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就要主动去发现矛盾、消解矛盾，创造好的条件，让外部环境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把国际上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联系起来，看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美国一直是所谓的“世界老大”，维护着以它为中心的“单极化”国际秩序，这背后是有很强的经济逻辑的。美国市场经济支持下的资本与企业，美元体系和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体系，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贸组织和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等等，这是一个体系，不是简单靠军事实力或安全条约维护的。经济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是服务于政治的。在现实情况下，当它要制裁、要打压、要限制别人的发展时，经济制裁之类的手段是首选。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不遇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从国内看，我们的二十大到现在的三中全会，各项应变战略都很清晰。看国外环境，看英国大选、法国大选和正在展开的美国大选等等，都以各自的方式反映了目前的国际变局，也反映了各自对国际变局的理解以及对策。所以在决定对策时，我们横向和纵向动向都要看清。横向看，就是周边的情况，包括发达经济体的情况；纵向看，就是历史维度，看他们走到今天的历史路径。结合这些，考虑我们的对策。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指导下，具体谋划如何“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如何引领全球治理，如何主动塑造有利外部环境”等等。
国际环境的有利因素
现在国际上存在一个有利因素，一个不利因素。有利因素首先就是政治上有利。不利因素首先是经济上不利。所谓政治上有利是指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上以美国为霸主的多元体系目前正在瓦解。具体看，英国左翼的工党上台，明确它是不认同美国单极逻辑，英国工党提出的愿景是做全球“南方国家的超级大国”、经济发展的领导力量。希望大家都依赖和需要它。其实它就是利用英联邦国家的影响力让自己重新成为世界的一极。法国的左翼和右翼都不认同美国单极化秩序。例如英国的工党，法国左翼的梅朗雄都是同情巴勒斯坦，表示将要承认巴勒斯坦国。这就是多极化世界观的很具体的表现。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各个体系，像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伊斯兰国家等，正在以不同的方式组合，都不喜欢美国单极体系，希望有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包容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政治形态，不同的发展路径和不同的历史解释。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比如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态度，对俄乌冲突的态度，特别这次乌克兰和平峰会上，这些南方国家的参与和表态，都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最后是美国内部。特朗普、共和党和民粹右翼是倾向孤立主义的，想退回美国本土，他们和冷战时期长大的华盛顿精英不同。他们实际上并不认同单极逻辑，或者说至少不愿意让美国再为单极的世界买单，无论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是如此。实际上，特朗普的理念就是对拜登所代表的传统美国单极政治秩序的一种挑战。总之，从国际环境看，美国正在相对衰落，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强调谋求各自的发展，都希望有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这一趋势对于我们是有利的，因为和我们有共同语言的国家越来越多，我们是多极化秩序里面最为重要的一个力量。
应对国际经贸挑战：出口和海外投资
