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核心产品结构及关税战的影响分析

中美两国庞大的经济体量、产业结构的高度互补性和对外政策的开放性，是决定双边贸易从1979年的23.7亿美元一路增长至2024年6883亿美元的三大关键因素。如今，基于两国发展模式的动态变化，中国作为全球最健全的制造业中心，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日用消费品、中间产品和机械设备及零部件；美国以其高科技和金融创新、农业生产和能源开发的领先优势，为中国提供高新技术和设备、创新启示和初级资源。这一分工与交换模式不仅使两国的生产、生活深受其益，而且为全球供应链的扩张带来了强大的溢出效应。

有鉴于此，中美双方贸易政策的剧烈变化将会对各自产业链、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全球供应链产生深远影响。当下，中美基于关税的对等报复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导致双边贸易几近瘫痪， 并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相关供应链的各个节点亦深陷无所适从的焦虑之中。本文将结合中美贸易中核心产品的相互依存性对关税战的影响展开分析。?

中美贸易高度依存的核心产品类别

（一）农产品

在中美经贸全局中，大豆、高粱与棉花构成了三条高度依赖、替代性弱、价格敏感的农产品供应链（见表1）。美国农产品出口高度依赖我国市场，我国地方饲料、粮油、纺织产业对美国高蛋白大豆、长绒/高品质棉花依赖度极高。短期内，美国难以寻觅体量相当的买家，我国亦难以找到相当品质和数量的供给。

表1 中美农产品进出口及依赖度情况（2024年）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美国农业部

大豆：在大豆产业链中，美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生产国担当上游供应，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占全球贸易量近60%，主导了下游饲料及食品加工和消费（豆粕和豆油）。没有中国的终端市场，美国大豆种植业难以维持现有规模；同样，没有美国高品质大豆，中国畜牧业也将面临饲料蛋白短缺的困境。针对大豆的贸易限制，将对中美两国相关产业链带来巨大冲击。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中国对美大豆加征25%的关税，导致芝加哥大豆期货均价较上年同期下跌约10%，美国大豆对华出口额从2017年的123亿美元大幅降至31亿美元；次年，美国高达2750万吨大豆因滞销需要政府收储或补贴，美国部分地区（例如北达科他州）大豆损失估计达2.8亿美元或更多；2019年，美国大豆播种面积比贸易战前的2017年减少了15.5%。

有研究估算，因大豆关税，中国每年额外增加约29亿美元进口成本，国内大豆压榨企业利润受到挤压，部分企业被迫减产甚至停产。由于成本高企，饲料企业被迫降低配方中豆粕比例，导致肉类等终端消费产品涨价。

高粱：即使在首轮贸易战中，美国高粱出口约90%依赖中国市场，中国饲料和酿酒产业对美国高粱高度依赖，构成中国高粱总消费的一半左右，双方形成了较为单一、集中和互补的供需格局。

棉花：美国棉花出口目的地相对多元，但中国依然是美国棉花的重要出口市场之一；美棉在中国总进口量中占比约35%~45%，尤其对美优质棉（纤维长度、色泽及细度上优势明显，主要供应部分高端纺织品牌）依赖度较高。棉花产业链横跨农业与制造业，两国在不同环节各有侧重，相互依存。美国在棉花上游种植环节具有比较优势，而中国则在中下游加工制造环节占主导地位，具备集群和规模优势。

关税战将使美棉面临出口额大幅下降、市场份额与出口收入锐减、库存积压、农业生产（种植结构与面积）被迫调整等困境，进而影响相关农业机械、仓储和物流行业的收益；而中国将面对进口成本上升、供应链波动以及高端原料不足等问题，尤其对众多从事纺织行业的中小企业构成巨大冲击。

1. 能源与石化产品

   中美能源贸易结构存在显著不对称性，各类能源品种的依存度差异明显，形成了“部分高依赖、部分低关联”的复杂格局（见表2）。

   表2 中美能源与石化产品进出口及依赖度情况（2024年）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中国国家能源局、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美国能源局EIA

美石化产品（丙烷和丁烷为主，乙烷）对我国市场中度依赖，我国下游PDH（丙烯脱氢）和乙烷裂解产业对美石化原料高度依赖（国内需求占比：丙烷51%，乙烷约100%）。在液化石油气（LPG）领域，美国已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供应国之一。自2019年起，中国PDH产能迅猛增长，从660万吨扩张至2024年的2260万吨，形成为数众多的化工园区和产业集群，而这些装置高度依赖美国丙烷和乙烷作为原料。

