品格，我经过反复思考，写下了这四个字：“志洁行芳”。
2005年12月31日，南宁市隆重举行石刻落成仪式，我和在军应邀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后任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同志，南宁市委书记（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马飚同志，与我们共同为石刻揭幕并致辞。数千名热情洋溢的南宁市民踊跃参加开幕式，怀着深深的敬意，瞻仰位于市中心的这座寓意深远、雕工精美的纪念石刻。他们为自己家乡诞生了这位伟大的女性感到无比骄傲。
俏也不争春 自有香如故
在西花厅客厅里，悬挂着一幅革命老人何香凝先生赠送七伯、七妈的国画《梅花》。七妈很喜欢这幅画。她说：“何香凝老人的画功底深厚，清新脱俗，同她的做人一样，高风峻节，风骨独特。”
这幅画的中间绘着两朵盛开的腊梅。一朵绽苞怒放，冷香扑面；另一朵半掩花蕊，被虬枝老干稍稍遮挡。我们能体会她以梅喻人的深邃寓意。两朵腊梅都是世间珍品：迎面绽放的这朵，象征恩来伯伯为世人敬仰的崇高品格；被枝干稍稍遮挡的另一朵，则意喻七妈严格自律，自甘旁衬、芬芳自在的高洁人品。
正如画中所喻，七妈与七伯同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做出卓越贡献。但是，作为早期我党的一位重要政治活动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七伯20世纪20年代后期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后，七妈便自觉地把自己放在辅佐七伯从事党的事业的位置，严格地自我约束、淡泊名利地位，不仅没有丝毫特殊，反而牺牲了很多个人的地位待遇。她和七伯一样，从来都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我受过七妈的多次教诲，对我启迪最深的，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从不涉及：一是从来不谈她和七伯当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和赫赫功绩；二是从来不谈涉及党和国家的秘密；三是谈话中涉及的其他同志，她只谈贡献和优点。
这里举个例子：许多人都知道烈士周文雍和陈铁军就义前在刑场上举行婚礼的动人故事，有位作家写了名为《刑场上的婚礼》的剧本，托我和在军转请七妈审阅。事关英烈事迹的宣传，我俩向七妈报告了。她不但亲自审看了剧本，还特邀作者到西花厅面谈。那天我俩也在场，七妈动情地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她与这两位亲密战友共同战斗，周、陈两位烈士为革命事业英勇奋斗、壮烈牺牲、可歌可泣的往事，还谈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陈铁军冒着生命危险通知正在住院的七妈，并亲手交给她七伯的电报。七妈还提到周文雍在狱中写下的那首“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的誓言诗。我们都深受教育。但当这位作家请七妈谈她在这期间的相关事迹时，七妈摇了摇头，笑着说：“今天只谈我的战友周文雍、陈铁军。”
有关七妈和七伯严守党的纪律事例，更是数不胜数。七妈同我俩说过，伯伯离开武汉前往南昌领导武装起义前，什么也没有同她说，她是从国民党报纸上才得知这件大事的。
曾有无中生有的“爆料”说，七妈在“文革”中向他人“透露”所谓“党内斗争的高层机密”，这种事情绝无可能。试想，有正式资料称，七伯在临终前对七妈说：“我心里有许多话没有同你说。”七妈说：“我也有许多话没有同你说。”七伯和七妈是严格保守党的秘密的典范，他俩之间从来不说党的纪律不允许说的事，怎么可能把“高层机密”透露给其他人呢？
有关七妈在我党历史上特别是对我党早期斗争的重大功勋，我曾接触到一些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这里摘录几则，作为史料的补充：
1996年，我在仅向亲属提供的俄罗斯珍藏的共产国际档案中，发现一件1928年共产国际邀请邓颖超列席共产国际六大的邀请函，原件系德文书写。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七妈同七伯一起在上海进行地下斗争。她除了担任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记，还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多次掩护七伯躲过敌人的追捕。她还参与七伯亲自创建的党的机要保密工作。罗青长说：“我党的第一个译电员就是邓颖超。”戴镜元说：与中共苏区联系的密电，如周恩来同志不在，就由邓颖超同志翻译。
七妈与七伯还曾有共识，不在同一政府机构任职，并自觉地压低自己的职务级别。建国后定级时，蔡畅同志定为三级，七妈定为五级，已经很低了，但仍被七伯最后划为六级。四届人大召开前，毛主席提名邓颖超出任人大副委员长，七伯见到传阅件，把七妈的名字又划掉了。对此，七妈完全赞同。七伯去世后，七妈应西哈努克亲王邀请去柬埔寨访问。临出发前，我和在军去看望她老人家。七妈说：“多年前西哈努克就几次邀请我去访问，但你伯伯在世，我按照同他的约定，不和他一起出访。现在我要还国王的愿。”
对七妈自谦自让的高风亮节，赵朴初同志曾向我俩深情赞扬：“邓大姐很像周总理。他们两个人很像很像，都是那样严格，那样简朴，那样认真。”“周总理大我九岁，邓大姐大我三岁，我都是把他们当作长辈，当作良师。”赵朴老还应约为《百年恩来》电视片作了题词：“严肃地对待自己，认真地对待事，真诚地对待人。”他说：“这三句话是我对总理和邓大姐的共同感受。”
圣洁的爱情 世人的楷模
七伯、七妈既是做人的楷模，也是恋爱和婚姻的典范。
