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当前动荡加剧的国际形势下，中欧关系具有战略意义和世界影响，稳固拓展经贸关系，符合中欧双方长远利益。近年来，受中美大国博弈、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加之部分国家对“贸易平衡”的过度追逐，欧盟与中国的误解、分歧有所加深。为稳固拓展中欧经贸关系，应积极利用现有机制与渠道、对不同成员国采取有所区别的经贸政策、通过多领域交流寻求最大共识，寻求中欧经贸关系回暖并拓展。
我在德国大学近四年，目睹了新冠病毒疫情蔓延、俄乌冲突等导致中欧经贸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作为欧盟重量级国家的德国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的态度变化。中欧经贸关系一直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稳固拓展中欧经贸关系，并在政治、文化乃至认知层面拉紧中欧利益共同体的纽带，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
从“伙伴”到“竞争对手”：欧盟对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看法
在德国的五个年头，亲身感受到欧盟对发展与中国经贸关系从“伙伴关系”到“竞争关系”的转变，政策上从“积极推动”到“消极设限”的转变。
2019年刚到德国时，中欧关系尽管因中美贸易战影响而有所下滑，但主流的声音仍然是积极的。当时，欧盟对华经贸关系的定位，刚刚由此前的“战略伙伴”关系，转为“合作与谈判伙伴、经济竞争对手和系统性竞争对手”，但仍以“伙伴”为主看待中国。当时德国媒体及大学老师们关注两件事：一是当年4月份中欧领导人会晤，双方的联合声明中，尽管欧盟方面设法放进了一些类似“不得强制进行技术转让”“就钢铁产能问题保持沟通”等条款，但总体上仍然强调发展积极的双边经贸关系，特别是提出尽快结束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2020年年底，按联合声明要求，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另一件事，2019年9月德国总理默克尔第十二次访问中国。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中，默克尔重申了德国及欧盟对发展与中国关系的积极态度；承认中国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以负责任态度为全球做出了巨大贡献，指出中国与其他国家同样有发展的权利，不应阻碍中国的发展进程。总体上欧盟仍然把中国视为经贸方面的伙伴。
但从2021年始，中欧经贸关系急转直下。欧盟从视中国为“伙伴”为主，更多转向视中国为“竞争对手”。标志性事件，首先仍然是涉中欧双边投资协定。2021年5月20日，欧洲议会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冻结中欧投资协定的议案。这一协议的达成历经了七年的谈判，而距离双方达成共识才刚过去不到半年。2021年，三分之二的欧盟成员国设置了对中国的投资审查机制。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一起退出中国与东欧各国的“17+1”合作机制，并指斥中国反制欧盟成员国支持台湾“独立”的行为是“经济胁迫”，开启了欧盟针对中国所谓“反经济胁迫”方面的立法。从德国情况看，默克尔刚离任，新联邦政府就改变了腔调，提出中德双边经贸关系中，德国对中国过于“依赖”的所谓风险问题。经济部长哈贝克上任伊始就表示，要减少对中国原材料、电池、半导体产品的依赖，同时还提出对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应加大审查力度，甚至提出当时已基本达成协议的“中远集团收购汉堡港集装箱码头股份”“不可行”。随即德国经济部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以“国家安全”为由，在加强对双边投资政策审查的同时，准备通过“回岸外包”“近岸外包”的方式，减少对中国所谓的“经济依赖”。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中欧经贸关系热度再度下滑。欧盟决策者中对中国持敌意态度的比例大升。大面上看，2022年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为121亿美元，大幅增长70%；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111亿美元，增长21%，并且中国已连续第七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但这主要是延续了中欧经贸往来过去的基础。实质上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欧盟各成员国不断强化针对中国经贸往来的限制性政策，并逐渐形成共识。尤其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华的态度主导了欧盟各国对华态度的转变。
