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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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一)

周尔均 来源: 2023.02.09 12:26:44



 

有一种思念,刻骨铭心,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即使生命的火光即将熄灭,仍然挥之不去,无穷无尽……

敬爱的恩来伯伯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四十七年,他从未离开我们的视线、我们的生活,更从未离开过我们的记忆。随着时光流逝,往昔与七伯相处时的印象,反而愈加清晰地呈现在记忆之河中。此书是长期近距离观察这位世纪伟人时摄入脑海的印象片段,虽然不足以概括恩来伯伯波澜壮阔的一生,但都是我个人亲历,按照中央文献研究室专家的话说,这些事实和细节大多未见于党史、军史等史料,所以弥足珍贵,非常值得记录下来。

我初见七伯、七妈是在1946年。当时,他们正在南京、上海等地与国民党当局进行紧张激烈的艰苦谈判,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先后三次来看望我,并像对待成年人一样与我交谈,激励我“要自强自立,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这句看似寻常的励志之言,对于一个十四岁的懵懂少年来说,有如醍醐灌顶,不啻长夜行走时的指路明灯,照亮了我的整个人生。那一刻,应是我人生道路的起始点、分水岭。没有七伯的那一番教诲,就不会有我戎马生涯七十二载的今天。不仅是人生起点,我的就学、参军、入党、恋爱婚姻、工作和经受政治运动的考验等,也无不蒙受他的关爱和教诲。

 

血脉亲情

恩来伯父曾说过:“我们周家是一个封建大家庭。”

每当人们问起伯伯的出生地和籍贯时,他常常笑着回答:“我乃江浙人也!”“江”,指他的出生地江苏淮安;“浙”,指我们的祖籍浙江绍兴。

这个世居江浙的周氏封建大家族,幸运地养育出一代伟人周恩来。七伯自幼受到家族熏陶,目睹它的衰落,经历幼年苦难,对这个封建家族,既持有强烈否定和深刻批判的态度,又站在辩证唯物主义者的高度,对它所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给以足够肯定。他是一个既彻底背叛封建家庭,又堪称在树立优良家风中充分传承宝贵历史遗产的典范。伯伯一生中的所言所行,体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道德情操和唯他特有的人格魅力,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

家族渊源

我们周家是一个具有浓厚文化传统的世家。有史可考,这一脉系的周氏始祖是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理学家、诗人周敦颐(10171073)。敦颐公所著《爱莲说》,以文明志,以物喻人,清雅脱俗,字字珠玑,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七伯曾教诲我:“小时候读书,就被《爱莲说》中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句话深深吸引,它用清新美好的形象和简约的语言,教给我们做人处事的道理。希望你常常诵读,自省自律。”

相传宋末元初,周氏家族由江西迁至浙东山阴,就是如今的绍兴市,定居在宝佑桥。因为祖先中有两位年过百岁的老人,祖居取名“百岁堂”。门前现有陈云同志题写的匾额:“周恩来祖居”。

在皇权时代,民众的国家意识比较淡薄,家族观念却很强大,周家族人曾一代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使随着近代社会变迁,几百年间,各房弟兄由祖居绍兴迁徙到江苏淮安、天津、沈阳、扬州、上海各地,仍然维持着家族的纽带,名义上并未分家。恩来伯伯就是在淮安出生,在我上一代“恩”字辈中,他排行第七,因此,我们所有侄辈都尊敬地称他为“七伯”,称颖超伯母为“七妈”,概无例外。父亲恩霔是同辈中最小的一个,排行十四,七伯称他“十四弟”。我们这房从我祖父起,几代人都和七伯有过亲密接触。这份特殊的亲缘,使我有机会多次面见七伯和七妈,聆听他们的人生教诲,近距离感受他俩心系苍生的家国情怀和非凡人格。这份“得天独厚”影响并改变了我的一生。

