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确立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奇迹。2023年正值改革开放45周年。当此时刻，很多人都在探寻答案的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45年，中国取得伟大成就的秘诀是什么？
始终坚持改革开放这个“重要法宝”
首先，我国始终坚持了改革开放这个“重要法宝”和“关键一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党的二十大，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着中国改革开放前行的方向和路径。党的这些重要会议及其精神成为指导国家年度发展、五年规划和中长期展望的重要依据和战略引领，这也是一个探寻普遍规律、凝聚广泛共识以及“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渐进动态调整过程。
其次，我们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形成一场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没有前人经验和现成理论可循的情况下，凭借“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改革精神，凭借“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逐渐在苏州形成外向型模式的昆山、太仓，内生型增长的吴江、张家港和常熟，形成创新型发展的工业园区、高新区等不同模式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在广东也形成外向型发展的东莞、内生型发展的佛山、创新型发展的深圳以及各种改革创新发展模式。充满活力和创造力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鲜明特点之一。
再次，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改革中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从小岗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简政放权、搞活企业、价格并轨的改革，从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方向到加入WTO推动体制机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从各地发展模式的比较来看，用市场机制解决不充分发展的矛盾、提升人均收入和经济效率是有效的。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以政府作用解决不平衡发展的矛盾、缩小差距实现公平，已经成为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
第四，我们始终坚持“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的开放道路。作为典型例子，1978年7月和8月，广东东莞和佛山分别设立太平手袋厂和大进制衣厂，率先启动“三来一补”的离岸制造模式。这是一种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经济大循环、嵌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佛山又转向在岸制造模式，其意义在于这是一种构建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渠道的内生型经济发展模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两座城市又都开始探索全球制造新模式。东莞建设中子科学中心、松山湖国家材料实验室等创新链，佛山则推动传统制造业与先进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以及后续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
第五，我们始终坚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理念。1978年，中国恩格尔系数为60%，即居民消费支出的60%都用于食品开支。当时居民消费的重点是解决吃穿问题，产业的重点是发展轻纺工业，改革的重点是商品市场化改革以解决供给短缺问题。2000年，中国恩格尔系数为40%，这时居民消费的重点是解决住行问题，产业的重点是发展重化工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改革的重点是推动要素和资源市场化改革。2019年，中国恩格尔系数为28.2%，居民消费的重点转向文化娱乐、旅游休闲等服务业和高品质需求，产业的重点转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型产业，改革的重点转向建设高标准开放型市场体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消除绝对贫困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我们党施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深化改革开放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第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改革开放是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起步的，随后加快形成了社会、区域、城乡、部门之间的要素流动和竞争合作机制，有效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但其间也带来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而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就成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必须面对的问题和挑战。
第二，外向型经济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引领，我们成功发展了市场经济、工业经济和外向型经济。但这个路径也带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的磨合甚至摩擦。比如中国是世界最大贸易顺差国这一点，就不断被美国等一些国家拿来做文章。在进一步稳定进出口形势的同时，中国GDP增速长期高于外贸增速也是一个基本事实，这再次证明了扩大内需是大国现代化的基石。
第三，科技强国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参与国际大循环、嵌入国际分工体系过程中，缺少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营销渠道必然导致科技自立自强能力相对薄弱。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亟须解决“有和没有”“好和不好”“用和不用”三个基本问题，需要全方位国际合作的支撑。在中美科技领域博弈的形势下，应对西方技术封锁和产品倾销压力、探索科技自立自强和国际合作并举之路，既是挑战也意味着机遇。
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工业化快速发展容易带来人与自然的矛盾。这不仅需要发展绿色技术、绿色设备、绿色管理，而且要创造绿色就业、绿色GDP、绿色产业发展，还需要绿色金融、绿色贸易、绿色投资的发展。这就更加需要加快推进绿色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第五，国际环境变化引发新的机遇与挑战。世界经济正面临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贸易投资减速、产业链供应链受阻等挑战，西方还出现“新华盛顿共识”“新资本主义”“新产业政策”等思潮，其核心是经贸问题的地缘政治化，也由此带来发展与安全、开放与自主、改革与政治之间的新矛盾和新问题。
在改革开放大道上走深走实
首先，持续提升相对生产率增长是关键。当前，国际上流行着一些唱衰中国的论调。笔者在国内外调研时不止一次感受到，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推动中国经济向稳向好最为重要，尤其是要提升相对全要素生产率（TFP）。2000年中国TFP不到美国的30%，2014年超过40%，2035年能否达到60%以上呢？这需要我们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教育提高人口质量、促进创新提升专利增长等，持续提升相对生产率。
其次，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这需要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成为全社会共识和共同行动。同时，大国现代化的根基之一在于扩大内需并带动进口需求增长。国内大循环筑底并消除堵点不仅事关高质量发展，也涉及世界人民共同福祉。为此，从艰苦奋斗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都亟须在相对生产率增长基础上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在消除居民后顾之忧基础上提升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市民化基础上提升中等收入人群占总人口的比重。另外，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也是大国现代化的重要支点，这将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良性互动。
再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协同发展。前者强调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后者则从需求侧创造优质大规模需求引领，形成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同理，稳定发达市场、共建“一带一路”、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等，也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以促进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这对我国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战略指导。同时，我国在绿色化转型方面正克服绿色壁垒、绿色摩擦等挑战，在新形势下继续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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