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创建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中国学派，是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要学术议题和研究方向。建设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既是国内学界的共识，也是中国学派的重任。英国学派探讨了建设中国学派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学术对话等问题。借鉴英国学派观点中的有益成分，中国学派应着重加强知识对话，倡导多元方法，强化自身认同。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
有关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本文简称中国学派）的学术讨论与知识建设，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4年，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上，时任北大国际政治系主任梁守德讨论了相关议题，自此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成为国内学界的一致共识。2004年以来，中国学派进入实质建设阶段。此后，围绕中国学派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学术争鸣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长期存在，[①] 也逐渐涌现出诸多优秀成果，关系主义、道义现实主义、天下体系、共生主义等均属中国学派优秀的知识成果。[②] 近两年，针对中国学派理论内涵和具体内容的阐释日渐增多且不断细化，如关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的讨论、[③] 古代中国国际交往的案例分析、[④] 国家领导人的外交思想阐释、[⑤] 少数族群视角下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等。[⑥]
美欧日韩的国际关系学界对中国学派的关注并不多见，而英国学界有关讨论较为集中（本文简称英国学派），如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等学者多次发表有关意见。本文着重探讨英国学派关于中国学派建设的态度与意见。通过这一特定的“他者”视角，可侧面展现中国学派现存的问题、目前在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学术影响和认可程度。
英国学界有关中国学派的讨论始于1981年，[⑦] 如今关于建设中国学派的必要性问题已很少有人提出质疑。2001年东亚研究代表人物张勇进（Zhang Yongjin）提出，如果重塑国际关系研究需要一个真正的世界历史视角，那么已是时候把中国纳入其中了。[⑧] 他认为，当前中国、印度和日本均出现了国际关系学制度化的迹象，其突出表现是围绕中国学派展开的广泛学术讨论。
其一，当前流行的国际关系研究主要建立在“西方历史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等同于世界历史和全球国际关系理论”这一假设基础上，研究范围过于狭窄。英国学派承认世界历史和全球国际关系实践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呼吁国际关系理论必须超越威斯特伐利亚“神话”的潜在束缚，[⑨] 其经验范畴必须扩展到非欧洲世界；中国丰富深厚的历史恰是探索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途径。[⑩]
其二，中国学者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狭隘主义日益不满，呼吁建立自身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阿查亚曾指出，“亚洲国际关系研究中最常见的理论工作是将主流西方国际关系中的概念、范式或思想流派（尤其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权力平衡、制度和文化）应用于亚洲背景或开展案例研究。”[11] 事实证明，西方国际关系的概念术语、知识体系、论证逻辑以及话语构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在中国古代历史实践和理论中，战争、外交和贸易等活动均与西方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必须将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纳入其中，才能有所创新。
其三，国际关系学术组织和平台为中国学派的出现提供了充足的思想空间。奥利·维夫（Ole Waver）1999年曾指出，最有可能基于自身独特哲学传统展开独立国际关系研究的是中国。[12] 布赞和阿查亚指出，国际研究协会（ISA）的包容性和全球影响以及世界国际研究委员会的出现，为中国学派的出现提供了机会和可能。[13]
其四，布赞等人认为，“英国学派……由于它对历史的开放态度，作为‘非美国’的身份，以及它之所以得名对构建中国学派可能具有的启示，英国学派进入了日益发展的中国国际关系学。”[14] 张勇进也指出，英国学派在不同亚洲认知群体中“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它鼓励并将它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主导地位的反对合法化，为国际关系知识建设开辟新的替代场所。[15] 在东亚，英国学派一直被视为范式转换的杠杆，它是以西方和欧洲为中心的，但也是非主流和反霸权的，这或许是英国学派在中国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因为中国也在努力抵制美国国际关系的知识霸权。英国学派的榜样，促使非西方世界合法寻找本国独特的国际关系理论。[16]
英国学派相关文献主要关注以下议题。
其一，认可创建中国学派具有现实可行性。英国学派关注中国学界的种种原创性理论，承认中国学派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可行性。他们主张“国际关系研究……有可能建立来自非西方背景和经验的不同理论和替代理论”，[17] 希望以此打破美国理论的霸权。阿查亚2015年指出“中国学派的发展……证明了当今世界的多样性与超越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的必要性，提供了源自非西方文明的国家体系、思想与能动性，这些都丰富了国际关系学的理论与方法。”[18]
