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八八战略”明确指出，要“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重要起源和实践探索，也是紧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历史机遇的方向探索。本文以杭州市临平区的实践为案例，提炼“八八战略”引领智能制造发展的成效和经验，结合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和当前实践，对智能制造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关键词：八八战略；智能制造；制造强国；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更加强调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更加重视智能制造的发展态势，推动我国制造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水平迈进。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协同推进，智能制造实现以增量带动存量，促进先进制造产业与新兴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逐步成为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这代表着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前进方向。

“八八战略”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指引和实践要求

21世纪初，浙江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块状特色优势产业逐步向集中化、专业化转型，支撑起浙江的优势产业和区域经济，成为智能制造的基础。2000年，浙江省各类特色产业区块产值超亿元的有519个，全国最发达的100个县（市）名单中，浙江拥有26席，位于全国首位。与此同时，浙江产业发展遇到了成本、市场、资源要素及环境的“制约之痛”，主要表现为产业层次低、产品档次不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资源、环境等要素制约不断加剧等等。2003年，全省用电统调负荷实际最大缺口超过7000万千瓦，累计拉电损失量约占国网公司的50%，占华东电网的92%，粗放的经营方式和外延式的增长方式显然不可持续。加快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形成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已成为浙江经济发展面临的最突出问题。

2002年，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习近平在调研时强调，“我们面临经济全球化、高新科技革命这样一种趋势，要坚定不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把浙江建成先进制造业基地”。同年7月，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八八战略”方针，作出“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的决策部署，要求进一步发挥浙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把浙江建成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八八战略”是基于浙江的现实特点提出的战略性指导，为浙江制造业发展讲清了问题、指明了方向，也找准了抓手。

一是提升块状特色产业优势，推动大中小企业共同发展。2003年7月，习近平同志指出，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块状特色产业是浙江省工业发展的特点和优势，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呈现出小商品、大市场的产业格局，低成本、高效益的比较优势，小企业、大协作的集群效益和小资本、大聚集的群体规模。突出强调发展块状经济是区域内相近产业的大中小企业共同的利益诉求，通过大中小企业协同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提升块状经济发展活力。

二是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夯实区域经济发展基础。浙江省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弱，总体规模偏小，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相对薄弱。因此，要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紧抓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变化带来的战略机遇，加快提升和发展浙江省制造业，充分发挥浙江省产业优势、针对某些产业弱势、着眼于走出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①2003年，习近平同志部署制订并主持印发了《浙江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规划纲要》，全方位构建全省生产力布局的战略形态。突出强调制造业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要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夯实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三是发挥专业化技术优势，优化新型产业格局。，浙江省制造业最重要的是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相依托、低成本劳动力与先进适用技术有效结合的区域特色经济，要着力在轻型加工业和中低档次产品中脱颖而出，突出区域特色亮点和独特优势。同时，要明确先进制造业基地的主体必须是高附加值的产业，其技术工艺、研发能力、管理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以此来打造产业创新发展的领先高地。

四是积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运用“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来回答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等发展瓶颈，旨在强调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浴火重生的决心，大力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打造科技强省和品牌大省，发展好现代服务业，为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提供创新活力。同时，要勇于“走出去”，要学会“引进来”，勇于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主动踊跃地参与全国乃至全球的区域合作和经济交流，高质量引进优质的外资、高效率整合精良的内资，优化全省的经济产业结构，弥补产业链短板的同时，提升区域产业的竞争优势，着力培育和引进吃得少、产蛋多、飞得高的“俊鸟”。①

“八八战略”指引浙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八八战略”指引浙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了资源要素瓶颈的突破，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地方发展实例。杭州市临平区在“八八战略”指引下，实施了“机器换人”“工厂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专项行动，探索“准入+改造+评价”制造业智能化策略体系，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全区以“智能制造中心”为发展目标，加快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提高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区内省级“未来工厂”数量、工信部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数量等居全省区县（市）首位，高端装备、绿色能源、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聚集效应明显，一些重点企业和全区工业企业的智能制造发展水平处于全省领先地位，获批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创建优胜单位，已经成为“八八战略”指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生动实践。

酝酿起步：孤岛设备1.0时代的“机器换人”

在转型升级发展背景下，临平区以减员提质增效为目标，全面推进“机器换人”，实现从单台设备技改到整条生产线、从龙头企业引领到全产业链配套的升级。一方面，对全区硬件设施改造升级，重点围绕全面提升生产自动化水平的目标，对企业内部投入使用的硬件设施进行统一联网管理，对数控机床、行业专用设备、大型机器设备、厂辅设备等进行改造升级，通过生产环境的检测、生产过程的服务与管理、生产中排放的监测、生产供应链的追踪等方面的联网应用，建立连续生产、联网管理的制造模式，全面有效提升服装、机械等传统产业工艺技术和自动化水平。另一方面，积极引进培育“机器换人”工程服务公司，出台专项政策鼓励和支持其向生产企业提供“机器换人”相关服务，提升“机器换人”服务支撑能力。自“十三五”规划启动至今，“机器换人”工程已实施 275 项，新增工业机器人 719 台，并成功引进了厚达自动化等一批省级“机器换人”工程服务公司，为全区制造业数字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夯实基础：数字设备2.0时代的“工厂物联网”

进入数字经济发展新阶段，临平区面向数字设备转型升级，制定“工厂物联网”解决方案。支持和鼓励骨干企业通过自主创新或与科研机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合作创新，突破一批与自身产品相匹配的物联网、云计算、工业互联网技术，并结合产品重点发展智能装备物联网平台和移动客户端软件，面向客户需求提供在线实时监测、远程故障诊断预警、工控系统安全监控等服务，形成智慧厨房、智慧楼宇、车联网等成套解决方案，促进装备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产业向智能化、服务化方向转型升级。根据企业自身优势，量身定制企业发展转型规划。通过举办多场家纺、服装、装备制造、消费品等领域物联网对接会，充分了解制造业企业的发展需求，结合企业自身条件推动工厂物联网项目实施；同时引育先发示范企业，通过分批组织对标现场考察学习，鼓励制造业企业根据实际制定物联网升级方案。近年来，临平区成功培育了杭州弹簧、华鼎西服等一批工厂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示范企业，推动企业物联网进一步转型升级。2015年以来，临平区物联网技术应用企业达到201家，通过验收试点82家，杭州市示范项目9个，总数居杭州市首位。

