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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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三)

马凯硕 来源: 2022.08.17 10:06:28


 

         对“美国必胜的”五个假设 

美国人对“美国必胜”的坚定信念基于五个关键假设。第一,美国必将在与中国的地缘战略竞争中获胜。认为美国会输掉这场竞争是不可想象的。第二,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不可持续,必将崩溃,因为社会主义政权最终都会失败。第三,美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无须做出任何根本性的战略调整。第四,美国已建立起一个基本公正和秩序良好的社会,在与中国的竞争中,美国社会无须做出根本性的调整。第五,要在“自由灯塔”和“山巅闪光之城”(美国),以及共产党执政的政府之间做出合作选择时,大多数国家会本能地倾向与美国合作。事实上,这五种假设都有可能被证明不成立。让我们逐一拆解。

第一,美国人相信他们能够轻松地打败中国。这种信心建立在挑战对手规模相同的假设上。但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更重要的是,中华文明是地球上绵延至今的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强大而有韧性的文明在恢复元气时,会爆发出巨大的文明能量和力量。

第二,中国领导人的目标是专注于复兴和振兴中华文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领导人吸收了最优秀的人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如今,中国政策制定者有着相当惊人的智力水平。但许多美国人还没有意识到。

第三,按人均水平计算,美国拥有的资源比中国多得多。然而,未来的地缘政治竞争将不再由物质资源决定,而是取决于智力资源,尤其是研发投资所产生的资源。美国的研发预算已经见顶,接下来会下降。中国的研发预算将继续攀升。如果美国想让研发预算跟上中国的步伐,就不得不做出一些牺牲和削减一些预算项目。然而,在美国政治中,逻辑和常识无法战胜金钱的力量。

第四,美国已成为一个特权阶级社会。事实上,美国统治精英攫取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实权,制造了一种幻觉,让人民以为他们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而事实上,他们并没有。

第五,20 世纪5080年代,美国社会似乎优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社会。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既丧失了战略素质,也失去了激励全人类的物质和道德能力。

简言之,美国相信自己永远不会成为世界第二的信心建立在满是缺陷的假设上。

中国的民主

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中存在着这样的假设:将美国的价值观渗入中国,中国将逐步开放其政治制度,加入西方自由主义的主流。这一假设一直是美国战略的基石,即美国的实力和霸权可以轻松地将中国塑造成美国期望的样子。

这一观点是合理的吗?历史学家习惯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人类事件。自 1776年建国以来,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尚不到250年。相形之下,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算起,中国的政治文化和传统发展近乎美国政治历史的十倍之久。一个更小、更年轻的共和国可能会决定性地影响一个人口是其4倍,历史比其长许多的国家的政治演变吗?

中国人以自己的视角看待自身的历史。中国过去两千年遭遇分裂破碎无数次,每一次中央政治控制崩溃后,混乱就会滋生,中国人民会遭受一系列苦难,从饥荒到内战和暴力猖獗。中国经历过许多处于混乱状态的历史时期,包括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屈辱世纪。因此,当中国人民需要在强大的中央控制和混乱的政治竞争之间做出选择时,他们本能地倾向于选择强大的中央控制。这种悠久的历史和政治文化或许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对国家主席任期修改的决定,这一决定可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即中国共产党必须有效地消除党内和政府部门内的腐败、官僚主义和离心倾向等挑战,从而保持其政治合法性和感召力、向心力。在面临重大政治挑战和中国更漫长历史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重申党中央的强有力的领导以保持中国团结是很自然的。

乔治·马格努斯这般评述习近平主席:“当习近平主席执政后,他知道中国必须复兴,因此,中国共产党变得更强大和更有控制力,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影响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至少产生了三种“全球公共产品”,世界的确正在从中受益。

中国共产党提供的第一种全球公共产品,是控制住一条强大的民族主义“巨龙”——它显然活跃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在鸦片战争后的百年屈辱中,中国遭受了严重的践踏和羞辱。今天中国的复兴鼓舞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毋庸置疑,习近平主席之所以有能力抑制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徘徊的强大的民族主义“巨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出一个治理中国的有效政治模式。由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地遭受西方媒体的诋毁,所以在西方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已经为中国提供了整个历史上的最佳治理。

中国政府有能力吸引最好的人才在党内服务。强大且有能力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努力确保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理性又稳定的角色,而不是破坏地区和全球秩序来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中国的大多数邻国更希望看到中国由像习近平主席这样冷静理性的领导人领导。

