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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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五)¨

周尔均 来源: 2023.06.15 11:31:02




 

喻情

千万不要学八旗子弟

怎样在胜利的形势下保持革命的传统,怎样继承先辈遗志,确保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1966年以前,每逢春节,七伯、七妈都会在西花厅同亲属们吃顿“新年饭”,和大家团聚畅谈。除了侄辈,每次都还有孙维世、孙新世姐妹和金山,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秘书何谦,卫士长成元功参加,人多热闹。饭菜节俭,但味道可口,常备有七喜爱的狮子头、煮干丝。饭后,七伯、七妈同大家边休息边聊天,话题轻松随意,气氛轻松和谐,是我记忆中难得的美好日子。当然,在这个场合大家主要听七伯讲,毕竟机会难得。

1960年大年初一的聚会,正逢在军调北京不久,我俩和其他亲属到得很。那天,七伯兴致颇高,给我们讲了前一晚即除夕夜,宴请刚被特赦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一家的趣闻。

溥仪特赦后被分配到北京植物园工作。他自幼在皇宫长大,出宫后当了日本人傀儡,身边一直有太监、宫女侍候,什么劳动技能都不会。从实际出发,安排他在北京植物园园丁,从事一些园艺劳动,能做多少是多少。吃饭时,他向七伯汇报了一件趣事:一群晚清遗老专程到植物园向他朝拜觐见,溥仪送他们到公共汽车站。这群遗老临别行礼,个个打躬作揖,恭祝“圣安”。还有人匍匐在地,“谢驾”。待到他们一群“平身”起来,公共汽车早已跑得没影了。

七伯、七妈当时听了就忍俊不禁。这天,七伯又绘声绘色地述了一遍,我们听了,个个乐不可支。伯说,溥仪还向他汇报了另一件事:由于劳动中表现得不错,园领导给他发了一笔奖金,本想买些糖果分送给一起劳动的伙伴,又担心别人说他是“收买人心”,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伯伯鼓励:“这是好事嘛,尽管做,没有问题。”我想,这件小事表明,溥仪对七伯高度敬仰与信任,向他敞开自己心扉,无话不讲。

说到这里,七伯开怀大笑,说:“当皇帝可不是好事。封建制度毁了溥仪,到今天连起码的生活常识都不懂得。”

七伯是真正的性情中人。说起这些趣事,他时而抱着胳膊笑得很开心,时而仰起头来哈哈大笑,既像是宽厚的长者,又像是快乐的儿童。经过人世间少有的磨难和严峻考验的伯伯,绝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但这一会儿,他的确是沉浸在一种普通人的快乐之中。他谈起溥仪的逸闻,也绝非取笑嘲讽的态度,而是怀有深深的痛惜之情。我想,正是七身上这种既普通又不普通品性的完善结合,折射出他那种难能可贵的罕见品格:人性中温馨的质朴和高贵的华美。

后来,我看到一份资料,当初给溥仪分配工作还是伯伯亲自谈的话,其中有一段谈话摘录如下:

起初,北京市民政局建议:让溥仪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并参加轻微劳动。伯没有同意:“这样安排不妥,如果让溥仪在故宫劳动,游人一定会包围他,那让他怎样工作呢?这是显而易见的嘛!”

最后,安排溥仪在北京植物园当园丁,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劳动时间可以缩短。

我心里明白,七伯给我们讲这些趣闻逸事,是“寓教于谐”“借事喻理”,以此教育我们晚辈。紧接着,七伯从溥仪谈到了清朝晚期文武官员贪污腐败,八旗子弟游手好闲,只知提笼玩鸟、花天酒地,导致清王朝土崩瓦解的历史教训。伯伯教育我们,要好好重温这段历史,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千万不要学八旗子弟。他说:有一句古话说得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一个革命者,更要自强不息,自强自立。

“八旗”兴衰的教训

伯的教诲,引起我对“八旗”制度兴衰的浓厚兴趣,便阅读研究了相关史料。当初,崛起的满族为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把分散的部落用军事形式连接在一起,“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无事耕猎,有事征调”。这种亦耕亦战、能耕能战的社会军事组织,并不需要庞大的军饷供应,加上满族狩猎格斗、驰骋马背的勇士传统,以这样的军制,对付国库空虚、衰败日久的明朝军队和纪律松弛的李自成农民军,自然是摧枯拉朽,一举定鼎。

