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不少城市都经历过严格的疫情防控,一些跨国企业开始考虑把供应链移出中国,或采取“中国+1”战略。当前,我国高端产业链集中于沿海少数大城市。4月份,全球汽车芯片大厂安森美关闭了位于上海的全球配送中心,迁往新加坡。苹果公司旗下产品iPad,决定将部分生产线迁移到越南。目前,绝大多数外企仍然看好中国市场。但是,部分跨国企业的外迁和供应链的相应调整,仍然会给我国产业安全稳定带来隐忧。
产业转移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
2010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指出产业转移是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形成合理产业分工体系的有效途径,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2022年1月,工信部发布了《关于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的指导意见》,提出要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中心城市等创新要素丰富、产业基础雄厚地区转移,支持符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和环保、能效、安全生产等标准要求的高载能行业向西部清洁能源优势地区集聚。
西部一些地区具备承接高端产业生产的能力。近年来,重庆按照“整机+配套”的垂直整合发展模式,相继引进了跨国公司惠普、宏碁、富士康等电脑巨头。英特尔在四川成都建成全球最大的芯片封装测试中心。在西部地区,一个从芯片最上游硅材到芯片最下游封装测试的高科技产业集群正在形成。甘肃的集成电路产量排名全国第二,西安三星半导体工厂是全球最大的闪存芯片制造基地,宁夏银川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单晶硅制造基地。近年来,西部基础设施和经济实力显著提升,拥有众多国家级开发区、高新区,又有大规模新能源开发利用和充足的水资源供应,具备承接高技术产业能力。
在大国竞争和乌克兰危机等背景下,将主要产业链过度集中于少数超大城市,具有不可持续性。应对复杂国际形势需要产业布局调整。2021年,北、上、广、深以及杭州、苏州6个城市,高新技术企业均超过10000家,中高端人才流入率最高的5座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和杭州,合计占全国的37.4%。要尽快调整全国产业布局,形成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这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经济循环过程中出现堵点、断点,循环就会受阻。”“我们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努力炼就百毒不侵、金刚不坏之身,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没有任何人能打倒我们、卡死我们。”
当前,东南亚、南亚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正在崛起,而西方国家正在推进产业链“去中国化”。要畅通产业链“内循环”,必须加快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合作,实现产业体系的新一轮重构,推动西部地区成为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阀和稳定器。
将推动产业布局调整上升为国家战略
由于物流成本高、人才要素聚集难、产业配套能力弱等因素的影响,推动高端产业以及集群调整布局或向西部转移存在一定难度。面临复杂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反复无常的疫情影响,只是从成本和市场的角度考虑产业布局调整显然是不够的,要从安全、多元、平衡的角度重新审视,巩固国内产业链,防止产业链规模化外迁,努力形成全国产业链的有益补充,加速推动西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是建立高层推动机制。在中央层面建立产业转移承接领导小组,负责产业链转移的发展规划编制、重大布局调整和重点政策制定。在西部地区选择一批发展潜力较大的二三线城市,以这些城市的国家级经开区、高新区和自创区为载体,同时,赋予这些城市经济特区的功能定位,探索构建高端产业链的备份生产线和生产基地。
二是加大中央财政支持。建立中央政府层面产业转移扶持基金,增加中央财政安排贴息资金规模,通过竞标的方式推动产业转移项目落地实施。大幅度降低承接地企业增值税、所得税税率,有效降低关键科技行业的个人所得边际税率。发挥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作用,引导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参与产业转移项目。
三是完善利益分享机制。建立协调发展的投资合作机制,对于可能产生较大收益的高端产业转移项目,应不受项目所在地的限制,实行联合投资;对于跨区域的产业转移项目,应采取联合共建、股份化运作等方式,进行利益分成和收益共享。重新核定承接地城市新增建设用地总规模,增加适宜建设区域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四是创新区域合作机制。支持城市间发展“飞地经济”,鼓励沿海和西部城市通过委托管理、投资合作、共同组建公司管理园区等形式合作共建园区。鼓励引导西部地区与发达地区加强创新要素对接流动,合作共建技术转移中心、成果转化基金,加快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区域合作重点项目。
五是健全“双碳”考核目标。研究制定发达地区产业转移项目的能耗总量指标部分转入承接地的政策。可以将承接的发达地区产业转移项目能耗指标按照双方各自的存量基础和未来排放趋势拟定一定的比例(例如30%—50%)转入承接地;或对承接的重大产业项目能耗指标且对全国减污降碳整体有利的指标纳入全国单列,即国家掌握一定指标,对西部产业承接地进行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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