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正在提供的第二种全球公共产品,就是做一个理性的行动者,以应对紧迫的全球挑战。全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气候变化。目前,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如果中国政府是由“西方式民主选举”产生的,那么它就会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不得不效仿特朗普的做法,退出协定,消除所有制约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相反,这个“不民主”的中国共产党可以从长计议,考量什么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利。基于此,中国决定维护《巴黎协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然而,当中国意识到环境遭到破坏时,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目标的国家。

中国提供的第三种全球公共产品是成为一种“维持联合国规则现状”的力量,而非“革命”的力量。这与近代史上的做法恰恰相反。20 世纪出现的两个最大的全球强国是美国和苏联。尽管他们意识形态定位不同,但都亮出了“帝国主义”的肌肉。

令人惊讶的是,中国的做法恰恰相反。中国越强大,对其他国家事务的干预就越少。这并不等于中国没有展示过实力。它展示出大国的正常行为。当它感觉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时,就会做出回应。例如,2016年韩国政府同意美国在韩安装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即“萨德”时,中国政府通过对韩实施非官方制裁来予以回击。中国是认为国家利益遭到了攻击,才做出直接回应的。这并非对另一个国家事务的无端干涉。

近来,有人指责中国政府利用学者、学生,甚至海外华人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一群美国学者在一份名为《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的报告中提出了最强烈的指控,其核心主张是:“中国在广泛地利用党、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主体来推进扩大影响力的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宣扬认同中国政府、政策、社会和文化的观点,压制其他观点,拉拢美国重要人物支持中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和经济利益”。此外,“由于政治力量无孔不入,许多名义上独立的行为主体——包括中国的公民团体、学术界、企业,甚至宗教机构,最终都受惠于政府,并经常为国家利益服务”。中国一直是以一个正常国家的姿态去捍卫正常的战略利益。将大量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混为一谈所形成的累积效应,只会夸大当今中国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尤其是在美国政治史上的这个时刻,夸大来自中国的颠覆威胁,将引起人们的过度反应,让人想起美国与苏联的冷战,以及反中版本的“红色恐慌”——这会把所有华人都置于怀疑的阴云之下。

事实上,中国可能是所有大国中干涉他国事务最少的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是自恢复其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唯一没有参加过境外战争的国家。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显然都参加过境外战争。中国领导层的首要目标是维护14亿中国人民的和平与和谐,而不是去影响国外60亿人民的生活。它这么做,是在为国际体系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在处理香港问题上时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战略克制。

中国在香港问题上也有过战略失误。1997年,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提出,“在十年内实现住房自有率达到70%的目标……承诺政府将把住房供应量增加到每年至少8.5万套,并把公租房轮候时间缩短至三年”。董建华想把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复制到中国香港。遗憾的是,由于这项住房计划可能会降低香港房地产大亨拥有的土地和房地产的价格,这些大亨便动用他们的影响力,推动否决了董建华的住房计划。如果当初听取董建华的建议,在20年的时间里建成170万套公共住房,那么香港的公众示威活动就不会发生。西方流行的说法是:香港的斗争是自由斗士和专制的中央政府之间的斗争。但真正的斗争其实是无家可归的工人阶级和一些房地产大亨之间的斗争。

所有这类问题都基于一个假设:美国人充满活力,生活欣欣向荣,中国人则不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过去30年里,美国是唯一一个底层50%的人口平均收入下降的发达国家。同一时期,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得到了史上最大的提高。美国人对这一说法的明显驳斥是:中国人还没有享有美国人拥有的政治权利。但事实上,中国人民更加重视社会和谐与社会福祉。对中国人的评价必须考虑到他们丰富悠久的历史。

中国历史上好的治理通常持续两三个世纪。中国共产党迄今的记录表明,它的治理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帮助中国底层50%的人口摆脱贫困的执政党。几千年来,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在为生存而挣扎。在饥荒年月里,数百万人会死亡,比如18761879年中国北方大饥荒(死亡1300万人),1907年的中国大饥荒(死亡2500万人),有着长远眼光的未来历史学家,将会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感到惊叹。

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民没有组织政党、在自由媒体上发表言论和投票选举领导人的自由,认为中国人一定受到了压迫。然而,中国人是拿现在拥有的与过去的经历相比较,他们拥有了有史以来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今天,中国人可以选择住在哪里、穿什么、在哪里学习(包括去海外),以及从事什么工作。不仅如此,每年还有1.34亿中国人选择出国旅游,包括去北美和欧洲的国家,以及去日本和韩国等亚洲邻国。如果中国确实是一个充满黑暗和压迫的“中式劳改营”,那么 1.34亿中国游客将不会选择回国。他们会寻求难民身份。因此,中国人正经历着中国历史上个人自由获得最大进步的时期,但却被西方人想象成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对黑暗的时期,这真是充满矛盾。

