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事喻情
千万不要学八旗子弟
怎样在胜利的形势下保持革命的传统，怎样继承先辈遗志，确保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1966年以前，每逢春节，七伯、七妈都会在西花厅同亲属们吃顿“新年饭”，和大家团聚畅谈。除了侄辈，每次都还有孙维世、孙新世姐妹和金山，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秘书何谦，卫士长成元功参加，人多热闹。饭菜节俭，但味道可口，常备有七伯喜爱的狮子头、煮干丝。饭后，七伯、七妈同大家边休息边聊天，话题轻松随意，气氛轻松和谐，是我记忆中难得的美好日子。当然，在这个场合大家主要听七伯讲，毕竟机会难得。
1960年大年初一的聚会，正逢在军调北京不久，我俩和其他亲属到得很齐。那天，七伯兴致颇高，给我们讲了前一晚即除夕夜，宴请刚被特赦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一家的趣闻。
溥仪特赦后被分配到北京植物园工作。他自幼在皇宫长大，出宫后当了日本人傀儡，身边一直有太监、宫女侍候，什么劳动技能都不会。从实际出发，安排他在北京植物园任园丁，从事一些园艺劳动，能做多少是多少。吃饭时，他向七伯汇报了一件趣事：一群晚清遗老专程到植物园向他朝拜觐见，溥仪送他们到公共汽车站。这群遗老临别行礼，个个打躬作揖，恭祝“圣安”。还有人匍匐在地，“跪安谢驾”。待到他们一群“平身”起来，公共汽车早已跑得没影了。
七伯、七妈当时听了就忍俊不禁。这天，七伯又绘声绘色地再述了一遍，我们听了，个个乐不可支。七伯说，溥仪还向他汇报了另一件事：由于劳动中表现得不错，园领导给他发了一笔奖金，本想买些糖果分送给一起劳动的伙伴，又担心别人说他是“收买人心”，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伯伯鼓励：“这是好事嘛，尽管做，没有问题。”我想，这件小事表明，溥仪对七伯高度敬仰与信任，向他敞开自己心扉，无话不讲。
说到这里，七伯开怀大笑，说：“当皇帝可不是好事。封建制度毁了溥仪，到今天连起码的生活常识都不懂得。”
七伯是真正的性情中人。说起这些趣事，他时而抱着胳膊笑得很开心，时而仰起头来哈哈大笑，既像是宽厚的长者，又像是快乐的儿童。经过人世间少有的磨难和严峻考验的伯伯，绝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但这一会儿，他的确是沉浸在一种普通人的快乐之中。他谈起溥仪的逸闻，也绝非取笑嘲讽的态度，而是怀有深深的痛惜之情。我想，正是七伯身上这种既普通又不普通品性的完善结合，折射出他那种难能可贵的罕见品格：人性中温馨的质朴和高贵的华美。
后来，我看到一份资料，当初给溥仪分配工作还是伯伯亲自谈的话，其中有一段谈话摘录如下：
起初，北京市民政局建议：让溥仪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并参加轻微劳动。七伯没有同意：“这样安排不妥，如果让溥仪在故宫劳动，游人一定会包围他，那让他怎样工作呢？这是显而易见的嘛！”
最后，安排溥仪在北京植物园当园丁，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劳动时间可以缩短。
我心里明白，七伯给我们讲这些趣闻逸事，是“寓教于谐”“借事喻理”，以此教育我们晚辈。紧接着，七伯从溥仪谈到了清朝晚期文武官员贪污腐败，八旗子弟游手好闲，只知提笼玩鸟、花天酒地，导致清王朝土崩瓦解的历史教训。伯伯教育我们，要好好重温这段历史，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千万不要学八旗子弟。他说：有一句古话说得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一个革命者，更要自强不息，自强自立。
“八旗”兴衰的教训
七伯的教诲，引起我对“八旗”制度兴衰的浓厚兴趣，便阅读研究了相关史料。当初，崛起的满族为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把分散的部落用军事形式连接在一起，“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无事耕猎，有事征调”。这种亦耕亦战、能耕能战的社会军事组织，并不需要庞大的军饷供应，加上满族狩猎格斗、驰骋马背的勇士传统，以这样的军制，对付国库空虚、衰败日久的明朝军队和纪律松弛的李自成农民军，自然是摧枯拉朽，一举定鼎。
在取得全国政权后，八旗又成为清王朝统治全国的重要军事支柱，也曾为发展和巩固中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为保卫边疆防止外来侵略，做出过重要贡献。
