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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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工业化的战略选择

王晓慧 来源: 2023.02.09 11:07:14


 

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确立“一化三改”工业化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顺应现代化发展大势,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原始积累方式,也不同于苏联过分向农民索取的方式,而是通过渐进式变革生产关系支持工业化,同时兼顾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对当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仍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必须发展工业化,这并不是一个历史偶然,而是顺应人民内心诉求与时代发展大势的历史必然。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一穷二白”的国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开国领导人提出工业化发展战略,以工业化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增进人民福祉,为建设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制度基础和深厚的物质基础。

建国初期工业化发展战略实施的必然性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审时度势地提出“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的设想。195121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党内通报,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①] 思想正式确立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面对国民经济恢复之后的重任,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于1952年年底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于19536月份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此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12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编写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②]由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战略目标, 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同时并举的战略。

工业化战略符合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经济的压榨和封建统治者的腐败统治之下,中华民族遭受百年的欺凌和屈辱,人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为什么近代中国如此不堪一击,屡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体系。毛泽东认为,“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③] “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④] “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负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⑤]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开启现代化探索道路,但当时受到内部外部条件的硬约束。一方面,历经多年的战乱,国家满目疮痍,经济凋敝,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市场混乱,经济极其脆弱。现代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工业产值在工农业产值的比重仅为30%,在工业产值中,轻工业占73.6%,重工业仅占26.4%,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就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

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等一系列敌对政策,切断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企图阻止中国的发展,并且规定“美国不应给共产党中国以官方的经济援助,也不应鼓励私人在共产党中国投资”。[⑥] 1950年,美国纠集十六国发动侵朝战争,严重危及新中国的安全。正是由于中国迫切需要发展工业为人民幸福提供物质基础,以及为国家安全提供可靠保障,中国共产党才将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大国,只有拥有强大的工业体系才能抵御外来侵略,而国土安全是人民幸福的基本前提。

工业化战略顺应现代化发展大势

现代化作为世界性的历史发展趋势,最初的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它以工业化为推动力,促使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毛泽东将工业称之为“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⑦],正是依靠工业化带来的巨大生产力,西方国家才走在世界前列。纵观世界先行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都是从农业和轻工业起步,先后经历了初级工业化到高度工业化时期,从轻纺工业到重化工业再到高技术工业的重心转移,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目标转变,又从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从工业社会转变为知识社会,最终进入新型现代化阶段。现代化起步于工业化,同时也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的过程。相比西方国家陆续进入高度工业化时期、工业重心从重工业转向高技术工业、走向工业强国的事实,同一时期的中国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以工业产品产量为例,1949年美国的钢铁、原煤、发电量、原油分别是中国的447.7倍、13.6倍、80.3倍、2074.3倍。[⑧]

面对如此巨大的差距,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以无与伦比的决心和气魄,制定了工业化的宏伟战略。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表明了这一决心:“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⑨] “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⑩]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1]

总之,工业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建国初期,我国所制定的工业化战略,是顺应现代化发展态势的,也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新中国赢得稳定的国内国际政治环境的条件下提出的。

建国初期工业化发展战略选择的特殊性

200多年前西方工业革命之后,欧美资产阶级开辟了世界市场,将世界原本封闭的国家拖入同世界各国的紧密联系,形成了西方工业国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格局。

随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世界工业化发展的模式,大体分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具体到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各国所处的不同背景,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战略,不能简单套用其他国家现成的经验,只有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建国初期的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从实际出发,走出了一条既非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又与苏联模式有所区别的工业化道路。

支持方式:渐进式变革生产关系支持工业化

毛泽东明确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引起技术上的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12]

进而言之,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目的在于为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奠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这个过程是逐步递进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作为一个拥有4.8亿农业人口、工农业产值近70%、财政收入来源中农业税占50%的农业大国,随着城市和工业大建设对原料、粮食需求的增加,和随之带来的粮食供给紧张问题,实质上反映了以个体私有制为基础的小规模农业生产难以适应大规模工业化发展需要。而通过对农业生产关系的逐步改造,不仅合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现代化事业提供更为稳定的国内环境,并且可以从中更好地积累工业化所需的原料和资金,进而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确保工业化的顺利进行。正如毛泽东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95310月)一文中指出:“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是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13] 可见,党和国家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同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渐进改革为突破口,“旨在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扫除制度层面和社会结构的障碍”。[14] 

