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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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的前景与挑战

文/江山 来源: 2023.04.18 16:40:04



 

     美国始终是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和统一台湾的最大外部因素。中美建交四十多年来,一直是风风雨雨,斗而不破。中美实力在这几十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中美关系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口,美国为维护自身利益和霸权产生了焦虑感、担忧和危机感。中国在发展中抓住了全球化机遇,成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美双边贸易现状

    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从建交之初几十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到2021年的7500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出口超过5700亿美元,从美国进口超过1700亿美元。过去多年,美国在所谓的贸易逆差上跟我们斗,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来实施了贸易战,但2021年中美贸易额还在增长。这说明我们构建的产业链、供应链在中美两国经贸关系中,体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关系,尽管未来的前景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中国的GDP正在不断追逼美国,2021年我国GDP17.7万亿美元,美国是23万亿美元,实力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美国现在把中国定位为长期的战略竞争对手,包含了政治、经济、科技、安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多个领域。未来10年是中美博弈的一段关键时期。美国出台的政策和它的战略报告都提到了未来关键的10年。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曾经说过,中美实力越接近的时候,未来10年就是越危险的时候。拜登上台以来,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贸易政策,加征的关税仍然存在。尽管美国财长耶伦和贸易代表戴琦对关税的取消和保留有不同看法,但这只是他们内部的一些分歧,整体上在特朗普政策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对华经贸政策更系统、更有针对性、更具长期性,而且连环套、组合拳都打出来了。

    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的打压遏制涉及经贸、投资、科技、教育、政治等多个领域,值得关注的是,它遏制打压中国发展,是通过立法方式取得的。一旦立法通过,以后要废除或者停止这种制裁就很难,杀伤力是比较大的。2021年以来,美国政府通过的三个法案值得重视。一个是202111月通过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第二个是20228月通过的《2022芯片和科学法案》,第三个是《通胀削减法案》。这三个法案叙述了美国要如何加强自己内部建设,在各个领域,包括投资、通讯、新能源,还有芯片研发、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等方面提升自己能力,而且要进一步对中国打压,遏制中国的发展。

    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虽然是多方面的,包括贸易、投资、金融、资本、教育、科技、互联网,还有支付系统、国际规则等等,但风险最大、杀伤力最大的应该是科技。在贸易投资方面,2021年的中美双边经贸数字都是增长的,双方今后在消费生活品的进出口往来还会继续,中国对美出口物美价廉的商品,多年来平抑了美国的通货膨胀,这是事实。

美国正在调整对中国的经贸关系

    中美双方的贸易关系,短时期内难以完全被其他国家和地区取代,我们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水电煤气,港口码头,我们的建设都比其他国家好。但是现在也面临部分的轻纺产业、技术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墨西哥、拉美等地区,这个现象值得关注。

    对于芯片、半导体等高科技产品的进出口贸易,中美双方出于国家安全和竞争的考虑,在一些产品和领域都会有自主选择性的脱离接触。

    在投资方面,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涉及并购、参股等方方面面,自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以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滥用国家安全来打压我们。今后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将会受到严格的投资审查,赴美投资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美国企业在华投资,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每年都发布白皮书,美国商会和在华企业总体对中国市场是比较乐观的,仍有很大兴趣继续经营。40年来,他们在中国市场获利颇丰,不愿意放弃这个大市场。目前对两国关系的不确定性、潜在的冲突和风险有担忧,有部分企业对进一步做长线投资还有一定的疑虑,有些企业对中国的营商环境也表示了一定的关注。

    美国政府经常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把国内问题国际化,双边问题多边化,拉帮结派,拉拢盟友打压,实施长臂管辖,加大对华出口管制和制裁,实施友岸外包,近岸外包,企图强制美国在华企业离开中国,回流或者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在供应链上面不断做一些断链的动作。

    拜登政府加大了对欧洲和印太地区的投入和拉拢,缓和了和欧盟的经贸摩擦,成立了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加强双方在技术标准、供应链、通信、数据治理、技术使用和投资审查方面的协调,企图拉着欧盟对付中国,解决它说的所谓非市场经济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等等。

    在印太方向,美国正式提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涉及很多议题。首先,突出了劳工权利、环境保护、数据跨境自由流动、透明度、竞争中立等所谓的高标准规则。这些规则是过去多年来美国在双边一直推动的规则,它把双边谈判规则议题里边的有些内容多区域化以及多边化,还涉及补贴、技术转让、国有企业等等。

    其次,要关注的是出口管制和制裁。过去在经贸对话里,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都谈过。当时的环境下,这些议题还可以往前推动,而现在美国对华实施出口管制,这也是它限制中国发展的一种竞争手段,是切断供应链、强行促使脱钩的一个重要手段。2021年以来,拜登政府在出口管制上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公布了对半导体、大容量电池、关键矿产品及药物等四类产品供应链的审查。两国在关键敏感产品供应链的减少依赖、分离,甚至脱钩,可能是引发未来经贸冲突的一个燃点。

    在出口管制的具体领域,美国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在芯片、生物技术、新能源等行业对中国进行打压。2022年,有168家中国企业被列入美国的所谓黑名单,限制中国企业获取美国技术和软件,图谋对我国形成更多领域的“卡脖子”局面。

