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20日，中信基金会在京举办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座谈会，来自不同领域的十六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议题发言。孔丹理事长主持座谈会，他指出，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对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做了概括而全面的表述，《决定》提出“要用钉钉子的精神抓好改革要求的落实”，可以看到中央落实改革的坚定决心，并将有序推进这一重大战略部署的落实。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谋划和部署改革，是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
卢周来（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国家创新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教授）指出，党的二十大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二十届三中全会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质量发展、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教育科技人才、城乡融合发展、对外开放、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和改善民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国家安全、国防军队现代化和坚持党的领导等方面，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保障、重要任务、战略支撑。这一系统的表述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自我发展的全新道路。”[1]
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三中全会公报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动力”；“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孔丹认为，这是十年来我国经济工作实践中总结的更为完整准确的表述，体现了我们思想认识上的重要进展。
贾康（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认为，我们要承认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的基础作用，同时也要承认市场的缺陷或失灵（特别在维护公平正义方面），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不可缺少。同时，中国作为一个追赶的经济体，更要讲追赶赶超战略，资源配置层面上有一个市场决定论和政府作用论的有机结合。
李玲（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健康发展中心主任）认为，改革开放45年，初期改革的基本取向是“放活”，极大地激发了微观经济活力，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今天我们更需要综合性的改革，围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形成全面、全局、全方位的合力。
总结历史经验，在探索中不断开拓进取
李克穆（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回顾了自己20世纪80年代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参与研究谋划改革方案的情景。当时老中青研究者经常一起讨论研究，氛围宽松，领导重视听取大家意见，年轻人敢于争论。大家都是为了探索适合国情的改革道路、促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1982、1984年在莫干山分别召开了两次改革研讨会，一次是老一辈学者邀请外国学者参与讨论，另一次是年轻学者召集的改革研讨会。1985年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等部门在“巴山轮”召开了中外宏观经济问题研讨会，国内一批知名专家学者和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在内的国外著名经济学家参会，提出了不少中肯的建议。
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是渐进曲折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是在实践中一步步摸索过来的。邓小平南方谈话重在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改革的先行者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来之不易。今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仍然要继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开拓进取。冲破一系列阻力需要勇气和智慧，要敏锐地预判和应对各种不确定因素和变数，在改革中不断寻求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路径。
以创新为第一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三中全会公报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高质量发展就是创新作为第一动力的发展。李玲认为，要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主动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动态迭代，新一轮改革要在教育、科技、人才领域推动相应的改革，创造有利于人才培养发现和适应激发创新活力的体制机制环境。
王郡里（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原广州军区副参谋长、驻香港部队原副司令员）和鄢一龙（中信基金会研究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认为，要追求跃升式的新质生产力，以及伴随着一种新的生产力质态的形成。随着数字化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式发展，我们面临数字化、智能化的革命。这是一个非线性变化的时代，本质是新生产力的革命，是继农业、工业之后的新的产业革命，将可能导致现有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未来的改革更需要高质量发展的导向。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关键是处在各领域方向、决定性岗位的高级干部要有战略自觉性，要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学。
李玲认为，培育新质生产力，也包括推进新质生产关系的动态迭代。我们的目的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这与西方单纯强调个人利益最大化和微观效率是完全不同的。
实事求是，联系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李克穆指出，改革开放正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例如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若干难点，经济社会发展处于矛盾凸显期，意味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国际上政治经济紧密交织，地缘政治错综复杂；人工智能的发展与监管呈现出全新的态势。对于这些问题都要做深入的跟踪研究。
张树华（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认为，从国家治理角度看，国内社会利益关系正逐步进入内卷化的“存量博弈”时期，牵一发而动全身。目前政府工作存在一些亟须改进的问题：制度叠加堆积和固化僵化倾向明显，层层压力传导，制度刚性有余、弹性活力不足；基层普遍缺乏担当作为精神和改革创新探索的积极性；区域间发展和治理水平差距仍然存在。这些年各部门的改革文件很多，但实质进展不如人意，形式主义长期存在，影响党风、政风、文风、会风。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的改革也搞不好。
