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强国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我们正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过去强国的话语和理论基本上由西方垄断，我们则要立足中国实践，全面提炼中国经济发展经验，努力揭示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所蕴含的系统化和规律化学说，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并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强国经济学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立足中国实际，提炼中国经验，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深入剖析中国如何实现从“大国”到“强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系统阐释和揭示中国奇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
我们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面临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更好运用当代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引现代化国家建设、探索强国之路，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中国经济学理论的自主意识和创新
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历史性伟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然而，我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所形成的经济理论和学说，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完整的中国理论和当代政治经济学。中国一些经济学者早已对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形成“路径依赖”，每当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新成就，他们往往简单化地将其归因为学习和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成果；而每当经济出现问题，他们要么责怪西方理论没有得到很好遵从或运用，要么不自觉地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寻找答案和理论依据。这种格局和状况，容易使我们丧失理论自信，甚至掉入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之中，从而误判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
回顾中国40多年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不少源自经济领域的实际操作者的行动被中国经济学者发掘总结，并以某些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无法理解或似乎不严谨的概念进行阐释，被中国高层决策者采纳；它们经实践试点所形成的改革经验向全国推广。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共同富裕等。正是这些在西方经济学里很难找到的中国概念，启动了中国40多年的经济改革，推动成就了中国经济奇迹，并以雄辩的事实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神话”。
事实上，任何理论都有其特定的适用性。现代西方经济学无论是从起源还是从发展来看，都与“西方”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是西方经验的总结。而且，西方学者所拥有的经历、背景，决定了他们很难准确解释中国经济问题。一味地用西方范式解释中国问题，用西方概念裁剪中国现实，用西方理论指导中国实践，结果一定是难以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迫切需要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更需要属于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没有主体性，经济学便不能解释中国问题，更不能解决中国问题。
中国的发展有着西方经济学研究者所没有的丰富素材，是一座构建经济学理论的富矿。中国的学者要善于从丰富的实践中汲取和升华经济理论的中国元素。当前，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任务是，要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术语“创造性”地重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逻辑体系，为世界经济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
强国经济学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超越
中国与西方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国家的角色与作用不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30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总是囿于市场与政府相互替代的观点，始终无法消除经济发展面临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而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始终坚持政府与市场两者的有机结合。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是确保现代经济体系持续繁荣的坚实基础。虚拟经济必须根植于实体经济，没有了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的深厚物质支撑，一切虚拟经济都无法实现繁荣与发展。受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呈现“脱实向虚”趋势，主要特征为虚拟经济的泡沫化与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并进一步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等重大问题。因此，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如何协调发展成为各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命题。
曾有一段时期，“政治经济学无用论”泛起，甚至出现了“范式危机”。事实上，不是政治经济学无用，而是要不断推进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没有止境。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从学理上，研究大国成为强国的经济学逻辑，不仅能够为强国时代提供新的理论，而且有助于阐释中国道路。习近平同志指出:“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1] 同样，支撑中国走向现代化强国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别的什么理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应将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结合，将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理论。政治经济学研究应开启新的理论视角。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世界性难题
放眼全球，如何让“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协同发力，堪称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中，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不懈地探索将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结合得更好，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
西方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西方经济学理论从重商主义产生到古典经济学建立和发展，走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而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也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经济理论界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
在重商主义影响下，政府与市场关系完全是利益导向的，采取自由贸易还是政府管制，取决于哪个能满足当权者的利益诉求。
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象征着古典经济学理论开始形成体系。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完成了古典经济学的构建。亚当·斯密主张自由放任的政策，他认为自由化的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经济活动不能靠政府的调节，而要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人们追逐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能使社会利益最大化，而政府对自利个体的干预反而会阻碍国民财富的增长，所以政府只需要承担“守夜人”的职责。李嘉图同样崇尚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经济行为，将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进行理论化和系统化。