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的一个明确而又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人民信任他们的政府。《2018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了几个国家的信任度,发现在国内民众信任政府方面,中国排名第一,美国却排名第十五,中国的得分(84%)也是美国(33%)的两倍多。

明智的中国政府知道,它必须平衡好三个部分冲突的目标,以确保构建起一个健康的中国社会。这三个目标就是: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与个人自由。

经济增长有两个关键原因:一是为了提高中国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二是使中国崛起。这两个目标都在引人注目的改革中实现了。1981年,即邓小平于1978 年启动经济改革时,超过50%的国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今天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只有不到5%2020年底中国全部农村人口已实现脱贫——编者注)。很少有人预料到中国的脱贫进展如此之快。经济增长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2000年,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8倍;2018年,这一数字是1.5倍。经济增长是中国的一个关键目标。

然而,经济增长,尤其是在中国现在选择的市场体系中,可能会对政治造成影响。金钱是主导政治的力量:自理查德·尼克松以来,每一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成为总统之前都是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也都有政治野心。欧洲历史告诉我们:当资本主义催生出能够挑战现有政治权威的新中产阶级时,封建文化才被最有效地摧毁了。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称,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群体。然而在美国,亿万富翁的数量激增了,中产阶级却在减少。

西方政治理论告诉我们,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崛起会促使他们寻求更多的政治参与。既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为什么他们不反抗共产党“专制的非民主统治”呢?对此,西方社会的例行回答是:镇压阻止了这种情形。但是几千年来,每一个中国政府都知道,如果绝大多数中国人民选择反抗,再多的镇压也压制不了。

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的500多年时间里,中国古代形成了一种独立王国的体系。儒家学者,尤其是孟子借鉴了孔子的思想和中国早期的“天命”思想,主张“天为民立君”。统治者只有获得人民的支持才会拥有天命,因为天意是通过“民心”来传达的。反之,人民也可以正当地要求他们的统治者担起责任。只要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增长,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中国人民就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因为共产党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生活改善比历朝历代都要大得多。调查表明,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满意度最高、最乐观的群体之一。根据皮尤2015年的一项调查,88%的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孩子长大后面临的经济状况会比父母一代更好,相形之下,其他新兴国家的比例为51%,美国为32%。如果中国人民真的遭受着“镇压”,那么民意调查会显示出这种信心吗?只有当人们感到有足够的自由去追逐自己的梦想时,一个社会才会繁荣。

总之,以各种社会公正标准来衡量,人们的富裕程度越高,自愿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就越大。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有一个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方面,即喜欢秩序,他们也喜欢采取能更好维护秩序的措施。2014年,中国政府概述了对这一体系的构想,指出它包含四个不同的方面:政府信任体系、商业信用体系、社会信任体系和司法信任体系。这个庞大的项目致力于在中国社会中建立起信任文化。这样中国民众就能知道在社会和经济交往中谁可以信任。许多人对法律和秩序方面的新尝试感到高兴。

尽管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与西方截然不同,但14亿人口却享有着相对舒适的生活。这应该促使西方进行深刻反省:如果所有社会想要发展和进步,就只能走西方道路,这样的想法是否明智?我们正在转向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角落,在那里,涌现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替代模式。印度政治学家普拉塔普·巴努·梅赫塔提醒我,印度和中国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他敏锐地观察到,“印度是一个思想封闭的开放社会,中国却是一个思想开放的封闭社会”。

美国社会也是一个思想封闭的开放社会。美国思想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在认知及理解中国时,心态尤其封闭。美国的分析人士在分析政治制度时,倾向于持有黑白分明的世界观:开放或封闭的社会,民主或集权的社会,自由或专制的社会。然而,我们已经远离了西方主宰世界历史的200年异常时期,我们也在远离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世界不同地区的社会,将在自由与秩序、自由与控制、纷争与和谐之间寻找新的平衡。中国应该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道路将是对人类历史的一个有益的补充。

过去30年里,最大的事实就是,世界上许多尝试过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意识到这种制度并不适合它们。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制度会引发灾难。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可以做一项研究:对西方发起的所有“颜色革命”进行一次客观的评估。有多少“颜色革命”取得了成功?又有多少失败了?美国有一种独特的能力,既表现得合乎道德——在支持“颜色革命”时,又表现得不合乎道德——在回避“颜色革命”造成的后果时。在美国,干预合乎道德的方面被铭记了,而干预不合乎道德的方面很快就会被遗忘。总之,大多数民主革命都没能带来广泛的繁荣和民主。也许,对近期所有“颜色革命”做过最深入研究的国家当属中国。因为任何潜在对手,包括美国,要想动摇中国政府强大的领导,显然都会想方设法在中国发动一场“颜色革命”。他们认为,如果有一场自发的“颜色革命”推翻了中国共产党,那绝对是一件大好事。

