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研发投入，以科技进步提高企业生产率和促进产品升级换代，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然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可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也是克服经济增速下滑，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现弱化的根本。
马克思很早就对生产率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劳动时间有两层含义：一是活劳动的消耗量；二是包含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量。意味着通过活劳动的消耗量来测算的劳动生产率是考虑单一要素的劳动生产率，而同时考虑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劳动生产率，则蕴含着预付资本即所有投入要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这其实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思想的体现。马克思比其他西方学者提出的全要素生产率思想早了大半个世纪。可以说，马克思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认识，开启了科学探索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先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经济发展产生一系列新变化，要素投入日趋多元化，全要素生产率概念被正式提出。2018年版《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关于“全要素生产率”词条指出：全要素生产率是产出中投入要素不能解释的部分。这一概念描述简单明了，同时，全要素生产率也可以理解为扣除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进步贡献率。
我国三个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在不同层面的变化
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是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在三次产业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87-2019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和贡献率分别为2.81%和31.52%（见表1）。
1987-1994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保持较快增速，这一定程度上与改革开放以来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激发，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有关。伴随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全要素生产率进入稳速增长期。
2005年以来，受投资过热以及阶段性、地区性、结构性的能源短缺影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首次出现负数。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内投资需求疲软，资金主要投向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使得投资的需求与投向错位；加之技术引进难度加大，国内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有待增强等原因，2010-2014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降至-2.95%。随后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探底后快速回升，但仍有较大上升空间。
从产业层面来看，我国三次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虽历经波折，但其增速整体呈现波浪式下降趋势。1987-2019年，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和贡献率分别为：一产3.47%和6.71%、二产1.35%和18.67%、三产3.72%和32.01%；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在新发展阶段，提升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成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动力及其变化
由马克思对劳动生产率影响因素的分析可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加快技术进步，这需要加强人力资本建设，加大研发投入、引进先进技术等；二是优化要素配置，重点从制度层面解决资源错配问题。1987-2019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依赖技术进步，但在时序上呈现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1] -技术进步”的交替性驱动现象，且三次产业的效果各异（见表2）。
表2 1987-2019年全国及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分解项增长率（单位：%）
2004年以前，资本、技术等的引进带来了全行业技术水平的提升，技术进步增速整体高于技术效率增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各类要素不断流向效率更高或相对更高的部门，使得我国技术效率增速整体高于技术进步增速。在全球总需求不足等背景下，2005-2014年技术进步增长率的下降成为制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因。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2015-2019年技术进步增速整体超过技术效率增速，技术进步成为抑制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图1 1954-2019年韩国、日本、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以美国=1为基数）
2021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达到美国的76%，但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仅有美国的40%左右。与其他发达国家日本、德国等比较，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仅仅是日本的63%、德国的44%左右。
中美经济增长、股票市场收益率比较
图2 1959-2023年美国GDP增速与标普500指数收益率对比
图3 1982-2022年德国GDP增速与DAX股指收益率对比
图4 1984-2022年日本GDP与股指收益率对比
从以上图表看，美德日股市长期收益水平并没有被经济增速绑定，甚至出现了经济增速下降，股市收益反而回升乃至创新高的现象。
当经济增长中枢下移发生时，短期确实对股市收益形成冲击，但新的中枢企稳以后，美股收益率不仅快速回升，甚至表现得比过去高增速环境更为强劲。从整体股市来看，20世纪80、90年代，美国股市的ROE水平尽管有一些波动，但中枢始终维持在12%的水平，并没有像GDP增速一样呈现出降档迹象。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GDP增速中枢进一步下降到1.8%，但美股ROE的均值依然维持在12%附近波动。标普500指数的ROE水平略高于美股全市场，但二者趋势一致。过去30年尽管经历了互联网泡沫和金融危机的冲击，标普500的ROE依然能快速修复，重回14%的中枢附近。
德国经济减速后，股市收益经先抑后扬，2012年以来的10年平均收益水平维持在10%左右。尽管低于80、90年代的水平，但这个收益水平相较英国、法国等成熟市场也是比较高的。
日本经济维持了多年的极低增长甚至负增长，但股市收益仍然在2013年以后展现出了强劲恢复的势头。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从表征上看，当一国身处低收入阶段时，可通过扩大要素投入量，以高速增长的方式摆脱“贫困陷阱”。这不仅在供给层面表现为低收入国家的生产要素成本低廉且丰富，还在需求层面表现为市场规模随经济发展过程而不断扩张。随着经济发展摆脱“贫困陷阱”，供给层面和需求层面也随之发生系统性变化。我国自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特别是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的传统增长点转向“创新驱动”的新的增长点。在此过程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尤为关键。
实际上，全要素生产率是在要素投入既定条件下，通过要素使用及其优化配置实现最大产出，从投入产出的视角来看，其本质是技术、人才等要素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而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稳步提高，即是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表征。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这也意味着“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不断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历程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时间越长，跨越的难度就越大，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增长，是一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概言之，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张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带动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决定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成效及质量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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