2024年，美国对华液化天然气（LNG）出口总量约为433万吨，占中国进口总量的5.5%，相当于中国天然气消费总量的1%～2%。这一占比虽不高，但美方提供的长期购气协议与快速装船能力，仍符合我国气源多元化的战略定位。不过，从整体进口结构看，中国天然气主要依赖澳大利亚、卡塔尔与俄罗斯，美国的市场份额相对有限；因此即便发生贸易中断，中国亦具备通过替代渠道填补缺口的能力。

在煤炭方面，中美贸易体量更小。根据美国能源局EIA的数据，美国2024年对华出口煤炭仅1126.2万吨，占美国煤炭出口总量的11.4%，在中国煤炭进口结构中仅占约2%。中国煤炭以自给为主，进口主要用于结构性调剂和补充高热值煤种，美国煤炭并不在核心采购序列。

美国是我国石化产品最大的单一出口国，我国对美国出口聚焦于塑料制品、有机化学品及精细化工品（如三氯蔗糖、维生素），占我国同类出口的12%。美国对我国出口可替代性较低（欧盟、印度市场需求有限），部分医药化学中间品难以替代；我国石化原料进口及产品出口同样难以找到相当的替代渠道。

（三）医疗器械与药品

中美双方在医疗器械贸易中均扮演重要角色且相互高度依赖，但彼此侧重点不同。美国高度依赖我国中低端设备、医用耗材、原料药、中间体和仿制药，我国高度依赖美高端设备、高值耗材、检验试剂、创新原研药（见表3）。中短期内，中美难以找到相当品质、体量的替代供给。

表3 中美医疗器械与药品进出口及依赖度情况（2024年）

数据来源：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联合国贸发会数据库

医疗器械：医疗器械产业链全球化程度高，美国对华出口在中国进口中约占24%左右，而中国对美出口则占中国整体出口的23%～24%，在各自国内市场中分别满足了不足10%和约5%～10%的需求。中美在供应链中各有侧重，双方在关键环节中形成互补关系，美国在研发、设计及高端零部件供应方面具有竞争优势，而中国则在中低端制造及大规模供应环节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中国在高端医疗影像设备所需的核心元器件（如高性能X光管、超声探头）、精密传感器及先进医疗电子产品依赖美国进口，高端产品如大型CT、MRI、先进起搏器和人工瓣膜等，仍以美资及欧美品牌为主。美国将低值医用耗材（手套、注射器、口罩、手术服）及中低端设备的部分生产外包，中国贡献超过10%。

医药产品：美国主导创新药研发、制剂工艺与高端药械集成，而中国在原料药（API）、中间体和仿制药上具备大规模生产优势。美国80%以上的关键原料药需要进口，17%直接从中国进口，即便中间环节在印度加工，最终仍脱离不了中国这一基础供应源（中国供应印度70%API）。短期内，欧美难以复制中国API完整产业集群与成本优势；而中国若失去美方高端制剂与新药供给，将造成临床治疗选择受限、癌症等重大疾病治疗方案断档的风险。

（四）数字技术与设备

中美在芯片、设备、计算机及外设、智能手机领域相互依赖，且呈现结构性差异（见表4）。

表4 中美数字技术与设备进出口及依赖度情况（2024年）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联合国贸发会数据库

半导体芯片与设备：中美半导体贸易依赖呈不对称态势，美国掌控芯片设计、EDA软件和核心设备等上游环节，中国是全球最大芯片市场与封测中心，但在7nm等先进工艺上高度依赖美国及其盟友技术。我国对美国（及其盟友）先进制程芯片、EDA软件、光刻设备高度依赖；美国企业对我国市场中度依赖，美国对我国成熟制程芯片存在一定依赖；中短期内，我国难以摆脱美国（及其盟友）在高端芯片、高端设备的供给；美国企业难以寻觅相当体量的市场。

计算机与智能手机：中国以完备制造体系和低成本承接约65%的全球PC组装产能。中美产业链高度嵌套：美国提供技术与市场，中国提供产能与产品，美国高度依赖我国出口供给，是我国计算机与外设产品的最大单一市场；中短期内，中美在供给和市场需求方面难以找到相当体量、品质的替代。

