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参与国际循环，取得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的奇迹。当前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同全球很多国家有着紧密的产业关联和市场关联，将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发挥大国经济优势，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资源的联动性。
中国为什么在开放中取得成功
四十多年来中国持续的对外开放，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经验？学术界对此做了大量的总结分析。许多国家都在实行开放政策，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开放的过程中并不是都能成功的。中国的对外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根据历史脉络，总结了三条宝贵经验。
第一，中国对外开放走的是渐进式开放道路。渐进方式避免了在开放中造成重大经济社会冲击。从局部试点到逐渐扩大开放范围，取得了经验，保障了对外开放能够起到持续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我们先设立经济特区，继而再开放沿海14个城市、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沿海开放战略、推进沿边开放、沿江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开放中边试点边总结经验，我们逐渐地扩大开放的空间和产业领域，最后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
渐进式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既限制了风险的范围，又逐步为管理开放经济积累经验。同时还能避免对外开放对国内投资、就业的严重挤出效应。在资本投入不断扩大的同时，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就业规模持续增加，实现社会的稳定，在稳定中发展。
第二，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的战略中，把对外开放与提升自力更生的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开放本身是手段，是为了发展，为了提升社会福利的水平。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我们主动地推进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升级，避免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结构“低端锁定”现象。
通过对外开放，我们大胆吸收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同时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开放中不断地提高我们自主创新的能力，使得我们在参加国际经济贸易活动、国际经济合作的过程中，自身的经济结构不断升级。通过经济结构升级、技术进步、效率改进，拉动经济增长。
在经济结构的升级上，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市场结构的升级。在中国和外商合资合作中，国内的投资企业借鉴外商先进的管理经验、管理理念来提升我们的管理水平。在和外资企业竞争的过程中，竞争态势倒逼内资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改善经济管理，重视人才，通过创新来赢得和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正是在和外资的合作与竞争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内资企业成为全球公司。
二是在产品结构升级上，为了赢得国内市场的竞争，内资企业就不得不去潜心向外资学习，开发新产品，不断地提升产品的工艺和设计水平、技术含量，逐渐获取走向国际市场的能力。为了赢得国际市场的竞争，企业要努力适应消费者需求，不断地改善产品性能、品质，大量价廉物美的名牌产品也行销世界各地，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占有率在不断提升。比如说，目前我们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已经占到了95%以上，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已经占到了30%以上，这都说明我们的产品结构是在开放竞争中不断升级的。
三是在技术结构升级上，促进了国内的技术进步。中国在不断地优化外商投资的营商环境，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中国设立了经济特区，在创新发展中发挥了试点作用，它本身就具有试点和辐射作用，成为体制创新、技术创新的发动机，全国的经济增长极。各地在复制、推广经济特区发展经验的过程中，也有效地带动了全国广大地区的技术结构的升级。
四是在产业结构升级上，我们在开放中注重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有效地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抓住全球制造业大转移的机会，成功地嵌入到了全球产业链条之中。我们成为世界制造大国，这是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但是随着工业化的继续发展，我们也在努力地谋求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的方向转型。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是非常明显的。
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把对外开放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自力更生的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效地推动了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等等的升级。
第三，中国在四十多年的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始终把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的改革结合起来。跟踪国际经贸规则变迁的趋势，在对外开放中通过开放倒逼国内的改革，推动了经济制度的有效变迁。比如说，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和参加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地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健全法制。我们在吸收外资中，为了给外商投资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制定了一系列的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构建起了规范的外商投资法律体系，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我们努力地促进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简化行政审批制度，降低行政成本，完善市场体系，健全市场机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等。这些实际上为外资创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有效地推动了国内经济体制的变迁。我们在发展对外贸易中，适应国际经贸规则，不断地提高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和公平贸易的水平，这也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
中国对外开放的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无论是国内经济条件还是国际经济环境，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就国内经济条件的变化来说，我们的发展阶段变了，工业化水平变了，市场结构变了，比较优势在改变，居民收入水平也在变化，体制条件在变化，开放的重心也在变化。过去的政策导向型的开放，正在转变为制度型的全面开放。
国际条件也在变。我们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开放初始阶段的国际格局有所不同，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们面临的外部开放条件在不断地变化。比如，新冠疫情诱发了世界经济一些新的趋势；还有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与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智能服务为中心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方兴未艾。
在全球化逆流的冲击下，经济效率逻辑受到了安全逻辑的严重冲击。发达国家制造业大规模的外移转变为美国推动制造业回流，一些跨国公司从欢迎中国开放转向惧怕与中国企业竞争，美西方一些国家从过去促进中国改革开放转变为现在谋求遏制中国发展。这都是我们所面对的外部条件的变化。
既然国内外的经济条件变化了，我们的开放应该怎么办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规模决定分工深度，分工深度决定生产力水平和收入水平。现代经济的最根本特点，就是在不断扩大的市场范围中组织生产、利用资源、交换商品，越是能够在更广泛范围内开拓市场、利用资源的国家，其经济就越强大，收入水平越高。世界近代史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反复说明，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无一不是通过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循环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提升。开放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的一个趋势。
国际经济循环同国内大循环一样，都是生产发展格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紧密整体。所以我们在新形势下，要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有几点是我们要坚守的。要反制单边主义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维护多边经济体制。
首先，我们只有在不断地推进开放的过程中，才能发挥中国大市场的优势，避免把中国锁定在全球化体系之外。
其次，我们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要发挥开放倒逼改革的功能。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证明，这是一条非常成功的道路。今天在改革的深水区，全面改革攻坚过程中，我们要对标国际先进经贸规则，改革国内的经济体制。
第三，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开放中推动发展，化解实体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全面提升要素生产率，减轻企业税负负担，稳定外商投资，避免脱离全球价值链、供应链体系。
通过深化开放，提升营商环境优势和制度优势，以新的竞争优势逐渐替代逐渐转弱的成本优势，以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第四，实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高水平的开放主要是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的核心，就是要与国际规则对标、接轨。国际经贸规则在变动，例如我们过去注重的边境规则主要是体现在关税水平的下调上。
中国不能永远以发展中国家的规则要求自己，总有一天，我们会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所以，我们不可能长期享受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中成员国家的关税水平待遇。主动地下调关税的水平，可以避免一次性大幅度下调关税水平带来的冲击。我们应该关注新一轮的国际经贸规则的变迁。先进的国际经贸规则主要体现在边境后的规则上，规则所涉及的内容很多，我们应该在这些规则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主动地对标，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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