但是，八旗作为清朝赖以生存的根本制度，有一个与生俱来的致命缺陷：随着军事上节节胜利，统治者把战争中掠夺的人口、财富和土地分给各个部落，用于充实军饷、提高士气，却由此导致八旗官兵逐渐脱离生产劳动。在取得全国政权后，为了巩固满族对汉族的统治，继续沿袭并扩大战时的做法，对旗人一概免除劳役，发放粮饷，分房分地，其中立有战功的更是封官拜爵，出将入相，而且代代相传，世袭罔替。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劳而获的庞大集团，短短一二百年时间，原先马背上的勇武民族，就变成了坐享其成、奢靡腐败的特殊阶层。靠着祖先俸禄为生的八旗子弟，成为不会种地、不会做工、不会经商、连拉洋车也不会的不折不扣的寄生虫。
乾隆以后的几代统治者也曾试图进行改革，都是无果而终。乾隆十七年，正处在“乾隆盛世”，他盼望着万千世代子孙能享受“无疆之庥”，“万岁万万岁”，但此后仅过百余年，清王朝就寿终正寝。“八旗兴则清兴，八旗衰则清亡”，“以劳武结合兴，以脱离生产亡”。乾隆所立《下马必亡碑》，可谓一语成谶！
七伯一生忧国忧民，熟谙中外历史，又目睹清王朝的轰然倒塌。他以八旗子弟的沦落教育后辈，让我们牢记兴亡成败的历史规律，实在是怀有痛切之感的深谋远虑。
今天，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十四亿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我们正处在实现恩来伯伯所衷心期待的“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伟大时代。但是，也要看到，我们正面临西方腐朽文明的侵蚀，存在着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消极影响，在改革开放大潮下也会产生某些逆流，由此滋生的崇拜金钱、追求奢靡、徇私舞弊、贪污腐化现象大量存在。
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世界。”劳动人民创造了物质世界，同时创造了精神世界，他们是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一个既有先进的制度为保证，又有坚强的理想信念为引导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才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民族。让我们牢记恩来伯伯的深切训诫，吸取历代王朝覆灭和清八旗子弟没落的沉痛历史教训，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彰显人性之美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对于末代皇帝溥仪，七伯把他的前半生作为反面教材教育人们，但对溥仪本人又给予亲切的关怀，使他从“皇帝”“战犯”转变为堂堂正正的中国公民，还帮助他重新组建了美满的家庭。
那天七伯宴请溥仪全家时，还有一个笑话。参加晚宴的有溥仪七妹、北京精忠街小学模范老师金志坚，原名爱新觉罗·韫欢，应是中国最后一位正统的“格格”。那晚，她急着从学校直接来到政协礼堂，身穿的制服没来得及换。溥仪没有认出这个最小的妹妹，吃完饭离开时，把她当成政协的工作人员，热情地连连握手说：“谢谢你的招待！”大家都笑了。七伯也笑着说：“你们家也不常见，以后可以多团聚，今天算第一次。”
对溥仪的婚姻问题，七伯也很关心。在七伯的关照下，后来溥仪同护士李淑贤结婚，度过了幸福的晚年。
七伯的胸襟，比大海还要宽广。他从来不曾关心自己，关心的是全中国每一个人的幸福。他从来不曾担心个人的安危，担心的是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这就是全世界一致公认的——周恩来的崇高品德！
修缮“风波”
修缮西花厅的由来
中南海西花厅，今天已成为人们心中的一方圣土。我们敬爱的恩来伯伯，在这里昼夜操劳了整整27个年头。他为了让中国人民能过上好日子，呕心沥血、披荆克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们用“西花厅不灭的灯光”称颂恩来伯伯伟大的公仆精神，它也象征着人民对光明与希望的期待，在一度凛冽的寒冬里温暖了每个人的心。
七伯、七妈在遗言中申明，他俩身后，西花厅由公家安排使用，不得用作故居或纪念场所。因此，西花厅至今仍由中央有关部门管理，既不能违背他俩意志，对外陈列，又不能拂逆群众心愿，另作安排。
说起西花厅的来历，有一段颇为曲折的历史。历代王朝的皇宫禁地，除皇帝外不允许任何人在其中占有半砖寸瓦。即使是最尊贵的皇亲国戚，也只能在皇宫的附近修建住宅。清末宣统皇帝溥仪继位后，他的父亲载沣获准在中南海的一侧修建府邸，就是今天的西花厅。不过还未竣工，清朝就垮台了。此后，这个半截子工程先后被北洋军阀、国民党和日伪政府作为办公场所使用。据说袁世凯、段祺瑞也曾在这里办过公。随着战乱绵延，形形色色的“政府”机关像走马灯一样前脚走后脚进，西花厅并非权贵富豪所有，谁也不去认真修缮。到了解放初期，这里已经荒芜不堪了。