骨肉情深

20世纪初期,随着清帝国皇权崩溃、外敌侵扰、战乱纷起,周家的家族纽带逐渐瓦解,只能随着颠沛动荡的生活,听凭命运的摆布。

我的祖父周贻康,1868年出生在江苏淮安。他是一个勤奋的读书人,是当代周家中举的第一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科],曾出任晚清保定知府,江苏巡抚陈夔龙总文案,民国时期江苏督军李纯的顾问、秘书。由于祖父少年时过继给没有子女的大伯父,在家族中挑起长房长子的担子,祖父尽心尽力为生计困难的亲属纾困解难,并提携七弟周贻能(七伯生父,族辈排行也是第七,我们称他七爷爷)在自己身边多年,他一直都与从孩提到青少年时期的侄儿恩来有亲密的接触,并认定他是一个聪明睿智、必成大器的后生,给以格外的关注和帮助。七伯不仅随生父多次住在我祖父家中,并在东渡日本求学和赴欧洲勤工俭学前,专程到当时在天津和南京的我祖父处当面请教。祖父对他改革社会的远大志向十分理解和支持。七伯从我祖父那里感受到的这份独特亲情,他对小自己十岁的我父亲恩霔,从青年时代起就很疼爱。

1927年,七伯赴上海领导工人武装起义。在战事激烈、险象环生的百忙之中,特地约父亲秘密会晤。南昌起义后,七伯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再次同父亲取得联系,并把我们家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

七七事变后,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七伯受中央委派,到重庆领导中共南方局工作,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随即召我父亲去他身边,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任秘书,负责文秘和文艺、接待等工作。在曾家岩与七伯和董必武、陈云、叶剑英等领导同志朝夕相处,父亲获益匪浅。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在七伯、七妈安排下,调到苏皖边区政府从事司法、文教工作。父亲在人生的各个关键时期,在七伯、七妈的引导下,得以投身革命并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成为他终生的幸事。

历史文物和背后的故事

七伯在欧洲勤工俭学和在中共南方局工作时,与我祖父和父亲互有通信,还赠给父亲一些精致的工艺纪念品。父亲一直视若无价之物,珍藏在身边。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博物馆得知父亲存有这批珍贵历史文物,希望他把这些珍品捐献给“历博”珍藏。以上文物,特别是七伯的欧洲来信,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一致认为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1921年初,七伯到欧洲留学,在赴英国海轮上给二伯父和六伯父的一封长信中有一段话:“伦敦为世界最大都城,地大北京四五倍,人口多七倍,交通复杂,人种萃聚,举凡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而世界之政治商业中心,亦唯此地是赖。故居伦敦者并不能周知伦敦,欲知伦敦,非专心致意于研究实验不为功。故伦敦为世界之缩影,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

这段话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后,引起国内研究党史学者的极大重视。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周恩来思想生平的专家金冲及,在他的重要著作《周恩来传》中特地全文引用,此后,又为其他多种著作所引用。金冲及认为,七伯去欧洲勤工俭学的初衷,就是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学习,英国当时是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是“世界之缩影”,那里的实际情况,正是七伯所企望的“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事实上,他在英国和法国先后写了《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英国矿工总投票之结果》,约三万五千字。从中得出结论:“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欲罢工事之妥协难矣。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正是这种现地考察和研究,帮助七伯对当时社会的各种思潮和“主义”进行推求比较,又通过在欧洲期间从事革命运动的实践,最终认定,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正确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从而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并在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重要创建人之一。

家风祖训

据我观察,七伯对周氏这个封建大家庭,按照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来区分,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方面,对清朝以前的封建家族,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充分肯定祖辈中品行端正、廉洁自好的人士,强调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即使对属于封建遗老的长辈,同样恪守礼制,尊敬有加。1939年他去绍兴祭祖时,亲笔续写家谱。回到重庆后,七伯向我父亲详细描述了此行经过和家乡亲友情况,并把带回的一份不完整的家谱交他做系统校订。父亲整理好后,将正本交给七伯,自己留下了副本。建国后,又将《周氏家谱》的副本捐给中国历史博物馆。

