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世界趋势
金融危机频繁发生
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市场无所不能”，力主减少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走金融自由化之路。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金融行业出现虚拟化趋势，虚拟经济交易逐渐从金融业务中分离出来，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功能逐步被削弱。虚拟经济因交易异化而成为赚取利润的便利工具。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逐渐建立起了以经济金融化、虚拟化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掠夺性的虚拟经济体系。20世纪90年代之后，虚拟经济投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华尔街利用虚拟经济部门复杂的衍生品交易赚取超额利润。当美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大量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时，虚拟经济部门复杂的衍生品交易会导致大量虚拟经济机构宣布破产，从而使市场濒临崩溃的边缘。
虚拟经济过度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平衡被打破，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的系统性失衡。20世纪以来，多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社会动荡、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问题。根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90年代，世界发生了108次金融危机。其中20世纪80年代45次，20世纪90年代63次，90年代的频率比80年代高40%。在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下，从1982年起，拉美地区多国债务危机接连爆发，这标志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蔓延。2008年，美国虚拟经济泡沫化达到巅峰，房地产贷款利率上升导致民众贷款成本增加，房价出现下跌趋势，最终引发次贷危机。因此，资产证券化使得风险传递至各个领域，经济系统出现结构性失衡，以金融衍生品为代表的金融创新所产生的风险在世界范围内蔓延。
西方虚拟经济产生的历史根源
随着生息资本的出现以及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在产业生产过程中实现利润已经不是唯一途径，技术进步优化了资本的有机构成，并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与此同时，经济系统的构成相较于以前发生巨大变化，实体资本需要寻找获取利润的新方式，虚拟资本则为此提供了一条便利的路径。由于资本有逐利的天性，当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下降时，资本从实体经济部门转至虚拟经济部门成为其必然选择。
二战结束时成立的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是以美国空前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后盾的。但战后随着欧洲日本经济恢复、美国相对地位的下降也无可避免。随着美国国际收支情况恶化所导致的美元—黄金平价汇兑危机，终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20多年后开始上演。越南战场的泥潭是危机的导火索，根本原因是：德、日等发达工业国再次崛起，国际贸易领域竞争加剧，美国净出口快速下滑。1971年，美国净出口首次转负，同年美元停止直接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兑，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瓦解。美元与黄金脱钩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货币从此进入由主权国家信用背书的“法定货币”时代。国家主权信用在度量上的模糊性和主观性，以及主要国家货币超发在外汇市场上表现出的连锁反应，都导致“法定货币”时代天然存在货币超量发行、过度发行的倾向，而且这种倾向在国际社会难以得到有效的抑制。这种货币的无序超发倾向，为虚拟经济的繁荣制造了肥沃的土壤。
此后部分发达国家的虚拟交易部门和传统金融部门逐渐分离，形成了以虚拟化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掠夺性虚拟经济体系。“虚拟经济”本质上就是“以钱生钱”的金融市场资本空转，其中，“凭空出现”的货币收益，是维持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形成虚拟经济并长期存在的根基。中央银行通过发行超过实体经济周转所需的“剩余”的货币，形成了脱离实体经济的那部分金融资本，这些金融资本又在虚拟经济中获取收益，由此支撑起了虚拟经济在其内部系统的循环，并形成了独立的积累，投机性不断增强。
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推行金融全面自由化的政策，虚拟经济部门的创新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并推动了美国90年代的繁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拓展，虚拟经济增强了膨胀性，使得部分发达国家的虚拟资本可以通过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市场获取别国利润，对各国的财富和资源进行再分配。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部门呈现出背离发展趋势，即资本“脱实向虚”的演化过程：
一是闲置货币资本脱离产业资本。一方面，货币资本通过产业资本循环形成的价值增值获得利润；另一方面，货币资本为其自身提供服务，例如，金融机构将资金贷放给房地产企业或者其他类似机构，收益可以依托虚拟经济部门内部的扩张实现，无须依赖实体经济部门。两者利润率的差异使得资本将选择进入虚拟经济部门以获得更多的增值，部分不具备货币供给能力的机构逐渐获得货币创造的能力，积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
二是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渗透。生息资本是基于为实体经济服务产生的，其脱离产业资本之后，逐渐向与其生产过程相关的实体经济的流领域流动，例如教育、医疗等，而其中联系最为密切的就是以建筑业为基础的房地产行业，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的渗透进一步加深，资本呈现显著的“脱实向虚”态势。
西方经济学理论加剧“脱实向虚”
当前，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远高于实体经济，此类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观念的引导下，这些国家虚拟经济泡沫化属性明显，以至于资本呈现出显著的“脱实向虚”态势。同时，区域性甚至世界性金融危机频繁发生。
