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始终是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和统一台湾的最大外部因素。中美建交四十多年来，一直是风风雨雨，斗而不破。中美实力在这几十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中美关系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口，美国为维护自身利益和霸权产生了焦虑感、担忧和危机感。中国在发展中抓住了全球化机遇，成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美双边贸易现状
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从建交之初几十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到2021年的7500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出口超过5700亿美元，从美国进口超过1700亿美元。过去多年，美国在所谓的贸易逆差上跟我们斗，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来实施了贸易战，但2021年中美贸易额还在增长。这说明我们构建的产业链、供应链在中美两国经贸关系中，体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关系，尽管未来的前景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中国的GDP正在不断追逼美国，2021年我国GDP是17.7万亿美元，美国是23万亿美元，实力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美国现在把中国定位为长期的战略竞争对手，包含了政治、经济、科技、安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多个领域。未来10年是中美博弈的一段关键时期。美国出台的政策和它的战略报告都提到了未来关键的10年。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曾经说过，中美实力越接近的时候，未来10年就是越危险的时候。拜登上台以来，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贸易政策，加征的关税仍然存在。尽管美国财长耶伦和贸易代表戴琦对关税的取消和保留有不同看法，但这只是他们内部的一些分歧，整体上在特朗普政策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对华经贸政策更系统、更有针对性、更具长期性，而且连环套、组合拳都打出来了。
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的打压遏制涉及经贸、投资、科技、教育、政治等多个领域，值得关注的是，它遏制打压中国发展，是通过立法方式取得的。一旦立法通过，以后要废除或者停止这种制裁就很难，杀伤力是比较大的。2021年以来，美国政府通过的三个法案值得重视。一个是2021年11月通过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第二个是2022年8月通过的《2022芯片和科学法案》，第三个是《通胀削减法案》。这三个法案叙述了美国要如何加强自己内部建设，在各个领域，包括投资、通讯、新能源，还有芯片研发、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等方面提升自己能力，而且要进一步对中国打压，遏制中国的发展。
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虽然是多方面的，包括贸易、投资、金融、资本、教育、科技、互联网，还有支付系统、国际规则等等，但风险最大、杀伤力最大的应该是科技。在贸易投资方面，2021年的中美双边经贸数字都是增长的，双方今后在消费生活品的进出口往来还会继续，中国对美出口物美价廉的商品，多年来平抑了美国的通货膨胀，这是事实。
美国正在调整对中国的经贸关系
中美双方的贸易关系，短时期内难以完全被其他国家和地区取代，我们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水电煤气，港口码头，我们的建设都比其他国家好。但是现在也面临部分的轻纺产业、技术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墨西哥、拉美等地区，这个现象值得关注。
对于芯片、半导体等高科技产品的进出口贸易，中美双方出于国家安全和竞争的考虑，在一些产品和领域都会有自主选择性的脱离接触。
在投资方面，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涉及并购、参股等方方面面，自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以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滥用国家安全来打压我们。今后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将会受到严格的投资审查，赴美投资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美国企业在华投资，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每年都发布白皮书，美国商会和在华企业总体对中国市场是比较乐观的，仍有很大兴趣继续经营。40年来，他们在中国市场获利颇丰，不愿意放弃这个大市场。目前对两国关系的不确定性、潜在的冲突和风险有担忧，有部分企业对进一步做长线投资还有一定的疑虑，有些企业对中国的营商环境也表示了一定的关注。
美国政府经常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把国内问题国际化，双边问题多边化，拉帮结派，拉拢盟友打压，实施长臂管辖，加大对华出口管制和制裁，实施友岸外包，近岸外包，企图强制美国在华企业离开中国，回流或者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在供应链上面不断做一些断链的动作。
拜登政府加大了对欧洲和印太地区的投入和拉拢，缓和了和欧盟的经贸摩擦，成立了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加强双方在技术标准、供应链、通信、数据治理、技术使用和投资审查方面的协调，企图拉着欧盟对付中国，解决它说的所谓非市场经济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等等。
在印太方向，美国正式提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涉及很多议题。首先，突出了劳工权利、环境保护、数据跨境自由流动、透明度、竞争中立等所谓的高标准规则。这些规则是过去多年来美国在双边一直推动的规则，它把双边谈判规则议题里边的有些内容多区域化以及多边化，还涉及补贴、技术转让、国有企业等等。
其次，要关注的是出口管制和制裁。过去在经贸对话里，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都谈过。当时的环境下，这些议题还可以往前推动，而现在美国对华实施出口管制，这也是它限制中国发展的一种竞争手段，是切断供应链、强行促使脱钩的一个重要手段。2021年以来，拜登政府在出口管制上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公布了对半导体、大容量电池、关键矿产品及药物等四类产品供应链的审查。两国在关键敏感产品供应链的减少依赖、分离，甚至脱钩，可能是引发未来经贸冲突的一个燃点。
在出口管制的具体领域，美国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在芯片、生物技术、新能源等行业对中国进行打压。2022年，有168家中国企业被列入美国的所谓黑名单，限制中国企业获取美国技术和软件，图谋对我国形成更多领域的“卡脖子”局面。
中国出台一系列的反制措施
