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以下简称“中信基金会”）举办“加强对外话语体系与能力建设”专题研讨会。来自不同领域的十几位资深学者与会发言，深入讨论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进一步推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对外话语体系内涵需要建立新认知
从多元维度认识对外话语体系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周庆安教授认为，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争取国际话语权可细分为定义权、解释权、动员权三个层面。建议进一步凝聚对国际传播工作的战略共识，对我国话语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共识，从观念和机制两方面入手，有效构建中国国际传播战略体系；优化实施策略，从“做机构”到“做平台”，打造中国国际传播平台；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核心理念作为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及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核心及重要支撑；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更好匹配国际传播的核心位置，构建可行的、实事求是的效果评价体系。
对外话语体系要适应全球体系的迭代
中信基金会副秘书长、资深研究员王湘穗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我们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基础形成冲击。建构中国式的话语体系，要着眼于全球体系变化的基本趋势，跟上和适应全球体系的变化，不能将问题简单化、庸俗化、形式化，片面关注各类国际传播量化指标。建议构建话语体系要有一种千年时间尺度的全局观和涵盖全球的整体观；要讲唯物论辩证法、适应复杂性，新全球化体系的迭代是多样性的统一，不是简单的更替，而是多中心的并行体系；要不断增强竞争力，顺势而为，积极参与全球话语体系的构建，为全球化贡献中国方案。
从舆论战的高度审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郑若麟认为，西方正在有意识地对我国发动全面的舆论战，战略目标非常清楚。这场舆论战没有妥协的可能性，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做好准备，避免仓促应战。我们要进一步培养和打造一支能够在思想领域、舆论战中起到启蒙作用的队伍，把这些力量有效组织起来，给予他们充分的空间，让他们发挥出最大的智慧来打赢这场舆论战。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俄战略协作中心执行主任王晓泉认为，中国式崛起必然颠覆美国的霸权秩序，必然遭到殊死抵抗。其主要形式就是混合战争，而舆论战是关键性战场。他建议，一是挖掘构建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的内容优势，充分发挥系统性优势、实践性优势、先进性优势；二是挖掘构建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的制度优势，使制度更好地适应实际需求，以实际效果检验外宣工作；三是挖掘构建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的路径和方法，充分挖掘智库的潜力，用新的思路构建国际话语体系。
国际传播视域下对新闻属性应有新认识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王润泽认为，在新的国际冲突背景下，新闻人才教育应当重新思考新闻属性等理论问题，从根源上解决思想障碍。长期以来，新闻教育中对新闻的概念界定往往局限在文本层面，即新闻是关于最新事实发展的报道。但实际上新闻的层面很多，新闻和事实之间的关系并不如传统新闻教育中所强调的那样对等且紧密。在美西方对我国发动整体上的认知战、舆论战和谣言战背景下，新闻教育需要引导学生认识新闻的本质，真正理解冲突中的新闻，而不是禁锢在欧美新闻专业主义框架下，无法得出真实的结论。在全新的国际传播视域下，新闻教育需要重新审视漫长历史阶段中全面、立体、丰富的新闻内涵，构建更加强大的理论武器，继而在国际传播实践过程中做出更大贡献。
对外话语能力建设需要探索新思路
对外话语建设应关照区域国别传播与精准传播
新华社研究院外联室主任刘华认为，在区域国别宏观方向上的建设与整个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是战略和战役、战术之间的匹配关系。讲好自己故事的同时，也一定要用中国视角讲好世界的故事和当地区域国别的故事，这是塑造对方认知和理念的关键点。当前我们在区域国别话语体系的建设能力尚不能匹配需要，包括队伍规模不足、生产力与生产方式落后、舆论手段和实体手段未协同等。建议在决策层和研究层推动形成两方面新共识，一是话语体系建设目标背后应该有思想理念的深度支撑，从思想理念到传播产品的全链条应该是贯通的；二是更大的目标应该是和更多的资源相匹配，应当将新的资源投入到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工作方法中。针对重点国家区域国别的精准传播，要确定重点方向，加强监督和引导，避免浪费，集中力量办大事。需要给予新闻单位、媒体机构等对外传播工作更高的定位，明确更大的任务和更高的目标；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如智库学者、留学生群体等，给予他们更大的空间，在海外发声方面建立评估、激励等机制；还应将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中的更多领域如电影、电视、游戏等纳入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构建职能中。
