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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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增速的基本认识

贾康 来源: 2023.02.09 11:15:25


 


    潜在经济增长率概念,就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各要素都能较充分地发挥作用,亦有较好的结构状态时所应体现出的经济增速。或者可以更直白地说,一个经济体在既无明显通胀、又无明显通缩情况下的经济增速,就可认为大体上接近其潜在经济增长率了。


一般可见的学者研究成果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还可以到6%的增速,也就是中高速的状态,这中央所要求我们在经济转换阶段,原来的经济增长率调整为中高速是契合的。当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我们可能需要把潜在经济增长率调再低一些,比如5.5%-6%的区间,大概为这样一个量值。


经济三重压力带来的需求、供给和预期变化


中央在2021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遇到了相互交织的三重压力,表现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面对三重压力对应性的指导方针,就是要坚定不移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坚持发展硬道理。要经过努力,使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维护在合理区间。这个合理区间概念与上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概念放在一起认识,我认为,在今年两会上提出的5.5%左右引导性的增长目标,量值上正是对应性的,是有在认识上的一个基本考量而形成的实际要量化的基准判断。不过今年却碰到了新的困难,两会以后有了“超预期”的问题。从1-9月份的实际运行来看,经济增速只达到了3%,四季度如果再好一些,这个5.5%左右的年度引导性目标,也难以实现。


十四五开局后的经济增长速度重心


    把我们的战略部署与今年和明后年,以及整个2035远景目标规划对接起来进行考虑,就是如何测算合理区间。虽然中央有关会议、有关文件没有直接表达具体的量值区间,但我们可以根据目前信息对应确立的“两步走”的第一步,即2020-2035年间我国预期要达到的基本运行结果,来做出比较准确的测算。


在中央提出“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规划的建议之,形成了规划纲要。在此期间,习总书记对于中央的建议进行了说明,其中提到,建议起草过程中,写作组经过认真的研究测算,提出了2035年远景目标规划的主要经济指标的量值,认为我们很有希望在“十四五”末期使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现行标准的发达经济体的门槛水平;有希望在2035年使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比2020年全面小康之年再翻一番。


根据这样一个权威性信息所勾画的前景框架,学者们可以作出推测——据预测,我人口在最近两年将可能达到最高值;在这一条件下,2020-2035年这15中我国GDP年度平均增速如能保证达到4.9%或接近5%2035年就可以实现人均经济总量比2020年翻一番。这可以作为今后15年间保障速度或合理增长区间之底线的基准考虑。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经济体,在经济总量基数抬高的过程中,其增长速度的重心会往下落。所以我们要有思想准备,“十四五”的经济增速重心将可能比“十五五”“十六五”要高一些。“十四五”期间,我们应该追求5.5%-6%区间的速度重心,“十五五”期间,这个经济增速重心将可能落到5.5%以下,但最好不要击穿5%;“十六五”的速度重心希望能在4.5%以上,但很可能落到5%以下。总的考虑,争取15年的年均增长速度接近5%或者在5%左右。


笔者初步预测,要维护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际要对应目标量值:“十四五”开局后,20202021两年的GDP复合增长率,比2019年增长了5.2%;2022年的增速如果为3.3%,我们应积极考虑2023年力争使经济增速的引导性目标重新提升到5.5%左右(或者大致处于5%以上),而且在2024-2025年保障复工复产基本落实提高质量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争取增速达到高,当然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预判


在重大宏观调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我们面对着经济下行压力没有完全解除不利局面。我国经济下行的因素,从外部冲击看比较好认识,包括国际局势的变化,大宗原材料和能源产品等价格上涨造成的供给冲击等等。我们的主观认识方面也存在些问题,例如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公布以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领导同志的一个讲话中对于“双重谬误”进行了批评,这是主观方面我们出现的偏差。“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这两个概念,我认为非常值得重视。从“合成谬误”方面看,2021年(特别是下半年)一些管理部门、各个公共权力的环节,在重大宏观调控问题上都是有所作为的,但都是在各自方向发挥作用,尽管从各部门的职能向来看是正确,实际效果却形成了宏观上的负效应,例如将力量全都叠加到从严从紧防范风险方面。最典型的是房地产领域,这个“灰犀牛”不是从房地产过高泡沫化冲过来的,而是从房地产业出现了意料不到的迅速低迷的危机局面冲过来了。当然,经过努力,恒大事件带来的局部险没有演变成人们最担心的多米诺骨牌式的崩盘,风险正进入收敛的过程中间,但是宏观调控方面的偏差必须纠正。


对“分解谬误”还要继续总结经验教训,防范它再次出现。比如我国设定了很好的“双碳”目标,但是这个将要坚持40年的持久战,却在很多场合成了突击战式的“碳冲锋”,最典型的是丧失政策理性的办法,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绿色低碳指标好看,竟然直接上阵拉闸限电,丧失了政策理性。从主观方面在经济运行中造成的不良影响,是我们要正视总结的经验教训,并将防范以后继续产生不良效应。


如果说在宏观调控政策方面,我们进行了必要的总结和纠偏,那么客观的支撑因素,我觉得仍然要肯定中国经济的成长性。我国工业化进入了从中期向中后期转变的阶段,这个阶段是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展开它的潜力释放过程。我们的制造业规模已是全球第一,但目前还没有完全摆脱“大而不强”状态,还将升级发展中,进一步补短板,实现高质量发展,把潜力空间释放出来,完成工业化,支撑现代化。发展转型同时伴随着城镇化,要继续走完它的高速发展阶段。中国城镇化的真实水平,是不掺水的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目前65%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中,还存在严重掺水的程度,已经进城的三亿多农村人的绝大多数还没有取得户籍,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待遇,还远远没有落实。因而不能把真实城镇化水平估计过高。发展空间在何处?工业化、城镇化的相伴而行,这中间存在巨大的潜力空间,正是中国的韧性和回旋余地,也就是我们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趋势并没有改变的客观依据。当然,这客观的支撑因素,要跟主观我们避免出现失误结合在一起,我们仍然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用好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


如何持久地推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我想强调点:


第一,要高度重视修复市场信心,改善企业界特别是民营企业预期,有向好的信心和预期才能带出好的结果。


第二基于我们将近三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应该进一步积极总结经验教训,优化抗疫技术路线。我们无法抄别的经济体的作业,但要重视精准的基础原则是非常重要的,精准就是要讲科学,科学已经表明奥密克戎这个发展阶段上病毒传染性虽然明显提高,但是杀伤力已明显下降,在防疫抗疫和复工复产的权衡点上,一定要做精准判断基础上向适当宽松方面的调整。国家卫健委指导文本的调整方向很明显,就是应该承认适当的宽松,不能再像前面一段时间,很多地方政府一味地讲严防死守,再产生多少次生灾害似乎也无所谓,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应该思考和研究怎么样更好的来动态优化我们防疫抗疫的技术路线之中的要领。


第三,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宏观调控这两大政策在经济增长中仍然有它的作用空间,仍然有政策工具箱里可用的工具。当然,怎么把它用好,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编辑  季节




* 贾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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