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希尔顿﹒L﹒鲁特和刘宝成两位作者的合著《全球经济的颠覆性变革：复杂经济学的根源、结构与竞合》（以下简称《颠覆性变革》），足以作为近年来兴起的复杂经济学的代表性作品。特别是在将社会网络理论用于解释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可谓别开生面又发人深省。以下根据我对作者的基本分析框架的理解，分享一些思考。
（一）
《颠覆性变革》一书有个副书名：“复杂经济学的根源、结构与竞合”。序言是复杂经济学的创始人、在技术经济学和系统科学方面有极高造诣的布莱恩·阿瑟所写。言简意赅，概括性极强，体现了大师一贯的风采。如果没有大块时间消化整个著作中关于复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仅读完这篇仅3000余字的序，也已给我们理解“复杂经济学何以必要”提供了较大启发。
我们知道，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效率，没有关于经济体系架构的理论，或者说，默认的是将市场体制作为前提。自1932年罗宾斯发表《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到1947年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分析基础》，新古典经济学越来越数理化，越来越精致化，并发展到完全抛弃经济体制架构的考虑，或者说基本没有关于经济制度的讨论。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化、制度的调整及其适应性以及制度变革与创新等话题，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新制度经济学所重视。但是，新制度经济学早期的成果，很快被新古典经济学强大的影响力所涵摄，并且被其作为宣扬“有效市场”理论（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简称EMH）的一部分。而新古典经济学的“黑板经济学”趋势也愈发明显。
现实经济世界的国别多样性分岔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新古典经济学信誉受到致命打击，也催生了复杂经济学。复杂经济学不承认新古典经济学讲的均衡，转而认为经济主体为了应对经济体的动态变化，也在反复选择其合理化应对方式，其结果是使经济体不断迭代并趋向更复杂的经济模态。这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伴随历史变迁而持续演化的经济世界。
在各种复杂经济学理论中，网络理论目前发展得相对较为完善，并且又恰与新制度经济学集大成者——诺斯晚年的观点相关。对此，我曾在《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还是社会经济学？》（《管理世界》2009年第3期）一文中有详细阐释。简单地说，诺斯晚年已抛弃了他早年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关于“正式制度决定论”的观点，转而在制度分析中引入非正式制度包括文化与意识形态等因素，认为无论是单个人的行为选择，还是制度的效率，都必须嵌入社会网络中加以理解。而只有一个内生于其社会网络中的制度，才具有应对外部冲击的“适应性效率”。
在诺斯晚年观点的基础之上，复杂经济学认为，经济系统是典型的复杂系统。而复杂系统都是由各类要素相互交织而成的相互嵌套的网络。这张网络之中又蕴藏着数量庞大的社会子网络。任何层级的网络，都是由大量自由运转的结点（即经济主体）组成。结点间即经济主体间的交互模式决定了网络的结构，即“拓扑”结构。采用网络来分析经济主体交互关系，包括信任、合作、宽容、沟通、商品与服务的分配，以及信息的传播、创新的扩散等等，已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认可。
不过，网络理论的真正成熟，是因为大量借鉴了复杂系统科学最近的成果。如本书中三个名词，对理解网络的类型与变化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有必要用更简易的语言加以解释。
关于网络集中度。是指其中某些或某一个结点在网络中的权重。最极端的情况，是人为设计的“星形网络”，所有结点被一个结点所控制，一个网络的参与者控制其他所有参与者；网络集中度低，是指网络中的结点在网络中的权重相差不大，最极端的是所有结点具有相同中心性的环形网络或完全连接的网络。当然，更多的社会网络处于二者之间，即多中心化的网络，网络中存在多个权力中心，或多个主体分享控制权。