提速推进：智能工厂3.0时代的“工业互联网”

为进一步深化数字化发展，临平区通过全过程推进产业、主体、要素、业务、渠道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激发制造业企业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新业态、新模式，实现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广泛应用。根据“互联网+”行动计划，按照工信部“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新”试点要求，临平区大力探索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支持春风动力、西奥电梯等企业在智能工厂建设基础上，探索建立企业内外全业务全流程互联互通、协作共享的平台，提升生产效率和决策水平、降低成本、树立企业新优势。老板电器、西奥电梯、春风动力等三家企业成功入选省级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试点示范企业。通过与阿里云深度对接合作，创新实现了企业“云上创新”“云上转型”。截至2021年12月，临平区累计上云企业13660家，其中6家企业入选省级上云标杆，49家企业被认定为上云示范，超过100家示范企业通过工业互联网实现智能研发、生产、决策等企业创新应用实践，超过1000家企业实现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超过10000家企业上云拓展云计算初级普及和深度应用。“十三五”以来，临平区加快建设高端化、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的现代都市工业体系，制造业规模持续壮大，规模工业增加值从2016年的329.27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414.71亿元。

蝶变升级：未来工厂4.0时代的“零点智造”

面向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临平区推出基于智能制造的工业4.0模式——“零点制造”，以“零排放、零库存、零距离”为愿景，通过高效精准的决策，将用户端、市场端、研发端、制造端全业务流程无缝集成，实现以数据为核心，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周转效率，实现降本增效。临平区紧扣“全省智能制造中心”定位，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面向数字化、智能化发展领域抢先机、布新局，深入实施“3521”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计划，加快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家纺服装三大重点产业领域数字化、智能化演进，分层次分行业打造未来工厂示范。加快推进“产业大脑+未来工厂”建设和“未来工厂”培育，有效整合政府、平台、专业机构等三方力量，以数字化推动制造业由“点上标杆”蝶变重构“区域优势”，通过体系化、场景化、生态化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为数字经济发展集聚高端人才、科技资源，增强产业生态粘性，激发新动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重塑制造业的竞争优势。2022年，临平区规模工业企业经营效益显著提升，规模工业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334.54亿元，占全区规模工业增加值比重达80.7%，新产品产值率55.6%，高于全市平均水平14.4个百分点，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39.91亿元，增长4.8%。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杭州市临平区智能制造产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23年，临平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75.1亿元，增速10.2%，处于全省领先水平；累计认定省级“未来工厂”5家；省级制造业“云上企业”10家，列全省第一；上市企业达27家，3个产业集群入选“浙江制造”省级特色产业集群协同区，获批省级服务型制造试点区域，老板电器等4家单位获评工信部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有效推动了产业转型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八八战略”为指引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经验

“八八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重要起源和实践探索。多年来，中国智能制造发展实现了诸多成就，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宝贵发展经验。展望未来，要进一步发挥“八八战略”的思想伟力和实践张力，指导智能制造持续深化发展，助力我国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换代升级，书写社会主义现代化“制造强国”目标的新篇章。

持续优化顶层设计，全面打造智能制造生态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从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和推广应用等多方面对智能制造发展做出适时的规划布局和战略调整，多措并举推动传统制造业升级改造，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制造业生态集群体系。一是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指引，推进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落实。遵循当前的《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进一步解决因标准缺失带来的智能制造发展共性问题，加大重点智能制造业薄弱领域攻坚克难，以提升智能化、质量化为标准进行全程指导和监督评估。二是稳固增强财税、人才等支撑，改善技术创新的监管方式。加大财税专项拨款的激励力度，鼓励各类重大科技专项和工业基础再造项目等专项资金，用于智能制造产业的帮扶；重点实施有针对性的智能制造人才培养办法，针对在职员工、转岗员工，分类并举开展与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技能相关的职业技能训练，搭建智能制造培训服务网络。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自主创新，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把我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搞上去，推动我国经济由量大转向质强。一是引导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升级，实现产业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目标。鼓励互联网企业、软件企业、工业自动化企业等各类型技术型企业加入智能制造赛道，将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耦合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一项根本举措，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二是遴选试点改革示范，多措并举引领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政府部门积极开展国家级、省市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以龙头企业、枢纽型企业引领中小企业，推进智能制造向全省甚至全国普及应用，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智能制造领域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通过试点先行、示范引领，探索形成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智能制造新模式和新业态，推进制造业的创新发展和智能探索。

强化数智融合发展，持续打造发展新优势

当前，数字经济发展方兴未艾。先进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推动数智技术与数据要素、数字技术、数字平台三向度的耦合互动发展是关键要义，也是我国抢占全球产业体系智能化的制高点。一是加强重点领域突破，以数智化转型推进智能制造步伐。依托人工智能数据技术的革命浪潮，以及时精准发现市场需求的导向为风向标，结合当下产业趋势变化，动态把控制造业的市场开拓力度和品牌传播力度，夯实新发展格局视域下的产业基础。二是激发产业内生动力，以数智化转型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集聚抗风险能力。通过数字化转型，既可以促进产业链结构的“重构”，高瞻远瞩地加速制造企业的转型升级，实现“资源共享”与“技术外溢”深度结合，又可以重视产业链的技术短板，打通产业链“堵点”与“断点”，筑牢基础设施建设，打好产业要素融合与重组的“组合拳”，促进整个产业链结构的动态演化，为新型智能制造产业链的新业态、新模式、新方案提供强有力的抗风险能力。三是以数智化转型推进智能制造业“节能减碳”，不断推进绿色技术与工业深度融合，迈向绿色发展道路。通过“绿色低碳”“数字减碳”提升制造业资源使用效率，推动制造业企业的低碳循环发展。四是优化产业生态体系建设，以数智化转型推动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实现产业体系融合化的发展格局。通过数智新技术、新模式对智能制造领域进行赋能发展；充分发挥数字生态的产业优势和驱动方式，推动企业组织和产业结构变革创新，从而不断增强行业整体竞争力。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夯实智能制造技术基础