我六七岁时,在扬州、镇江曾与七爷爷短暂相处,他时常同我聊天,把七伯儿时和青年时代勤奋读书、立志救国、参加学生运动、反对卖国政府、领导地下斗争及尊敬、孝顺父母的情景,当故事讲给我听。我听得入神,印象深刻,朦胧地感觉周家出了一个人物。

另一方面,七伯对周氏封建大家庭中的阴暗面始终持否定态度。他不止一次同我们侄辈谈家史,要求每个成员过好五关,即“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和“生活关”,要求我们同封建家族彻底划清界限。七伯尖锐地指出,我们周家历代虽然不属于富豪贵族和官僚资产阶级,但也是一个带着深刻印记的封建大家族。近代以来,随着这个家族的衰败破落,出现了一些纨绔子弟、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和种种不良社会关系。我们作为周家后代,要向无产阶级投降,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从继承家族传统中的优秀成分、摈弃一切封建糟粕和陋习出发,建国初期,七伯、七妈向侄儿女们提出了若干具体要求,把它归纳成“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假日或出差时顺路去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不得住西花厅;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七妈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这十条家规,体现了周家的家风和祖训,周到具体,一目了然,是我们今天传承学习周恩来精神的一个重要依据。

神秘来客

大上海。

1931年。

个当年的亚洲第一大都会,一年前,被国民政府正式定名为“上海市”。她昼间繁华,夜晚惊艳,果然不负“东方不夜城”的盛名。

在繁华、太平假象的掩盖下,正与邪、红与白两股对立力量正在进行殊死的斗争。黄浦江边,不时闪烁刀光剑影;上海滩上,处处可闻腥风血雨。

中共秘密联络点

远离市中心的虹口区北四川路(现名四川北路)永安里44号,里弄深处一幢老式石库房,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的家。

一天深夜,一阵敲门声惊醒了熟睡中的父母。父亲赶快起床开门,门外站着七伯和七妈。当时蒋介石以十万火急严令通缉的我的七伯、中共中央负责人之一、已调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和他一起的是我七妈、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记邓颖超。

“党内出了大事,出了叛徒,我俩要在这里暂避些时候。”七伯说明来意。就在七伯、七妈来家几天前,我党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负责人、中央特科行动科科长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这个曾经担任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大叛徒,掌握着党中央最高机密,包括中央所有负责同志的行踪和党在上海各地的重要秘密联络点,他是我党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内部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国民党特务机关为“钓”到这条“大鱼”欣喜若狂,军警特务倾巢而出,力图把共产党人一网打尽。

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潜伏在徐恩曾身边任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同志截获,并在第一时间以最快速度报告党中央。在我党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七伯临危不惧,沉着判断,果断决策,指挥若定,在不到两天时间内采取了一系列紧急应变措施。

在七伯亲自部署指挥下,当夜,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机关全部迅速安全转移。大批军警特务在上海进行地毯式搜捕,竟然一无所获。郭沫若同志在北伐战争中曾以亲身感受,形象地表述他对周恩来的深刻印象:行事的果断与敏捷有如电闪雷鸣,思考问题的细心与周密有如水银泻地。这就是恩来伯父在处理顾顺章叛变事件中迥异于常人的行事风格和魄力。仅此一役,七伯对党和人民功莫大焉!

尽管如此,我党在白区的地下工作造成严重损失。由于顾顺章的指认和出卖,身处南京监狱的恽代英和在香港工作的蔡和森等重要领导人,都遭敌人杀害。由于拒不听从周恩来的忠告与安排,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不久也被捕叛变。

此时此刻的蒋介石,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他一方面庆幸自己视为“眼中钉”的中共中央“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曾与他在黄埔、东征中共事多年,谋略、才能出众的周恩来,竟然从自己眼皮之下金蝉脱壳,逃出生天,一举粉碎了他全歼中共核心领导层的图谋。这让蒋介石再次明了,周恩来实乃他的心腹大患,一日不除,寝食难安。于是他严令全国首先是上海、南京军警特务,限期缉拿周恩来归案,务必斩草除根,免贻后患。