马歇尔作为新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于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建立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新古典经济学更加强调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市场均衡理论的研究中，政府经济职能始终是缺位的，默认政府在经济方面仅仅是旁观者。
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都强调了自由市场对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淡化甚至排斥政府的经济职能。主流经济学把政府所有的经济职能剥离给市场，而政府承担的只能是社会职能。可以说在这个阶段，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没有政府，只有市场。
凯恩斯革命：政府作用的再提出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深刻暴露了市场机制的缺陷和市场自发调节机制的局限性，主流经济学转向了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1936年，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由此创立了宏观经济学。凯恩斯指出，尽管供给可以创造需求，但是供给创造的需求会存在有效性不足问题，并且在短期内市场自发调节机制本身存在局限性。此时需要政府采取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现有效需求的扩大，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在凯恩斯理论框架中，宏观经济政策崭露头角，政府经济职能从缺位到补位，“看得见的手”开始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在具体实践中，美国罗斯福新政拉开了政府干预的序幕，在此后一段时间，政府干预主义风靡西方世界，即主张当市场存在失灵现象时，需要政府进行修正；这不仅在观念上深入人心，而且在实践中也显示出了有效性和必要性。在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的指导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理性修复期”。
20世纪70年代，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西方诸多国家出现滞胀危机，经济发展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宣告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破产。西方经济学界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再度兴起，相继出现了多种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由此，自由放任思想重新占据主导地位，主张政府应当完全不干预经济，中央银行应当保持独立性，这样经济会实现自动平衡。
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主张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学派逐渐掌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话语权。哈耶克批判计划经济，认为计划者永远不会获取足够的信息和知识以正确地配置资源，1944年，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提出：应当重视产权在经济中的关键地位，竞争应当占据主导地位。
市场化和自由放任是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主线。在其理论框架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始终是此消彼长、二元对立的替代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关系
我国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探索。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后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在改革实践中不断破解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世界性难题，既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局限性，又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认知，使“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单纯的市场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简单相加，而是二者的有机融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机统一体。
在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要把它看作一个完整的概念、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时，就明确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一词，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另外，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资源配置有宏观、微观两个层面，涉及许多领域。在资源配置的微观层面，即多种资源在各个市场主体之间的配置，市场可以通过供求变动和竞争机制促进效率，发挥基础性的重要作用，也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资源配置的宏观层面，如供需总量的综合平衡、各部门各地区的比例结构、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等，以及涉及社会安全、民生福利(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资源配置，就不能都依靠市场来调节，更不用说让其起“决定性”作用，而是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机制在这些宏观层面的领域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需要国家干预、政府管理、计划调节，以矫正、约束和补充市场的行为，用“看得见的手”来弥补“看不见的手”的缺陷。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时，政府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导向性作用。对于在宏观层面上以及微观经济活动中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资源配置问题，政府要加强调宏观调控和管理，不能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盲目操纵，自发“决定”。当然，对于为市场提供服务、实施监督、做“守夜人”，政府责无旁贷。
第二，“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都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决定》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或者其他性质的市场经济。习近平同志强调，应当吸收西方经济学有关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但“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2] 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不同的经济学派，每个学派对政府和市场关系均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总体上在对待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问题上，反对政府干预、强调市场作用是主旋律。随着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完善和逐步走向衰落，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论也在相应发展，在应对市场调节、市场失灵和宏观经济不稳定，以及实行微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积累了若干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理论成果。
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历程与实践创新
市场经济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中，也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中，市场经济的性质由所在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
经济体制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
