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的时代之问，是在当今世界秩序面临失控和失衡之时产生的，它是世界之问、中国之问、人民之问。在这个时代当中，究竟有没有一个整体性的解释，来概括我们面临的问题与困惑？而寻找这种整体性的解释，就是“时代之路”。
重构“时代之路”
在“时代之路”中，尽管现代的传播技术、数据整合和资讯连接的能力要强于以往，但思考路径亟需调整，学术理论面临危机。答案就是我们要“告别学徒期，成为中国”。
何谓“告别学徒期”？中国在过去一百多年当中，曾经学习西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然而，在学习西方知识秩序的同时，中国并没有完备自己的精神秩序，就是要找到整体性的解释，统筹中国的知识和精神两种秩序。在中国革命时期的探索是“立足中国土，构建整体性”的范例，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救治中国的作用。这给我们以“走出西方，回归中国”的启示。
中国新闻传播学之困
人类社会是语境化的，各种文明的演进方式是“并联”而非“串联”，现代化的解释路径因存在先验的文明优劣之分而令人难辨，我们应当回到具体的文明本身。
聚焦于中国语境，我们亟需回答两个问题：新闻传播学从何而来？新闻传播学之困是什么？
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新闻传播学是知识脉络中晚生的子集，虽然有诸多成熟学科提供知识储备和资源，但其所拥有的学术权力和知识权力较为低下。不可否认，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借鉴了西方的结构化知识，但缺乏以中国本土的知识传统为本。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工具箱”因为散装理论和弱范式变成了知识的“八宝箱”，甚至因为“既有钥匙又有锁”而陷入认知失调、知识不分泾渭的焦虑和混沌之中。
从知识的追求角度来说，新闻传播学科需要整理出一个自洽的秩序，这是业界学者需要努力的方向。虽然当下尚无法用统一的秩序和逻辑串联起所有关于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但是可以通过分类的方式去伪存真。虽然新闻传播学无法成为罗素所言不存在水分的“逻辑的木乃伊”，但也不能再继续作为“一堆知识的乱码”存在。
新闻传播学的三个维度
在知识维度上，新闻传播学要以“求真”作为知识生产的宗旨，以科学研究作为样板，追求命题与事实的一致，具有准确性、一致性、简明性和预见性。在价值维度上，新闻传播学要追求正当、合理、逻辑这三个标准，关注于“人”的存在。在规则维度上，新闻传播学要确立知识典范，建立学术共同体共识性的理念和共同遵循的典范。
在上述三个维度之下，新闻传播学科还存在如下三个问题：一是我们的学科知识是边缘性、专业性、地方性的“弱知识”，二是我们的学科价值是弱正当、低认同、小逻辑的“弱价值”，三是我们学科的规则是缺乏共同体普遍认同和足够硬度的“前范式”。
新闻传播学创新要善做加减法
今天，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科面临着作为“西方理论搬运工”的外部张力，以及作为“学科洼地”“知识洼地”和“话语权力洼地”的内部压力。
展望未来，新闻传播学科的创新路径，应形成问题导向，进行整个学科的话语体系创造，形成知识、价值和规则上自成逻辑的结构化秩序。新闻传播领域的学者要做的，一要跳出“茧房”，避免“内卷”，关注学科大树的“枝干”而非“落叶”；二要善做“加法”，面对涌现的新问题，基于在场进行内生原创的理论创新；三要勇做“减法”，去掉学科中的中低端产能，做创新意义上真正的理论构建。
（编辑 宋斌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