实现方式:兼顾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

建国初期的工业化战略是在国家“一穷二白”的约束条件下提出的,面对工业化资金缺口的现实,中国通过农业集体化为工业化提供建设资金,这是“一种投资最少、收效最大、收效最快的农业增产办法”。[15] 观之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通过“对内剥削工人、对外殖民掠夺”的方式实现原始积累,如英国通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赤贫的产业工人;美国建国后发动西进运动,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和财富,大批印第安人遭屠杀,印第安人被迫迁徙之路成为他们的“血泪之路”。[16] 近代中国各种尝试走资本主义现代化失败的实践,也证明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在中国行不通。以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如果搞资本主义只能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17]。中国人民必然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也决定了中国必然走社会主义道路。

对比苏联的发展模式,中国选择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工业化政策长期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从而导致轻工业发展滞后,农民长期为工业化提供积累作出很大牺牲。毛泽东当时认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的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18] 鉴于苏联的反面经验,“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19] 由此,中国从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以及在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注意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如何把握增长速度、财政税收与投资等数量关系,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我国“一五”时期增长的6000多万人口的基本粮食需求,改善了农村的水利设施条件,极大地保障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同时为工业化建设提供原始积累,仅“一五”期间,我国工业化的初始资金,“大约有70%来源于农业和农村产品加工业[20]

建国初期工业化发展战略选择的当代价值

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一化三改”的工业化战略。尽管在当时背景环境中开启工业化建设有很大难度,甚至走过曲折的道路,但最终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克服困难,举全国之力,发挥基层人民群众力量,充分发挥广大农民优势,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同时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技术援助的156个大型工业项目顺利建成;此后经过数个五年计划,到上世纪70年代,我们国家已经初步形成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我们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一大成就为日后改革开放时期工业化建设奠定坚实物质基础。如果建国初期没有工业化战略的确立,也就没有今天中国工业的迅猛发展。现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并在疫情发生后能够迅速恢复生产,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蕴藏的道理及宝贵经验对当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仍具有重要的价值指向。

方向:始终善于战略规划

习近平同志说过:“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21]长远的战略思维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无数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有力保证。善于用战略思维解决根本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所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从全局、长远、大势上判断形势、把握规律,坚定信念,制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并付诸实施,书写了发展中国家开辟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历史奇迹。“在有限的现实条件下,战略目标的设定与完成经常需要部分现实的延后发展,甚至为整体的发展作出暂时牺牲,这时候,尤其需要对战略的坚定维护”[22]。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新历史条件下的轻重结构调整、“发展工业农业同时并举”、“农业的基础地位与工业的主导地位”、“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23] 战略演进中,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现代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而我国是一个跨越式的发展进程,由此提出“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并联发展,形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我国工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旨归:始终坚持人民立场

在一个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启动工业化,面临着巨大挑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走资本主义式的通过国外殖民掠夺的原始积累道路,也没有像苏联那样过分向农业索取积累,而是站在人民立场,将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按照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逐步地引导农民走向农业集体化,兼顾国家和群众利益。

“一化三改”战略是在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大规模国家中,在人民普遍拥护下完成的。而这样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但没有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反而促成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但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反而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凸显人民主体地位。由此,建国初期确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是顺应民心的选择,这就说明只有尊重人民群众意愿,真正为老百姓谋利益,在实现工业化的前提下最大程度保护农民的利益,才能进一步保障工业化顺利进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密切关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增进人民福祉,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特别强调,“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方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多种多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结合中国实际,充分考虑建国初期资金匮乏、外援力量薄弱的事实,在认识到国家积贫积弱的经济基础上,耐心启发,依靠先进分子带动群众,顺利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力支持了工业化建设。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提出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几十年的实践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和本质,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现代化发展诸多难题,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编辑  碣石 )



¨ 基金项目: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内蒙古基础设施供给绩效评价与发展路径研究”(21XMZ068);内蒙古社会科学基金2022年度项目(第一批)“内蒙古坚决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研究——以通辽市为例”(2022AY39);内蒙古民族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内蒙古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提升路径研究”(BS551)阶段性成果。

* 王晓慧,内蒙古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43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4[M]. 中国文献出版社, 2011602

[③]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146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80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45

[⑥]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编. 战后国际关系史料 第1[M].上海:国际关系学会198375

[⑦] 毛泽东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146

[⑧]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中国工业五十年 新中国工业通鉴 第1 1949-1999[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8-9

[⑨]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7

[⑩]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0

[11]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41

[12]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316

[13]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01

[14] 韩喜平,郝婧智.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20222):46

[15] 张树军,齐生主编. 中国共产党八十年重大会议实录 上[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1;390

[16] 韩桥生.中国式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显著区别[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226):24

[17]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99

[18]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9

[19]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0

[20] 陈伯庚主编. 中国工农业协调发展研究[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5

[2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10

[22] 韩喜平,刘星彤.要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N].光明日报,2022-02-2815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6[M]. 中国文献出版社, 201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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