从经济角度看，不利因素较多，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一方面，大家都能看见美国的相对衰弱，但这只是相对的衰弱。因为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在集成电路、在AI体系方面还非常强大，在一些领域还有拉大距离的可能。它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和技术储备，其产业链上还带着日、韩、荷兰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技术和制造能力，而且这些经济体都是遵从单极秩序的。美国高技术产业还有金融资本的支持，应该说非常强大，甚至在一些领域，还有和中国拉大距离的危险。譬如说，中国创业企业之前在金融和资本方面是非常依赖美国的，美国“断链”对我们就会有影响，我们“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也减少了，创业企业退出困难了。美元资本一撤，对我们创业生态都会有影响。当然，芯片和AI不是全部，我们搞自主研发和产业升级也不是要完全替代进口。
经济问题还涉及方方面面。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意味着美国西方工业的相对衰落。现在我们能看到一个大的方向，就是以中国制造为基础的国产品牌产品出海。和以前的区别是，中国不再简单地以被动加入全球供应链方式参与全球经济，而是中国品牌的国际化、在海外销售。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制造已经相对成熟，在工艺、质量、设计、品牌价值方面已经基本达到了国际水平，在成本、性价比方面极具竞争力。在国内可以看到系统性国产替代在发生，国际品牌正逐步被挤出市场；许多企业积极出海，把中国品牌销往全球。这是这些年强调和鼓励高质量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本土制造业具备了为全世界提供高质量生产的能力。
在这一过程中，还伴随着对中国不利的一面，就是我们遇到了反经济全球化的力量，特别是来自发达市场的抵制。本来他们已经存在反全球化反资本的思潮和运动，在中国制造输出、中国产能释放情况下，他们认为我们品牌出海会给他们带来冲击，影响到他们在全球市场的垄断地位，必须遏制中国的发展。
这里就讲大家明显感知的。首先是新能源车。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对汽车市场非常敏感，这是他们极少数还保留的较强大制造业。中国新能源车在国内市场“卷”完之后大规模向欧美输出，当我们大量生产的新能源汽车运到欧洲，给他们是很大的心理冲击，认为是侵占了他们的市场。他们大张旗鼓地宣传，说中国新能源车的竞争优势来自中国的产业政策、补贴和低工资成本，以及忽视环保和工人权益等等，于是他们出台种种反倾销政策。他们给我们的电动车加关税，我们就给欧盟的猪肉加关税。本来我们是希望跟欧洲搞好关系，这样一来等于多了一个冲突议题，双方人员一见面，就争执有关贸易问题、关税问题。
我们是否可能到欧洲去投资设立新能源车的合资公司？共同搞研发，本地制造、本地销售，以此增加当地就业和税收，让欧洲能够分到一杯羹。回想当年我们发展汽车产业走过的路也是这样的，为绕过进口车关税，欢迎外商前来建合资厂，在本地销售，我们从中学到管理和技术，构建供应链体系，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现在欧洲国家希望我们去他们国家合作去。据报道，英国工党声称重新评估和中国的关系，希望经济上要加强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在英国投资，创造就业，带来税收。经济合作的密切也会加强政治上的互信。
再一个是零售，最有特点的就是跨境电商。比如Shein, 还有拼多多的Temu，主要卖服装、日用品、电器等消费品。这和一般的品牌零售店不同，中国厂商很多可以直接触达出口国的消费者。那边的终端消费者和中国制造、中国供应链直接见面，这边掌握了消费者的最新的潮流款式，结合一些大数据、算法等技术，可以马上研发新产品，然后通过物流体系运输、配送到西方国家的消费者手里。国内制造业一方面产能极大，国内需求市场无法完全容纳，竞争激烈，企业利润率有限。另一方面国产品牌在海外已经有竞争力，出海向这些有购买力的发达国家市场发展是重要选择。企业搞跨境投资和供应链转移是“没办法的办法”，可能的话还是希望在本土制造，然后以贸易的方式销售到海外。国家对发展跨境电商很重视，因为这可以创造新的增长点，通过出口、释放国内产能、弥补内需不足，对人民币国际化也有帮助，加强国家间的经济交往也有利于政治交往。最近，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拓展跨境电商出口推进海外仓建设的意见》，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发展，多次就跨境电商、海外仓等工作做出部署”。很多国有企业、主权基金都参与海外建仓的工作，也就是铺好跨境电商的基础设施，帮助把中国制造“铺”出去。