在2023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冯德莱恩首次系统阐述其所谓对中国“去风险”的总体构想；2023年6月，欧盟委员会出台《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明确提出欧洲经济安全四大风险，即供应链安全、关键基础设施和网络安全、技术外流，以及经济依赖武器化和“经济胁迫”；并就“去风险”提出11项具体措施。尽管未明确四大风险源，但实质是指向了中国。为使11项具体措施落地，欧盟委员会在一些具体领域出台了针对中国的立法，这其中包括投资审查、反胁迫工具法案、国际采购工具法案（IPI）、全球门户倡议、《欧洲关键原材料法案》以及《欧盟芯片法案》等产业政策举措，开启了在经贸领域尤其是产业链、供应链及创新链与中国实质性“脱嵌”历程。
在这种大背景下，2023年前三季度，中欧贸易额为5561亿欧元，同比下降13.4%，其中欧盟自华进口降幅更是达到17.5%。德国在处理对中国经贸关系的态度及政策上，很难“独善其身”。2023年7月，德国政府通过的首份国家战略文件中，针对中国“去风险”和“减少依赖”是核心内容。文件特别强调：“近年来中国对欧洲的依赖程度在不断下降，而德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却越来越高。单方面依赖关键的初级产品、尖端技术和个别市场会限制贸易选择。德国希望在继续参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在关键领域对华依赖，以降低风险。”这也表明，欧盟内部基本达成对华政策的进一步协调，并且总体基调更加不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基于价值观”还是“基于利益”：欧盟对华经贸关系变化的原因
欧盟对发展与中国经贸关系看法的负面化甚至“对手”化，背后的驱动因素到底是什么？从欧洲包括德国政府表态层面看，主要有两种：
一是所谓“基于价值观”。中国是迅速发展中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发展模式与发展路径都迥异于欧美。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提出“四个自信”“中国式现代化”，并且认为中国的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创造了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极大冲击了作为先发国家的美国及其盟友。于是，美国率先虚构出“价值观对立”这样的叙事：即把中国的发展视为所谓“威权政权”对“民主政体”的威胁，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利用了“民主政体”市场与技术开放的优势，但却威胁到“民主政体”的发展，同时可能为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树立一个“坏”的样板。这背后的实质，是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冲突。
自2017年华盛顿明确将北京列为“战略竞争对手”以来，美国的对中国的战略也变得更具对抗性。中美之间围绕经济、科技和军事的竞争博弈态势复杂，特别是美国对华实施“脱钩断链”政策，拉拢很多欧洲国家构筑起“小院高墙”，试图从政治、军事、经济多领域强化美欧捆绑、疏远中欧关系。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欧盟尽管想推行“战略自主”，但仍然视美国为最重要伙伴，尤其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领域。2019年，欧盟对华重新进行“三分法”定位时，在把中国定位为“目标一致时的合作伙伴”“在技术领导力方面的经济竞争者”的同时，还把中国定位为所谓“推广其他治理模式选项的制度性对手”，以此显示与美国“基于价值观的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2021年美国主导成立“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更是打着“共同民主价值观”的旗号，利用技术标准合作、供应链安全等审查机制，拉着欧盟加强对中国半导体、数字经济领域的技术封锁。在随后相继成立的国际量子产业协会联盟、互联网未来宣言联盟等组织不仅将中国排除在外，而且刻意打上针对中国的政治色彩。
