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战争时代吗

 

“一片黑暗，大地在流血。

发誓，要让山崩地裂，

要摧毁所有的边界，

历经空前的变化，

遭受空前的暴乱……”

——亚历山大·勃洛克《惩罚》，1911年

我以我最喜欢的俄罗斯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的诗篇作为开头，撰写这篇文章。他的洞察力可以与俄罗斯最伟大的天才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媲美。长此以往，我一直亲眼看见这个世界中愈演愈烈的残酷军事冲突，这场冲突有可能成为第三次世界热核战争的导火索，极有可能摧毁人类文明。这一预测是我发表一系列文章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文章阐述了为什么应该恢复核威慑的可信度，核威慑使世界和平了50多年。

军事冲突极有可能发生质的升级

许多结构性因素表明，军事冲突极有可能会发生质的升级，这将把世界带到灭亡的边缘。但是，除此之外，它还可能给整个人类，尤其是给俄罗斯带来数不尽的灾难。我不希望吓到那些原本已经很紧张但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新现实的人们。但是，您不能把鳗鱼藏在袋子里，我最睿智的伙伴们已经开始越来越坚定地认为这将可能导致一场大战，并提供预防和准备措施。

另一方面，美国“深层权力”也开始警告很有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推测如果美国必须同时在两条或三条战线（欧洲、太平洋和中东）作战，它应该如何避免失败。[1]

对于本文标题中提出的问题，我更倾向于给予否定答案。但是，我们需要了解冲突升级的原因，并推进更积极的维护和平的政策。我相信，我们需要大力调整国内、军事和外交政策等所有政策，并为我们自己和世界提供一种新发展模式。

积极应对挑战的几项措施

第一项挑战是主要以利益至上的现代资本主义的萎靡，由此，它鼓励疯狂消费那些在正常生活中日渐不必要的商品和服务。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垃圾信息洪流也属于同一类。电子产品消磨掉人们原本可以用于生产活动的巨大能量和时间。人类正在与自然发生冲突，并开始破坏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即使在俄罗斯，幸福感的增长仍然主要指消费的增加。

第二项挑战是最明显的全球环境问题。污染、气候变化、仅适用于农业的淡水储量减少，以及许多其他自然资源减少等全球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相反，人们提出了所谓的绿色解决方案，通常旨在巩固特权阶层和富人阶层在其社会和全球的主导地位。例如，不断试图将减轻环境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的负担转嫁给制造商，而不是转移到西方的消费者身上。在西方，过度消费正在走向畸形发展。估计有20%-30%的世界人口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和日本，但这些人口每年消耗全球70%-80%的生物保护圈的资源，[2]而且这一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但是，病态的消费主义正在向世界其他地区蔓延。我们自己仍然受到炫耀性消费的影响，这种消费曾在20世纪90年代非常流行，现在逐渐消失，尽管速度非常缓慢。因此，争夺资源的斗争愈演愈烈，内部紧张局势加剧，包括由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不平等消费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

为了分散人们对未解决挑战的注意力，这时就需要一个敌人。早在2010年代中期，“采取制裁措施”就已经成为一种公开合理的手段，以控制欧盟日益庞大的发展态势。现在，制裁手段已经成为维系西方联盟的主要纽带之一。欧洲的政客们越来越多地谈论有必要为世界大战做准备，如果不采取措施，显然是遗忘了历史的教训。如果战争爆发，北约的欧洲国家只能存活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但是，上帝当然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

一个并行过程是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自苏联解体以来，这种不平等急剧增长。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政治民主制度基础的中产阶级已经萎缩了大约15-20年，且效率越来越低。

第三项挑战是人和社会性的退化。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相对发达和富裕的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但不只是西方国家）正在遭受城市文明的侵害，城市文明的生活环境相对舒适，但也脱离了人类历史和基因形成的传统栖息地。不断传播的数字技术，本应促进大众教育，但是它却日益导致网络世界的低智化；而且数字技术不仅可以成为寡头政治操控大众的工具，甚至民众本身也可以利用技术操纵舆论，从而产生一种新的“网络暴政”。此外，不希望分享特权和财富的寡头政治故意危害人民，鼓励社会解体，试图让人们无法抗拒对大多数人们来说越来越不公平和危险的秩序。他们不仅在宣扬，而且在强加反人类或后人类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拒绝人类道德的自然基础和几乎所有基本的人类价值观。

