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全人类共同追求，也是现代政治应有之义。现代民主并非唯一标准，一花独放，而是多元形态，百花争艳。西方实行的是竞争性选举为中心的代议制民主，中国推行的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两种民主类型，对社会政治形态和社会治理问题给出了不同答案。
第一问：什么是民主，表相还是本体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一个人被难题困住的时候就好像被绳子捆绑，不能动弹。实际上，当一个人被狭隘观念困住了，也会像被绳子捆住一样不能动弹。在如何看待民主这个问题上，当今束缚世界上许多人认知的，就是把竞争性选举为中心的代议制民主看成现代民主的唯一形式、唯一标准，事实上它只是民主的表相之一。
理解民主可以用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概念 “体相用”——本体、表相和用途。任何事物都有“体相用”，例如一辆汽车本体就是它要有动力装置、方向装置等，其用途是交通工具；同时它又有各种表相，有不同牌子、不同排量的车；用就是可以载人，也可以载货等等。
民主也有“体相用”。就民主本体而言，我们要回到民主的原意，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或者说是人民掌握政权、反映人民意志，政权为人民服务。民主的“相”是指它的各种实现形式，如抽签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直接民主、间接民主等等。“用”是说民主会有不同的应用场景，一个国家实行民主是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
西方式现代民主只是民主的表相之一。从民主发展历程上看，西方式现代民主离民主本意、民主本体很远，本身就是西方从“直接民主”到实质民主、再到程序民主的民主观退化。同时如台湾著名学者朱云汉先生所言，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民主劣质化”问题。如果将这种狭隘的、表面的、劣质的民主看成“民主灯塔”，就如同将一辆年久失修、嘎嘎作响的老爷车看成现代汽车的标杆，而其他牌子、其他型号的车都被认为不是汽车。
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有两个限定语，第一个限定语就是“人民”，这是从民主本体上说的。人民民主看起来像同义反复，民主的民也是人民，为什么还要加一个人民的限定语呢？这个限定语恰恰规定了民主的本体属性，即：它是属于人民的、是多数人的民主，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我们在国体、政体、民主运行机制上都要保障这一点。
第二个限定语就是“全过程”，全过程是从“相”和“用”的层次来界定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种全链条、多渠道、多层次和多场景的民主。全链条是指从选人、用人、决策、管理、监督的整个链条推行民主。多渠道是指党的群众路线、人大代表、政府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政治协商等不同渠道。多层级是指有中央政府层级、地方政府层级、基层民主等等，形式也是多样的，选举只是其中一种，协商、评议、选拔等都是民主实现形式。多场景是指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民主应用场景，如国家重大决策和国家治理，直到社区治理、民间纠纷调解、乡村扶贫等具体微场景应用。
为什么全过程人民民主看起来比竞争性选举复杂得多？这是因为每一种手段、形式与渠道都有它自身的局限，通过这么多的形式和手段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去接近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本体。
第二问：谁的民主，是多数人的民主还是少数人的民主
从雅典开始，西方民主观下的民主就不属于多数人。据估计，当时雅典的公民人数大概只占总人口的1/10左右，妇女、外邦人、奴隶都不算公民。[1] 近代以来，西方普选权的推开，也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今天虽然大多国家都实现了普选，但是并不意味着民主属于多数人。人民本质上不过只是选民，如同萨托利所言，在现代西方民主视角下的人民只是具体的个体，或者按照绝大多数原则或有限多数原则所指的大多数人。[2] 同时，西方民主劣质化的表现之一就是投票率下降，总统、议会等各种类型的选举投票的人的比例在下降。统计表明，20世纪90年代，采用多数制的77个国家投票率平均只有60.4%，[3]这样的话按照简单多数原则，一个候选人只要获得30%多一些选票就可以当选，这意味着当选并不等于真正代表多数人。更为重要的是，虽然人民有普选权，但是选民对于政客只是闻其名并未真正了解，看到的都是媒体包装出来的人设，选民对于专业公共政策很难有系统认识，更多关心的是个人短期利益，这些因素导致选民难以做出理性决策。一般公众无法决定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的最大受益群体还是少数人，所以斯蒂格利茨说，今天的美国已经不再是民有、民治、民享，而是1%有、1%治、1%享。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属于全体人民的民主。有关人民，同时包含以下几重含义。