在取得全国政权后,八旗又成为清王朝统治全国的重要军事支柱,也曾为发展和巩固中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为保卫边疆防止外来侵略,做出过重要贡献。

但是,八旗作为清朝赖以生存的根本制度,有一个与生俱来的致命缺陷:随着军事上节节胜利,统治者把战争中掠夺的人口、财富和土地分给各个部落,用于充实军饷、提高士气,却由此导致八旗官兵逐渐脱离生产劳动。在取得全国政权后,为了巩固满族对汉族的统治,继续沿袭并扩大战时的做法,对旗人一概免除劳役,发放粮饷,分房分地,其中立有战功的更是封官拜爵,出将入相,而且代代相传,世袭罔替。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劳而获的庞大集团,短短一二百年时间,原先马背上的勇武民族,就变成了坐享其成、奢靡腐败的特殊阶层。靠着祖先俸禄为生的八旗子弟,成为不会种地、不会做工、不会经商、连拉洋车也不会的不折不扣的寄生虫。

乾隆以后的几代统治者也曾试图进行改革,都是无果而终。乾隆十七年,正处在“乾隆盛世”,他盼望着万千世代子孙能享受“无疆之”,“万岁万万岁”,但此后过百余年,清王朝就寿终正寝。“八旗兴则清兴,八旗清亡”,“以劳武结合,以脱离生产”。乾隆所立《下马必亡碑》,可谓一语成谶!

七伯一生忧国忧民,熟谙中外历史,又目睹清王朝的轰然倒塌。他以八旗子弟的沦落教育后辈,让我们牢记兴亡成败的历史规律,实在是怀有痛切之感的深谋远虑。

今天,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十四亿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我们正处在实现恩来伯伯所衷心期待的“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伟大时代。但是,也要看到,我们正面临西方腐朽文明的侵蚀,存在着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消极影响,在改革开放大潮下也会产生某些逆流,由此滋生的崇拜金钱、追求奢靡、徇私舞弊、贪污腐化现象大量存在。

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世界。”劳动人民创造了物质世界,同时创造了精神世界,他们是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一个既有先进的制度为保证,又有坚强的理想信念为引导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才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民族。让我们牢记恩来伯伯的深切训诫,吸取历代王朝覆灭和清八旗子弟没落的沉痛历史教训,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彰显人性之美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对于末代皇帝溥仪,七伯把他的前半生作为反面教材教育人们,但对溥仪本人又给予亲切的关怀,使他从“皇帝”“战犯”转变为堂堂正正的中国公民,还帮助他重新组建了美满的家庭。

那天七伯宴请溥仪全家时,还有一个笑话。参加晚宴的有溥仪七妹、北京精忠街小学模范老师金志坚,原名爱新觉罗·欢,应是中国最后一位正统的“格格”。那晚,她急着从学校直接来到政协礼堂,身穿的制服没来得及换。溥仪没有认出这个最小的妹妹,吃完饭离开时,把她当成政协的工作人员,热情地连连握手说:“谢谢你的招待!”大家都笑了。七伯也笑着说:“你们家也不常见,以后可以多团聚,今天算第一次。”

对溥仪的婚姻问题,七伯也很关心。在七伯的关照下,后来溥仪同护士李淑贤结婚,度过了幸福的晚年。

伯的胸襟,比大海还要宽广。他从来不曾关心自己,关心的是全中国每一个人的幸福。他从来不曾担心个人的安危,担心的是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这就是全世界一致公认的——周恩来的崇高品德!

修缮“风波”

修缮西花厅的由来

中南海西花厅,今天已成为人们心中的一方圣土。我们敬爱的恩来伯伯,在这里昼夜操劳了整整27个年头。他为了让中国人民能过上好日子,呕心沥血、披荆克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们用西花厅不灭的灯光称颂恩来伯伯伟大的公仆精神,它也象征着人民对光明与希望的期待,在一度凛冽的寒冬里温暖了每个人的心。

七伯、七妈在遗言中申明,他俩身后,西花厅由公家安排使用,不得用作故居或纪念场所。因此,西花厅至今仍由中央有关部门管理,既不能违背他俩意志,对外陈列,又不能拂逆群众心愿,另作安排。