信息洪流与相对富足的生活条件相结合，缺乏一直推动人类发展的主要挑战：饥饿和对暴力死亡的恐惧。恐惧正在逐渐呈虚拟化。我们看到，欧洲精英几乎完全失去了战略思考能力，传统意义上的精英几乎消失殆尽。比如，我们正在目睹美国统治精英的智力衰退，但美国拥有超强的军事能力（包括核能力），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有一条让我非常震惊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拜登和其国务卿布林肯都认为，核战争并不比全球变暖更加糟糕。[3]但是，这种隐患威胁着全人类，需要采取果断的应对措施。我们的思维越来越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挑战。

第四项挑战是权力从美国空前迅速地重新分配给正在崛起的世界多数国家。在先前的国际体系下形成的构造板块开始移动，引发了一场漫长的全球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意识形态“地震”。这其中有几个原因。

首先，20世纪50-60年代的苏联，以及随后历经15年衰退之后恢复过来的俄罗斯，削弱了欧洲和西方长达500年的统治基础，即军事优势。我多次说过：军事优势是欧洲和西方在世界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基石，借此它们可以将自身利益和政治秩序、文化强加于人，最重要的是，吸走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西方失去500年的霸权，是它们极度憎恨俄罗斯并试图灭掉它的根源。

其次，这也是西方自身的错误造成的。西方向来坚信自己一定会是最后的赢家，耽于过度自信而放松警惕，忘记了历史教训。它犯了一系列地缘政治错误。俄罗斯精英们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希望融入西方，但都被西方傲慢地拒绝了，也许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件好事。他们希望平等，但备受冷落。因此，原本俄罗斯是一个拥有巨大自然、军事和智力潜力的潜在的西方伙伴，甚至是盟友，其生产能力较小但潜力巨大。现如今，它已经变成了非西方国家的战略核心，通常被称为“全球南方”，但更合适的名称是“世界多数”。

第三，西方信奉“自由民主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模式，认为除此之外各国发展道路绝无其他选择，这种认识使它们错过了中国崛起的机遇。西方希望中国这一大国文明能够沿着“民主”的道路走下去，也就是效率更低的治理模式，并在战略上追随西方。我记得当俄罗斯精英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与西方进行利润丰厚的合作而遭到拒绝时，我感到惊讶。我以为西方已经决定消灭俄罗斯。但事实证明，它只是傲慢掺杂着些许贪婪。西方精英的知识水平，有目共睹。

美国卷入了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一系列不必要的冲突。它没有在这些冲突中讨到便宜，暗淡了其军事主导地位的光环，浪费了投资于常规作战部队的数万亿美元。它也许希望通过退出《反导条约》来恢复战略武器优势，但是华盛顿此举恢复了俄罗斯的自我保护意识，最终摧毁了达成友好协议的所有预期。莫斯科启动了一项战略力量现代化计划，到2010年后，这项计划首次打破历史纪录，而且能够继续开拓发展。

第五项挑战是世界体系紧张局势。按照历史标准，上述发展几乎是瞬间使全球力量平衡出现雪崩式变化；西方吸收全球变暖潜能值的能力迅速下降。西方（但主要是华盛顿）正在通过将经济联系武器化和使用武力来减缓其自身地位的下降，并以此挫败竞争对手，破坏其在经济和金融领域曾经的特权地位，对其技术和高科技产品转让的一系列制裁和限制打破了生产链的平衡。美元（以及欧元）肆无忌惮的滥发，加速了通货膨胀，增加了公共债务。为巩固其地位，美国正在破坏其创建的全球化体系，但这也为世界大多数国家中正在崛起的、更有组织、更努力的竞争对手提供了机会。经济去全球化和区域化正在进行，旧的全球经济管理体制正在瓦解。相互依存曾经被视为发展和加强合作与和平的工具，现在正日益成为脆弱的因素，破坏其自身的稳定作用。