（五）机械设备与精密仪器

中美在该领域贸易呈明显不对称。美国对华出口主要为高端科研仪器和精密设备，规模较小，仅占其全球出口不到5%；中国主导对美出口中端机械、电器、通信设备及光学和医疗仪器，在其总进口中占比约30%，但高端产品输出极有限。美国凭借技术垄断掌控高端设备和核心技术环节；中国具备规模制造和成本优势，但高端仪器依赖进口严重，约七成精密分析仪器靠外购，尖端仪器完全仰赖美欧供应。

（六）纺织品与服装

美国高度依赖我国出口供给，美国是我国出口最大单一市场。2024年，我国对美国出口纺织品与服装509.6亿美元，占我国同类商品总出口额的16.9%，占美国总进口额的26%，远超越南、印度等竞争对手。

（七）稀土

我国稀土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34%，其次分别是蒙古（24%）、俄罗斯（14%）、美国（14%）、巴西（14%）、印度（5%），但我国控制全球70%产量，70%～80%出口量（稀土氧化物、金属等）（2024年约4.8万吨，全球总出口量约15万吨）， 若包含加工制品（如磁材），占比更高达90%以上。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具备全球85%以上的加工能力，依制稀土加工技术（如萃取、分离、提纯、冶金、电化及磁材制造领域）和规模化生产，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优势。

美国是我国稀土第二大来源地（25%），我国则是美国稀土第一大进口国（60%）和第二大出口国（30%）。美国高度依赖中国加工能力，我国对美出口以高端加工品为主（如钕铁硼磁体），附加值约为3.5倍。稀土供应是中美高技术制造业竞争中高度互嵌的关键环节，双方形成双向依赖。美国开采的稀土原矿几乎全部出口到中国冶炼，成为中国稀土原料供应的重要一环；中国则将提炼后的稀土材料和永磁体大量出口美国，支撑美国军工、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产业需求。中国拥有完整的稀土产业链，而美国几乎没有下游冶炼和磁材制造能力，高度依赖中方供给。

中美关税战的影响

中美贸易结构中的关键商品类别在双方经济、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任何贸易政策的变化都会对双方产业链、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全球供应链产生深远影响。鉴于中美两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运行中的巨大影响力，美国发起的关税战必将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在制约全球经济复苏、拖累中美两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引发全球地缘政治的震荡。

（一）全球增速放缓，贸易格局重塑

IMF等机构估计，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可能在长期内使全球经济产出减少高达7%，约合7.4万亿美元，相当于法德经济总量之和；若将科技脱钩考虑在内，一些国家的损失可能高达本国GDP的12%。自2019年以来各国新增的贸易限制措施激增，年均新增贸易壁垒数量接近3000项，是2019年前的三倍。尽管如此，目前尚未出现全球贸易总量绝对下降的“去全球化”迹象——全球货物贸易占GDP比重自金融危机后总体稳定在41%~48%区间?，但是，贸易碎片化的迹象日益明显：贸易和投资流动正日益沿地缘政治线进行重组。

根据IMF最新预测，2024—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约3.2%，与2023年持平，但中期增速预期仅3.1%；至2026年，全球经济将因当前的贸易摩擦下降约0.3%，跌落至几十年来最低水平。WTO预测，美国发起的对等关税，将使全球贸易萎缩1.5%；其总干事伊维拉警告称，必须缓解地缘政治紧张和贸易碎片化，否则贸易复苏势头将受阻?。当前区域冲突（如俄乌战争、中东局势）及相关制裁进一步推高了地缘风险，加剧供应链中断和成本上升。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观察，全球贸易格局重构正加速进行，中美贸易增速明显落后于各自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增速，两国间贸易在全球所占比重下降，2017年至2023年，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已下降8个百分点，同期美国在中国出口中的份额也下降约4个百分点。同时，同盟内部贸易比同盟之间贸易更活跃：自俄乌冲突以来，政治上结盟的“东方”和“西方”集团内部贸易增速比集团间贸易高出约4%?。根据IMF的数据，2022年至2023年，“美欧阵营”与“中国阵营”之间的季度贸易增长率比2017—2021年均值低近5个百分点，而阵营内部贸易仅下降2个百分点?。跨境投资也出现类似分化：俄乌冲突后，不同阵营间的双边直接投资（FDI）流量下降幅度比阵营内部平均高出20%。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FDI略有下降，新兴市场走势分化：流入中国的FDI同比大降29%（较2022年峰值低40%），而印度的FDI显著增长13%?。全球贸易格局的重构在中短期内将进一步拖累国际贸易的联通、全球经济的增长。