智能制造作为跨学科融合应用的新兴领域，需要大力推进智能制造人才培育和示范基地建设，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打造新型劳动者队伍。高水平支持科学技术应用研发，打造一支新型复合型世界重要人才队伍，坚持把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优化企业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强国的发展目标。一是加强对科研机构的投资，积极开拓创新。高等院校开设智能制造工程专业，实施多元化课程培养方案，培养具备智能制造系统分析、设计、集成、运营、管理等综合能力的融合型、复合型、应用型核心人才队伍。在此基础上，积极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努力完善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培养一批专门从事智能制造业技术研发、技术改进重组和业务指导的优秀人才，为国家的智能制造业建设夯实基础。二是打造高层次产教研融合实训基地、创新中心和示范产业基地，推进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建设。整合力量建设智能制造领域创新研究中心等创新载体，不断完善实训基地和智能工厂示范产业基地的建设标准和评价指标，继续加大对智能制造核心技术的潜心研发，充分发挥科研创新人才队伍在智能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三是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夯实企业的科技水平基础。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关键一招”，企业想要保持蓬勃的生命力，加快智能制造发展，需要不断提高其产品和技术创新能力，加强智能制造高端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同时加快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把数据真正变成生产要素，不断打通数据壁垒，为自身发展赋能。

结语

智能制造以信息技术和工业化深度结合为特征，是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制造强国的重要任务，正在逐步成为全球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不断推动产业技术与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扎实推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生动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实践进路。其推动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经验，在实践探索中必将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编辑  宋斌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设立是党和国家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继经济特区之后赋予深圳的又一特殊使命。该部署明确了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的战略定位和历史使命，明确了5大战略定位，其中“高质量发展高地”被放在第一位，其核心内容之一是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前海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明确提出要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促进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等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快速发展，而这些新业态新模式是先行示范区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也是现代化经济体系更加具体、更加细化的组成部分。前海合作区已扩大到宝安，宝安区分布着大量制造业企业，许多企业属于行业领先的先进制造型企业，如大族激光、立讯精密、大富科技、信维通信等。它们具备服务型制造的技术能力和应用前景。所以，立足前海研究推动服务型制造，既可有力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又可为前海合作区现代服务业发展开辟新的方向。

服务型制造是融合制造与服务的一种新型产业形态

服务型制造的形成与发展

服务型制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兴起而产生。1966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格林菲尔（H. Greenfield）就提出了“生产性服务”的概念，认为生产性服务是为生产者提供产品及相关服务的，与消费性服务存在根本差异。随着生产性服务的发展，面向企业的实践和理论研究逐渐增多，产生了制造业服务化的相关概念。西方学者多使用“servitization”“tertiarization”“servicizing”“service-enhanced”等词语表达。Vandermerwe & Rada在1988年的文章中对相关概念作出解释，认为生产制造企业从以往单纯提供实物产品转向提供“产品-服务包”，这一过程就是服务化[1]。该“产品-服务包”包括产品设计和开发、物流、销售、财务支持和系统集成，通过不断提升技术和扩大服务等内容进行价值创造，满足客户不断增值的个性化需求。后来一些学者分别从企业的角色、服务型制造的类型等方面进行相关研究和理论丰富。如，White（1999）[2]认为制造业服务化涉及制造业企业的职能和角色的转变，由纯粹的产品生产者转变为服务提供者；Szalavetz（2003）[3]则认为服务化可分为两种，即外部服务和内部服务，分别是指与企业实物产品相关联的服务和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服务。

2015年国务院明确提出服务型制造是我国未来制造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之一，并提出要“推动发展服务型制造”。专家学者对服务型制造的研究主要从概念解析、发展动力、发展路径等方面展开。概念解析方面，张青山等（2014）认为服务型制造与制造业服务化是两个相同的概念[4]；李冠霖（2018）同样认为服务型制造与制造业服务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其侧重点不同[5]。发展动力方面，许多学者倾向于服务型制造的价值增值。孙林岩等强调了顾客的因素，制造企业以顾客为服务对象引入制造过程,为顾客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从而获取更多的价值增值。[6]何哲等（2008）也认为服务型制造的价值增值来源于其服务属性[7]。在服务型制造的发展路径方面，主要倾向于技术驱动和产业生态的营造。如，寇军、付宇豪（2002）发现人工智能在服务型制造方面的作用突出，人工智能可以与制造、服务、产品等融合并形成驱动路径，为服务型制造产业链提质赋能[8]。焦楷、陈旭（2023）[9]和罗仲伟、刘树龙（2022）[10]则分别从价值生态和产业生态的角度给出了发展建议。

总之，服务型制造是融合了制造和服务的一种新型的产业形态，基于制造和产品的服务是面向服务的生产制造。制造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设备更新及优化生产组织方式、运营管理模式和经销服务方式，增加服务在投入和产出中的比例，从生产加工为主向“制造+服务”转型，从单纯提供产品向提供“制造+产品+服务”转变，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进而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品附加值。从服务型制造的特征看，具有整合、增值、创新三个明显特征。整合是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根本特征，将两个行业两种行为融合到一起，增加企业间的互助、服务和外包。增值是伴随着服务融入制造而产生的，企业由注重产品功能到关注顾客需求服务的过程必然融入科技、技术等高级智力因素。创新是对知识资源整合及对消费需求信号采集处理后的积极反映（见图1)。[11]

图1 服务型制造概念示意图

发展服务型制造的意义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作为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一种新形态，服务型制造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在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发展服务型制造是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实现新型工业化的重要选择。现代产业具有开放性、协同性和动态性等特性。开放合作是现代经济体系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协同既是现代产业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区域和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手段；动态性是现代产业的重要特征，现代产业体系中的某些产业总是不断被新的产业或技术所取代，持续处于动态变化中。制造业在整个产业体系中的地位日益稳固，其融入服务尤其是数字信息技术相关的服务业后，其作用和功能更加突出。所以，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服务型制造是符合新型工业化演进客观规律的，能够有力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发展。

第二，发展服务型制造是增强产业竞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服务型制造使得制造业产品的制造水平提升、服务链条和价值链条延长，能够有效拓展产品服务能力，提升客户使用价值和产品的附加值。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证明，发展服务型制造是提升制造业附加值的重要途径。高质量发展是“产业体系比较完整，生产组织方式网络化智能化，创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强，产品和服务质量高”[12]的一种发展方式。所以，服务型制造的组织方式、生产方式和产业特征都非常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能够推动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

