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游牧
毛泽东与蒋介石、与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不同，他所关注的不是中国的基本经济区，而是它的边缘地带及其他内部的“边缘人口”。
毛泽东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近代革命者也不同，他关注的不是“反清复明”这样的问题，他关注的是“行国”、“居国”、“海国”之间的动态的平衡与不平衡。与此相关的，便是核心经济区内部的不平衡问题。
毛泽东革命理论，是通过突破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简而言之，毛泽东的革命不仅是一场阶级革命，更是一场文明革命、文明复兴。毛泽东的革命，是为了恢复晚清之后瓦解了的中华文明的内在平衡而进行的革命。在毛泽东看来，正是因为这种平衡的瓦解，中国的传统治理体系解体了。
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并不是封闭的，而是一种开放的动态平衡体系，作为“居国”和用于定居的农耕区，其人口历来是流动的，其吸纳流动人口的能力是空前的，而规模最大的流动人口，是被称为“客家”的族群。客家是魏晋以来，在草原文明的挤压下，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的一个持续性的结果，江西、广东和福建是中国客家的重要落脚点。由于当地人占据了平原和平地，迁徙而来的客家人只能居住在山区，不得不在逼仄的山地求生。中国基本经济区的土地问题，在这两个群体的矛盾中得以集中和放大。
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井冈山的斗争，当然是农民的土地革命，但更为确切地说，这也是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土地革命，如果没有客家人的支持，井冈山的斗争几乎是不可能的。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以“客家人（永新人）女婿”的身份，成为红军的领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是一种真切的、血肉交融的结合。毛泽东不仅深刻认识到了中国基本经济区内部的不平衡问题，而且更为深刻地洞察了中国存在的三种生产方式的不平衡问题，随后的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大体上就是在基本经济区的边缘——基本经济区与草原山地文明之间的结合带进行的，就有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客家人的聚居区——赣南和闽西出发，穿越苗族、藏族地区，直达回族聚居的陕甘宁。
什么叫“地球上的红飘带”？建立在三种生产方式内在平衡基础上的中华文明，在近代走向瓦解的时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长征，以一种难以想象的奇观，重新把草原山地文明与中国的基本经济区联系起来。如果借用魏源的话来说，这就是以革命战士的血肉之躯，把“居国”与“行国”重新凝聚为一个整体。中国共产党人的长征，纵横两万五千里，牺牲惨重，而这种惨重的牺牲，完成了破碎了的中华文明的重建。当毛泽东把长征称为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时，我们应该深思：应该把长征视为中华文明内部的一次最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导致了中华文明的重建。
1937年，欧文·拉铁摩尔和《今日中国》杂志代表团访问延安，这个杂志就是冀朝鼎参与创办的，在这次访问之后，拉铁摩尔提出了“内亚”问题。
什么是“内亚”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丝绸之路问题。从长期发展看，亚洲内陆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发动机，这个地区游牧民族的扩张，造成一种持续的压力和动力，而地中海文明和中华文明是在回应亚洲内陆游牧民族扩张的压力中发展着的——这就是著名的“内亚学说”。而拉铁摩尔的新婚旅行，就是沿着长城考察中国西北和蒙古地区。
中国向南发展，核心是秦楚关系，中国向欧亚大陆发展，核心是汉唐与西域之间的关系。战略要害，一在陇南，一在河西走廊，这就决定了陕甘宁地位乃王道之发源地。在后来成为经典著作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1940）一书中，拉铁摩尔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西北实行的联合少数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政策，其实是中国历代“王道”的延续，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共产党将可以通过联合少数民族，在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的斗争中，先是占领中国广阔的边疆地区，然后如同当年的隋唐一样，以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为根据地，最终推翻盘踞中原和沿海的统治者，一个新的、统一的中国将会形成，与此同时，内地与边疆之间互惠的、分享式的发展方式，将会得到重建。
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内亚”理论的胜利。有了这样的视野，我们就可以再来看转战陕北的意义。1948年，当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毛泽东再次率领中国共产党人转战陕北——他亲自带领的部队只有不到800人，他们先是一路北行，几乎抵达内蒙古核心区的毛乌素沙漠，然后在陕北的佳县、吴堡东渡黄河，沿着山西一路疾行，最终到达西柏坡，这条道路，划出的正是北方草原文明与中原地区的分界线。
转战陕北，采用的是一种典型的“行国”——即蒙古游牧战争方式，是草原战争方式对中原战争方式的胜利，它是以没有后方、断掉后勤、高度机动的突击方式，击溃了高度依赖后勤辎重、高度依赖官僚程序因此移动缓慢的敌人。
望长城内外，唯余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以骑马或徒步的革命，把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重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这个结合带的革命化，特别是“长城地带”的革命化——它是长征造成的“地球上的红飘带”的延续与完成。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要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结合在一起读，那才能读得有味道。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不能挂在天上，而是要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如果像飞机那样，只是在天上飞，不能落地，早晚要出麻烦。马克思主义能够结出什么果实，要看我们脚下的土地。
我们今天做学问，很难超过冀朝鼎的那本小书，因为他把自己的学问，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了中国的大地上。