美国的这种信仰听起来既天真又“合乎道德”。但是,正因为有这种信仰,美国才会非常危险,中国人认为这种信仰既具破坏性又不道德。要理解中国人的观点,美国人可以回想当本·拉登发动“9·11”恐怖袭击并杀死近3000名美国人时,他们自己的感受。“9·11”事件的结果是美国入侵了阿富汗。回忆起被深刻铭记的“9·11”事件,如果有成千上万(乃至数百万)的中国人在美国发起的“颜色革命”的混乱中丧生,中国人会有何感想?支持“颜色革命”的美国人也许坚信自己的意图既高尚又道德,然而,如果结果是灾难性的。就像近期的“颜色革命”一样,中国人的愤怒和凌厉反应也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美国想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推进“道德”议程,那么践行道德的最佳方式就是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因为这么做会导致危险的混乱,甚至造成数百万人丧生。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将一成不变。如果中国的政权不再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呼声,它就无法持续存在,将永远无法达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宏伟目标。不过,中国的政治体制很有弹性,并不脆弱。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治理的“大秘密”。中国的政治体制之所以具有弹性,主要是因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聪明的政府之一。在许多社会,由于腐败或封建思想的残余,统治阶层并非是择优选拔出来的。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出类拔萃,是因为它是纪律最严明的政府,会挑选最优秀的人才加入政府队伍。与昔日苏联僵化、缺乏弹性的官僚体制相比,中国的体制反应灵敏且能担起责任。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政治学教授洪源远如此描述中国已经进行的改革: 1978年开放市场以来,中国实际上一直在进行重大的政治改革——只不过未以西方观察家所期望的方式进行。中国共产党没有实施多党制选举,没有正式保护个人权利,也没有放开言论自由,而是在不放弃一党制的同时改革其庞大的官僚机构,尤其是问责制、竞争制和对权力的部分限制。

这些改革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混合模式:具有民主特征的集中型制度。在实践中,中国公共行政部门对规则和激励措施进行了调整。中国与大多数亚洲国家不同,在中国,人们对中央政府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同时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

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的思想是非常开放、灵活且富有洞察力的。大多数中国领导人,包括受过西方教育的现代中国领导人,都涉猎中国思想经典著作。熟读经典又使他们对许多中国古代哲学充满兴趣——中华文化是有思想的。他们从中明白:任何中国领导人如果思想僵化、意识形态化和教条主义,都将犯下严重的错误。因此,许多中国领导人重申他们致力于继承马克思的事业,但他们也知道,在实践中必须灵活地加以调整和实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古代的治国传统得以延续。

西方把注意力集中在“共产主义”一词而非“中国”二字上。中国人虽然并未完全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但他们目前的制度确实反映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和智慧。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享有的个人自由比在历代政府下都更多。

中国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家。每年,中国都会涌现出千千万万的初创企业。中国也从其他现代化城市,如新加坡那里学到了最好的做法,这使人们在上海和深圳——世界上最具创新创业活力的两座城市——开展新业务非常便捷。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监测了北京和上海的营商便利程度,报告指出:“在过去一年里,中国为了改善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所实施的改革措施数量创下了历史纪录, 位列本年度营商环境改善全球前十名。……中国(在过去一年里) 实施的改革措施数量居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之首。”世界银行的报告还指出:“自去年以来,中国取消了三项程序,如今在中国开办企业只需要九天,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大多数高收入国家相当。”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将出现世界上规模最大,也许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中等收入群体——他们也经常到世界各地旅行,这一群体将逐渐要求在管理社会和政治事务方面有更大的发言权,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种需求将会出现。

意识到挑战并不意味着可以很好地应对它。并非所有过渡都是一样的。东亚的民主制度跟美国或欧洲的不同。在西方政治环境中,同一政党连续执政几十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在东亚,长期执政已成为常态。日本的自民党虽然在 19931994年和 20092012年短暂失势,但实际上已经统治了日本50多年。同样,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从1959年执政至今,已经有60多年了。显然,东亚社会的文化更适应政治连续性和政治稳定性。改变本身并不受欢迎。

(编辑 季节)

 



¨ 摘编自《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一书,中信出版集团20219月第一版,季节摘编。

* 马凯硕,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研究员,曾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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