关于渗流现象与级联效应。尽管著作中写得较为学术化，但究其实质，与新制度经济学所讲的制度变迁中的“慢变量”“快变量”有对应关系。渗流现象，是由网络中某个结点的变化，导致整个网络的缓慢变化，这种变化在短期内不为人所觉察。它所改变的是网络结构，影响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不过，一旦渗流突破某个阀值，“就会开启席卷式的蔓延之势”。比如，作者以中国改革为例，当中国人意识到新的时代到来，改革政策进入稳定轨道之后，全国上下空前活跃，下海经商、追求利润立即成为潮流。级联效应，则是短期内一系列连锁反应，是一个事件引发另一个事件甚至一连串事件，是骤然发生的剧烈变革，如一场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或重大社会革命，当然也包括重大创新。但它首先改变的不是网络结构，而是借助网络结构改变流动性及结点的行为。此外，“渗流”现象突破阀值后，也会导致级联效应。
关于复杂网络的外生性与内生性。网络的相变发生，是因为系统内的自组织“交互作用”达到某个阀值，这就是复杂网络的内生性。从此定义看，它往往与上面所说的渗流现象联系在一起，即内部的改变一开始是静悄悄的，累积到一定程度，相变就发生了。如果网络相变的发生，是因为系统受到外部冲击引起的，这是复杂网络的外生性。不过，内生性与外生性无法完全分开。如书中所言，“在复杂系统中，没有什么是独立存在的，因为系统是始终开放的。”更多情况是，内部正在起变化，正好遇到外部冲击，刺激内部变化加速，导致相变更快发生。更应该看到，“严格来说，系统演化的结果并不取决于其结构的外生性。”作者可能更倾向认为，外部冲击通过内生因素即网络自身属性起作用。
借助上述三对名词，可以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网络的基本架构进行描述。它完全突破甚至是颠覆了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只是对三个市场的主体——居民、企业、政府进行静态分析，而复杂经济学的网络理论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既根植于现实世界、又同样可分析的全新范式。认为这一理论根植于现实世界，是因为现实世界的确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网络状结构；而所谓“可分析”，这一点非常不容易。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使得更多研究者只能尽其所能描述，而无法在复杂中加以探究其规律性。比如，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老制度经济学，尽管看到了新古典世界已经越来越远离现实且导致解释力与预测力日衰，但他们自己建立的体系，更多只是描述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而无法进行更多科学研究。而复杂经济学对网络理论的应用，则是通过数理与技术方法的赋能，得出一些规律性结论。
在我看来，正如熊彼特所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就是经济社会分析法，是一种网络理论。特别是马克思关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就是一种嵌入式网络分析的视角。也正因此，在著作第一章“政治经济学与复杂系统”中，暗含作者这样的思想：网络理论就是政治经济学理论。
（二）
作者在对网络理论进行概述之后，就运用之一理论，分析了欧洲与中国不同的经济社会体系架构，以及两个经济体如何在历史中历时变化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
在作者看来，传统欧洲政治经济的组织方式属于“小世界网络”。当时欧洲邦国林立，是一个由数百个不同的政治单元汇聚而成的、由众多城邦和小国构成的网络，这一网络呈现出多个权力中心，却又通过血缘或联姻关系，相互松散地联结在一起。其网络拓扑结构特点是“分布式”“去中心化”、可拆解性，甚至是相互竞争的。换言之，网络的每个小中心是一个小生态，具有一定自主性。这保证了任何一个结点的变化，对网络总体的影响有限。与此同时，自16世纪开始，由工商业催生的“渗流”效应，推动社会走上契约化法治化进程之后，欧洲的“小世界网络”变得更趋韧性，“内生性”更强。其变化则主要来自于外部冲击。然而，在外部冲击面前，欧洲“小世界网络”的拓扑结构，却可以使网络保持较强的冗余度，并在确保其基础架构稳定的前提下，同时具备吐故纳新的能力。
欧洲的“小世界网络”的缺点主要体现在稳定性不够，从短期看，效率较低下。 “小世界网络”的不稳定性主要体现在，因为网络有多个中心，各中心竞争以及剧烈的创新，导致全网络几乎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在极端性情况下，也包括竞争资源引发的战争。这使得自15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内部社会经常处于动荡状态，是包括一战、二战在内的战火不断的根本原因。当然，这种不稳定，与欧洲社会与政府始终保持很强的张力并不矛盾，即高度不稳定与高度韧性共存，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在效率方面，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心，没有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系统，欧洲经济社会在短期内的效率与其执行力一样，都是较低下的。但从长期看，其累进式创新效率却很高。因为其创新进程不会轻易被外部冲击所中断。或者说，欧洲“小世界网络”是能够继承历史进步的几乎每个成果。
