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对我国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了明确部署，特别强调要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有利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将更好发挥我国的“大国优势”，塑造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更好地发挥对外开放的作用，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没有开放的促进带动作用，国内大循环就会成为“独轮车”。坚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才能夯实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要以国际大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推动形成我国经济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形成开放、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为实现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循环创造条件。
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面的工作。坚持高质量的“引进来”，扩大对外开放领域和范围，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良好营商环境；坚持高水平的“走出去”，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打造安全稳定、有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内国际双循环既相互交融，又相互影响和促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使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加快建设好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基础，保持各产业有序链接、高效畅通是关键。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不是脱离国内产业发展去另搞一套，而是要促进国内外产业深度融合，有针对性地补上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弱项，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提升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高国际竞争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的领先优势日益凸显，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工业体系最健全的国家，完整产业链优势独特，同时规模配套优势也具有“虹吸效应”，可汇聚全球要素和资源，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筑牢安全屏障。
当前，全球产业体系和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多元化布局、区域化合作、绿色化转型、数字化加速的态势。需要我们顺应产业发展大势，从时空两方面统筹抓好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一方面，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另一方面，深化改革健全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展等机制，优化生产力布局，推动重点产业在国内外有序转移，支持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促进内外产业深度融合，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面临的难题和挑战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性问题加剧，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坚持实施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需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 在“引进来”方面。我国对外开放的范围和领域还不够大、不够宽，市场主体之间仍存在不公平竞争，而政策因素对经济活动影响较大，一些政策不够透明，增加了投资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企不敢干、外商不敢投、民营不敢闯。有不少外资企业因担心不确定性，不太愿意把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投放到中国，对长期合作与未来投资项目持观望态度的较多，深层合作延伸的难度加大。
近年来，中国吸引外资的规模与增幅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全国规模以上的外商工业企业数量已从2013年的5.8万家，下降到2022年7月份的4.3万家，减少了26%。如果扣除中国香港资本因素，减少的幅度就更大了。与此同时，外来资本投向制造业的比例越来越小，而投向服务业的占比越来越大，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幅度日益扩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投资者不愿意投资制造业，或者说在重资产领域投资有一定的顾虑。服务业领域投资最大的好处就是一旦遇到什么风吹草动，可以随时撤出。
2. 在“走出去”方面。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的70%-80%集中在能源、矿产资源领域、传统加工制造业和一些服务领域。据公开资料显示，疫情前，我国对外投资的80%存量集中在服务业，主要分布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和零售、金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房地产、交通运输/仓储等领域。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我们又遭遇到安全审查、技术、标准、环保、人权等方面的难题，融入当地社会的难度较大。
我们的海外投资项目，在当地的中国色彩非常浓，总是被贴上“中国的企业”“中国的资本”“中国的产品”等标签。其实，按照国民待遇和竞争中性原则，我们在当地投资、注册，按当地法律法规进行商业化运营，就应该是当地的企业。我们的国际化经营要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走上去”的转变，还需要在本土化上下更大功夫。特别是三年疫情叠加中美关系恶化、俄乌冲突，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早已今非昔比。这几年，海外投资项目的开发几乎都处于停滞状态，目前运行的项目一般都是前些年开发的项目，将陆续进入合同后期，无论是市场还是资源，都可能面临着“内卷式”的存量竞争。
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我们的产业链合作大多集中在加工、组装环节，缺乏一体化合作，很少掌控产业链的关键和战略环节，极容易被“卡脖子”，加之我们进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整合的能力不足，相应的供应链不能得到高质量的产业链支撑，最终导致产业链供应链缺乏足够的稳定性安全性和韧性。
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的思考与建议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做好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
第一，要继续统筹好“引进来”与“走出去”，绝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当前扩大开放的环境与开放初期阶段不同，在新时期按照新情况、新问题，继续强调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开拓进取，注意差异化地推动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比如涉及特区、示范区和自贸区的改革试点以及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的完善部署，要给足自主权，真正放开搞活，促进与国际规则有序接轨。
第二，要处理好政府“搭台”与企业“唱戏”之间的关系。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十分复杂、大国关系较为紧张的情况下，政府出面搭台子，发挥外交作用，为企业创造商机，助力推动一些项目的开展，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搭台子的不能直接变成唱戏的，如果政府直接出面去谈买卖、做生意，把企业变成具体执行者，并不符合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要求。
第三，要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在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上，要发挥我国国土面积大、周边国家相对结构比较多元的优势，一方面继续扩大东部发达地区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创造条件，做好中西部、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使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重构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新优势。
第四，要统筹好走出去进行资源配置与全球产业布局的关系，促进供应链与产业链、价值链的有效衔接。要重视发展本土化、一体化、立体化合作，努力构建全球化的产业体系，为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稳定奠定基础。中石油在苏丹的石油投资合作项目，就是集上游的勘探开发和下游的炼油加工，再加一条从南部油田到东北部苏丹港全长1370公里原油管道的上下游一体化合作的项目，实现了投资项目的互利共赢和可持续发展。
第五，要进一步扩大投资合作领域，特别是在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航空航天、数字化、绿色创新等方面，积极拓展新的产业投资合作项目。比如在2022年12月举行的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上，我国提出在未来3到5年，中方愿同阿方一道，在支持发展、粮食安全、卫生健康、绿色创新、能源安全、文明对话、青年成才、安全稳定等8个领域推进“八大共同行动”。在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上，提出构建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推动金融投资合作新进展、拓展创新科技合作新领域、实现航天太空合作新突破、打造语言文化合作新亮点等五大合作领域，就充分体现了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将有利于推进我国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
第六，要处理好与国际一流企业的竞合关系，努力在竞合中实现自身的成长壮大。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国际一流企业是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老师”，有的把我国企业带入国际市场，有的教会了我们适应国际规则。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企业在快速成长，国际公司也在不断进步，特别是那些基业长青的百年老店，依然保持着世界一流的水平，占据着全球领先的位置，我国企业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中，需要继续把那些世界一流的公司作为标杆，做好对标对表，切实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七，要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有效提升我国对外开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促进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的有效衔接，推进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继续放宽市场准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扩大鼓励外商投资范围，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抓住当前国际分工调整时机，围绕全球价值链，实现更加全面的国际国内制度的协调统一。既要把国际制度“引进来”，对照国际通行规则与先进标准，倒逼国内相关领域改革，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又要让国内制度“走出去”，推动国内制度国际化，让世界认可和接受中国规则和标准，以便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
第八，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共同构建全球经济新秩序和新规则。积极参与多双边区域经贸合作，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增强话语权和影响力，推动国际规则更加公正合理，保障我国企业海外利益和国际发展空间。积极参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作，努力构建新型国际经贸关系，扩大互利共赢，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目前，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难点是缺乏国际化的专业人才，在一些重要的国际机构和国际会议上参与度不深、发声不响、权威性不强，直接影响了话语权、主导权和影响力。下一步提升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必须在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上多做工作，加快国际化专业人才的培养，并多向国际机构输送人才，多到国际会议上发声，推动中国话语体系尽快强起来，让世界听得懂中国坚定不移对外开放的主张。
（编辑 尚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