刚进北京，七伯一度在中南海丰泽园办公，后来让给毛泽东居住。七伯就选择相距不远的西花厅，作为自己的住宅和办公地址。一来方便共商国是，二来他和七妈都看中了院里有他俩喜爱的几株海棠树。搬进时只对院落做了简单拾掇，住房陈设一仍其旧，使用的也是战争时期的随身用具。
不过，毕竟是王府的建筑格局，我和在军1955年初进西花厅时，对有着长廊、假山和海棠盛开的庭院印象颇为美好。可当我们走近住房，一眼看到的却是嘎吱作响的房门、裂缝漏风的窗扇、漆痕剥落的梁柱、苔痕斑驳的砖地。说实在的，就像是北京随处可见的四合院。洗手间也很简陋，架子上挂的毛巾中间有破洞，用布缝上还在用。我俩禁不住惊讶，国家总理的住房、设施，怎么这样寒酸呢！
后来去得多了，也曾委婉地向七伯、七妈提起这件事，他俩态度很明确：“这就不错了。不要忘了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我们都要保持。”实际上，不光居住条件简陋，而且潮湿的砖地使日夜在此办公的七伯双腿患了关节炎，时常疼痛难忍，夜间工作时不得不盖上条旧毛毯。身边工作人员为此都心痛不安。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七伯、七妈入住西花厅已经十多年，房子实在太破旧，秘书何谦多次请示进行必要的修缮，都被七伯拒绝了。恰好这时中央组织领导干部去南方集中学习，七妈也在外地疗养，何谦便报经上级批准，利用这段时间对西花厅进行了简单的修缮。
何谦在抗战初期就担任伯伯警卫秘书，历来办事勤勉谨慎。这次修缮，主要是从保护七伯、七妈身体健康出发，把潮湿的砖地换成地板，漏风的门窗做了修补，更换了腐朽的房梁，增添了两张简易沙发，木板床换成弹簧床，实在没有什么过分的地方。
想不到七伯回来，只从门外瞥了一眼，就少有地动了肝火。七伯历来对工作要求严谨但秉性温和，对身边工作人员从不疾言厉色，这次真的是发了脾气，连声责问何谦：“我是怎么交代你的，为什么搞这么铺张？！谁叫你添这些东西？！”门也不进掉头就走。何谦边检讨边追上去劝，身旁其他人跟着劝，七伯都不听，生气地说：“我不进，那不是我的家！”后来，他还是住进了临时办公、休息的钓鱼台招待所，谁也劝不回去。
为了让七伯消气，何谦写了好几份检查，后来又请来陈毅元帅帮忙。陈老总专门去西花厅看了看，哈哈一笑说：“啥子了不起的事吗？我看，只是修了该修的地方嘛！”但是，这次连陈老总也劝不动。
伯伯让我背杜甫诗
一天，七伯找家人聚会，维世大姐和金山也到了。那天，他心情还算不错，中午同大家一起吃饭时，七伯有说有笑，他自己不提，大家也不好说修房子的事。
饭后，七伯同大家聊天，我看时机到了，乘七伯高兴，委婉向他进言：“七伯，您平时常教育我们爱护国家财产，说实在的，西花厅已经相当破旧了。这也是历史文物，简单维修一下，也是保护国家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什么大错，您不要再生气了。”维世和在军也在一旁帮腔。七伯听后点了点头，严肃认真地说：“你们讲的也有一定道理。我并不是反对做正常的维护、简单的修缮，问题是装修得过了些。你们要懂得，我是国家总理，如果我带这个头，下边就会跟着来，还有副总理，还有部长，如果一级一级地照这样下去，不知道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西花厅这样的房子，不用装修还能住嘛，我们国家现在还穷嘛，很多群众还没有房子住。改善群众的生活，让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位的事情。”
七伯接着问我，有没有读过杜甫的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说读过，并按七伯的要求，背诵了诗中最后的几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七伯说：“是啊！你们重温一下这首诗，就会懂得我为什么这样生气。要记住，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群众！”
七伯让何谦秘书把新添的地毯、窗帘、沙发、吊灯、弹簧床、浴缸统统撤走，换回了木板床，尽可能恢复原样。最后，还是陈老总帮上了忙，他说：“油漆要不要刮掉啊？地板要不要撬掉啊？那就不是节俭而是真正的浪费了！”七伯也被陈老总的话逗笑了，这才搬回西花厅。这次修缮的“风波”算是告一段落。
为这件事，七伯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作了两次检查。他说：“我没有做好，造成了浪费。”但每次检查，他都是检查自己，把责任全部揽在身上，没有一字提及秘书或他人。这是七伯历来为人做事的风格。