第六项挑战是，西方重点针对俄罗斯和中国发动了一场“绝地反击”。美国和西方开始了一场几乎空前的战争式宣传运动，妖魔化竞争对手，尤其是俄罗斯，并系统地切断了与这些国家的文化和经济联系。西方正在降下比冷战时期更为厚重的铁幕，树立一个世界公敌的形象。在俄罗斯和中国方面，思想和信仰方面的论战并没有那么全面和激烈，但反美情绪正在加剧。一切都造成了一种政治和心理状态，西方正在妖魔化俄罗斯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妖魔化中国人，当然与他们断绝关系的代价更高。我们对西方也越来越蔑视。“去人性化”为战争铺平了道路，这似乎是西方战争准备的一部分。我们的反应是：这为与不值得尊重或善待的人进行无情斗争创造了先决条件。

第七项挑战是地缘格局的结构性转变。地缘政治板块的变动、新国家和新大陆的崛起，以及冷战时期被遏制的过往冲突被重新激发，这些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系列冲突（如果新领导人不采取积极的和平政策来应对这种发展趋势的话）。“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可能不仅存在于新旧之间，也可能出现在新崛起的国家之间。如果冲突升级（这种可能性很大），它们将引起连锁反应，增加世界大战的风险。到目前为止，主要的危险来自西方发动的上述冲突，但几乎所有地方都会爆发冲突，包括俄罗斯的周边地区。

在中东可以预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爆发，可能整个地区都会惨遭不幸。一系列战争也在非洲肆虐。在遭受重创的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小的冲突事件此起彼伏。西方仍然占据信息和宣传的主导地位。虽然拉丁美洲和亚洲在历史上不像欧洲那样好战（欧洲是历史上大多数战争的爆发地，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但那里也发生了战争。那里的许多边界都是前殖民大国划定和强加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还有其他几十个国家。

鉴于欧洲的发展历史走到今天，经济减速、不平等加剧、移民问题等日益加剧，相对民主的政治制度功能日益失衡，而且出现社会道德沦丧问题，无疑会使欧洲发展速度减缓。可以预见，在中期内，欧盟内部会出现分化，甚至欧盟可能解体，民族主义兴起，政治体系趋向法西斯主义化。次大陆又将重回其不稳定的常态，甚至成为冲突的根源。

第八项挑战是经济、政治和安全问题。全球治理的崩溃让情况更糟糕；再次爆发的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陈旧的联合国结构使该组织的职能越来越羸弱；北约的扩张破坏了欧洲的安全体系。美国及其盟友试图在印太地区联合反华，以及争夺海上航线控制权，也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北大西洋联盟曾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稳定和平衡作用的安全体系，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多次发动侵略的团伙，现在正在乌克兰发动战争。

如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一带一路”和俄罗斯北方海航道等为确保国际安全而设计的新组织、新机构和新路线，至今只能部分弥补安全支持机制日益严重的缺口。主要在华盛顿的倡议下，前军备控制系统的崩溃加剧了这种缺口，该系统在防止军备竞赛方面发挥了有限但有用的作用，但它仍然具有较高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怀疑和不信任。

第九项挑战是西方在世界文化、经济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遭到削弱，这为其他国家和文明开辟了新机会，但也带来了令人担忧的风险。美国的地位遭到削弱，对维护许多地区的稳定失去了兴趣；相反却挑起不稳定和冲突。最明显的例子是在美国获得相对能源独立后的中东政策。

在长达15年的短暂的地缘政治主导地位的刺激下，美国政治阶层（至少在下一代人）将维持其在麦金德理论的知识框架内。更具体地说，美国将不顾一切阻碍新大国的崛起，主要是针对中国，还包括俄罗斯、印度和伊朗，也将试图阻碍土耳其和海湾国家的崛起。因此，美国至今已成功地在乌克兰挑起和煽动武装冲突。它还试图将中国拖入台湾战争（虽然尚未达到目的），试图加剧中印分歧，不断尝试在中国南海挑起事端（基本上是无事生非），以此恶化中国东海的局势；并在外高加索地区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掀起冲突，不过还没有达到目的。在俄罗斯和中国的共同邻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

最明显的弱点是哈萨克斯坦，（美国）已经尝试过一次了。应哈萨克斯坦领导层的要求，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俄罗斯维和人员将美国拦下。但这种情况还将持续。美国将再次遭受失败，这次是在欧洲对乌克兰的失败。