第三，发展服务型制造有利于缓解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压力，适应“双循环”的发展格局。当前，欧美日等西方国家正在推动“制造业回归”，对我国制造业进行遏制；东南亚、南亚等地区国家依赖土地、劳动力的价格优势，在中低端制造业方面加速追赶。因此，我国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压力。服务型制造具有高技术含量、高资本密集度、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的特征，能够有利于解决我国发展过程中高端制造不足、产业结构欠优、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提升产业基础创新能力和产业链的高端化水平，更加充分地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适应并推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第四，服务型制造是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有利于推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发展和建设。党中央国务院赋予了深圳在新时代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使命任务。创新驱动和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要支撑。前海合作区重点发展的科技及专业服务、通讯及媒体服务等领域是服务型制造发展的重要推动要素，服务型制造的发展又能反过来推动这些领域的升级。所以，发展服务型制造有利于推动前海合作区更好地实现其战略目标。

前海合作区服务型制造的现状和问题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等国家战略部署不断推进和我国对外开放及国际合作不断加深，深圳及前海的服务业及服务型制造发展表现出加速的趋势。据统计，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深圳服务业发展主导力量，2023年增加值约1.65亿元，居全国城市第三。2016-2023年间，深圳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9.0%，高于同期GDP增速和服务业增速。[①]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服务型制造的重要性并进行服务化的改造。如，高新技术企业欣旺达已经完成90%的业务运行数字化和80%的决策数字化，为公司带来约30%以上的综合收益提升。

调研显示，有73.68%的企业表示其业务中涉及服务型制造的内容，有68.42%的企业表示在企业发展战略或未来发展计划中有服务型制造方面的内容。这表明服务型制造业务的开展在受访企业中已经比较广泛，相当大部分的企业对其比较重视，尤其是具有品牌化终端产品的制造企业。在调研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企业在向服务型制造转型中反映出来的问题：

第一，服务型制造起步晚，水平较低。虽然前海合作区的制造业企业越来越重视创新设计、系统解决方案、售后服务等，但在服务化广度、深度及系统解决方案等方面，与西门子、GE等国际龙头企业还存在差距。这与深圳地区大量的制造业企业是从“三来一补”企业起家的发展历史有关。

第二，企业所处产业链、供应链阶段制约服务化升级。调研发现，大多数的制造企业处在产业链、供应链中间环节，接近于“微笑曲线”的底部位置（见图2）。例如，许多制造业企业只生产通信设备或移动通信终端中的一个主零部件或几个小零件。这种细分的产业分工使得大量制造业企业“两头在外”，两端业务空白，即设计、营销、售后在外部，有些甚至组装环节都交给其他企业做。企业没有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终端产品，无法享受品牌溢价的好处。企业的研发费往往用在产业链当中一个具体的零部件上，研发投入回报率低。这些导致企业服务化改造或转型的意愿不高。

图2  制造业价值链曲线

第三，企业服务化转型的条件较弱。一是企业服务化转型的行动较慢。制造企业大多已经认识到服务型制造的重要性，但在实际经营中仍然重技术、轻服务。二是企业的管理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差异较大。从欧美发达国家服务型制造转型经验来看，只有整个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制造业水平和服务型制造转型步伐趋于一致，才有可能做到整体高效协同。调研显示，不同企业的内部管理和信息化程度差距非常大，导致行业内部难以同时开展服务型制造转型。三是受资金制约，企业转型较谨慎。在服务化转型中，制造企业需要对企业的业务模式和组织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在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下，企业原来销售产品的一次性收入变为全生命周期内的持续性收入，对企业的财务管理和资金总量提出了更大的考验。

第四，管理体制和产业生态等外部因素的制约。一是服务型制造具有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双重特征，难以界定其行业归属，导致其无法享受到应有的行业支持政策。如，许多制造企业缺少服务业务的相关资质，部分服务业的高标准和高门槛使得制造企业在开展总集成总承包业务时难以获得相关资质。二是服务化发展方向及路径不够明确。服务型制造转型在我国还处于探索发展阶段，企业制造水平参差不齐，很难借鉴某个成功企业或行业的经验，也无法照搬欧美发达国家（地区）的做法，需要在服务化转型的方向上进行“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三是缺乏服务文化内核的“工匠精神”。服务型制造的发展需要不吝时间精力，精雕细琢、精益求精、孜孜不倦、追求完美，不懈追求严谨质量的精神，但我们的“工匠文化”“工匠制度”有待完善。

前海合作区服务型制造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发挥前海合作区现代服务业政策优势，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前海合作区产业准入目录规定了六大领域，共计112条产业条目的服务业领域。其中许多产业或其细分类与服务型制造密切相关。以科技服务业为例，其子体系的相关标准涉及46项，服务提供标准又分为科技服务规范、科技服务质量、科技服务评价、运行管理、专项科技服务等，其中专项科技服务又分为研究开发、技术转移、创业孵化、检验检测认证、知识产权等服务。[13]这些细分领域中的许多技术标准和行业都是发展服务型制造所不可缺少的。此外，前海合作区还出台了专门针对商贸物流、高端法律服务、船舶租赁、专业服务、金融等行业的产业支持政策。可以鼓励深圳及周边地区相关制造企业与前海的现代服务企业合作，提升产品在可定制模块和服务模块方面的适应性重组能力，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的同时，实现生产、销售及消费主体相互协同、交互融合的发展模式。

（二）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加强品牌建设，提高服务型制造的增加值。

国际跨国制造企业进行服务化转型改造的主要原因是通过转型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从国家比较来看，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凭借服务化转型及具有竞争力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据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顶端。一是支持企业加强技术升级、提升研发投入，以获取服务化改造的技术增值。在信息时代，企业竞争具有赢者通吃的特征，制造业企业也不例外。倾向服务型改造的企业更要重视研发投入，把创新的长板拉得更长，在深圳“6个90%”[②]创新模式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强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的全过程创新链，保持技术领先，以获得行业超额利润。二是鼓励企业塑造、提升产品品牌或企业品牌，培育品牌标杆获取品牌增值。构建面向企业、行业和产业集群的服务型制造品牌培育服务体系，支持制造业企业向自主品牌（OBM）发展过渡，积极融入全球高端产业链，进而向创新链、价值链的高端攀升。