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缺乏流动性的资产实现证券化，“以钱生钱”的虚拟经济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增加，美国是其典型代表。多年来美国经济中实体经济占比下降、虚拟经济占比上升；债权国变为债务国，体现在为常项目逆差以及虚拟经济部门的顺差上。20世纪90年代之后，华尔街成为“泡沫”的操控者。因此，新自由主义理论适应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剥削他国民众实现资本积累的需要。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系统性金融风险一旦爆发，将会对其经济安全产生巨大威胁。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国家的实践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宣扬推行“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和贫困削减，但本质上代表的是大金融资本家的核心利益。
自拉美地区实施“华盛顿共识”以来，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许多次金融危机都显现出“华盛顿共识”的影子。部分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在实体经济发展尚未成熟时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开放股票市场，使得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向股票市场，产生了与实体经济运行不相符的通货膨胀，虚拟经济部门的资产价格涨幅远超实体经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的房价飙升至高水平，泰国国内结构性问题突出，存在大规模对外债务，在1997年索罗斯等跨国流动资本进行大规模套利时，泰国国内的虚拟经济系统无法抵抗外来的压力，最终货币危机爆发。
许多发达国家实业资本外流，劳动力报酬下降，工业资本逐步被金融资本取代。随着跨国实业资本持续向国外转移，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逐渐空心化，收入分配不均和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失业危机。据统计，20世纪80-90年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率长期维持在10%左右。高失业率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认为，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时期，全球各地区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现象急剧增多。他提供的长周期研究数据表明，自1980年以来，不平等现象几乎在全球所有地方都在增加。对于全球最高收入者来说，收入的增长是爆炸性的；但对于绝大多数的公众而言，提升的只是工资水平。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新自由主义式全球化的盛行改变了贸易和竞争规则，这不是“帕累托改进”，因为其在经济实践中不会为大家提供同等收益，而是以牺牲劳动者利益为代价使金融寡头受益。
新自由主义是以欧洲多国、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竞争优势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影响力并推广其意识形态，最终目的是维持已有利益并获取潜在收益。最终结果是贫富差距持续扩大，造成严重的社会撕裂。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右翼民粹主义抬头。西方政治家为迎合国内的民粹主义和“选票效应”，因势利导将本国出现的问题归因于他国，从而采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对全球政治经济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再工业化：“脱实向虚”的解决方案
近几十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从“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的政策调整过程，体现出发达国家领导者面对复杂的环境做出的改变，同时也反映出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
奥巴马时期为重振美国制造业，政府曾出台多项重振制造业计划，2009年初出台《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推出经济刺激方案，试图重振制造业。2010年8月11日，奥巴马签署《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旨在帮助制造业降低成本，恢复竞争力，创造更多就业岗位。2012年，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强调美国重振制造业的重要性，认为它是美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保证。特朗普时期政府大力推动“再工业化”，通过出台法律等一系列措施，促使人才、资金等重回美国，吸引中低端制造企业回归，鼓励发展的高科技产业。
以德、英、法等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自2008年开始也出台了相关政策，振兴制造业。2008年，英国政府发布《制造业：新挑战、新机遇》的发展战略，此后卡梅伦政府组建了“以技术与创新为核心的精锐组织”，旨在推动技术创新，促进制造业发展。法国政府也提出了振兴实体经济的政策，投入专门资金来支持实体经济。德国成立了上百个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旨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2012年10月，欧盟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强大的欧盟工业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复苏》的工业政策通报，提出欧盟应当在21世纪扭转工业的弱化趋势，通过“增强型工业革命”扭转欧盟工业比重下降的趋势。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重新关注制造业的基础性地位，从侧面说明实体经济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印证了新自由主义走向衰弱的必然性。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实体经济是强国之本、兴国之基、产业之根。多年来，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和政策导向。