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
西花厅修缮这件事过后，何谦对我说了心里话：他的确是按伯伯的一贯要求，低标准办事，但七伯的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迥异于常人。尽管追随七伯多年，他仍从中受到一次不平常的教育。
西花厅修缮的这场“风波”，深刻地说明，在七伯心中，群众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一切违背群众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都是对党的事业的最大损害。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七伯就说过：不怕战争失利，就怕战争失了民心。
1943年，四十五岁的七伯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其中第六条写道：“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
七伯同我的谈话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群众”这两个字。他反复叮嘱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关心群众利益，要向群众学习，要爱护各兄弟民族群众，好事要先尽着群众，不能脱离群众。
七妈在我入党时写给我的亲笔信中，突出地强调了：“你必须注意密切的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从而你才能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七伯还曾把为广大群众谋利益，概括为“立党为公”。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共产党员和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
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在抗战时期是地下党员，她同我说：“每次见到周副主席，他都要告诫我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他用浅显的道理、朴素的语言教育我：群众最善于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作为领导人，不可能熟悉到那个程度。演员也是一样。所以共产党员要时时关心群众生活、倾听群众意见。”
对人民群众无微不至的关怀
我住过的总后勤部大院和现在住的国防大学二号院（原政治学院所在），以及海军、空军诸多兵种和军队大院，都位于西郊，这也是恩来伯伯的决定。北京刚解放时，政权由军队接管，部队占据了北京市城区的大块地方。伯伯说，所有的公园、公用住房和民宅，都要让给北京市的人民群众居住使用，军队各部门、各单位，原则上都在北京西郊荒地另行修建，从而形成今天的格局。
七伯热爱文艺，他时常自己到剧场看戏，对他来说，这既是工作，又是休息，还能置身群众之中。每次，他都是自己花钱买票，从不给剧场或有关部门打招呼。他交代卫士，不要告诉剧场是他来看戏，位置要和观众挨着，不准特殊安排，并且要等演出开始、灯光熄灭后进场，结束前几分钟离开，以免妨碍他人。伯伯从来最喜欢同群众一起，但又最不愿扰民，最反对张扬。
但也有过一次例外。那天，在军在民族文化宫剧场转播一个节目，给了我一张摄像机后面留给导演的票。我到场后不久，看到伯伯也去了，离得不远。按惯例，在军和我都没有上前打招呼，其他人也都没有发现。这是一台表现抗日内容的话剧，中间有个场景：演员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就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歌声响起那一刻，观众席中站起一个伟岸的身影，立得挺直。起初还有些不解的群众很快发现、醒悟了过来：“这不是周总理吗？”“是总理在立正唱国歌！”全场观众全都激动地站了起来，与总理一起同声歌唱。舞台上的演职员这时也发现了，顿时，全场灯光大亮，台上台下同时引吭高歌。中国人民的尊严、爱国主义的情怀、领导人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的深情，充满了每个人的心间，大家心潮澎湃，不能自已。
七伯这次打破他平时观剧常规的举动，既是为了率先垂范，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尊严，强化公民的国家意识和礼仪观念；同时也表明，国家总理也是与他们同行动、共命运的中国公民，是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我相信，这天在场的人，恐怕都不会忘记这个令人万分激动的时刻。