（三）利用前海合作区的体制机制优势，营造发展服务型制造的产业生态。

第一，逐步拓宽“放管服”政策改革。放宽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和服务化改造密切相关的关键环节及高频事项的审批审查，探索“证照联办”“综合许可证”，推行“一次不用跑”“不见面审批”，最大限度提高行政效率，缩减企业办事环节和成本。第二，搭建一批服务型制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在产业园区或公共服务区域建立健全集研发设计、系统集成、检测认证、专业外包、市场开拓和要素资源为一体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持服务型制造相关服务机构发展，为服务型制造企业提供咨询、中介、案例分析、企业诊断、方案设计、制造实施以及投融资等综合服务，打造软硬结合、产融结合的特色化公共服务平台。第三，构建服务型制造区域良性循环体系。整合资源优势，强化叠加效应，推动专业制造和优质服务资源的共享共用，开展本地区服务型制造典型经验总结和推广活动。加强服务型制造的跨区域合作，提升制造企业的创新力、竞争力和服务制造能力，打造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的新标杆和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14]

（四）加强与香港、澳门对接，推动服务型制造的国际合作。

一是发挥香港、澳门的服务业优势，联手打造“港澳服务+前海制造”的服务型制造高质量发展区。鼓励香港、澳门的高校、科研机构与深圳前海的制造企业、园区开展创新研发等方面的深度合作，鼓励服务型企业与制造业企业加强研发设计、定制服务、共享制造、供应链管理、检测认证、产品生命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等业务类型的合作，推动深港澳三地之间服务型制造的快速发展，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型制造高地。二是利用好香港、澳门的国际通道优势，推动前海服务型制造企业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产业链体系。鼓励前海与香港的企业联合出海，以联合投标、联合投资、联合承揽项目等方式，共同开拓“一带一路”市场和国际市场。发挥好澳门经贸合作服务平台和“中葡中小企业商贸服务中心”“葡语国家食品集散中心”“中葡经贸合作会展中心”的作用，加强前海服务型制造企业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更好推动“引进来”和“走出去”。

服务型制造具有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双重属性，代表着未来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方向。深圳“先行示范区”的政策环境和产业体系为服务型制造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前海合作区的政策创新、体制机制、产业生态、资金人才等为服务型制造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前海探索并推动服务型制造，将在服务型制造高质量发展和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上走出一条先行先试的特色道路。

（编辑  杨利红）

正确认识美国制造业回流对美国和中国的影响

美国制造业回流是美国重整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打压我国全球先进制造业竞争地位的重要手段，美国制造业回流的趋势不可逆转，而且这种回流的速度将越来越快。目前，美国制造业回流对美国经济的增长已经开始呈现出积极作用，正在逐步调整美国经济结构，使美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增长后劲，尤其是制造业为美国原创性高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应用场景，将提高美国技术转化效率，有利于美国继续保持其高技术的领先地位。

从整体上来说，美国制造业回流对我国制造业呈现出两面性的影响。一方面是积极影响，美国企业退出我国市场的行为是从其原先占有的市场逐步退出，为我国制造业企业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机会。大量制造业企业的产品和技术通过国产化应用不断迭代升级，提高了企业竞争力，特别是一批“卡脖子”“短板”产品和技术受到高度重视，包括通过新型举国体制的方式进行快速技术突破，支撑了重大工程和重点装备的顺利实施。但是，另一方面，目前我国一些制造业企业在中美博弈中无法与美国先进制造业企业开展深入技术交流，由于传统的引进—吸收—再创新的路径已被阻断，企业面临“无样可学”处境，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需要克服更大的困难。同时，企业正在丧失国际市场，国内市场的“内卷”形成了企业的“内耗”，即使是新三样的企业也面临着较低利润的发展模式，导致企业普遍性信心不足，后续投资力度萎缩。

练好“内功”，健全制造业发展壮大制度

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是我国经济稳健发展的基石，也是争夺未来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抓手。要坚定不移的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和结构，出台有利于制造业创新投入的政策措施，引导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制造业研发比重和结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在2030年应至少达到美国2020年的水平（7.8%）。

“矩阵式”推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一方面，围绕产业链现代化和产业基础高级化持续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纵向”突破，全面、深入梳理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上中下游薄弱环节的产业基础关键产品与技术，实现“链”上产业基础关键产品质量提升、附加值提高以及自主可控，同时，围绕产业链共性产品和技术，推动关键共性技术和产品的攻关应用，支持跨行业共性技术平台、试验验证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扩大共性产品和技术外溢，切实解决产品的可靠性与稳定性差的老大难问题。另一方面，围绕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和高新区等开展产业链供应链“横向”载体建设。建设高水平载体促进机构，形成强大的综合服务能力，统筹要素资源向先进制造业集群和高新区等创新制造载体集聚，支持载体开展垂直行业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建设与应用。

大力推动军工产业发展，将军工产业作为赢得全球产业竞争新的“一极”。当前全球正在面临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国家之间的冲突日益增多，正在呈现较大的不稳定性，各国都在寻求不断增强国家的自主和安全，对军事武器的需求量进一步增大。从国际比较角度看，我国军工领域拥有较为完整的制造体系，型号丰富，覆盖几乎所有类型武器，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鼓励军工企业扩大生产制造能力，增加军工企业利润，提高新技术在航空航天、武器装备各领域的应用水平，努力提升企业出口外销能力，这样既能消纳国内过剩产能，又能够形成以我为主的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要把握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建设关键产业备份能力的机遇，推动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民融合，培育军工产业成为高端制造业最稳定的客户，同时孵化培育一大批具有突破性技术乃至颠覆性技术的高科技企业。

修好“外功”，建立制造业全球产业布局体系

全球化以来，制造业经历多次产业转移，已经形成了四个主要的制造业体系框架：(1)美国主导的制造业体系框架，(2)欧盟制造业体系框架，(3)日本为主导的制造业体系框架，(4)中国制造业体系框架、这四个制造业体系框架有交叉又有所侧重，随着美国制造业回流和美西方主导的产业脱钩，美国正在极力构建除中国以外的新型制造业体系框架。因此，我国要与美国形成缠斗格局，拉长脱钩时间，加快推动全球产业布局，建成以我为主导的全球制造业分工新格局。