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之间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二者共同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一方面，市场是效率和活力的源泉。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组织能力是在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中培育出来的，政府不可能代替市场在这方面的功能，而应该集中力量打造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所需的外在要素(如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经济的数量型增长拉动逐渐减弱，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特别是对提升技术、质量、管理和产品服务创新等竞争力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因此需要考虑更加重视运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来调节市场，充分重视政府在市场调控中的作用，以确保有力、有度、有效推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具体来说：
第一，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与升级不仅需要企业自身努力，而且还需要政府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公平竞争等。政府通过体制机制改革与完善，激发企业积极性与创造性。
第二，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保障和指引。政府要积极建立有利于各类企业创新发展、公平竞争的体制机制，努力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促进大中小企业共同发展，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强创新。
第三，推动产业发展和优化升级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一方面，需要政府有效协调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作用和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政府应该更多地把工作重点放在培育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上，做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相结合，促进传统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促进中国经济新旧动能平稳接续和快速转换。另一方面，政府应通过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国家质量基础设施(NQI)的建设和管理，切实提高制造业共性技术服务、共性质量服务水平。
政府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我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力量。产业发展具有长期性，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初期在科技创新方面需要较大的人力、物力等的投入，而盈利多在中后期实现，实体经济企业转型升级压力大。政府应努力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推动构建高效完善的市场体系，以更好地通过市场力量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以美国为例，在确立和布局发展先进制造业之初，美国就提出，政府实施创新政策着眼于三个目标：提供总体上最好的经商环境，实现新技术在本国开发，拥有使科技型企业得以快速发展的基础设施。归结起来就是，在创新活动中政府的职能是克服市场失灵，弥补私人企业的不足，而不是替代市场主体去创新。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政府担负了这样的角色：新兴前沿技术创新的发动者、催化剂、监督者和传播者，比如提出创建新型创新机制和工作任务，提供启动资金，动员全部可能的政府力量给予支持，基于市场规则吸纳社会创新要素，建立网络传播创新机制，建立监督和评估规则以保证实现预期目标。
美国在经济发展上从来就不是按照所谓的“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理念行事的。从历史上看，政府干预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克林顿在推行“新能源汽车计划”时特别强调了政府在其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因为总有“市场不愿为而政府就必须勉力而为”之事。新兴产业发展是一场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总体革命，美国政府为了维护美国长远的国家利益，采取了积极干预和支持政策，对新兴产业采取了培育、诱导、推广应用和商业化等措施，弥补了市场的失灵。正是在美国政府强力推动下，一系列以新兴产业为主要研发重点的创新机构先后设立，同时《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也纷纷出台。
更好发挥政府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过程。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有赖于先行的企业，政府需要补偿先行企业所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先行企业的成功有赖于相应基础设施的优化和制度安排的完善；后者不是单个企业力所能及的，需要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做出相应的制度调整或组织协调相关企业的投资。唯有如此，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能在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变化基础上顺利实现。所以，一个发展成功的国家必然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同时政府要发挥积极有为的因势利导作用。
1.改造旧动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实体经济转型发展需要具体落实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扶持新兴产业两个方面。应在已有产业中采用新装备、新技术，由低端制造转为高端制造，加大设计、研发、品牌等元素的比重，提高产业集中度，全面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从遵循行业标准到打造工匠精神，推动“精致生产”的制度和文化建设。