中美之间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竞争和经济紧张局势给欧盟带来压力，使得后者被卷入复杂的三角关系中并被迫站队美国。而俄乌冲突中欧洲部分国家对中国立场的误解，更影响欧盟对华态度，尤其是中欧和东欧。诸多政治因素左右下，欧盟对华经贸政策偏移，乃至欧盟各成员国对华态度的不确定、不稳定性，对中欧经贸合作构成了现实挑战。
二是“基于现实利益”。近些年来中国的迅速发展，在欧洲产生了另外一种叙事：即压迫了欧洲的发展空间。欧盟各国中相当部分政商界人士认为，中国的迅速发展以及中欧经贸合作过程中的“不平衡”，已经损害到欧盟本身的经济利益。
首先，欧盟各国越来越在意中欧经贸中欧盟国家逆差问题。自新冠病毒疫情暴发以来，中欧之间贸易逆差迅速扩大，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两年内翻了一番，2022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近4000亿欧元，仅德国对华贸易逆差就达840亿欧元，较2021年翻倍有余。欧盟对此表示担心，表示不会继续“容忍”这种贸易失衡，并将主要原因归咎于双方市场准入的不对等性以及所谓的“公平竞争”问题，要求“在市场扭曲的情况下实现公平的贸易竞争环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多次在国际场合提出对华“贸易平衡”问题，并且态度愈发强硬。
其次，欧盟各国越来越害怕中国制造业迅猛发展会“碾压”其传统优势产业。2010年以来，中国对欧盟贸易升级，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橡胶和有机化学品等形成对欧盟顺差。但在汽车及其零部件、高端医疗设备、光学仪器等制造业以及知识产权等服务贸易领域，欧盟形成对中国的巨大优势。但近十年来，在制造业发展上，中国稳步进行转型升级，正一步步赶上欧盟。2021年以来，中国新能源车迅猛发展并很快向欧美市场覆盖，2023年年底，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出口大国。这也是欧盟坚持要启动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的原因之一。不仅是汽车，还包括高端仪器设备、芯片以及相关高技术领域，近几年中国正一步步进行“进口替代”，这也被欧盟视为压缩了其对华出口市场空间。不久前，欧委会公布了将予以风险评估的关键技术清单，即先进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生物技术四个技术领域，亦是针对中国。
这方面，德国的反应尤其严重。中国曾经是德国汽车及零配件第一大出口市场，但目前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德国正被中国超越。不仅如此，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德国先于中国启动转型升级，陆续推出《工业3.0战略》、《工业4.0战略》和《国家工业战略2030》，但十多年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已经获得成果，而德国作为中国曾经的“老师”，却仍然处于艰难的转型过程之中，这也极大地刺激了德国财经界及某些政客的“玻璃心”。
最后，欧盟对华经贸态度的变化，还有一个无法放到桌面上的原因：即欧盟经济发展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欧盟经济深受影响且越来越增长乏力。2023年欧盟和欧元区GDP增长率约为0.6%，而作为欧洲经济引擎的德国，物价飞涨，经济萎缩。据预测，2023年德国经济将萎缩0.3%-0.5%，这也与中国年经济增长再度形成较大反差。在美国的怂恿下，在日趋复杂的国际格局中，欧盟对中国经贸关系的定位，由“伙伴”走向“竞争者”。
守住基本盘与拓展新空间：暖化未来中欧经贸关系
尽管欧盟对待中欧经贸关系的态度变得更加消极，但毕竟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已出现相互缠抱与嵌入之势。从根本利益上看，双方都有动力、有条件、更有责任持续发展好经贸关系。先求稳固，在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下最大限度求同存异，守住来之不易的贸易投资合作成果；再求拓展，寻求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开展务实合作的机会，建立更加多样性的贸易网络，推动形成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