第一，个体意义上的人民。我们谈民生发展，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保障人民选举权利等，都是指个体意义上的人民。
第二，人民范畴涵盖绝大多数人。我们谈人民这个概念时始终是指绝大多数人，始终要站在绝大多数人的一边。在人民概念演进过程中，人民的范畴涵盖了几乎所有人，只有法律意义上的犯罪分子才被排除在人民之外。
第三，整体意义上的人民。西方式民主不承认有整体意义上的人民，但是恰恰只有我们认同有整体意义上的人民，我们才能够保证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高铁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和美国差不多同时提出建设高铁的规划，2011年奥巴马曾经雄心勃勃地提出要让高铁的覆盖率达到人口的80%，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美国高铁只有几百公里，而中国高铁已经达到了4.2万公里，这就是人民整体利益能够得到有效体现的一个案例。而如果像美国那样，民主体现的只是不同政党、不同州、不同企业、不同利益集团、不同个体的碎片化利益，而不管整体性利益，就很难有效推动那些涉及全民利益、具有高度外部性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第四，重视中下层人民。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宗旨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它的政策偏向于照顾中下层工人农民群众。中国刚刚完成了人类脱贫减贫历史上的壮举，在十年时间内实现了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实现了农村人口的整体性脱贫，下一步我们还要坚持不懈推进共同富裕。
第三问：民主是选择治国人才还是选择作秀人才
西方式民主，主要通过竞争性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但是这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一些商人、演员等毫无社会治理经验和资历的人士赢得竞选、成为总统。这不符合现代职业成长的基本逻辑，因为几乎所有的现代职业，基本上都需要按照资历、工作能力、工作业绩一步一步晋升，但是却假设总统这个最重要的职业可以不经过职业台阶，“一步登天”。当然，另外一种假设是能够通过选举机制将竞选能力最强的人选择出来，问题在于善于选举的人未必善于治理国家。当年美国就有一句话，“选举是诗歌，治理是散文”，这两者并不匹配。
到今天这样一个流量为王的时代，民主劣质化的一个表现就是选举变成了选秀，选举能力变成选秀能力，善于筹款、制造议题、作秀、煽动情绪、拉流量，这些并不意味着善于治理国家。另一个民主劣质化指标，就是政党分赃、酬庸政治依旧盛行。以前美国竞争性选举体制存在政党分赃制，后面通过公务员各种改革法案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今天美国的选举还是摆脱不了“分赃制”，获胜者有权去分配这个胜选的战利品。美国总统有权任命7000名左右政府官员，其中只有500名左右需要参议院批准。总体上总统任命过程是相当随意的，可以对自己的朋友、亲属或者在选举过程中有帮助的人投桃报李。特朗普曾经不断地在推特上威胁官员“你被解雇了”，其实其他总统也这么干，只不过特朗普把它拿到台面上了。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模式，官员任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竞争性选拔。我国很多大省本身就拥有几千万甚至上亿人口，相当于世界上大国的人口规模。在熟悉地方情况后，官员还要熟悉全国情况，才能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习近平主席就是先治村（6年）、治县（3年）、治市（11年，3个市）、治省（11年，3个省），而且在党的系统、行政系统、人大系统、军队系统都经过历练，然后再到中央治国，同时在中央也经历了5年的历练，才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
竞争性选拔体制保证了政府官员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更重要的是通过实践检验，而不是通过选票检验。通过层层历练、检验、选拔，才能成为国家领导人。中国的竞争性选拔体制，是一种有利于筛选出实干型治国人才的选拔方式。
第四问：民主到底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