中国出台一系列的反制措施

2020年以来,为维护国家安全,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包括《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反外国制裁法》、《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等,这是我们应对美国制裁出台的法律和法规。在制裁和反制裁方面,中美摩擦和冲突将是未来两国竞争激烈度和对抗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中美经贸关系过去是合作大于竞争,现在是竞争大于合作,而且在很多领域体现了竞争以及斗争。下一步怎么办?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的开放,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这对我们推动制度型开放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中国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和进步,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更有底气、更有实力和美国进行竞争,而且能够应对未来的挑战。我们要以更大的开放应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开放才能掌握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为国际社会提供可接受的更多的公共产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的发展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我们实施双循环,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相互促进,这是正确的。我们应该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准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过去我们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下,获得了发展前进的动力,一直走到了今天。要进一步对接国际的规则和惯例,积极参与国际规则、规制和标准的提出和制定。在国际规则议题的设置上,提出中国方案,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做贸易投资,需要我们在观念上和理念上做一些调整。中美当时谈过双边投资协议(BIT),但没有谈成。中欧谈成了这个投资协定,其中有一些内容和议题在中美谈判的时候没有达成,因为当时我们的实力还不够,开放的力度还不够,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和规则自主开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有能力做到过去做不到的事情,因而在中欧投资协定里边融入了一些过去还不能做到的议题。一些专家谈到海外燃煤电厂的问题,当时美国人也提出我们在海外建燃煤电厂,指责我们将过剩产能输出,我们进行了据理力争。发展中国家需要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电力,中国有能力帮助他们做这件事情。随着多年的发展,重视环保已经提上了我们发展的议事日程,我们对国际社会也做出了双碳的目标和承诺,我们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承诺不在海外新建燃煤电厂。这几年在光伏和风能新能源上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又将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帮助发展中国家去建厂,做基础设施。

   随着这几年我们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对ESG(环境、社会、治理)的认识更加深入。在ESG上,国际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中国也可以在未来的发展开放中贡献我们的智慧。

    数据是当今重要的生产要素。以前只是说生产要素是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现在数据已经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而且中国是数据大国,有海量的数据,又赶上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应该在数据化、数字经济方面成为引领者,成为一个数据化的大国。现在中国正在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还有《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里面很多议题都涉及透明度、数字、环保、劳工、国有企业、竞争中立,还有知识产权,在WTO里边还有补贴、强制性技术转让等等。以前这些议题都有所接触,我们有实力去参与国际上的多边、双边的协议,要根据加入区域协议和我们自身的发展深入研究这些议题。我们有承受能力,在研究这些议题的同时考虑到和国家安全的关系,为进一步开放做先行先试。

    关于议题设置,我们在与美国的谈判接触过程中看到,他们的产学研、智库、政府、企业联动是比较紧密的。一些企业在全球化布局当中,把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新的技术、新的商品、新的业态归纳起来,交给智库和政府总结提升,由政府为企业打开海外市场去推进。这就是美国推进海外市场为反映企业诉求做的一些工作。未来在这些新的议题的研究和设置上,我们也应该加强我们的智库和企业、政府的联动,在未来双边、多边的谈判中提出新的中方议题,提出中国的智慧和方案。有些议题现在做不到,随着实力增长和发展,有些未来我们应该可以做到。所以要对自己的实力增长和发展有预见性和前瞻性。

    目前国内各省市正在建设自由贸易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上,要针对各个地区不同的优势、禀赋,对标国际规则和标准进行尝试,以更高水平、更大勇气,建设高质量的自贸区,运用到对外开放中,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

中美经贸关系上寻求合作点

在对美的原则问题上,要勇于斗争,善于斗争,但在中美经贸上还要寻求合作点。过去的WTOG20APEC,中美有过合作。最近在WTO13届部长级会议当中,由于中美的合作才达成了最后的成果,包括疫苗、粮食、数据传输、免征关税、渔业等等,中国也做出了贡献。未来气候变化、能源、粮食安全等等,以及全球最低企业税的合作,很多重大国际经贸问题都离不开中美合作。保持经贸往来仍然是连接和保持两国接触的纽带。 

    跨国公司包括美国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有利于稳定全球供应链,促使我们参与全球竞争,有利于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需求,把握外部世界科技进步的趋势和方向,接受一些先进的管理理念,也带来一些人才结构的改变和优化,这也是一个国家开放的标志。所以,我们在未来要多做美国在华企业的工作,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环境,解决他们的合理诉求。

    在贸易战之前,中美曾有九十多个对话机制,其中有经贸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还有中美商贸联委会等等,在这些对话中化解了一些矛盾和分歧。现在在新的历史关口,我们还是要通过对话化解矛盾和分歧。

    应该鼓励国内的智库、专家学者、行业协会等创造机会到国外去交流,推动产学研到国外交流对话,对冲国外特别是美国不友好势力的诬蔑和诋毁。我们需要主动出击,宣传中国的发展,宣传中国方案,增信释疑,争取国际社会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国正在实施“十四五”规划和迈向2035远景目标,在对美工作方面,在原则问题上要斗争,在贸易上开展公平竞争,在共同利益上寻求合作,在复杂问题上巧于周旋。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长时间应对复杂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以更高水平的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积极推进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增强中国的财富和实力。   

(编辑 季节)



* 江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商务部原美大司司长,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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