（二）中美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就业三重承压

中美关税战严重阻碍了原料、中间品与制成品的自由流动，对下游产业、物价、就业构成巨大压力，拖累两国整体经济增长。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WITA）预测，关税将导致美国失去14.2万全职工作岗位。标普预测，关税预计将使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在2025年第四季度上升0.5至0.7个百分点。安永报告称，美国实际GDP将在2025和2026年下挫1.2%，分别降至0.5%和0.8%；家庭可支配收入整体下降1500亿美元，平均每家损失1145美元，中小企业和低收入家庭则受害最重。美国财政部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扬言称，中国可能因关税失去多达1000万个就业岗位。《投资者商报》预测，中国对美出口将下降21%。

2025年5月10日，中美将在日内瓦举行高层贸易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将讨论降低关税的可能性，特朗普表示可能将关税降至80%，甚至50%～60%。摩根大通预测，即使关税降至60%水平，美国GDP也将下降1%，中国实际GDP也将下挫约2%。中国会更加致力于内需拉动和高端制造自主可控，以降低外部冲击风险。两国经贸关系可能在相当时期内维持“竞争大于合作”的态势，但彻底脱钩即无益也不现实。

中美货物贸易逆差从2018年的历史峰值4180亿美元缩窄至2024年的约2950亿美元。贸易战在一定程度上缩减了美中贸易失衡，但并未实现特朗普政府最初预期的制造业“大规模回流”。美国国内生产有所提升但幅度很小。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的回顾分析显示，对华加征的301关税使相关行业自中国进口减少了13%，美国本土产出仅增加0.4%，而美国相关产品价格上涨了0.2%。以电子产业为例，关税令美国自华进口电脑设备减少5%，国内产出提高1.2%，但美国市场电脑价格也上涨0.8%。钢铝关税在保护上游产业的同时，推高了下游制造业成本，2021年美国产业链下游产出因此减少约35亿美元。总体而言，关税提高了美国部分商品的物价水平（对总体通胀的直接拉动约0.2个百分点），企业和消费者为此承担了更高成本。就业方面，受关税保护的钢铁、半导体等少数行业就业有所增加，而依赖进口原材料的制造业用工需求受到抑制。美国失业率在贸易战初期保持低位，但部分农民和港口运输从业者受到对华出口受挫的影响，需要政府补贴来渡过难关。

（三）经贸不确定性引发全球多边治理机制危机

中美贸易战不仅是经济现象，也深刻影响了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加速了全球经贸体系从一体化走向阵营分化。正如IMF第一副总裁戈皮纳特所指出的，全球经济联系正在出现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变化，各国在选择贸易和投资伙伴时越来越考虑国家安全和政治阵营因素?。

美国以中国“非市场行为”和WTO规则缺陷为由，对华单边加税，并继续阻挠WTO上诉机构法官任命，令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陷入瘫痪?。中美经贸争端更多转向双边谈判和国内立法手段（如美国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加强对华投资审查等）。这种双边博弈削弱了WTO等多边机构的权威，推动国际经贸体系朝着碎片化的规则体系演变，各国更多通过区域协议或小范围联盟来制定规则（如美日欧科技联盟）。此外，贸易战与科技战交织，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对华高端芯片、半导体设备出口，并联合盟友对华实施技术封锁，中国则推进科技自立和出口管制反制措施。这些举措加剧了两国乃至两大阵营间的战略竞争。有分析指出，如果美中在高科技领域彻底脱钩，全球可能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套技术标准和供应链体系，演变成新的“经济铁幕”。

中美贸易战与关税战的效果复杂且整体不尽如人意。美国期待的贸易逆差缩小未达成，反而伤及自身消费者和部分企业利益。中国则在阵痛后迅速调整，贸易总量不降反升。全球产业链开始重构但未断裂，第三国从中分得一些“红利”，同时也承受了不确定性。展望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在短期内难以回到从前的高度融合状态，但完全脱钩也不现实。两国需要在竞争中寻求新的平衡，通过对话管控分歧，在气候、公共卫生等领域维持必要合作。对于企业而言，风险分散、弹性供应链将成为新常态；对于政策制定者，如何减轻贸易战对本国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同时推动国内产业升级以适应新的全球贸易格局，是亟待思考的问题。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