政治民主本质上是讨论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民主应该既体现在民意的“输入”，也体现在政府为人民服务的“输出”。无论是西方古典民主，还是现代西方的程序民主，都是强调输入端的民主，人民能够抽签、能够投票、能够参与民主；而政府是否为老百姓做事情，不属于民主理论考虑的范围。这是由西方民主的政体思维所决定的，否则它就无法将民主制与君主制、贵族制有效区分。在民主实践中，这种片面的民主思维模式，会给人类民主探索带来一个极大误区，会使选举出来的政府有可能完全背离民意，或者压根不为老百姓办实事。中国式民主是输入端与输出端相结合的民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民本主义，政府政策要为人民着想，这实际上就是从“输出端”理解民主。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哲学——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就是既强调人民充分参与，同时也强调政府官员要为人民服务，主动为老百姓做事。例如减贫过程中无数党员干部到村庄里和老百姓同吃同住，一同想办法为百姓解决实际问题，这是最现实的民主。
第五问：民主是程序的还是实质的
西方古典民主理论家曾经提出实质民主理论，但是到今天，西方的民主仍然只是程序民主，正如熊彼特所说的，现代程序民主是政客通过特定选举程序，竞争民众对于统治的同意。但是即使程序上完全合法，也很有可能会造成一种实质上无意义，甚至完全背离民众的状况。例如，美式民主劣质化的一个指标就是老百姓对政策的影响微乎其微，竞争性选举不过是提供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剂。另一个指标是短期政治以及表面的政治盛行，政客关注短期性议题，而没办法解决一些长远性、根本性的问题，例如基础建设落后、贫富差距巨大、政府债务水平不断升高、枪击案、种族冲突等等制约美国长远发展的问题，陷入了无解状态。
中国式民主，恰恰是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统一。程序民主要服务于实质民主。人民主权实现的形式不是通过一个虚拟的社会契约实现权力由神授向人民授予转变，而是通过作为人民替身的中介——中国共产党——来实现人民自我统治。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的最高组织形式与最高意志表达。人民通过中国共产党实现自我统治，这是基于党与人民的主客辩证关系来实现的，两者互为主体，同时互为客体。首先人民是主人翁，而党则是实现人民意志的工具，党的方针政策来自人民，体现人民的意志与主张；其次，党是国家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是人民的主心骨，而人民则是追随者。人民与党的主客辩证关系是中国人民民主的精髓所在，人民主权的实现恰恰在于人民与党的持续、密切的互动之中。中国式民主是民意、民主、民生三者的闭环。中国的重大政策制定包括两会议程，有大量关于民生的议题，到各个地方去调研，会看到政府每年都要拿出需要落实的办民生实事的清单。
第六问：民主是寻找共识还是制造分裂
西方式民主原本是一种利益妥协与观念协调的机制。竞争性选举提供了一种不同派别斗争的暂时妥协机制，同时在分权制衡制度框架基础上设置了许多协调机制。但是近年来我们观察到西方民主劣质化，其主要表现就是议会民主越来越难以弥合分裂：一是否决政治盛行，决策过程布满各种否决点（veto player），为了否决而否决，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对一个政策议题长时间争论不休，经常陷入政治僵局。二是政党意识形态的极化，从美国近年的政治演变来看，“两党制导致趋中”现象已不存在，两党意识形态之争和冲突两极化日益明显，中间选民几乎消失。三是政党轮替带来的政策“翻烧饼”问题，当年华盛顿就指出政党政治只不过是一派暂时压倒了另外一派，是轮流的专政，现在这个问题更加突出。政党轮替导致政策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两边反复进行折腾，当年小布什推行ABC（all but clinton ）的政策，就是“除了克林顿做过的其他都可以干”，特朗普上台后把奥巴马的政策全盘推翻，拜登又把特朗普大部分的政策倒过来。
中国民主政治是寻找共识的过程。14亿中国人民虽然利益多元、观念多元，但是追求民族复兴、追求人民幸福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不是竞争性、对抗性的关系，而是协作性的关系，决策过程中不同主体是作为意见输入方，而不是作为否决点参与政策，目标不是掣肘，而是要让政策制定得更为妥善，不同群体通过民主讨论、民主协商的过程中找出最大公约数，画一个同心圆。政府换届不是翻烧饼，而是接力棒，一棒接着一棒往前跑，一届接着一届往前干，这才能使得我们能够在百年历史中，持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实现。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对于民主探索，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都会给出自己的答案，而不需要去抄西方的所谓标准答案。进行相互比较，并不是说明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多么完美无缺，中国式民主还面临许多方面的挑战，还有很多短板，但是首先要坚定我们的制度自信，就如同马克思当年说的，“这里有玫瑰，就在这里跳舞吧”。同时，我们需要不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不断提高民主水平和民主质量，让中国民主之花开得更加鲜艳，让中国民主之光更加明亮，为人类超越狭隘、表面和劣质的民主观做出中国贡献，为21世纪人类建设更好的、更高质量的民主做出中国贡献。
（编辑 杨利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