第一，运用好中欧双方已经建立起的联系机制与渠道。一是维护好高层对话机制。始于2008年的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作为中欧之间最高级别的沟通机制，是双方在经贸领域树立共同愿景、调和利益矛盾关系的最重要机制。即使是在中欧经贸关系出现种种问题的2023年，双方领导人对于引领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促进世界稳定、繁荣还是表现出了一致的愿景。中国领导人明确指出，中国要做欧盟经贸合作的关键伙伴、科技合作的优先伙伴，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的可信伙伴。欧盟不少国家亦予以了很好的回应。二是巩固好“一带一路”倡议基本面。自中国在2013年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已与欧洲27个国家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议定书、协议等不同形式的合作文件，绝大多数都是欧盟成员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中欧经贸关系发展中继续发挥桥梁与纽带作用，要继续努力维护好基本面，发挥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作用。三是努力重启中欧投资协定。中欧投资协定以“平衡、高水平、互利共赢”为特征，约定进一步扩大双方市场准入，并超越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开放标准，对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便利化、自由化具有重大意义。一旦顺利实施，协定将为双边贸易提供更开放公平的市场环境和更稳定的投融资保障，从而加速商品、服务、技术和人才资源的双向流动，深化两大经济体之间经贸关系。投资协定的有关谈判2014年启动，经历了7年、35轮磋商，成果来之不易，应当珍惜。虽然目前被欧洲议会暂时“冻结”，但要努力重启这个协定。尤其是要借助未来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将恢复此协定作为关键议题之一。
第二，以多领域合作带动经贸关系回暖。尽管中欧经贸关系转冷，但与中美结构性矛盾不同的是，中欧之间双方利益相关的国际事务很多，可以通过在这些国际事务上合作，求取最大公约数，并逐步推动经贸关系整体回暖。在2023年中欧高层对话中，双方对标了今后深化合作的领域，诸如环保、现代农业、农食、生物医药、民用核能、人工智能、通信、物流和跨境电商等。这些领域可以放在双方目前发展关系的优先位置。一是可围绕全球气候变化与欧盟加强磋商与合作。中国在实现“双碳”目标上，可借鉴欧盟先进理念及相关技术。目前，中国已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中德合作的指导理念之一，加强与德国开展绿色科技、产业合作，可继续完善合作机制形成经验，向欧盟其他成员国推广。二是加强在绿色能源和数字化领域的中欧规划对接与标准联通。当前，欧盟把推动绿色和数字化转型作为发展重点，推动《欧洲气候法》立法、推出《人工智能白皮书》《欧洲数据战略》，旨在提升相关领域的国际竞争力，给中欧开辟相关领域合作提供了有利指引。中国可利用在太阳能板、风电设备和锂电池等领域优势，加强规划指引，促进电动汽车、绿色能源合作；通过开展数字领域联合研发、建立数字化示范合作项目等方式加强数字领域的合作双赢。三是在全球南方减贫领域加强相互支持，促进双方在第三方国家的能源开发、绿色发展等项目上合作。例如，对非洲的合作是中法两国合作的重要领域，可以与法国一起加大对非洲的资源投入，围绕公共卫生和教育等重点领域实施联合项目，促进中法两国的直接经贸合作。四是在知识产权加强协商。2021年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的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协定的双方首次大规模互认550个地理标志，意味着酒类、茶叶、农产品、食品等拥有地理标志的产品将在双方市场中受到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提升产品知名度、建立市场信任和开拓市场需求，为经贸合作注入新的动力。后续还应该在欧盟更为敏感的高科技领域，在承诺相互保护创新性专利等方面继续加强磋商与合作。五是在倡导多边主义上进行合作。中国正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共享制度型开放机遇、共享深化国际合作机遇，积极发展区域多边经贸关系。近年欧盟持续倡导多边主义，支持开放和接触的贸易政策，其与中国在世界经济愿景上的共识明显大于分歧。一方面应拓展中欧在第三方市场合作。在自贸区覆盖范围重叠背景下，中欧对第三方市场的投资和商品贸易也能一定程度上拉紧中欧经贸关系。另一方面，应积极与欧盟共同维护多边规则和自由贸易，可以利用国际多边机制平台，分享可持续发展路径、交流政策实践经验，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数字治理等领域深化合作。