抗战期间，他们在红岩村南方局青年夫妇的婚礼上，多次应大家要求，介绍他俩恩爱夫妻多年的宝贵经验，作为赠送新婚夫妇的礼物。谈话内容最终归纳成“八互”：“互爱、互敬、互勉、互慰、互让、互谅、互助、互学”。这“八互”，是事关恋爱和婚姻大事的一份珍贵教材。
长征过草地时，七伯患了重病，身在远处的七妈急忙赶来照顾，途中陷入了沼泽，半个身子埋在泥里，幸好被后面来人救出。她精心照顾昏迷中的伯伯，把他身着背心里的虱子一个个拣出来，一共挤死了一百七十多个虱子，双手指甲都被染红了。伯伯醒来才发现七妈在身旁，一下子安心多了。
建国后她老人家不仅在工作上全力支持、在生活上悉心照顾七伯，确保他集中全力操劳国家大事，把所有的家庭和生活保障事务全都管了起来。他俩没有亲生子女，但是，七妈对七伯的所有侄儿、侄女，无一例外地给予亲切周到的关怀和照料，对其他有困难的周家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同样用她和七伯的工资予以补贴。周家的事，七妈全都包了，一分一毫也不让七伯操心。
在西花厅，有次七妈当着七伯的面对我俩说：“你伯伯每天要工作到凌晨。我身体不好，只能按正常时间作息。常常我起床时，你伯伯刚要休息。匆匆见上一面，说上三两句话，互相间也是一种安慰。”何谦秘书还告诉我，在重庆曾家岩，七伯和七妈住在几平方米的阁楼里，七伯外出工作回来得晚，怕吵醒七妈，每次上楼前都要把皮鞋脱下拎在手里，光着脚走进房间。在西花厅还是这样，七伯从正门进卧室要经过七妈住的房间，他晚间办完公事回房，都从后门绕着走，久而久之，这条路被大家称为“周恩来小道”。
七伯和七妈之间的爱情，有如他俩喜爱的西花厅年年盛开的海棠花，岁月轮回，依然美得让人落泪。在这世界上，没有比他俩信仰更坚定的生命的种子，也没有比他俩的深爱更强大的力量。
海棠花，爱之花。生相随，死相依。此爱绵绵，永无绝期！
终生难忘的挚爱
1959年我和在军调来北京之后，始终得到七妈无微不至的关爱和照应。20世纪60年代初，一天上午，七妈冒着纷飞的大雪来西郊总后大院看望我们。当时我们住的是筒子楼，全家挤在楼下的一间半房子里，生活条件很简朴。七妈来了，连个能让她坐的像样的椅子也没有。七妈哪在乎这个，看到我们同其他干部生活上打成一片，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十分满意。她一边高兴地抱着女儿萌萌逗弄，一边关切地同帮我们带孩子的保姆交谈。那天，七妈详细地询问我俩的生活开支情况。她说，有困难告诉她，不要向公家伸手。这天，七妈坐着小板凳，在我们这里待了将近半天，我们的小家也由于她的到来，其乐融融，充满了温暖。
国防大学成立之初报请中央、军委领导题词，其中有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七妈。七妈写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八个字。她说：“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国防大学又是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教书育人，任务很光荣，你要好好工作啊！”她问我担任什么职务，是什么级别。我当时任校政治部副主任、正军职，如实报告了七妈。她说：“也是高级干部了，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要骄傲，不要辜负党组织对你的信任。”
七妈对在军尤其关心。在军初进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时，报告给七妈。那时电视处在初创时期，只北京有电视，七妈却一开始就做了切中要害的重要指示：“电视工作很重要，今后会有很多人看电视。你们的责任很大啊。”
对在军首创并多次执导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七妈尤其重视，给予亲切鼓励和支持。1988年央视“春晚”，在军任总导演。在龙年除夕钟声敲响之际，晚会播出了七妈热情洋溢的新年祝词，向全国各族人民祝贺新春。
她还向在军谈了对央视节目的中肯意见。七妈说：“有些节目仍然平淡无味，甚至格调低下，这里面有个对观众的责任感问题、对人民负责的问题。五六十年代，我们拍了一些好电影，像《英雄儿女》《冰上姐妹》《女篮5号》《鸿雁》等，思想内容好，故事性也强，观众爱看，电视台还可以再播映嘛。音乐效果，是电视艺术的组成部分，现在播出节目的音乐声太强，有时听不清讲话内容，影响了节目效果。特别是诗词朗诵节目要注意。播音员的口齿也要十分清晰。”
七妈十分关心在军的入党问题。1984在军光荣地被批准入党。七妈高兴地向她祝贺，把刚刚出版的《周恩来选集》等五本珍贵书籍亲手送给在军，特地交代：“这是我用工资买的。其中有两本是专门给你的，别人没有。”
1992年3月，中央电视台召开“邓在军电视艺术研讨会”，在军报告七妈，七妈很高兴，特地派高振普秘书代表她到会祝贺。
想不到仅仅三个月后，七妈就病重转危。接到赵炜大姐的紧急通知，我俩从外地赶回北京探望，她老人家已经卧床昏迷，不能讲话了。
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七妈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一代伟人与世长辞！按照她老人家的遗愿，在中央领导同志带领下，我和赵炜、振普以及其他亲属代表，把她的骨灰和花瓣撒进天津海河。那天，天津市万人空巷，迎接这位伟大女性重回她早年曾经读书、工作、战斗的城市。当年，七伯的骨灰有一部分撒进了海河。十六年后，七妈的骨灰也撒进了海河。他俩在海河再次相聚了。
七伯和七妈将携手进入大海，走向永恒，这一归宿彰显了两个伟大生命的人性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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