大党大国，应该有大学问。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冀朝鼎34岁，踏上延安之旅的美国访问团成员的年龄，都与他们差不多。今天，像他们这个年龄的人，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还能干出他们那样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吗？
时代不同了，在全球化的时代，美国与中国的年轻人，面临着同样的处境。
什么是今天的中国和美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呢？有一种说法：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就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按照这种说法，似乎人类命运共同体只存在于未来，即只有将来世界大同了，才能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实，马克思说的是，人类是靠共同体生存发展的，因此，在人类发展史上，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是只有一种形式，也不是存在于未来的乌托邦。
在写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马克思写了三个《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其中最伟大的一个，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它与《资本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主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考察人类历史上各种形式的共同体的发展与演变，而后者的主题则是“资本”。讲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要从这个手稿出发，马克思这个手稿里讲的最集中。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开头说，从漫长的人类历史看去，人是靠共同体生存发展的，人类历史，就是维护人类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历史，相对于共同体而言，自然、劳动、财产，虽然必不可少，但却都是“外在之物”、都是第二位的，是构建共同体的手段。只有共同体本身，既是人生存发展的目的，也是手段。
他说，人类最初的生存方式就是迁徙，是以部落游牧的方式迁徙，而这意味着，相对于共同体，土地也是身外之物，即人类共同体最初的生存方式——部落游牧，它对土地的依赖很低。
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他们生存依靠的第一力量还是要靠共同体。定居文明发展的前提，就是进行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建设，有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长期的定居与土地的长期利用才有可能，而大规模水利工程，只能是共同体统一意志的产物。所以，马克思说，大规模水利工程，既是共同体统一意志的产物，也是维护共同体统一意志的条件。
马克思讲了一段著名的话，提出了“亚细亚所有制形式”：“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共同条件，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还有交通工具等等，就是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凌驾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
“亚细亚所有制形式”是指广土众民的定居文明，广土众民的定居文明之所以能够长久，就是因为大的共同体有统一意志，因此就比小的要有力量，这种共同体统一意志，尤其表现为大型水利设施的建设——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产物。
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所有制”形式的核心，就是“统一”，即共同体意志的体现，而它的对立面就是分裂，大型水利工程的政治意义，就在于它“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言下之意是：共同体越大，生存能力、持续能力就越强，总起来说，大的共同体总是比小的共同体更有持久的生命力。
简而言之，“亚细亚所有制”的核心问题，便是“统一”与“分裂”的问题，是说大的共同体比小的要更有持久性。
马克思继续分析说，在广土众民的定居文明之外，人类共同体发展的第二种形式就是抢劫和掠夺，它的方式是战争，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古代的所有制形式”，希腊城邦就建立在战争与掠夺的基础上，是最典型的古代所有制形式，在希腊城邦所有制形式中，战胜者是主人，战败者是奴隶，主奴关系的确立，就是黑格尔叙述世界历史的起点，也是黑格尔与马克思叙述历史的一个重要区别。
地中海文明就起源于战争与掠夺，这是其不同于大陆上的定居文明的鲜明特点。
人类共同体发展的第三种形式是商业，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作为占领者，日耳曼人居住在城市据点里，他们的生活依赖于商业的供给，正是商业，把中世纪欧洲的城市与农村、把地中海文明与欧亚大陆文明、把不同的共同体形式联系起来，欧洲的商业就是这样在中世纪发展起来。
马克思和黑格尔都认为人靠共同体而生存与发展，但说到共同体的形式，马克思的手稿中，讲了迁徙、定居、战争、商业、劳动、资本六种形式，而黑格尔则只讲了战争和劳动这两种共同体形式，他把这二者之间的转变，视为古代共同体向现代共同体的转变。
从战争的共同体，向劳动的共同体转变，就是黑格尔的主人-奴隶辩证法的核心。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说，主人因为战胜而享受奴隶的服务和劳动成果，奴隶因为战败而被迫劳动，但是在劳动中，奴隶却创造了一个物质的世界，更重要的是——奴隶在被迫的劳动中，在不断改造着物质世界的同时，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劳动技术，从而通过劳动这种“自我教育”，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断提升自己、改造自己、发展自己，这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主人与奴隶的辩证法。
辩证法的实质就是变化，而主人的特点是不能变化、拒绝变化，因为变化就意味着他垮台，就意味着其丧失主人的地位，所以，主人是没有发展的可能性的，主人没有辩证法，所以他在“夺取政权”后就失败了——主人在胜利的那一刻就失败了。而奴隶渴望变化，他在改造世界的劳动中，不断改变着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劳动创造了世界，这意味着奴隶创造了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充满可能性的世界。
劳动创造世界，奴隶创造历史——这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也是现代革命思想的实质。这也是马克思、毛泽东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里读出来、继承来的东西。
实际上，从劳动的意义定义现代性的巨著，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而不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的伟大贡献，是从“资本”的角度定义现代性，对资本的论述是马克思对于现代性最大的贡献。