七伯、七妈没有儿女，但他们对孩子的爱胜过父母。原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告诉我俩：“50年代‘大跃进’期间，由于缺碱，生产的纸张发黄。总理从小学课本中发现了问题，把我找去说：‘这样的纸，要把孩子眼睛看坏的，我这样的老年人看还不要紧，我们的眼睛早晚要坏，无论如何不能把孩子的眼睛弄坏。’”总理的话使宝华同志深受感动，他尽力克服困难，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告诉我：“70年代前期北京饭店扩建，总理已经病得很重了，他坚持同我乘坐四周没有遮挡的施工电梯，升到高空现地勘测。总理边看边嘱咐我：饭店扩建时要增盖职工宿舍，让员工都能就近居住。要从长远考虑，留下停车场的位置。他处处想到的是群众。”
这样的例子数也数不尽。
我常常想，七伯的心中始终装着一杆秤，一头是群众，一头是其他包括他自己。他会时刻忖度、随时自省，在任何时候，他心中的这杆秤，群众这一头都要高过另一头。
“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群众！”愿七伯的谆谆教诲永存人心，愿历史的警钟世间长鸣！
寒春暖意
1959年到1961年，我国遭遇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历史上称为“三年困难时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重大波折，但总体上还是属于前进中的问题，所以我把这段时期称为“寒春”。
1959年初，严重的物资匮乏犹如急风暴雨骤然而至，我调离重庆市时，一夜间全市上千家饭店除一家“红薯饭馆”外统统关门。大约从那时候起，开始实行全民的粮、油、糖等凭票定量供应。需要说明，这个时期面临的困难，与我在童年和少年时期遭遇的困境，在心理感受上是完全不同的。当时，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心态同我一样，坚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很快克服困难。每每遇有迫切需要，同志间、朋友间都会真诚地伸出援助之手。
1959年7月，在军经组织批准，从成都军区歌舞团调到北京来，她被调进中央电视台任文艺组导演。她兼有了中国电视第一代主持人和第一代文艺导演的双重资历。在这期间，我的工作岗位也做了调动：从总后卫生部调到总后政治部，任主任秘书兼党委秘书。
西花厅里暖意浓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西花厅自然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1960年初，西花厅的庭院里多了个小菜园，这是七妈亲自伺弄的。菜地不大，品种很丰富，有扁豆、黄瓜、西红柿等等。每当我们去西花厅，只要有栽种的菜成熟了，七妈都要亲自采摘，拿旧报纸打包，让在军带回家给孩子们吃。
在西花厅，我们去看七伯、七妈，一般都要留下我们同他们进餐，原来的三菜一汤变成了两菜一汤，没有肉菜。七伯严格要求自己与群众共度困难、不吃肉。七伯和七妈是执行标准制度的模范，粮食供应标准与群众完全一样，并没有多余的粮食和粮票。廉洁自律的七伯、七妈对自身要求格外严格，西花厅的基本食材就是白菜、豆角、豆腐等，其中不少是七妈的劳动成果。主食中增加了红薯干。
七伯去外地出差，特地嘱咐成元功向地方交代：伙食标准必须同群众一样，不准吃肉和蛋，不准吃油炸东西，油炸的东西耗油。七伯到上钢一厂和三厂调研，穿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在火热的炼钢炉旁同工人长时间交谈；爬上吊车，同司机一起升空，亲切询问；到幼儿园、食堂问候老师、孩子们、炊事员，详细了解生活情况，亲自做笔记。厂里为他准备晚餐，七伯没去，自己到食堂要了副碗筷排队买饭，工人让他先买，七伯笑着谢绝了。排到他们面前，花五分钱买了个白菜，二分钱买了个馒头，一分钱买了一碗汤，跟工人一起边吃边聊。七伯吃得很开心。
造成国家三年经济困难的因素比较复杂，有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有苏联赫鲁晓夫集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破坏，也有其他因素。其中一个深刻教训是：在形势大好的时候务必戒骄戒躁，谨思慎行，切忌头脑发热，急躁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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