刘宝成（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院长）：社会信心来自相互信任，决策者要信任基层和个体的自主决策能力，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效首先来自对市场主体的放权以及科学的宏观调控。其次，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出台要建立在深入细致调查和全面论证的基础上，缺乏实施条件的政策反而会损害政策的权威性，频频出台新政未必能结出理想的硕果。企业界反映经济政策的出台常有“挤牙膏、发红包、急转弯、急刹车”现象，不利于建立稳定预期。投资者对未来的获利能力是否有信心，消费者对就业和持续的收入来源是否有信心，关乎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发展潜力。
多位专家指出，目前基础工作中，很多干部以避责为主、以不出事为上。改革的目的是发挥全社会活力，如何处理好“放活”与“管好”的关系，需要深入研究。我们多年来着力解决传统体制下的条块分割现象、以求发挥多方面积极性，但目前还没有走出“放乱收死”的循环。如当前一些地方为解决财政困难搞了一些侵犯企业利益的土政策，失信于民，且为害经济大局。中央制定的改革方案都很好，但往往一个很好的政策执行不下去，或不了了之或走样。如房产税改革。经济发展处于低谷，社会上有一种失落和迷茫感，存在“躺平”心态和“改革综合疲劳症”。
刘纪鹏（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原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说，三中全会提到，以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突出重点和改革实效，要让人民群众获得幸福感。但是目前来看资本市场在这方面上还是比较欠缺。股市是一个很大的风险隐患，普通百姓是带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进入股市的，但因种种原因，股市多年低位徘徊，2亿股民中很多人的情绪从失望到绝望。
孔丹谈到，中央部门的权威解读提出“要扎实推动人民群众和企业可感可及的改革”，“要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要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这里不仅提出了改进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体制问题，也包括提升居民收入、支持扩大内需问题。居民财产性收入也包括房地产收入和股票、基金及各种理财项目。
到会专家们建议，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和辩证法，提升全党改革创新能力。切实了解群众的主要关心和期盼，把握改革关键点，抓住真问题和主要问题，重点突破，务求实效，真正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为有效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必须下大力气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基层作为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更不能被这个“顽瘴痼疾”束缚手脚。要解决好党风、政风、文风、会风问题，精文简政，简政放权。要处理好顶层规划、系统集成和发挥基层首创精神、鼓励大胆实践探索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既要鼓励基层试错又要审慎评估风险，及时出台规范措施，处理好“发展中规范”和“规范中发展”的关系。要认真研究对各种类型企业落实平等待遇问题，切实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任何政策出台前都要深入了解施政对象的感受和期待，尽量兼顾各方利益诉求，而不是坐在办公室主观构想理想的图景。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制度化、法治化，就是要改变政出多门和政策制定随意性的问题，同时抑制市场主体的投机性，从而坚定各类利益相关者对政府、法治和政策的信心。
解决好有序扩大对外开放中的具体问题
李克穆提出，改革离不开对外开放。金融开放要把握好尺度和时机，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需要十分审慎。
任意（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认为，国际政治和经济是紧密联系的。我国在国际经贸方面受到发达国家市场的反经济全球化势力的抵制，说我国用非市场化手段搞不公平贸易，认为中国制造输出损害他们的利益（产业安全和就业），制造不利于中国的舆论，并采取制裁、提高关税和反倾销政策。中国企业出海投资，必须守住底线，保护满足本土需求的制造业体系，防止核心技术外流和资本无序外流，最好和国家的外交战略有所呼应。
陈少波（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正思香港顾问有限公司总裁，香港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提出，香港在对外开放中，可协助国家在目前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拓展自己的影响力。香港在长期的国际化条件下，形成了多种国际交往网络，包括政府机构网络、各专业协会、工会组织、慈善团体、宗教机构、学术平台、商会和财团等；香港还可以利用自身条件拓展华人同乡社团的跨洋亲情网络，以及强化香港国际传媒中心的优势和潜力。可以统筹考虑运用这些力量，助力大陆化解逆全球化挑战、解决科技卡脖子问题，以及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软实力问题，为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孔丹指出，我们曾专门讨论中信在香港经济重振中如何发挥更大作用的问题。过去香港在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解决现在香港遇到的困难，要根据香港所需，尽国家所能，通过举国体制优势来帮助香港、反哺香港。我国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香港可以依托它特定的优势，发挥自己的特长。国家所需和香港所能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王郡里认为，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必须面对来自外部的较量，即美国对我全方位的遏制竞争。三中全会提出的国防军队建设现代化目标任务要求5年完成，有一种紧迫感，斗争即将猛烈到来；外部影响也不可避免地与当前内部矛盾叠加，使经济发展和安全稳定形势越加复杂和严峻。要考虑一个大的战略问题，就是继承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理论的方法，解决好依靠谁、团结谁、争取谁、打击谁的问题。
王湘穗（中信基金会副秘书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说，三中全会提出，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引领全球治理，塑造外部有利环境。我们要努力保持全球总体的安全稳定，以保证发展目标的实现。当前国际斗争形势有一个重要变化：国家间冲突以军事性战争为最高形势，而现在大国间冲突更多表现为混合战争样式，包括科技战、认知战、舆论战、金融战、贸易战和各种制裁等等和军事战争交织的混合战争方式。特别在国家决策层面，对这一点应有高度的认识。我们要致力于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对冲北约的全球性进攻，需要我们投入很多工作。
王晓泉（中信基金会中俄战略协作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秘书长）谈到，面对美国对我国的极力遏制打压，我们应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对冲美国这一战略图谋。中俄在国际政治上有共同的理念和主张，俄罗斯始终保持对我国核心利益的支持（涉疆、涉藏、涉台、涉港等），中俄应该携手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中俄两国在经济领域也有广泛的合作空间。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经济奇迹，未来的发展还要依靠改革
张树华、王郡里指出，在三中全会胜利闭幕之际，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第一时间学习贯彻研讨，非常必要，也非常及时，显示了中信基金会高度的政治敏感力和政治执行力。
专家们一致认为，改革的本质是要解除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和弊端，要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和阻力。要用“钉钉子精神”推动改革。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使我们有更充分的信心，就是在基本原理密切联系实际的过程中，我们有希望按照人民美好生活的意愿去进一步认识客观规律，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把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和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
（编辑 碣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