乱云飞渡仍从容

黑云压城城欲摧,乱云飞渡仍从容。

在这极其险恶的形势下,七伯和七妈以最险恶的地方有时最安全的反常思路,秘密住进了我家。七伯有着超人的智慧和判断力,尽管军警宪特在上海布下天罗地网,暗探眼线遍地,短暂的避险只是保存有生力量的需要,严酷的对敌斗争一刻也没有中止。七伯在生死一线之间,仍然游刃有余地周旋在屠刀边缘,领导地下党人给予敌人以强有力的回击。

伍豪之剑

地下斗争的杰出领导者

这一时期党中央的领导,在情报、锄奸、文化统一战线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引起敌人的极大惊恐和不安。在他们全力搜捕的共产党首要人物名单中,频频出现了“伍豪”的名字。“伍豪”,是七伯在党内的化名。七伯到欧洲从事建党的工作,就用“伍豪”作为代号。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七伯转入地下工作,继续沿用“伍豪”的代号。

“伍豪”的英名,从20世纪20年代起逐渐在党内流传。每当提起“伍豪同志”,知道内情的共产党人无不肃然起敬,犹如在严寒中燃起一团火焰。身处残酷的对敌斗争环境中,“伍豪”是共产主义崇高信念的象征,是在绝境中坚持斗争、无惧死亡的力量源泉。“伍豪”又是高悬于敌人头上的一把无比锋利的宝剑,敌特、叛徒闻之丧胆却无计可施。

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

七伯为我党创建机要情报工作所展现的英明才智和立下的不朽功勋,永远让我们怀念和景仰。曾任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说:“隐蔽战线是看不见的战线,包括双方的通信斗争、密码的保密斗争、侦察情报工作、保卫工作的斗争。”这四项是周恩来1928年期间开始创建和领导的,许多是鲜为人知的。我们党的第一个密码是“豪密”,就是周恩来发明的,用他在党内的代号“伍豪”中的“豪”字命名。可以说周恩来是密码专家。他发明的密码,是数学和文字构成的。我党在密码通信斗争中的胜利,是打败国民党的重要因素之一。同在其他战场的较量一样,蒋介石在秘密战线上也打了败仗。

战争年代长期担任中央军委机要工作、总参三部老部长戴镜元说,我党最早的密码是周恩来发明的,最早使用这个密码的是任弼时。第一份电报是周恩来从上海发给苏区中央局的。“豪密”的保密性很强,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如果说“豪密”是铜墙铁壁的“伍豪之盾”,那么对国民党军队从上到下无线电通信的成功破译,无疑是真正无坚不摧的“伍豪之剑”。有了这样的“盾”与“剑”,这支军队怎么能不如虎添翼、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在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先烈们以生命为代价发出的“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永远回响着“伍豪”——恩来伯父谱写的音符,它与时空同步,永存人间!

少年的我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抗战时期沦陷区的上海和江苏高邮度过的。童年时留下碎片般的记忆,几乎都同日本占领者的残暴统治连接在一起。

革命的改朝换代

19451219日深夜,猛烈的枪炮声和爆炸声骤然打破了高邮的宁静。1226日,太阳从古城上空升起:天亮了!解放了!古老的高邮获得了新生。

几天后,古城军民为庆祝高邮解放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游行。人们欢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游行行列中出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巨幅画像。一旁的祖母和母亲赶忙提醒我:“快看!快看!这就是你七伯!”果然,继毛主席、朱总司令之后,是周恩来副主席的大幅画像!像中的七伯,正是我仰慕和想象中的那样,浓眉朗目,英气逼人,威严而亲切,睿智而沉稳。我跳起来和人们一起高呼口号,感到无比骄傲和激动!