说起西花厅的来历,有一段颇为曲折的历史。历代王朝的皇宫禁地,除皇帝外不允许任何人在其中占有半砖寸瓦。即使是最尊贵的皇亲国戚,也只能在皇宫的附近修建住宅。清末宣统皇帝溥仪继位后,他的父亲载沣获准在中南海的一侧修建府邸,就是今天的西花厅。不过还未竣工,清朝就垮台了。此后,这个半截子工程先后被北洋军阀、国民党和日伪政府作为办公场所使用。据说袁世凯、段祺瑞也曾在这里办过公。随着战乱绵延,形形色色的“政府”机关像走马灯一样前脚走后进,西花厅并非权贵富豪所有,谁也不去认真修缮。到了解放初期,这里已经荒芜不堪了。

刚进北京,七伯一度在中南海丰泽园办公,后来让给毛泽东居住。七伯就选择相距不远的西花厅,作为自己的住宅和办公地址。一来方便共商国是,二来他和七妈都看中了院里有他俩喜爱的几株海棠树。搬进时只对院落做了简单拾掇,住房陈设一仍其旧,使用的也是战争时期的随身用具。

不过,毕竟是王府的建筑格局,我和在军1955年初进西花厅时,对有着长廊、假山和海棠盛开的庭院印象颇为美好。可当我们走近住房,一眼看到的却是嘎吱作响的房门、裂缝漏风的窗扇、漆痕剥落的梁柱、苔痕斑驳的砖地。说实在的,就像是北京随处可见的四合院。洗手间也很简陋,架子上挂的毛巾中间有破洞,用布缝上还在用。我俩禁不住惊讶,国家总理的住房、设施,怎么这样寒酸呢!

后来去得多了,也曾委婉地向七伯、七妈提起这件事,他俩态度很明确:“这就不错了。不要忘了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我们都要保持。”实际上,不光居住条件简陋,而且潮湿的砖地使日夜在此办公的七伯双腿患了关节炎,时常疼痛难忍,夜间工作时不得不盖上条旧毛毯。身边工作人员为此都心痛不安。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七伯、七妈入住西花厅已经十多年,房子实在太破旧,秘书何谦多次请示进行必要的修缮,都被七伯拒绝了。恰好这时中央组织领导干部去南方集中学习,七妈也在外地疗养,何谦便报经上级批准,利用这段时间对西花厅进行了简单的修缮。

何谦在抗战初期就担任伯伯警卫秘书,历来办事勤勉谨慎。这次修缮,主要是从保护七伯、七妈身体健康出发,把潮湿的砖地换成地板,漏风的门窗做了修补,更换了腐朽的房梁,增添了两张简易沙发,木板床换成弹簧床,实在没有什么过分的地方。

想不到七伯回来,只从门外瞥了一眼,就少有地动了肝火。七伯历来对工作要求严谨但秉性温和,对身边工作人员从不疾言厉色,这次真的是发了脾气,连声责问何谦:“我是怎么交代你的,为什么搞这么铺张?!谁叫你这些东西?!”门也不进掉头就走。何谦边检讨边追上去,身旁其他人跟着七伯都不听,生气地说:“我不进,那不是我的家!”后来,他还是住进了临时办公、休息的钓鱼台招待所,谁也劝不回去。

为了让七伯消气,何谦写了好几份检查,后来又请来陈毅元帅帮忙。陈老总专门去西花厅看了看,哈哈一笑说:“啥子了不起的事吗?我看,只是修了该修的地方嘛!”但是,这次连陈老总也劝不动。

伯伯让我背杜甫诗

一天,七伯找家人聚会,维世大姐和金山也到了。那天,他心情还算不错,中午同大家一起吃饭时,七伯有说有笑,他自己不提,大家也不好说修房子的事。

饭后,七伯同大家聊天,我看时机到了,乘七伯高兴,委婉向他进言:“七平时常教育我们爱护国家财产,说实在的,西花厅已经相当破旧了。这也是历史文物,简单维修一下,也是保护国家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什么大错,您不要再生气了。”维世和在军也在一旁帮腔。七伯听后点了点头,严肃认真地说:“你们讲的也有一定道理。我并不是反对做正常的维护、简单的修缮,问题是装修得过了些。你们要懂得,我是国家总理,如果我带这个头,下边就会跟着来,还有副总理,还有部长,如果一级一级地照这样下去,不知道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西花厅这样的房子,不用装修还能住嘛,我们国家现在还嘛,很多群众还没有房子住。改善群众的生活,让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位的事情。”

七伯接着问我,有没有读过杜甫的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说读过,并按七伯的要求,背诵了诗中最后的几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伯说:“是啊!你们重温一下这首诗,就会懂得我为什么这样生气。要记住,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群众!”