有组织、有序地引导中国制造业企业在海外布局。遴选具有较强竞争实力的制造业重点领域，由链主企业牵引，带动国内主要供应链企业联合在墨西哥、保加利亚和东南亚等国家区域布局，如光伏、储能和新能汽车领域。大力支持轨道交通领域龙头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推动“总包+制造”模式开展产能布局与骨干高速铁路线路建设，将“一带一路”打造成与美国竞争的“压舱石”。

持续推进制造业领域高水平开放。逐步取消制造业领域的外资限制，通过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优势，吸引高技术企业加大在我国的投资力度，稳住欧洲企业，减缓美国企业撤出速度，将大型跨国企业“中国+海外市场”双布局作为底线。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大确立了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直接表现为我国全体居民整体生活水平的富足，以及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不断优化。

本文侧重于在宏观层面收入分配领域，研究居民（住户）、企业和政府三部门之间收入分配格局的变迁和现状，分析我国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的程度和特征，为制定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规划提供参考。

我国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的现状与问题

收入分配格局包括宏观分配格局和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两大部分。宏观收入分配格局是收入分配的基石和起点，同时又是微观层面分配特征的加总和反映。宏观收入分配格局考察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政府三大部门之间的分配，可以整体上把握三大部门依据各自投入的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和参与生产活动所获得的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应份额；从而直接反映出居民部门在经济增长中的分享程度。通过考察宏观收入分配格局，初步衡量再分配对宏观初次分配的调节作用；进一步从宏观层面厘清经济发展成果的流向与分配，并提出和完善以促进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宏观分配格局优化措施。

资金流量表是以收入分配和资金流动为核算对象，描述一定时期内各部门收入分配和使用、资金筹集和运用情况的核算表，适用于深入研究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收入分配关系。因此，本文根据资金流量表对宏观分配格局进行了分析，基于在共同富裕目标下推动中国税制改革的研究初衷，将重点分析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情况。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

收入初次分配是因参与生产过程或因拥有生产活动所需资产的所有权而获得的收入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的分配。[①] 初次分配之后就形成了居民、企业和政府的初次分配收入。

1.纵向分析。

通过资金流量表可以得出结论（表1、图1）：1996年以来，我国企业、政府和住户部门的初次分配收入都呈现持续上涨趋势，但各部门之间的分配格局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来看，从1996-2020年可以大致分为2008年之前和2008年之后两个阶段。2008年之前阶段，住户部门的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低于国民收入增速，使得住户部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从1996年的66.9%下降至2008年的57%。相反，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年份，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收入增速均超过国民收入增速，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收入所占比重持续上升。政府部门在初次分配中的收入比重从1996年的11.4%上升至2008年的14.1%，而企业部门收入占比则从1996年的21.8%上升至2008年的28.9%。因此，这一时期，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住户部门收入占比下降，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更多地流向企业和政府部门。这一现象背后的成因，一是1994年开始，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税收征管强化，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大幅上升，带动政府初次分配收入占比提高。二是当时我国劳动力相对过剩，而资本相对稀缺，造成收入分配向企业倾斜，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企业出口全额退税、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优惠等等，这些优惠政策的力度大于税收征管强化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最终提高了企业部门初次收入的占比。三是该阶段正处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在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局面下，劳动者较企业处于弱势地位，缺乏议价权。住户部门的工资性收入呈长期刚性或仅仅小幅上升，远不及政府收入与企业利润的增长，从而引起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占比的下滑。此外，这段时间里，2006年全面免除农业税和乡村两级“三提五统”，虽然减少了政府收入，但是只有百亿数量级，没有也不可能逆转国民收入结构总的变化趋势。

从2009年开始，住户部门收入增速在大多数年份高于国民收入增速，推动住户部门收入占比开始逐年缓慢上升。这期间，我国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强调“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采取了提高最低工资、规范企业用工、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措施，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支持力度。同时，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政府一系列就业培训、开发就业岗位等举措，带动低收入者尤其是“建档立卡”脱贫人口的市场化收入大幅上升，成为住户部门收入占比提高的重要原因。这使得住户部门收入占比从2009年的57.8%提高到2020年的63%，十年中提高了5个百分点。政府部门的收入份额则从2009年上升至2012年后出现拐点，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2012年以后我国提出的“减税降费”在宏观分配格局中的反映。同时，企业的收入占比以2016年为分界，先下降后上升，从2009年的28%下降至2016年的25%后又逐步上升至2020年的26.9%，这也从数据上佐证了企业在“减税降费”政策中获得了红利。应该说，近几年，住户部门和企业部门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有所改善。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2022》。

注：根据表1的数据绘制而成。

2.横向对比。

为了进一步研究我国初次分配格局的特征，本文将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了同口径数据对比（表2）。不难发现，我国与美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相比，住户部门收入占比偏低。美国从2010年开始，住户的初次收入占比基本维持在80%左右的水平，上下波动幅度不超过3%；我国则在60%的水平，与美国相差约20个百分点。美国住户部门收入占比如此之高，与美国鼓励私人投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作用下，美国居民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又进一步强化了对资本的积累。据有关报告测算，2018年我国居民财产收入净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3.2%，低于美国的9.7%，且我国财产收入中，红利收入贡献仅为10.6%；而美国则高达58.7%。[②] 若与瑞典这样的北欧国家相比，数据上确实反映出了我国住户收入占比更高的现象，但北欧国家具有相对特殊的禀赋和社会特征（人少资源多，倾向于提供较高的社会福利），导致北欧采取高税收支撑的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政府收入会更多地“挤占”了住户部门的收入。最后反观曾经与我国现阶段收入水平最接近的发达国家——韩国，在住户收入占比方面，我国与韩国较为相似，都维持在55%-62%的区间。韩国在2010-2016年间的住户收入占比略高于我国；而从2017年我国开始反超韩国，但差距并不明显。

在政府初次收入占比中，很明显，美国更多地是扮演“小政府”的角色，收入占比最低，基本维持在6%的水平，疫情期间占比下降幅度更大。这主要源于政府在初次分配当中获取的收入——生产税净额（政府征收的生产税等减去生产补贴）属于间接税，而美国以直接税为主，征收的间接税相对较少。瑞典的政府收入占比最大，这主要得益于其特殊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在现有的经济实力和人口结构下，尚无法建立和实现如北欧国家那样的高水平、高覆盖的保障体系。