第一，推动发展方式变革，由粗放型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转变。中国必须实现从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型制造向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绿色制造转变。综合考虑能源效率和环境污染的现代制造模式，可以使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环境污染最小化或不产生环境污染，从而节约能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德国都已经陆续推出了以保护环境为主题的绿色发展计划，较好地推动了自身绿色产业的发展。
第二，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发展。新一轮产业革命，既是一场数字化革命，更是一场价值链革命。当前，全球范围内信息技术、物联网、智能机器人、新能源、生物制造、纳米材料等高端技术领域的发展，必将推动制造业新产业、新模式的出现。美国已正式启动高端制造业发展计划，正在互联网、物联网、智能机器人、3D打印、纳米技术、能源材料等领域加强攻关，以便继续保持自身在全球高端制造业中的领先地位。德国提出的“工业4.0”计划，其核心是打造智能工厂和实现智能生产，通过构建信息物理系统，把人、机器、能源、信息有机结合在一起，创造“物联网”和“务(服务)联网”，推动实体经济传统生产向高端智能生产转变。
2.发展新兴产业，扶持新的经济增长点。
政府直接干预资源配置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这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是被否定的。不过在实际中，西方国家以政府补贴的方式介入产业发展，特别是聚焦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半导体和新能源产业上，则已成为新的“常态化”现象。例如，奉自由市场经济为圭臬的美国为动员全国力量和中国竞争，其国会先后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和《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提出授权拨款补贴芯片企业（包括持续性的补贴），支持其在美国国内运营。同样，2022年，欧盟公布了《芯片法案》，提出拟投入资金支持欧盟成员国芯片在全球市场占比提升。西方国家政府针对新兴产业进行干预和扶持，实际上印证了中国政府直接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做法在新形势下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新形势下，政府干预资本配置直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做法，是现代国际竞争的新特点。
政府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往往是持续性的，因为新兴产业的成熟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尤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其发展离不开市场与政府的相互作用，成功的产业政策背后往往伴随着“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共同推动。
有为政府需要做到：第一，产业甄别。政府需要提高决策力，识别各类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机遇，根据要素禀赋，选择具有比较优势和广阔市场前景的产业，制定发展战略。第二，整合资源，合作治理，培育产业生态。第三，绩效导向的政策激励。政府通过政策激励招商引资、吸引人才，优化营商环境以降低企业的交易费用，快速弥补产业链缺陷和短板，提升产业发展绩效。第四，对新兴战略产业进行补贴。另外，有效的金融市场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助推器，有为政府创新制度是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3.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当前，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但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大而不强”阶段。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和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明显放缓，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中国制造业发展模式迫切需要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未来，中国制造业将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网络和信息技术、物联网、超常态制造、云制造、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与高端制造业相关领域的发展迫切需要科技创新。
首先，把科技创新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科技紧密结合。加强对引进技术的学习消化和再创新，逐步推动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攀升。
其次，以科技创新为根本，以发展装备制造业为引领，以高水平科研院所和研究型高校为依托，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不断提高研发投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把研发经费更多地用于创造新产品、提高产品竞争力和附加值等方面。突出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激励制造业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建立研发机构，加快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科技创新投融资体系;创新产学研有效结合机制，优化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环境，推动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与企业的创新需求有效对接。
再次，提升我国制造业的科技创新水平，应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创新的灵活性。应给予中小企业更大的支持力度，逐步提升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同时，应进一步有效监督和管理国有企业科研经费支出，确保其合理利用经费，提高国有企业创新效率。
最后，我国一直致力于将“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振兴实体经济，应当加强对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时代元素的应用，并引入经济发展的最新元素，这是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之道，也是实现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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