2017年，张勇进和彼得·克里斯滕森（Peter Marcus Kristensen）阐述了学派形成的四个重要因素：独特的知识立场、反对与认可的学术争议、广泛的社会和知识网络、制度基础。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学派可被视为一种广泛的知识对话或“思想联盟”，其基础是对建立中国学派可能和可取的共同信念和强烈兴趣。[19]
其二，阐述了创建中国学派的首要任务、认识论、中国学派可能具有的典型特征以及研究方法。
关于首要任务，布赞认为应当是阐明中国如何理解国际社会、如何认识其现在与未来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问题。[20] 关于认识论，英国学派建议注意（1）审视原先建立在西方哲学、政治理论和历史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基于本国历史创新国际关系理论；（2）摒弃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基础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但也不可陷入中国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应以世界历史为根基，构建开放、包容、多元的全人类历史观。关于典型特征。布赞认为，基于差异化的历史、理论和规范预设，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呈现不同的形态。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不会基于西方“无政府状态”的逻辑预设展开（这一假设的缺陷是，忽视了大国对国际体系的控制和将自身意志强加于其他成员的事实）。中国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将可能是以联合、秩序与和谐为特征的等级结构，其中“天下”理念将构成中国地缘政治的基础。[21] 需要指出，布赞的设想并不符合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实际情况，中国认可并倡导国家间平等、主权神圣以及独立自主。
关于建构中国学派的研究方法。英国学派仍强调传统的人文主义方法论。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等主张借鉴“全球历史社会学”方法。[22] 他们认为，在使国际关系理论更少以西方为中心、更多关注事实上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理论界的部分任务是发掘中国在历史和政治理论中的独特资源，并将其应用于提出更具普世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上。国际历史社会学提供了一系列实用概念和理论，这一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具有相似性。布赞认为，英国的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社会学很可能为中国提供建立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国际关系以及历史社会学的联系与纽带。[23] 哈利迪（Fred Halliday）力图把分析性马克思主义与政治性马克思主义加以区分，认为将分析性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关系相结合，会让两者发现彼此明显的缺陷。国际关系学的强项是国家、无政府状态和民族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强项是资本主义、革命和意识形态。因此两者并举可以将现代性引入国际关系思考中，从而同时加强两者。
其三，关于创建中国学派的思想资源。英国学派从欧洲18-19世纪的外交实践以及20世纪的欧洲一体化发展中补充了思想资源。他们建议中国学者将中国历史融入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为更具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建立做出贡献。[24] 2020年，布赞和劳森挑选和整合了参与《全球转型》一书讨论的中国学者代表性观点，[25] 据此建议，重点关注中国历史上三个时期：先秦时期、封建社会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
首先，他们认为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思想争鸣可以为中国学派提供丰富的政治、文化、外交、军事思想资源，多国林立、诸侯争霸的历史也可以为中国学者提供关于无政府国家体系和霸权体系的分析案例。源自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将给今日中国政治理论家以有益的启迪（布赞）。[26]
其次，英国学派普遍认可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历史可以帮助中国学派讨论中国独特的政治理念和外交实践，比如朝贡体系、和亲联姻、帝国管理等知识议题；历史上有关国际关系的传统世界观、秩序观、哲学遗产和话语实践，也有待中国学者进一步挖掘和探索，比如对国际社会的等级结构的理解和反思、各朝代蕴含丰富的外交思想（如汉武帝、唐太宗、诸葛亮等）。
最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阿查亚和布赞认为，毛泽东外交理论主要集中在独立自主、统一战线和三个世界方面，周恩来外交理论聚焦外交辩证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国家平等，邓小平外交理论包括国际战略思想、外交思想、国际新秩序思想、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第三世界战略、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等。[27]
其一，英国学派关注中国学派具体的知识建设。英国学派对天下主义、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共生理论等均有所关注并给以认可，同时指出中国学派的知识建设目前仍处于“初始阶段”[28] 和“萌芽时期”。[29] 布赞和张勇进高度认可秦亚青提出的关系理论，[30] 也将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理论视为“中国通过重新挖掘知识和哲学遗产以重新设想未来世界秩序诸多智力努力中的最好表现”。[31]
阿查亚指出，中国学派对全球国际关系学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本身也面临一些挑战，需要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以证明其提出的概念和解释可适用于其他社会和更广泛的国际关系；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方法包括拥抱“多元普遍主义”、强调世界历史基础、拓宽现有理论和方法、将区域和区域研究纳入国际关系研究、避免文化例外论、承认西方以外行为体的能动性。[32]