在企业初次收入占比中，中国和韩国的企业收入占比最大（不低于25%），瑞典次之（20%左右的水平），美国最低（15%左右）。目前，中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以及未来向着现代化强国目标奋进，依然需要大力支持企业，维持或适当提高企业收入占比，激发企业的生产投资积极性，使企业有能力承担起解决社会就业、科技创新、技术进步等重任。

注：美国、韩国、瑞典数据来源于OECD数据库中的国民收入账户，经整理计算得出各部门初次收入占比。

综上所述，美国已经处于成熟的发达市场经济阶段，其初次收入分配格局表现出了明显的“一高两低”特征，即住户部门收入占比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而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占比相对较低，属于比较典型的财富资源向住户倾斜的社会架构。瑞典这样的北欧国家，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则表现出住户部门收入占比较低，政府部门收入占比较高，而企业部门收入占比相对适中的特点。这是北欧高福利国家普遍高税收、公共服务民营化程度较深、企业承担政府部分职能的结果。与之相比，我国的经济基础、社会资源禀赋以及现实的发展路径，既无法像美国一样，将财富高度集中于住户部门；又无法如北欧一样，为住户提供高水平的福利待遇。其初次收入的分配格局与韩国表现出了高度的相似性，都体现出住户部门收入占比适中、政府收入占比适中，而企业收入占比较高的特点。

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

收入再分配是指初次分配收入通过经常转移的方式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的分配。经常转移包括所得税、财产税等经常税，社会缴款，社会福利和其他经常转移（该定义引自许宪春文章《准确理解收入分配核算》）。转移完成后，最终得到各部门的可支配收入。

1.纵向分析。将资金流量表中各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进行测算并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我国再分配收入格局向政府部门倾斜，住户和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相较于初次分配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企业下降程度更大。从趋势上看，2000年之前，收入再分配的结果导致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较初次收入占比提高，但提高的幅度有限；2000年以后，我国再分配的调节却导致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进一步降低（表3、图2）。这说明，经过国民收入再分配之后，住户部门在分配格局中的地位不仅没有强化，反而更加削弱了。企业部门同样如此，且企业部门在2004年之后可支配收入占比的下降程度更大了。与之呈现相反变化的是政府部门，我国政府部门在再分配收入格局中的地位得到了强化（图3）。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2022》

注：根据表3绘制而成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2022》

（2）在可支配收入基础上进行实物收入再分配后，我国住户部门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占比提高。实物收入再分配是指通过实物转移的方式实现的收入分配。[③] 可以理解为，可支配收入是对初次分配收入进行的货币形式的再分配；而在可支配收入基础上，政府又以实物形式向住户部门进行货物或服务的二次转移，形成了“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图4显示，我国住户部门在经过实物收入分配调节后，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占比明显提高，改变了货币形式再分配调节下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的局面。相应地，政府经过实物收入再分配后，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占比——相比于初次分配，上升的幅度明显收窄了（图5）。这在一定程度上更能准确地反映出我国在经过了再分配（货币形式）、实物收入再分配后，政府对住户部门的资源转移的力度。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2022》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2022》

2.横向对比。本部分采用的各国数据是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数据，因此，中国也以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做同口径数据对比[④]（表4）。将表2与表4的数据做差，计算出表5中各国再分配调节力度的情况，可得结论：第一，住户部门经过再分配调节后，收入占比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瑞典收入占比提高程度最大，美国次之，中韩最小。这导致再分配调节后中国的住户部门收入占比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拉大了。第二，住户部门再分配后的收入占比提高，以企业和政府的让利为“代价”，但让利程度不同。瑞典表现为全部由政府让利。中国和韩国则表现为以企业让利为主，政府让利为辅。美国表现出了一定的波动性，部分年份以政府让利为主、部分年份则以企业让利为主，将数据做平均处理后，美国整体表现为政府让利程度（2.31%）与企业让利程度（2.28%）基本持平。

注：中国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美国、韩国、瑞典数据来源于OECD数据库，并经整理计算得出。

注：中国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美国、韩国、瑞典数据来源于OECD数据库，并经整理计算得出。

综上所述，通过比较再分配流程中各部门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份额与初次分配流程中各部门的收入份额，可以清楚地看出，再分配流程中各部门利益重新分配的情况，从而识别再分配对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数据显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再分配对宏观分配格局调整的作用有限，分配调节的力度相对较弱，有待进一步加强。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与问题

宏观收入分配格局从整体上显示出我国经济增长创造的社会财富向住户部门倾斜的程度，反映出住户部门积累财富的能力。然而，在住户部门财富不断积累的同时，如何妥善解决好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既关系到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更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变化

新世纪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发生了较大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图6）。2008年之前为第一阶段，2008-2015年为第二阶段，2016年之后为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快速上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从2004年的最低点0.473上升到2008年的最高点0.491。在第二阶段，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了一种下降的趋势，基尼系数从最高点的0.491一路下降至2015年的0.462。现有研究称，这种大幅下降主要得益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比率从2008年的3.4倍下降至2015年的2.7倍，带动了居民收入差距连续7年的缩小过程。[⑤] 然而，到了第三阶段，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回升了三年，于2018年反弹到0.468，近几年处于波动状态，趋势表现并不明朗。这主要由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增速放缓所致。[⑥] 总体来讲，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近20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始终在高位运行，最低时也达到了0.462的水平，高于国际上0.4的警戒线。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2004-2022》

我国再分配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力度

从国际经验看，再分配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手段，以OECD国家为例，其再分配政策确实起到了有效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表6列出了2019年部分OECD国家初次分配收入下的基尼系数和再分配调节后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并据此计算了再分配政策对降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幅度。从中可以看出，一是，OECD国家对降低基尼系数的改善程度最低也达到了10%；二是，多数OECD国家对基尼系数的改善程度都较强，有18家OECD国家基尼系数改善幅度超过了30%。其中，比利时的再分配政策尤为有效，基尼系数在再分配后降低幅度达到了46.42%。如果将表中所列OECD国家的基尼系数进行简单平均，那么初次分配收入和经再分配后的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69和0.313。这意味着，再分配政策使得OECD国家的基尼系数平均下降了33.20%。