第三，针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外交办法。欧盟内部不同国家对发展与中国经贸关系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2023年7月，欧洲智库中国研究网络（European Think-tank Network on China，ETNC）发布了一份重要报告，主张欧盟内部各国必须加强对中国事务的协调力度。报告中使用了一个示意图，显示了目前欧洲各国对发展与中国经贸关系的不同考量（图1）。即使是在当前背景下，仍然有法国、希腊、比利时、匈牙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非常注重发展与中国经贸关系，而德国、冰岛、挪威、瑞典、爱尔兰、意大利等国，并没有与中国经济“脱钩”的意向，只是由于意识形态及政治上考虑占了较大比重，致使双方经贸关系发展遇到一些障碍；而真正既强调意识形态、又强调所谓“去风险”的都是类似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波兰等国。
因此，面对欧盟各国的关切不同以及对中国的态度不同，中国外交也应采取不同的办法。要继续巩固图1中“第三象限”国家作为发展中欧经贸的“基本盘”，通过进一步的互利共赢，让这些国家从中欧经贸关系产生的收益分配中，获得更大份额。继续耐心对待那些因在“政治和经贸之间”拉扯而摇摆的国家，在共识的基础上，加强多元历史文化交流，通过多让对方到中国实在观察，来逐渐获得对方的理解与支持；继续秉承互利共赢原则，特别是在对方对我有所依赖领域，建立起彼此信赖关系。对待“第一象限”中右上角借口意识形态挑事挑衅、同时又以急于与我经贸脱钩来标榜立场的少数国家，坚决有理有据进行反制，以斗争求其合作，通过揭穿其“经贸政治化武器化”的企图，来避免其他国家对我在搞所谓“经济胁迫”的误解。
第四，以稳定与法德等大国经贸关系为重点突破方向。法国德国等在欧盟扮演领导者地位，过去亦在与中国经贸关系方面基础深厚。稳定与法国及德国的经贸关系，是下一步暖化及拓展与欧盟经贸关系的重点突破方向。目前，法国因与中国传统友好历史、相对独立外交以及经济互补性较强，即使在中欧经贸关系整体趋冷背景下，中法经贸关系受影响相对较小。但德国新政府意识形态色彩强烈，受美国政策影响较大，如何使德国与中国经贸关系尽快回归正常，则需要付出更多耐心与努力。
在当前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德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的重要性是战略性的。德国是欧盟创始六国之一，也是欧盟内部最大经济体、欧盟最重要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大国。稳定并暖化中德经贸关系，并借此进一步发展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极为重要。
实际上，暖化并发展中德经贸关系基础非常好。从现状看，德国是中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两国经济互补性强，特别是在汽车与制造业领域，过去几十年间，中国是德国汽车整车及零部件最重要出口国；2021年以来，尽管中欧经贸关系趋冷，但不少德国车企仍然陆续加大在华研发投入力度和加强新能源布局。而近年来，中国车企也加大了在德国投资，特别是动力电池行业，宁德时代及蜂巢能源都相继宣布在德国建设多家海外工厂，看重的是德国完善的汽车工业体系、大量高技术工人以及科技创新能力；中德高层仍然非常重视与对方关系。2022年底，德国总理朔尔茨成为疫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西方国家首脑，中国新任总理李强首次外访的国家也是德国。
从欧盟及德国内部看，目前中德经贸关系最大的障碍是地缘政治的考量，背景是中美大国博弈及俄乌冲突。需要发挥好双方已建立起的合作机制与渠道作用，寻求双方在各领域最大共识，更要注重回应好德国对中德关系中若干领域的敏感与关切。近年来，中德陆续签订文化交流协定、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与教育交流合作协议，开展了类似中德高级别财经对话、中德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以及中德环境论坛等交流平台。2023年，中德政府通过磋商，取得了建立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对话合作机制、继续举办中德高级别财经对话以及环境论坛、卫生对话等可喜成果；德方也发出了无意脱钩、加强合作的信号，在欧盟内部发挥了积极引导作用反响。面对政治化、泛安全化造成的中欧经贸关系趋冷，需要继续暖化并拓展中德高层级多领域宽维度沟通，带动中欧关系回归并稳定在务实合作的轨道上。
（编辑 杨利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