张勇进认为，中美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交流，促使中国学界先后出现三次知识论的转变：乐观主义、怀疑主义、反思主义。随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从单纯的知识获取转向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这些认知转变是构建中国学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学派的艰苦探索促进了该学科的包容性和多样性（2016）。[33] 中国学派成为当前国际关系学最具争议但最有成效、最具前途的非西方知识生产。道义现实主义、关系理论、共生理论以及天下体系四者共同表明，过去十年，一个自觉反思的中国国际关系认知共同体已经出现，尽管这四者在认识论、方法论和理论宗旨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均认真借鉴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思想。这些学术贡献已经开始通过诸如剑桥、牛津和普林斯顿等著名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物得到认可（2020）。[34]
布赞等人从学派起源、创始人和组织、学派命名、出现背景、成立目的、理论来源和历史发展六个方面，对中国学派与英国学派进行了详细比较，并介绍了英国学派可供参考的经验和应注意规避的缺点（以英国学派所受到的批评为例）。[35]
其二，英国学派反思全球国际关系学背后的知识生产结构。自1919年以来，该学科便由英语文化圈所主导，1945年后，美国以庞大的研究队伍、充裕的资金、密切的政治—学术联系构建了这门学科的主体。故而，“这门表面上国际化的学科，却与美国的主要关注点和方法论紧密捆绑，并为美国的期刊和组织所掌控”。[36] 斯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认为，美国在该领域的主导地位，更重要的是体现为研究范式的支配。[37] 大卫·莱克（David A. Lake）指出，在国际关系中“我们把自己组织成学术‘教派’，从事自我肯定的研究，然后在学术宗教之间进行神学辩论”。[38]
在克里斯滕森（Peter Marcus Kristensen）看来，国际关系学是一个不对称的中心—边缘分层结构。美国国际关系学居于中心地位，欧洲处于半边缘位置，而中国学派和其他新兴大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处于最外围。中国学派是根植于中国地理文化背景的特殊理论，虽仍受美国学术的影响，但在国际关系研究的全球结构中正在传播并开拓出独特的知识空间。[39] 阿查亚认为，包括中国学派在内的亚洲国际关系理论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扩大自身并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机会，特别是在国际关系‘全球’转向时”。[40]
张勇进的新近研究认为，当今全球的知识生产、传播与交换不对称，美国占据中心地位，非西方国家长期居于边缘位置并受前者压制，而学派标签正是中心压制边缘的工具。中心承认边缘理论的存在，但将其定义为特定的地理学派，将其归入低等位置，并进而否定后者发展为普遍理论的潜力。尽管中国学派业已取得不少创获，但这一结构基本并未改变。[41]
综上，英国学派在关注中国学派具体的知识创见时，始终将其与批判国际关系学的狭隘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密切关联。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关系学应是同时包含不同地区和国家理论的多层次的学科，而非西方的知识垄断与霸权状态。也正因此，英国学派始终高度肯定中国学派的建设。
结 语
中国学派构建问题，是伴随英国学派自身理论反思的不断深入，逐渐出现在其研究视野中的，是伴随中国和平崛起产生的延伸问题，也是对布尔、布赞和阿查亚等所提“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理论”问题的部分回应。[42] 其与中国学派的本土建构进程密不可分，呼应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共同关切，是跨国学术交流的产物。两国学者讨论了中国学派必要性、可行性与学术对话等议题。英国学派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日渐成为一个自主自觉且具有强烈反思性的认知共同体，并高度认可中国学派的知识创见，认为其构成全球国际关系学的重要一环，推动全球学科持续向前发展。
中国学派的成长既符合国家战略层面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目前中国学派已形成部分标识性理论，仍有待丰富和深化。继续开展中英两国的知识讨论，批判吸收英国学派的有益成分，将助益中国学派的未来发展。
英国学派对中国学派的借鉴价值在于：（1）必须坚持开放、包容、多元的理论建设路径，加强与外界国际关系学界的知识交流和学术对话。（2）坚持研究方法的多元主义，既要坚持历史方法，也要鼓励跨学科方法的运用。（3）继续强化自身知识共同体的认同，中国学派在国际关系学界已初步出现知识共同体和学派认同，但仍有待持续强化。
（编辑 碣石）
¨ 基金资助：2021年吉林省高教科研重点（自筹）课题“西方制裁背景下高校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应对战略研究——基于吉林大学的实证分析”（项目号：JGJX2021C5）；吉林大学2022年研究生创新研究计划项目“英国学派对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与借鉴研究”（项目号：2022126）的阶段性成果。
* 冯帅，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①] 参见门洪华：《从中国特色到中国学派——关于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建构的思考》，《国际观察》，2016年第2期，王义桅：《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迷思》，《美国研究》，2022年第4期；李义虎：《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问题——从西文理论到中国理论》，《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方雷、金鹏：《“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认知》，《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3期，卢凌宇：《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路径选择》，《欧洲研究》，2016年第5期，鲁鹏：《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论共识及其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2期。