三聆教诲

1946年春夏之交,我升学无望,前途渺茫,陷入了深深的苦闷和彷徨。这天,母亲突然给我带来一个天大的喜讯,她说,七伯到了上海、南京,正在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我在刹那间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我要去上海,去找七伯!”我和哥哥尔鎏怀着兴奋的心情奔赴上海。

初见七伯

当时,中国的局势很复杂,内战已经在多地爆发,但国共双方在表面上仍维持着“和谈”的局面。七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首席谈判代表,在南京和上海两地来回奔波。上海的“周公馆”是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也是七伯在上海时的落脚地。

9月的一个下午,我和哥哥按照母亲给的地址,找到了周公馆。七伯秘书陈家康已经接到门房通知,在院子里迎接我们。

这天,我是第一次见到七伯、七妈。当七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看我的一瞬间,我感觉到他的眼神是那么专注、那么亲切,这远不只是一位敬爱的长辈看待一个十四岁晚辈的眼神,这是一个经历了千锤百炼的智者对所有的人充满挚爱深情的眼神。

从那一刻到今天,我深深体会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只要他看你一眼,你就知道他心中一定有你,这个人就是恩来伯伯!他的目光中凝聚的,除了真诚、智慧、尊严、自信和难以言喻的魅力,最重要的就是这种独有的专注和爱心。它曾经感动无数中国人民,也征服了许许多多的国际友人甚至持有不同政见的各国政要。

在广为流传的电视片《百年恩来》主题歌《你是这样的人》歌词中,有这样一段:“把所有的爱握在你手中,用你的眼睛诉说,你是这样的人。”词作者创作这首歌时,我当了一回参谋,写下的这一段歌词,正是我一生中的内心感受。我相信,这也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感受。

七伯询问我俩的情况和今后的打算,我希望能去延安跟他们干革命。七伯、七妈肯定了我的志向,说:“年轻人应该有追求。”

“周公馆”是个小楼,除了七伯、七妈,还住着许多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后来知道有董必武、李维汉、滕代远、廖承志、乔冠华、龚澎、陈家康多人)。

“周公馆”表面看似幽静平安,周围却杀机四伏。大门外的那些小摊小贩,大多是化了装的国民党特务。我们的保卫机关早已查明,“周公馆”周围好几家房子都被特务机关租下,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下达密令,进出的人每时每刻做详细的监视记录。

自强自立,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一天,七伯、七妈把我和哥哥叫到“周公馆”,他说,现在形势很紧张,国共和谈估计会破裂。原想带你们去延安,但代表团的许多同志被迫紧急撤退,带上你俩有困难。你们还是暂时留在这里读书,充实自己,以后再设法取得联系。社会是个大学校,从中也可以得到锻炼。参加革命、参加人民军队的机会总会有的。

说到这里,他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青年人应自强不息,自强自立,说到底每个人的路要自己走。”后来的形势发展很快,七伯、七妈于11月回到延安前,根据不同情况,对每一个人的去留做了周密的研究和安排。比如,为安全起见,他俩没有同意廖梦醒大姐让她的孩子随同去延安,安排她们去了香港。他们千方百计从茫茫人海中找到流落在上海郊区的聂荣臻同志的女儿聂力,送到晋察冀军区聂帅夫妇身边。20083月,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我的好友聂力深情地回忆总理对她的关怀。她说:“1946年夏天,总理费尽心思找到了我,把我送到父母身边,圆了我们一家人多年的梦。周伯伯、邓妈妈是我们一家的恩人!”

当她说到这里,我猛然忆起:1946年夏天,不正是我请求七伯跟他们去延安的同一时间吗?对廖梦醒大姐、聂力大姐和我采取不同的安排,体现出七伯对自身亲属的分外严格。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亲属晚辈和革命后代,在关怀照顾的同时又毫无例外地予以严格要求,期待他们自强自立,不依赖任何“关系”和“人情”,走自己的人生之路。这种严,灌注着他对亲人最无私的爱,也是一种最深沉最富有远见的爱。

敬爱的七伯充满智慧和深爱的指引,为我奠定了正确的人生起点!

(编辑  季节)



¨ 本文摘编自《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中信出版集团202211月出版,由季节摘编。

* 周尔均,周总理的侄儿,少将,国防大学原政治部主任、纪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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