在传统经济学认知中，现代社会有两种经济体制，一种是与社会主义社会匹配的计划经济体制，另一种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匹配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只能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和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采取计划供应。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僵化、封闭，统得过多、过死，所以国内经济出现短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发展。
改革开放后不断深化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开创性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把经济制度问题和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区分开来，这标志着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重大突破。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战略部署，极大地推进了市场化改革进程。党的十五大确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六大重申，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强调，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我国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完善的过程。进入新时代，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及作用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党的十八大提出，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市场的作用进行了重新定位，从基本经济制度、现代市场体系、政府职能、财税体制改革、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开放型经济等方面进一步规划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目标。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更加突出市场和政府两者的作用及差异性，呈现出强政府作用和强市场作用的双强模式。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定了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体现了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决了政府与市场协调的世界性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体现了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一方面，自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我国市场活力不断激发。2022年3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披露，我国民营企业数量从2012年的1085.7万户增长到2021年的4457.5万户，实现了10年翻两番，民营企业数量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由79.4%提高到了92.1%。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为代表的中国民营企业重视技术创新，积极推动传统技术升级、传统经营方式转型，造就新产业、新业态，推动中国在5G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领域取得世界领先地位。我国民营经济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的繁荣发展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
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和发展实践的规律层面总结出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辩证统一，开创了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的良好局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强调政府与市场的辩证统一、有机融合，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将两者对立的传统认知。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世界趋势
虚拟经济泡沫化明显
20世纪70年代之后，虚拟经济作为部分发达国家重要的经济形态，对资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以金融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虽不创造价值，但虚拟经济部门比实体经济部门在获取利润方面具有更强的能力。随着经济的虚拟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呈现产业空心化、实体经济萎缩等趋势，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下降，而虚拟经济部门占比却在持续上升，它们呈现出结构服务化的特征，进入了“服务业经济国”的国情时代。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形成以债务为基础的运行体系，其主要利润的来源为虚拟经济。美国的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资产与非金融资产的比率持续上升，从7.28%(1963年)上升至38.5%(1980年)，而到了1990年则变为57.85%，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比率为82.14%。20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储蓄类金融机构信贷占比在50%以上，20世纪80年代之后，该比重下降至20%左右，信贷绝大部分来源于非储蓄类的金融机构，它们被称为“影子银行”。虚拟经济功能的异化导致其资本形式更多是高利贷资本，这种新的虚拟资本形式已经摆脱了与制造业的关系，并与房地产和其他行业形成了共生关系，形成了所谓的金融、房地产繁荣景象。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使得虚拟经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日益明显，许多发展中国家以步入后工业化时代作为经济发展目标，认为推进虚拟经济快速发展即能加快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因此，“华盛顿共识”推行之后，部分发展中国家进入虚拟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20世纪70年代之后，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影响了较多国家的发展轨迹，不论是在此过程中实现货币霸权并且在世界范围内传递本国价值观的发达国家，还是经济基础薄弱渴望经济腾飞的发展中国家，无一不受到虚拟经济的影响。
实体经济空心化
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现象和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危机几乎同时出现，这不是历史的巧合，是历史的必然。换句话说，经过二战后一段繁荣期之后，许多企业盈利能力出现危机及长期的增长停滞，是发达国家发生去工业化的重要原因，甚至是其去工业化的核心力量。许多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是进入了金融、房地产投资等领域。
20世纪40年代，美国在制造业的各个门类，几乎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此时期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值得关注的是，1945年，美国的GDP已经超过苏联、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五个工业强国GDP总和的20%；步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的制造业呈现出相对停滞的态势，美国出现了商品贸易逆差，美国的汽车制造行业逐渐走向衰落。1948年，制造业对美国GDP的贡献率为46%；1973年，这一比率降到了22%。值得关注的是，1986年，美国的金融机构对美国的经济贡献最大。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本土的一些制造业企业在利润的驱使下，开始采用外包以及在海外设厂的策略，越来越多的后发国家的工业经济逐渐赶上。与此同时，美国金融机构对经济影响逐渐扩大，1986年升至首位，这也是美国去工业化进程中的显著表现之一。随着美国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它终于在2008年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
纵观全球，20世纪80年代以来，部分发达国家以较快速度吸收金融、房地产投资等虚拟经济部门的资金，与虚拟经济泡沫化属性明显几乎同时出现的是，世界经济呈现出去工业化特征。
生产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资本寻求利润最大化，这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发达国家实体产业的空心化。美国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实体经济领域的辉煌成绩与其空心化之后的境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在去工业化进程显著的国家，实体经济会逐渐呈现出空心化趋势；与此同时，虚拟经济膨胀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挤出效应，致使其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