[②] 参见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秦亚青：《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4期，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任晓：《共生：上海学派的兴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
[③] 蒙克、董琦圆：《“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春秋等级制下会盟的兴衰》，《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8期，第2-28页。
[④] 于海洋：《注定的失败：沉没成本与南宋对金站和困境》，《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5期，第53-75页。
[⑤] 郭树勇、张笑吟：《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国学派发展的影响——基于国际关系理论史的视角》，《国际展望》，2022年第5期，第1-27页。
[⑥] 金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少数族群诠释视角：指向、基础和路径》，《国际政治研究》，2023年第1期，第114-134页。
[⑦] Roy E. Jones,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ase for Clos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7, No. 1, 1981, pp. 1-13.
[⑧] Zhang Yongjin, “System, Empire and State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Iss. 5, Special Issue: Empires, Systems and States: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01, p. 44.
[⑨] 国内批判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研究可参见任东波：《超越“威斯特伐利亚”神话》，《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7月14日；任东波：《历史与理论的张力：反思“威斯特伐利亚”》，《史学集刊》，2019年第4期，第22-26页；孙丽萍：《超越“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以英国学派视角审视国际体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49-53页。
[⑩] Zhang Yongjin, “System, Empire and State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Iss. 5, Special Issue: Empires, Systems and States: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01, p. 63.
[11] Amitav Acharya, “‘Theorising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
Necessity or Indulgence?’ Some Reflection,”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0, No. 6, 2017, p. 825.
[12] [丹麦]奥利·维夫：《国际关系学科的社会学：美国与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载彼得·卡赞斯坦等主编，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3页。
[13] [加]阿米塔·阿查亚，[英]巴里·布赞著，张发林译：《迈向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科百年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4期，第32页。
[14] [加]阿米塔·阿查亚，[英]巴里·布赞著，张发林译：《迈向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科百年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4期，第31页。
[15] Zhang Yongjin, “The Global Diffusion to the English School,” in
Cornelia Navari and Daniel M. Green eds. , Guide
to the English School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4, p. 237.
[16]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318.
[17] Amitav Acharya, “Dialogue and Discovery: in Search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Beyond the Wes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9, No. 3, 2011, p. 619.
[18] [加]阿米塔·阿查亚著，董贺译：《全球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两者是否兼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14页。
[19] Zhang Yongjin and Peter Marcus Kristensen, “The Curious Case of
‘Schools’ of IR: From the Sociology to the Geopolitics of Knowledg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0, Iss. 4, 2017, p. 448.