与欧洲的“小世界网络”相比较，作者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是“星形网络”。这个网络只有一个中心，即皇权或中央政权。与欧洲的多中心、平行化网络结构相比，中国传统“星形网络”是一个枢纽性权力中心支配下的垂直层级化结构。这个网络自上而下由四个层级构成，皇帝属于顶层，拥有无上的权力；包括太尉、丞相、御史大夫在内的“三公”处于第二个层级；包括卫尉、郎中令、太仆、廷尉等等在内的九卿属于第三个层级；而地方一级及基层官员构成第四个层级。但四个层级都是以皇权作为中心结点。因此，中国经济社会这张大网，只有一个中心：即皇权或中央政府。这是一种以皇权或中央权威为轴心的“轴辐式治理”。
中国传统星形网络，因其只有一个中心，因此，最大的问题是网络缺乏韧性。按照布莱恩·阿瑟的说法，一旦处于核心枢纽的中央政权遭受冲击，其破坏力经由层级网络迅速传递至各下属层级，导致整个体系立即土崩瓦解，使举国上下陷入一片混乱，结果是王朝周期不断周而复始地上演。
传统中国“星形网络”的枢纽性中心的形成有外生性原因，比如经常受到北方游牧民族侵扰。但更主要是内生性的。因为各垂直层级都受一个中心控制，因而处理本层级结点互动与异动的自主权与空间非常有限。与此同时，单一中心垂直管理，从下而上的信息，以及从上而下的信息，在经过各层级过滤之后，往往前者成为报喜不报忧，后者成为层层加码。这将导致星形网络中的矛盾历时累积得不到释放，在越过一定阀值后，先是导致局部民变，然后经由级联效应，起义或暴乱成为全国性的，并且矛头只有一个：皇权。这在王朝后期往往表现得十分明显。
近代以来，中国“星形网络”受到的最大外生冲击，就是来自西方的殖民者以及来自日本的侵略。其直接后果是晚清的灭亡。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王朝的政治经济架构内部缺乏韧性，导致内外交困。内部矛盾引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叛乱，几乎耗尽了王朝借以维系这张“星形网络”的各种资源；此时，来自外部的侵略不过是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中国传统“星形网络”亦有其优势。首先是非常有效率。强大的皇权或中央政权的决心与意志，可以通过垂直性网络，上下级政府机构之间保持政令畅通，且几乎无障碍贯通到全社会，并立即得到贯彻执行。所以，在决策能力及决策的执行效率方面，中国的核心枢纽式网络理优于欧洲，在一个新兴王朝初期更是如此。其次是“轴辐式”治理有助于维持全社会的稳定。因为网络结点和连接线路简洁明了，中间不存在过多冗余，信息流向轴心的效率得以大幅提高，方便中央政权掌控全局，亦方便中央政权随时调配资源以应对可能的意外，当然也包括应对外族入侵；因此每一个王朝都能维持社会的相对稳定。不过，这种稳定往往因为“枢纽”作为唯一中心而走向僵化。此时也就临近王朝的末期，随着一场大规模动荡发生，网络会因为中央政权这个唯一结点被摧毁而塌陷。此时，中国社会将经历一段群龙无首、狼烟四起、天下大乱的局面。
因此，总体上讲，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社会构架，是高度稳定性与高度脆弱性的结合；所以有人形容中国传统政权与中国传统瓷器相类似：外表稳定、坚硬，但经不起一敲。
当然，这里有一个悖论：不管是欧洲的“小世界网络”，还是中国的“星形网络”，都是在历史长河中演化形成的，本身具备内生性。这符合诺斯的观点，也符合笔者的观点。比如，书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网络，特别“适合从事修筑大型基础设施”，“致使一个强大的帝国可以做到完全自给自足”，且这种网络结构适应了“帝国的核心使命”，即“维持国内的长治久安，而不是大举对外扩张”。欧洲式网络，其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欧洲是一个由众多小国参与竞争的集合体”，“最终目标是增强其经济优势，以保护自己免受强国欺凌”，“不仅参与军事和经济竞争，还利用社会和外交手段加强安全，扩大势力范围”。这些论述，与中国学者钱穆观点有类似之处。钱穆认为，欧洲文化是游牧文化及由其发展出的商业文化，是扩张性的；而中国是农业文明，是防御性的，保守性的。问题在于，既然两种网络形态都是内生于环境与文明，都具备诺斯所说的“适应性效率”，但为何欧洲与中国相比较，自19世纪初始，就占据了相对优势呢？这就是彭慕兰所谓的“大分流”问题。