美国及其盟友挑起乌克兰战争，并正在煽动其升级。起初，他们希望瓦解俄罗斯，但是以失败而告终。后来他们希望冲突持续下去，借此消磨并推翻俄罗斯政权，或者至少借此束缚其能力、阻碍其发展，并降低其替代方案对西方政治和意识形态范式的吸引力。

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若不能以胜利告终，目前的美国和欧洲相关买办精英只能接受其主导地位的丧失，并认清其在未来的国际体系中将占据次要地位。西方将从其昔日的霸权中和平让位。

第十项挑战是应对核恐吓。几十年来，由于对核武器的恐惧，才得以维持地球的相对和平。然而近年来，和平生活的习惯、上述智力退化以及社会和精英阶层的“剪辑思维”，刺激了“战略寄生”的兴起。人们不再惧怕战争，甚至不再惧怕核战争。俄罗斯著名外交政策思想家德米特里·特伦宁经常提出这个问题。[4]

第十一项也是最明显的挑战，一场新的质与量的军备竞赛正在进行。战略稳定是核战争可能性的指标，但是这一指标正在遭受各方的破坏。新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出现或已经出现，这些武器不在限制和禁止制度的范围内。其中包括多种生物武器，既针对人，也针对个别民族，以及动物和植物。这些武器可能引发饥饿，传播人类、动物和植物疾病。[5]美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一个生物实验室网络，其他国家也可能已经建立这样的实验室。相对更容易研制一些生物武器。

除了导弹和其他各类武器的数量急剧增加和射程延长之外，一场无人机革命正在悄然进行。无人机相对价格便宜，但可以携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重要的是，它们已经在战争中开始大规模使用，这会使正常生活遭到无法忍受的危险。随着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边界日渐模糊，这些武器成为恐怖袭击和纯粹暴徒活动的完美工具。在相对没有保护的空间里，几乎任何人都会成为犯罪分子的潜在受害者。导弹、无人机和其他武器会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巨大破坏，随之而来的后果是危害人民和国家。我们已经在乌克兰冲突期间目睹这一切的发生。

高精度远程非核武器“从下面”破坏了战略稳定。与此同时，核武器正在趋向小型化（美国已再次开始进行），这将“从上面”危害战略稳定。种种迹象表明，军备竞赛已波及外太空。对国家或组织的决策中心实施斩首式打击的风险将急剧增加。战略稳定将受到另一次毁灭性打击。经验丰富的老战士们还记得我们和北约是如何惧怕SS-20和潘兴二号导弹的。但目前的情况要更糟糕很多。在危机发生时，越来越多的远射程、高精确度且无法拦截的导弹，将威胁到最重要的海上通信，如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新加坡海峡和马六甲海峡。

各大国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各种不受控制的军备竞赛，这将逼迫在全球部署导弹和防空系统。当然，与其他一些武器一样，远射程且高精确度的导弹也可以加强安全防护，例如，最终削弱美国航空母舰舰队的潜力，降低华盛顿推行侵略政策和支持盟友的可能性。但随后，他们也将急于拥有核武器，韩国和日本很可能会拥有核武器。

最后，最时尚但也是很危险的因素，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使用，这不仅大大增加了武器的危险性，而且当人民、社会和国家失去对武器的控制时，还会造成局部冲突升级的新风险。我们已经可以在战场上看到自主性武器。在这一点上，军事战略领域的人工智能带来了更多危险。但这也许会创造防止它们的新机会。然而，依靠人工智能以及传统方式和方法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是愚蠢甚至鲁莽的。

我可以不断列举在世界上造成近乎战争甚至类似战争的军事战略局势的因素。即使不是一场全球灾难，世界也正处于或者已经处于一系列灾难的边缘。这种情况极其令人担忧，危险可能是空前的，甚至比亚历山大·勃洛克时代更令人担忧，他预言20世纪对我们的国家和世界来说是如此可怕。俄罗斯已经在制定一些策略和解决方案。

一切尽在掌握中，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的挑战是多么深刻、严峻和空前的，不仅需要通过应对，而且要通过保持领先地位来应对这些挑战。我再次强调：为了俄罗斯和世界上每一位负责任的公民，俄罗斯需要新的外交政策，需要内部发展的新优先事项，需要社会的新优先次序。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