对外传播工作应当注重道义、道理及礼节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刘宝成认为，对外传播不能只讲中国的故事，要用诚实信用的态度、公开透明的方式去增强我们的对外传播力。建议在对外传播建设中，传播主体要加强信誉建设，提高海外受众的信任程度，避免过多的宏大叙事和观点多于事实等问题。对外传播建设要有综合性的部署，真正从受众角度出发建立共情，熟练地运用国际通行的话语体系和传播渠道，将中国特色转化成对方可以理解的优势内容，做好传播内容输出的持续性，争取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的认同、信任、尊重和积极响应。
从文明交流互鉴的维度推动当代中国的国际传播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胡钰认为，人文精神是中华文明重要精神标识，具有历史积淀，符合时代需要，可与世界对话。人文精神中重要的内涵是人本精神与民本精神，建议深入挖掘中华人文精神，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视角审视国际传播工作。要在国际传播中树立人类意识，既要传播中国，也要传播世界，加强对贫穷、气候、教育等全球性挑战问题的国际传播；在各类国际事件中，都要有中国报道者的现场声音。要在国际传播中树立人民意识，以国内民众为传播主体，以国外民众为传播对象，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国际传播，重点是大学、企业、青年群体等。重点探索对大学参与国际传播的政策调整、对企业参与国际传播的引导，对青年参与国际传播的舞台搭建。新冠病毒疫情之后，中国与世界的全面交往，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需要崭新的观念，需要全面的人文交流，应当在国际传播中树立扎实的、崭新的人文精神。
对外舆论斗争要增强话语表达的有效性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资环学院副院长彭年认为，增强对外话语体系的有序性和有效性需要做到：一是埋头基础工作，准确、清晰地掌握当前舆论斗争中存在的问题；二是提升系统思维，加强对外话语体系的网格化建设，提高精准传播的水平，对区域国别网格里每一区域、每一领域、每一行业的话语实践与话语表达方式都应精准掌握；三是做好桌面下的文章，针对美西方等对我国的抹黑应当予以有效反击。
对外话语体系实践需要拓展新路径
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做好理论宣传
《求是》杂志外文版编辑部主任、求是网董事长于波认为，对外理论宣传要注重专业的、权威的语言翻译和把关。在对外传播实践中，要有清晰的受众目标，如《求是》的特定目标是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要发挥党中央机关刊物的特色和优势。在当前新的国际形势与国际环境下，要充分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形成一个大的外宣队伍。各新闻媒体机构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整合各方优质资源，发挥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共同做好对外话语传播，努力展现对外工作的新气象、新作为。
媒体和智库应当形成合力进行话语体系创新
《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主任宋平认为，中国在国际舆论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全世界都在期待中国的发声，而媒体和智库要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对内能够稳定舆论场，对外能够讲好中国故事。近年来，美西方一直采用双标不断地抹黑中国，其背后都与海外智库的言论和报告息息相关，西方媒体继而推波助澜。美西方媒体会持续设置很多的中国话语陷阱，我们急需打造中国自己的原创思想体系，用符合我们立场、世界能听懂的话语去解读、去传播中国主张，而不仅仅是被动地应对。中国智库在国际舆论场发声要先解决看得见、被看懂的问题。媒体和智库的融合发展实际上已成为全球舆论宣传的一个趋势，媒体可以根据智库研究的议题来进行深度挖掘，找好细分的切口，智库亦可以通过媒体来引领新议题，放大成果的影响力。
发挥香港独特角色与功能构建对外话语体系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正思香港顾问有限公司总裁陈少波认为，香港在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有汇聚西方主流媒体、通讯社，与西方传播语言、风格、价值观相通，高度关注中国政治经济局势等优势，也存在缺少主动建构中国话语的意识与机制、爱国意识形态人才不足等短板。建议构筑覆盖多种语言、多个领域的国际网络意见领袖团队，进行分众传播，增强话语的说服力、感染力；探索尝试破除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提出中国学派论述，借助香港了解西方、与西方网络互通的背景去拆解西方中心主义，着手建立机构、智库、媒体等高效协同的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
新时代涉疆对外传播呈现新变化需要新路径
中信基金会研究员、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吐尔孙·艾拜认为，当前的新疆国际传播面对的是一场舆论战。海外媒体的涉疆报道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性，报道议题具有集中和阶段性特性，西方政要、研究机构和各类非政府组织成为重要引用信源和制造涉疆舆情的幕后推手，虚假负面信息的多渠道传播和反复引用较为突出。建议加强网络尤其是国际移动终端宣传；强化涉疆基础性理论研究，提升议程设置能力，推进学术话语转为媒体话语；鼓励国内外民间力量参与对外传播等。
（编辑 杨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