七伯让何谦秘书把新添的地毯、窗帘、沙发、吊灯、弹簧床、浴缸统统撤走,换回了木板床,尽可能恢复原样。最后,还是陈老总帮上了忙,他说:“油漆要不要刮掉啊?地板要不要掉啊?那就不是节俭而是真正的浪费了!”七伯也被陈老总的话逗笑了,这才搬回西花厅。这次修缮的“风波”算是告一段落。

为这件事,七伯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作了两次检查。他说:“我没有做好,造成了浪费。”但每次检查,他都是检查自己,把责任全部揽在身上,没有一字提及秘书或他人。这是七历来为人做事的风格。

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

西花厅修缮这件事过后,何谦对我说了心里话:他的确是按伯伯的一贯要求,低标准办事,但伯的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迥异于常人。尽管追随七伯多年,他仍从中受到一次不平常的教育。

西花厅修缮的这场“风波”,深刻地说明,在七心中,群众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一切违背群众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都是对党的事业的最大损害。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七伯就说过:不怕战争失利,就怕战争失了民心。

1943年,四十五岁的七伯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其中第六条写道:“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

七伯同我的谈话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群众”这两个字。他反复叮嘱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关心群众利益,要向群众学习,要爱护各兄弟民族群众,好事要先尽着群众,不能脱离群众。

七妈在我入党时写给我的亲笔信中,突出地强调了:“你必须注意密切的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从而你才能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七伯还曾把为广大群众谋利益,概括为“立党为公”。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共产党员和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

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在抗战时期是地下党员,她同我说:“每次见到周副主席,他都要告诫我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他用浅显的道理、朴素的语言教育我:群众最善于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作为领导人,不可能熟悉到那个程度。演员也是一样。所以共产党员要时时关心群众生活、倾听群众意见。”

对人民群众无微不至的关怀

我住过的总后勤部大院和现在住的国防大学二号院(政治学院所在),以及海军、空军诸多兵种和军队大院,都位于西郊,这也是恩来伯伯的决定。北京刚解放时,政权由军队接管,部队占据了北京市城区的大块地方。伯伯说,所有的公园、公用住房和民宅,都要让给北京市的人民群众居住使用,军队各部门、各单位,原则上都在北京西郊荒地另行修建,从而形成今天的格局。

七伯热爱文艺,他时常自己到剧场看戏,对他来说,这既是工作,又是休息,还能置身群众之中。每次,他都是自己花钱买票,从不给剧场或有关部门打招呼。他交代卫士,不要告诉剧场是他来看戏,位置要和观众挨着,不准特殊安排,并且要等演出开始、灯光熄灭后进场,结束前几分钟离开,以免妨碍他人。伯伯从来最喜欢同群众一起,但又最不愿扰民,最反对张扬。

但也有过一次例外。那天,在军在民族文化宫剧场转播一个节目,给了我一张摄像机后面留给导演的票。我到场后不久,看到伯伯也去了,离得不远。按惯例,在军和我都没有上前打招呼,其他人也都没有发现。这是一台表现抗日内容的话剧,中间有个场景:演员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就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歌声响起那一刻,观众席中站起一个伟岸的身影,立得挺直。起初还有些不解的群众很快发现、醒悟了过来:“这不是周总理吗?”“是总理在立正唱国歌!”全场观众全都激动地站了起来,与总理一起同声歌唱。舞台上的演职员这时也发现了,顿时,全场灯光大亮,台上台下同时引吭高歌。中国人民的尊严、爱国主义的情怀、领导人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的深情,充满了每个人的心间,大家心潮澎湃,不能自已。

七伯这次打破他平时观常规的举动,既是为了率先垂范,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尊严,强化公民的国家意识和礼仪观念;同时也表明,国家总理也是与他们同行动、共命运的中国公民,是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我相信,这天在场的人,恐怕都不会忘记这个令人万分激动的时刻。