在彭慕兰看来， 18世纪的欧洲与中国相比较，并没有明显优势。只是在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欧洲相对于中国才居于支配地位。彭慕兰认为，19世纪欧洲与中国“大分流”，原因仅仅是欧洲煤炭资源分布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新世界的发现使美洲成为其初级产品主要来源地，二者结合解决了欧洲后续快速发展面临的生态制约问题，使欧洲能够转而走上资源密集型、劳动力节约型的工业化道路。与此同时，中国却因经济重心南移与煤炭产区分离，加之内部初级产品资源使用已到最大限度，而不得不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节约型的农业上“越来越卷”。但本书则用经济社会网络架构，重新解释了欧洲与中国的大分流。
书中认为，欧洲的多中心网络，决定了每一个小国在小国林立的复杂环境和激烈的竞争中，必须致力于保持自身的竞争力，这为创新提供了动力与需求牵引；与此同时，尽管“小世界网络”的结点分布不遵循完美冥幂律，但在“平均路径最短上却堪比随机网络”，这使得每一个局部创新，都能够很快扩散到全欧洲。而“小世界网络”的韧性，更是为以资本集团为代表的创新先行者提供了庇护，也为创新成果的积累提供了宏观基础环境。由此，引发一波波创新浪潮，并且历次创新浪潮成果的积累，推动欧洲走上了工业化与对外扩张的道路，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
与此相反，中国大一统制度下的“唯一中心”型网络，内部没有竞争压力，当然也就很少创新动力。不仅如此，为了维持帝国的稳定，“甚至还会有意过滤掉可能不利于帝国的创新”，更不允许商人集团结盟。再有，因为这种“星形网络”缺乏韧性，本来就很稀缺的创新成果，常常被“内生渗流”与“外部冲击”所中断而无法累积，这造成传统中国未能经由一波波创新浪潮的推动而走向现代社会，直到1840年外部入侵，强制中国在屈辱中被动开启现代化进程。
（三）
《颠覆性变革》用网络理论对欧洲及中国历史及其分流的分析，在理论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与震撼力。但最能引发我深入思考的，其实还是书中所涉及中国改革开放内容。
关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部分，内容主要出自鲁特的合作者刘宝成教授。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进行了描述，包括双轨制、乡镇企业兴起、地方政府竞争以及对外开放等；还对制度变迁进行了总括性梳理，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将中国传统、法治因素及国际规则进行三重结合。书中认为，中国已创造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的独特的模式。当然，书中也对中国当下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相当精彩的阐述。
但是，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如何重塑了中国经济社会基本架构，尤其是如何使得中国治理网络结构既维持了传统的高效率与稳定性，同时还展现出韧性、适应性和创新性，这部分内容则相对需要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继续深入阐发。
我注意到书中有两点涉及上述论题。一个是，作者回顾中国历史时认为，每当帝国出现危机时，中央权力总需要地方甚至社会力量即更多的“枢纽”，能够担负起为中央“轴心”纾困的责任，但可能都已为时过晚。另一个是，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安徽凤阳农民摆脱“中心”控制、自愿承担风险尝试承包制，后来他们的行为得到中央政府支持并推广，并且上升为中国改革的经验：“鼓励地方试点、对其中成功的地方国家予以认可并推广”。书中认为，这一做法是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同时提高了结点的活跃性，进而稳步增加了整个网络的弹性”。
关于中国“星形网络”的观点，我认为仍然是一个方便分析的简化说法。实际上，无论是传统中国还是当代中国，中央权力与地方政府之间，绝非简单的“完全控制”与“完全被控制”的关系，而是一个“统到什么程度”与“放到什么程度”的关系。但对传统中国而言，有一个关于治理的基本经验教训：如果枢纽性权力管得太死，其他局部中心结点就会毫无自主权，长期下去，则体制会僵化，经济无活力；但如果枢纽性权力太弱小，地方势力做大，网络可能由“一个权力中心”变成“多个权力中心”，面临的就是国家分裂与内乱。比如，周王朝衰败导致的春秋战国；汉王朝初期的“八王之乱”以及后期的“天下三分”；唐王朝历经的“藩镇之乱”等等，这才是传统中国尤其是明王朝与清王朝最高统治者更加强调单一中心无上权威的必要性的原因，由此维护了中国社会长期稳定，但也进一步削弱了中国治理结构的韧性。而清王朝晚期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又是由于在外部冲击下被迫改革、然后地方势力做大，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民国初期的地方军阀混战。