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功能”。我重点就此谈一些体会。
中美之争的核心是科技和创新能力之争
我曾在科技领域工作多年，现在又在科技型企业工作，深知在核心技术领域，美国和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严加防范、多方打压。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巴统协定，到冷战结束后的瓦森纳协定，中国始终是西方国家技术出口管制的主要对象国。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科技能力的不断提升，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扼制变本加厉。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分工体系下，中国只是被视为“世界工厂”，是对西主国家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市场的“奶牛”。
多年前，北大周其仁教授曾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有过一次精彩对话。周教授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就是用服装鞋帽换取大飞机，一个在低端，一个在高端。假如有一天中国也决定研制大飞机，美国人怎么看？萨缪尔森不假思索地说，那将是对美国永久的伤害。
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科技的打压已经到了连稍显斯文的“马甲”都不要了。每一份制裁清单，每一个法案，每一个关键技术出口管制，可以说精准到位、刀刀见血。从对华为的全球追杀，到完全禁止芯片对华出口，从限制中国理工科学生赴美留学，到对中国重点大学和企业的定点制裁，科技的“去中国化”已全面展开。
今天的中国早已今非昔比，“卡死”中国终将成为历史笑话。但是，在许多领域我们确实尚未完全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知耻而后勇，期待我们能够把未来的创新之路走好。
新型举国体制重在体制创新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向来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科技领域的举国体制表现得尤为突出，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载人航天、高速铁路等领域之所以能够实现科技的飞速进步，关键就在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目前由于科技结构的过度扁平化、财政预算的过度短期化以及研发与应用的脱节，这种体制优势在不少领域出现了异化和弱化。
科技结构的过度扁平化，是指科研院所、大学和企业等的研发活动，未能通过稳定的结构和组织形态实现合理的分工与衔接。竞争性项目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剧了机构间的分割，有时甚至表现为彼此之间的恶性竞争。如果说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还可以通过行政指令的方式实现相关力量的组合与配置，那么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大集中、大合作的机制和动力已明显缺失。
财政预算的过度短期化，是指目前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经费中，财政稳定支持的基本上是人头费，而科研活动经费大多是通过竞争性项目获得，由此带来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研发活动的短期化。许多项目结题之日便是结束之时，很难形成代际传承，很难打造那些需要十年磨一剑的高端平台、知识积累、学术氛围。
新型举国体制，就是要着力打破目前产学研用彼此脱节的痼疾，从体制、结构和政策等方面推进既符合大科学规律，又充分满足国家目标导向的体系重组。为此，我建议在关键和前沿领域抓紧组建不少于100个国家实验室，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第一，充分体现国家目标、稳定支持、开放共享，长远布局；
第二，大科学范式，技术科学主导，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融合；
第三，独立建制，主要委托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包括民营企业）负责运营；
第四，打破课题组负责人制（PI），既强调专业分工，更注重协同合作；
第五，定期评估，内部外部结合，定性定量结合，问题导向，结果导向；
第六，鼓励产业界参与，与应用场景有机衔接。
生物经济关乎国运
在世界近代史上，经历了三次科技及产业革命。造就了三次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的洲际大转移，同时深刻地影响了有关国家的发展命运和兴衰。以20世纪末的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为标志，人类开始步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生命科学与生物经济时代。如果说前三次革命都是物质的、客体的，那么新的科技革命则是生命的、主体的。无论愿意与否，我们每一个人都将卷入其中，融入其中。
看看近30年来生物领域的标志性进展吧，器官移植、动物克隆、转基因、细胞治疗、基因药物、蛋白质重组、基因编辑、合成生物、生物制造、人造肉……。仿佛沉寂的百花园，一夜之间突然绽放出无数绚丽多彩的花朵。在国家层面上，美国、欧洲和日本都纷纷出台相关的战略规划和行动，力争抢占新一轮竞争制高点。可以断言，在规模和影响力上，生物经济将远超以往历次科技革命。
这一切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在近代历史上，中国与数次科技和工业革命失之交臂。正在到来的新科技革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一直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决不只是经济规模的扩大，更为重要的是在世界格局大调整中掌握主动、后来居上，彻底摆脱依附于人、受制于人的地位。在此过程中，唯有生产力基础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而生物经济无疑将扮演颠覆性、主导性角色。非常难得的是，我国已在整体上处于与发达国家相近的跑道上，有些领域开始并跑甚至领跑。天道轮回，中华民族终于站到新旧世界重大变局的交接点上。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