研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上提出劳动价值论的是李嘉图，在政治上倡导劳动价值论的是洛克的《政府论》，而从精神现象学角度深刻论述了劳动创造世界的则是黑格尔。
黑格尔说，如果单挑，奴隶永远干不过主人，这是因为奴隶怕死，主人不怕死，但是，如果奴隶通过劳动和交换，搞出个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并在此基础上搞出一个现代国家这种共同体的新的、绝对的形式，那主人就彻底废了，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在这种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每个人都是劳动者，也都是交换者、所有者，他既是一个个人，也是一个主权者，既是特殊性，又是普遍性——这就是卢梭的逻辑，也是法国大革命的逻辑，从此之后，就不再有主人与奴隶，从此“世界是平的”——历史到此终结。
而西方的思想，到了黑格尔，也就此终结。马克思是从被黑格尔终结的历史那里出发，开始了他伟大的思想。
黑格尔说，劳动共同体，这是最后、最高的共同体，奴隶通过劳动和集体斗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最终消灭了主人-奴隶的关系，实现了辩证法。
马克思不赞成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他认为，劳动不是最后一个共同体的形式，而只是一个过渡期，这个过渡期标志着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的原始形成”，随后到来的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资本对于劳动的支配。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说，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是资本，不需要工人，不需要劳动者，因为这个社会的实质是“资本”，而不是黑格尔所谓“劳动”。马克思说：“对资本来说，工人不是生产条件，而只有劳动才是生产条件。如果资本能够让机器，或者甚至让水、空气去从事劳动，那就更好。而且资本占有的不是工人，而是他的劳动，不是直接地占有，而是通过交换来占有。”
手稿里最深刻、最具当代意义的是“机器体系和科学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化”一节，在这里，马克思提出：利润的驱动决定了科学发展的方向，而资本主义的劳动的最终理想，是以机器代替人，是以机器人体系，代替人类社会体系，最终，就是一个机器的体系，代替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手稿的最后一部分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和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简要地说，共产主义是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共同体，去掌握机器体系，是工人阶级的劳动共同体支配机器人，而不是机器人支配人类社会。
用今天的话来说，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是重要的，机器人是重要的，正如华为是重要的一样。而真正重要的是，机器体系掌握在谁的手里，资本掌握在谁手里，最重要的在马克思手稿里的最后一句话，即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怎样“以改变了的、由于历史过程才产生的新的生产基础为出发点”。
《资本论》未完成，这不仅是指马克思生前只看到了第一卷的出版，而后两卷是由恩格斯帮助整理，在马克思去世后出版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加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了创作《资本论》，马克思其实写了四个手稿，如果不研究这四个手稿，恐怕就很难懂得，马克思究竟是在怎样的艰难曲折中展开他的思想的。非常可惜的是，给马克思介绍出版商的拉萨尔看了马克思的三个手稿很不满意，更要命的是恩格斯也不满意，燕妮读后甚至说，自己“对卡尔的写作天才产生了怀疑”，这对马克思产生了非常沉重的打击，他因此不得不抛开手稿的思路，另起炉灶。
“伟大也要有人懂”。谁都不容易，马克思更不容易。
现代有两个革命，一个是黑格尔思想指导下的革命，这就是建立劳动共同体，就是劳动者当家作主。还有一个就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那就是劳动者掌握科学技术、掌握资本。
简单说，这就是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
1945年，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二部演讲，提出我们要进行两个革命，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前一个革命是后一个革命的基础，但是，如果我们不进行第二次革命，如果劳动者不掌握科学技术、不掌握资本，劳动者就不能真正获得解放，文件上规定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就是空话。
毛泽东后来又说，新民主主义关好过，社会主义关难过。要过新民主主义关，就要过黑格尔这一关，毛泽东的话是很对的——不读黑格尔，就不懂马克思。
在延安，毛泽东爱读逻辑学，胡乔木说，逻辑学这种书，我一天也读不了两页，毛泽东开导他说，逻辑学、辩证法，这不是书本上的公式，这就是世界的本质，是历史的本质，搞革命，就需要读逻辑学。
斯诺后来问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他从哪来搞马克思的书来读？毛的回答是：那个时候，我主要是读黑格尔的书。《实践论》《矛盾论》都是血写的。
可惜，如今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反黑格尔主义者，根据他们的逻辑，这个世界上永远有掌权者和无权者，因此永远有主人和奴隶，奴隶的理想就是成为主人，即奴隶和主人在希望拥有权力这一点上，并没有区别。因此，也就没有现代与古代的区分，没有法国大革命与王权专制的区分，没有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区别。
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要过黑格尔这一关。但是，现在大多数的读书人，不是没过马克思关，而是连黑格尔的关也没过。连黑格尔的现代观都没过，还谈什么现代化、现代性，谈什么现代思想、现代文学？连黑格尔的现代关都没过，谈什么过社会主义的关？
过黑格尔关，过现代观，首先意味着确立这样的信念——相信奴隶创造历史，劳动创造世界，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今天的年轻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争取劳动的权利，争取一个可持续的稳定的劳动收入，这是使他们团结起来的目标，正如1937年，一些高尚的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会面，他们的目标与我们今天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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