从2020年以来，为维护国家安全，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包括《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反外国制裁法》、《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等，这是我们应对美国制裁出台的法律和法规。在制裁和反制裁方面，中美摩擦和冲突将是未来两国竞争激烈度和对抗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中美经贸关系过去是合作大于竞争，现在是竞争大于合作，而且在很多领域体现了竞争以及斗争。下一步怎么办？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的开放，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这对我们推动制度型开放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中国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和进步，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更有底气、更有实力和美国进行竞争，而且能够应对未来的挑战。我们要以更大的开放应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开放才能掌握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为国际社会提供可接受的更多的公共产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的发展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我们实施双循环，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相互促进，这是正确的。我们应该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准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过去我们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下，获得了发展前进的动力，一直走到了今天。要进一步对接国际的规则和惯例，积极参与国际规则、规制和标准的提出和制定。在国际规则议题的设置上，提出中国方案，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做贸易投资，需要我们在观念上和理念上做一些调整。中美当时谈过双边投资协议（BIT），但没有谈成。中欧谈成了这个投资协定，其中有一些内容和议题在中美谈判的时候没有达成，因为当时我们的实力还不够，开放的力度还不够，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和规则自主开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有能力做到过去做不到的事情，因而在中欧投资协定里边融入了一些过去还不能做到的议题。一些专家谈到海外燃煤电厂的问题，当时美国人也提出我们在海外建燃煤电厂，指责我们将过剩产能输出，我们进行了据理力争。发展中国家需要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电力，中国有能力帮助他们做这件事情。随着多年的发展，重视环保已经提上了我们发展的议事日程，我们对国际社会也做出了双碳的目标和承诺，我们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承诺不在海外新建燃煤电厂。这几年在光伏和风能新能源上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又将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帮助发展中国家去建厂，做基础设施。
随着这几年我们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对ESG（环境、社会、治理）的认识更加深入。在ESG上，国际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中国也可以在未来的发展开放中贡献我们的智慧。
数据是当今重要的生产要素。以前只是说生产要素是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现在数据已经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而且中国是数据大国，有海量的数据，又赶上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应该在数据化、数字经济方面成为引领者，成为一个数据化的大国。现在中国正在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还有《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里面很多议题都涉及透明度、数字、环保、劳工、国有企业、竞争中立，还有知识产权，在WTO里边还有补贴、强制性技术转让等等。以前这些议题都有所接触，我们有实力去参与国际上的多边、双边的协议，要根据加入区域协议和我们自身的发展深入研究这些议题。我们有承受能力，在研究这些议题的同时考虑到和国家安全的关系，为进一步开放做先行先试。
关于议题设置，我们在与美国的谈判接触过程中看到，他们的产学研、智库、政府、企业联动是比较紧密的。一些企业在全球化布局当中，把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新的技术、新的商品、新的业态归纳起来，交给智库和政府总结提升，由政府为企业打开海外市场去推进。这就是美国推进海外市场为反映企业诉求做的一些工作。未来在这些新的议题的研究和设置上，我们也应该加强我们的智库和企业、政府的联动，在未来双边、多边的谈判中提出新的中方议题，提出中国的智慧和方案。有些议题现在做不到，随着实力增长和发展，有些未来我们应该可以做到。所以要对自己的实力增长和发展有预见性和前瞻性。
目前国内各省市正在建设自由贸易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上，要针对各个地区不同的优势、禀赋，对标国际规则和标准进行尝试，以更高水平、更大勇气，建设高质量的自贸区，运用到对外开放中，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
中美经贸关系上寻求合作点
在对美的原则问题上，要勇于斗争，善于斗争，但在中美经贸上还要寻求合作点。过去的WTO、G20、APEC，中美有过合作。最近在WTO第13届部长级会议当中，由于中美的合作才达成了最后的成果，包括疫苗、粮食、数据传输、免征关税、渔业等等，中国也做出了贡献。未来气候变化、能源、粮食安全等等，以及全球最低企业税的合作，很多重大国际经贸问题都离不开中美合作。保持经贸往来仍然是连接和保持两国接触的纽带。
跨国公司包括美国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有利于稳定全球供应链，促使我们参与全球竞争，有利于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需求，把握外部世界科技进步的趋势和方向，接受一些先进的管理理念，也带来一些人才结构的改变和优化，这也是一个国家开放的标志。所以，我们在未来要多做美国在华企业的工作，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环境，解决他们的合理诉求。
在贸易战之前，中美曾有九十多个对话机制，其中有经贸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还有中美商贸联委会等等，在这些对话中化解了一些矛盾和分歧。现在在新的历史关口，我们还是要通过对话化解矛盾和分歧。
应该鼓励国内的智库、专家学者、行业协会等创造机会到国外去交流，推动产学研到国外交流对话，对冲国外特别是美国不友好势力的诬蔑和诋毁。我们需要主动出击，宣传中国的发展，宣传中国方案，增信释疑，争取国际社会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国正在实施“十四五”规划和迈向2035远景目标，在对美工作方面，在原则问题上要斗争，在贸易上开展公平竞争，在共同利益上寻求合作，在复杂问题上巧于周旋。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长时间应对复杂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以更高水平的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积极推进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增强中国的财富和实力。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