而国共合作北伐的历史使命，就是再度尽快实现中国统一。因此，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理想的状态是，维持一个“枢纽”性权力中心前提下，最高的唯一的权力中心适当授权，允许区域性中心拥有一定的权力空间。但在主导性方面，则仍然是维护网络中枢纽权力的绝对中心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执政党在探索国家治理中，也特别注意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毛泽东将此作为必须处理好的“十大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对关系，以避免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逻辑怪圈。作为后发国家，为了实现现代化，又同时肩负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护国家安全多元目标，执政党打造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所无法比拟的具有强大控制力与凝聚力的枢纽式权力中心，这一中心既维持了历史上“轴辐式”治理模式，但与此同时又注意维持全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
当然，由于网络的稳定性与韧性之间固有的矛盾，在现实政策层面，亦有不少教训。改革开放前夕，国民经济发展存在诸多困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绝对控制式的“条条”管理，使得“块块状”的地方积极性无从发挥。而改革开放开启之后，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允许并鼓励地方“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一举措进而发展成为中国式的“地方政府锦标赛”：一方面，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评价和使用的关键性标准之一，是看经济发展；而另一方面，各省及各级官员，都围绕如何快速发展本地经济，争相招商引资，争相出台政策。这种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地方政府竞争，使中国治理网络中权力结点，由原来无冗余的“单一中心”，变成有结点冗余的在“单一中心”下的“多中心”。这种更为复杂的网络结构，兼具了稳定性与韧性。
中国经济社会架构变得富有韧性，不只是因为围绕地方政府这一结点，形成了局部中心网络，还因为多种经济成分的成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网络经济结点，只是单一的国有制与辅助的集体所有制，且都受中央权力中心控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最早是主要由地方政府控制的乡镇企业崛起，后面是自主性更强的民营与外资经济的迅猛发展，使网络上的经济结点呈现多元与多主体化。另一方面，国企与集体所有制企业改革，也是使其朝着市场“自主经营、自主发展”演化。这使得中国经济社会网络中，围绕多元经济主体及其从业者，形成了更多的小结点、小中心，也由此增加了中国国家与社会抗压与抗冲击的能力。
与此同时，也必须承认，“规律总是在起作用”。在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网络增加了韧性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地区发展分化、群体收入分化，致使作为枢纽的最高权力中心的凝聚力下行；而局域网络结点中心权力扩张，导致“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以及资本与权力相勾结导致的强势集团腐败等现象的出现，更是冲击中央政府的权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颠覆性变革》一书认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当下经济社会网络，正朝着更加强调枢纽权力中心控制力的方向发展，“轴辐式”治理模式有可能得到重现。
因此，总体上看，如何既能维护中央权威又能有效发挥地方积极性主动性，如何在政府、社会与市场之间寻找平衡，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仍然是在探索解决之中的课题。这个题目真正解决，就可以让中国走向兼具稳定与韧性的治理。届时，中国社会将实现执政党一贯坚持的理想：“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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