但问题是欧美怎么看这件事。你中国的产品很好，但你跨境电商的发展冲击了他们的零售商，以及本土品牌产品的制造业和就业，他们的生计和社区就会被消灭。从他们角度来看，这是零和博弈：你中国制造是不是要赢者通吃？这样他们就搞反倾销，加关税，对中国的所谓“不公平贸易”措施进行调查，最后的结果就是小院高墙，把你堵在外面，说你搞倾销，说中国的电商以及整个中国制造，从基础设施到电信网络搭建，都是举国体制和产业政策的结果，而非市场化的结果。
他们千方百计找理由抵制中国制造，背后有着深刻的民众基础，因为他们要保护自己的就业和产业，这关系他们社会稳定的问题。所以他们认为，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制造的输出会损害他们的利益。故此，他们大造不利于中国的舆论。特别是美国政客善于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中国身上，变成反华政治。这仅是欧美日，那么这个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国家？我认为，只要是有产业发展需求的国家（有些国家没啥产业，如一些阿拉伯国家）就会认为你这样的模式，对他们是一种冲击，会伤害他们。
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一开始就是外商直接投资（FDI）驱动，一开始吸引港台企业，然后是日韩欧美企业来投资。最早是来料加工方式，发展外向型经济，然后是技术升级，可以生产更复杂的产品如电器、合资汽车，面向本土消费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到了许多，也让投资的外方分享到了收益，形成互惠关系。这是一种双方互利互惠的状态。现在如果我们仅仅单向输出，就会变成一种冲突，双方矛盾加深，减少彼此的信任。
所以，经济和政治的互动并不一定总是良性的，有可能因为经济交往反而削弱了双方政治互信的基础，甚至导致反制的力量，希望摆脱对对方的经济依赖，这就不利于塑造好的外部环境。在目前这个历史时点，是绝对不能低估这个问题的，要提前看到促进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良性互动的问题，避免发生冲突。
企业出海必须注意的一些问题
政治和经济相互关系对两者之间的张力和潜在的矛盾要有清醒的认识。二者不是相互孤立的。要结合历史和当下，看横向也要看纵向，把问题把握清楚。
要看到，简单的依靠外贸出口可能不能解决问题，或者仅解决了部分问题，但可能导致另一方面的问题和不利后果，这个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一些。所以，我们要允许企业出海投资，进行一定的产业转移，在满足当地市场的同时，也照顾当地政府的诉求。就是刚改革开放时外资来华投资的模式，只不过是我们投到国外去。但同时要注意另一方面的问题：产业外移的同时伴随就业与技术外移、税收减少等问题，甚至资本无序外流问题。特别是企业国际化后，对母国的忠诚度，对国家战略的理解和坚持可能会削弱。但如果我们要和各个国家搞好关系，一定不能简单依赖贸易国际化，一定会有资本国际化，这是一个没法绕过去的趋势。
企业出海投资必须守住底线
第一，要防止为满足本土需求的制造业外流，防止国内制造业中空，因为制造业一旦转移出去就很难重建。我们不能走欧美日当年的老路。
第二，要保持住自己的核心技术不能外流，外国也有知识产权盗窃的问题，美国打贸易战中搞的很多措施和机制可以供我们借鉴。
第三，要注意防止资本无序外流。全球化了，怎么保证这些企业对国家、市场、社会、人民的忠诚和投入。它是不是还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基本的导向问题。
第四，要保证本国民众在企业出海过程中也可以受益，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让企业更多地回馈祖国。第五，尽量让这些海外投资项目能够和中国的外交战略有所匹配，而不是孤立进行。比如华为到土耳其投资，搞了全球第二大研发中心；阿里在土耳其收购了一个本地电商公司trendyol，非常成功。是否在此基础上加强和土耳其这个地处亚欧要冲的国家的双边关系？又比如英国希望中国企业前去投资，应该就此机缘，加强双边政治交往。政治和经济要联动，政府和民间也得联动。我们走出去不能都搞基建，还得有产业投资，让人家也发展起来，产生可持续的经济效益。
第五，要有底线意识，要居安思危。国际环境复杂，政治经济联动、企业政府联动不容易，变数很多。所以不能简单依赖外贸出口来解决我们的产能过剩问题，根本出路是扩大内需，不能都依靠外国需求。还得靠内需，特别是未来两三年非常重要，所以要增加信心，扩大内需。
（编辑 尚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