[20] Barry Buzan,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Peaceful Rise
Possibl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Iss. 1, 2010, p. 33.
[21] [英]巴里·布赞著，张永喆译：《历史与理论的联系：个人的反思》，《中国与世界》，2017年，第2页。
[22] Julian Go and George Lawson, eds. , Global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23] [英]巴里·布赞：《“英国马克思主义暨历史社会学论坛”简介》，《史学集刊》，2014年第3期，第3页。并可参看：Justin
Rosenberg, The Empire of Civil Society: A
Critique of the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Verso,
1994; 中译本[英]贾斯廷·罗森伯格著，洪邮生译：《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判》，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John M.
Hobson, 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中译本[英]约翰·霍布森著，孙建党译：《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Fred
Halliday（弗雷德·哈利迪）,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反思国际关系）,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4.
[24] [英]巴里·布赞、[英]乔治·劳森著：《回应中国学者对<全球转型>的讨论》，《国际关系研究》，2020年第4期，第99页。
[25] [英]巴里·布赞、[英]乔治·劳森著：《回应中国学者对<全球转型>的讨论》，《国际关系研究》，2020年第4期，第102-106页。
[26] [英]巴里·布赞，张永喆译：《历史与理论的联系：个人的反思》，《中国与世界》，2017年，第2页。
[27] 布赞和阿查亚肯定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在非殖民化思潮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以其为代表的后殖民思想拒斥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普世主义标准。[加]阿米塔·阿查亚，[英]巴里·布赞著，张发林译：《迈向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科百年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4期，第30页。
[28] Wang Jiangli and Barry Buza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School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parisons and Less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7, No. 1, 2014,
p. 8.
[29]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en Year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0, No. 0, 2017,
p. 8.
[30] [加]阿米塔·阿查亚著，董贺译：《全球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两者是否兼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14-15页。
[31] Zhang Yongjin and Barry Buzan, “The Tribute System as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 No. 1, 2012, p. 6.
[32] Amitav Acharya, “From Heaven to Earth: ‘Cultural Idealism’ and
‘Moral Realism’ as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2, No. 4, 2019, pp. 467-494.
[33] Zhang Yongjin, “Constructing a Chinese School of IR as Sociological
Reality: Intellectual Engagement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Zhang Yongjin
and Chang Teng-Chi, eds. , Constructing a
Chines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going Debates and Sociological
Realities, London: Routledge, 2016, pp. 192-209.
[34] Zhang Yongjin, “The Chinese School, Global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the Disciplinary IR,” All Azimuth ,Vol. 9, No. 2, 2020, pp. 289-293.
[35] Wang Jiangli and Barry Buza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School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parisons and Less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7, No. 1, 2014,
pp. 1-46.
[36] 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331.
[37] Steve Smith, “Paradigm Domina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Social Science,” in Hugh C. Dyer
and Leon Mangasarian, eds. ,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tate of the Art, London: Macmillan, 1989, pp.
3-27.
[38] David A. Lake, “Why ‘Isms’ Are Evil: Theory, Epistemology, and
Academic Sects as Impediments to Understanding and Progres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5, No. 2, 2011, pp. 465-480.
[39] Peter Marcus Kristensen, “Navigating the Core-Periphery Structures
of ‘Global’ IR: Dialogues and Audiences for the Chinese School as Traveling
Theory,” in Zhang Yongjin and Chang Teng-Chi eds., Constructing a Chines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going
Debates and Sociological Realities, London: Routledge, 2016, pp. 143-161.
[40] Amitav Acharya, “‘Theorising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
Necessity or Indulgence?’ Some Reflection,”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0, No. 6, 2017, p. 816.
[41] Zhang Yongjin, “The Chinese School, Global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the Disciplinary IR,” All Azimuth ,Vol. 9, No. 2, 2020, pp. 294-296.
[42] Hedley Bull,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19—1969,” in
J. Der Derian, ed. ,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08-209.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n Pacific,
Vol. 7, No. 3, 2007, pp. 287-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