七伯、七妈没有儿女,但他们对孩子的爱胜过父母。原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告诉我俩:“50年代‘大跃进’期间,由于缺,生产的纸张发黄。总理从小学课本中发现了问题,把我找去说:‘这样的纸,要把孩子眼睛看坏的,我这样的老年人看还不要紧,我们的眼睛早晚要坏,无论如何不能把孩子的眼睛弄坏。’”总理的话使宝华同志深受感动,他尽力克服困难,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告诉我:“70年代前期北京饭店扩建,总理已经病得很重了,他坚持同我乘坐四周没有遮挡的施工电梯,升到高空现地勘测。总理边看边嘱咐我:饭店扩建时要增盖职工宿舍,让员工都能就近居住。要从长远考虑,留下停车场的位置。他处处想到的是群众。”

这样的例子数也数不尽。

我常常想,伯的心中始终装着一杆秤,一头是群众,一头是其他包括他自己。他会时刻忖度、随时自省,在任何时候,他心中的这杆秤,群众这一头都要高过另一头。

“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群众!”愿七伯的谆谆教诲永存人心,历史的警钟世间长鸣!

春暖意

1959年到1961年,我国遭遇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历史上称为“三年困难时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重大波折,但总体上还是属于前进中的问题,所以我把这段时期称为“春”。

1959年初,严重的物资匮乏犹如急风暴雨骤然而至,我调离重庆市时,一夜间全市上千家饭店除一家“红薯饭馆”外统统关门。大约从那时候起,开始实行全民的粮、油、糖等凭票定量供应。需要说明,这个时期面临的困难,与我在童年和少年时期遭遇的困境,在心理感受上是完全不同的。当时,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心态同我一样,坚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很快克服困难。每每遇有迫切需要,同志间、朋友间都会真诚地伸出援助之手。

19597月,在军经组织批准,从成都军区歌舞团调到北京来,她被调进中央电视台任文艺组导演。她兼有了中国电视第一代主持人和第一代文艺导演的双重资历。在这期间,我的工作岗位也做了调动:从总后卫生部调到总后政治部,任主任秘书兼党委秘书。

西花厅里暖意浓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西花厅自然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1960年初,西花厅的庭院里多了个小菜园,这是七妈亲自伺弄的。菜地不大,品种很丰富,有扁豆、黄瓜、西红柿等等。每当我们去西花厅,只要有栽种的菜成熟了,七妈都要亲自采摘,拿旧报纸打包,让在军带回家给孩子们吃。

在西花厅,我们去看七伯、七妈,一般都要留下我们同他们进餐,原来的三菜一汤变成了两菜一汤,没有肉菜。七伯严格要求自己与群众共度困难、不吃肉。伯和七妈是执行标准制度的模范,粮食供应标准与群众完全一样,并没有多余的粮食和粮票。廉洁自律的七伯、七妈对自身要求格外严格,西花厅的基本食材就是白菜、豆角、豆腐等,其中不少是七妈的劳动成果。主食中增加了红薯干。

七伯去外地出差,特地嘱咐成元功向地方交代:伙食标准必须同群众一样,不准吃肉和蛋,不准吃油炸东西,油炸的东西耗油。七伯到上钢一厂和三厂调研,穿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在火热的炼钢炉旁同工人长时间交谈;爬上吊车,同司机一起升空,亲切询问;到幼儿园、食堂问候老师、孩子们、炊事员,详细了解生活情况,亲自做笔记。厂里为他准备晚餐,七伯没去,自己到食堂要了副碗筷排队买饭,工人让他先买,七伯笑着谢绝了。排到他们面前,花五分钱买了个白菜,二分钱买了个馒头,一分钱买了一碗汤,跟工人一起边吃边聊。七伯吃得很开心

造成国家三年经济困难的因素比较复杂,有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有苏联赫鲁晓夫集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破坏,也有其他因素。其中一个深刻教训是:在形势大好的时候务必戒骄戒躁,思慎行,切忌头脑发热,急躁冒进。

(编辑 季节)



¨ 本文摘编自《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中信出版集团202211月出版,季节摘编。

*周尔均,周总理的侄儿,少将,国防大学原政治部主任、纪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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