注：数据来源于OECD数据库的收入分配账户项。

对比之下，我国国家统计局对外只公布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无法直接获取到初次分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据学者李实公开发表的《中国收入分配格局和政策的演变与展望》一文中称，利用CHIP调查数据，2013年居民再分配前的市场收入和再分配后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的估计值显示，经过政府的各种再分配措施以后，基尼系数下降了8%左右。而利用2018年数据进行重新测算后的结果显示，再分配措施使得基尼系数下降了约16%。至于2018年以后的情况，目前暂未看到有关学者对再分配前后收入基尼系数测算的结果。但从现有已知的结果中不难看出，我国再分配政策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力度与OECD国家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

综合前文论述，我国政府的再分配调节作用，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调节住户部门的收入占比；还是在微观层面调节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其调节功能的发挥仍然不足。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立的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我们依然面临着做大并分配好居民经济财富的重任，让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格局。

（编辑  碣石）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立足当前国际形势、国内经济发展阶段的重大决策，旨在形成以内为主、以外为辅、开放条件下内外结合的发展路径。

流通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在国民经济循环中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2020年9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打通影响国民经济循环的流通堵点^[。① 我国经济纵深广阔，随着流通空间范围扩展，商品和资源要素布局或更为分散。② 在新发展格局下，作为现代流通网络的重要空间载体和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关键战略支撑，现代流通支点城市将成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重要驱动引擎与组织枢纽。

建设现代流通支点城市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支撑作用

（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离不开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

高效有序的流通体系，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把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扩大市场交易范围，推动区域分工深化，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财富创造。③ 一方面，现代流通体系通过高效连接产地和销地，能够满足庞大的内需市场，突破和化解国民经济循环及运行的非正常中断堵点或诸多不可控现象，促进要素自由流动，降低商品流通成本，有效促进国内经济循环。另一方面，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可以加快在全球构建物流供应链服务网络，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提升价值创造能力，促进全球资源要素聚集和我国商品面向全球分销辐射，有利于加快形成国内国际经济循环。

2021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十四五”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规划》，提出布局建设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并通过战略支点城市之间相互链接，打造若干设施高效联通、产销深度衔接、分工密切协作的骨干流通走廊，构建由“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骨干流通走廊”组成内畅外联的现代流通网络，更好服务商品和资源要素跨区域、大规模、高效率流通。

建设现代流通体系是一个由“点→线→面→体”的系统工程。在“点”上，以城市为空间单元，布局建设现代流通支点城市，作为流通设施集中载体、流通要素和流通产业组织中心、流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应用聚集区域；① 在“线”上，以服务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国家重大战略为导向，依托主要交通运输干道，串接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打造若干设施高效联通、产销深度衔接、分工密切协作的骨干流通走廊；在“面”上，延伸骨干流通走廊辐射范围，打通关键堵点拓展更广流通空间，构建东西互济、南北协作、内外联通的现代流通骨干网络，推动形成覆盖全球、安全可靠、高效畅通的流通网络；在“体”上，发挥流通网络的市场链接和产业组织作用，统筹推进流通硬件和软件建设，形成商品和服务顺畅高效流转、生产和消费精准紧密衔接的现代流通体系。

图1  现代流通体系的“点→线→面→体”建设逻辑

（二）流通支点城市是构建现代流通体系的关键支撑

流通支点城市在现代流通体系中处于战略核心地位，并发挥着关键支撑作用，将成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重要驱动引擎与组织枢纽。2023年9月，国家明确提出在全国布局建设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作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关键战略支撑。

布局建设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有利于更好发挥相关城市流通发展基础好、辐射带动能力强的优势，从“大流通”高度推动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融合发展，促进生产消费紧密衔接，加快形成内畅外联的现代流通网络，更好服务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具备一定的区位优势，以及人口聚集、产业基础等有利条件，具有较强的流通组织和辐射能力，能够形成较大的流通规模和辐射范围，在促进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关键支撑引领作用。

流通支点城市具有以下典型特征：一是服务重要商品和资源要素流通能力强，在畅通重要商品和资源要素产供储销等环节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能够通过现代科技手段精准掌握供给和需求，实现的精准适配，并通过高效的物流组织，将商品和货物及时完成从供给方向需求方转移。二是跨域跨界辐射带动优势大，交通区位条件较为优越，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高效汇集，能够顺畅连接生产和消费，具有较强商品和资源要素生产、集散、消费能力，能够组织商品和资源要素跨区域、大规模流通。三是现代流通产业发展水平高。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流通产业发展水平较好，流通市场规则和制度体系健全，具有优越的商品流通环境，能够有效支撑商品和资源要素低成本、高效率流通。

新发展格局下现代流通支点城市的建设方向

现代流通体系既包括商贸、交通、物流体系等传统意义上的小流通，也包括金融、征信、通信等支撑资金、信息流通等现代意义上的大流通。① 建设现代流通支点城市是涵盖要素市场、商贸、物流、交通、金融、信用等在内的复杂系统，要构建流通发展的四梁八柱，着力将现代流通支点城市打造成为重要商品和资源要素骨干流通走廊的核心组织枢纽、现代流通网络的重要空间载体和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关键战略支撑。

图2  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的建设框架

（一）构建高效有序的流通市场

高效有序的流通市场环境是商品要素自由高效流动的基础和土壤，包括国内统一大市场和国内统一、对接国际的标准体系等，是建设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的重要基础。提升现代流通业发展水平，着眼商品和资源低成本、高效率自由流动，就要有效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联动更广泛流通空间，构建公平有序、配套完善、要素自由流通的高效现代流通市场，培育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和竞争有序的高标准市场体系。

（二）建设现代商贸流通体系

流通过程中的商流活动主要存在于商贸体系中，市场主体通过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实现流通客体的物权转移，满足企业组织、消费者等对商品、要素和服务的需求。在新发展格局下，商贸体系建设是建设流通支点城市的关键所在，一方面，激发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潜力需要商贸体系支撑更大规模、更大范围的流通需求；另一方面，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意味着商贸体系要具备国际竞争力，更好满足国内国际市场需求，形成全球流通控制力。

（三）培育发展现代物流体系

在现代流通体系中，物流伴随商流而产生，同时引导和促进商流。当前，商流和物流融合发展趋势明显，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流通领域的广泛应用，商贸企业与物流企业在产业链上下游相互渗透，打造出许多新的商业模式和流通方式。在新发展格局下，物流体系建设对于建设现代流通支点城市的重要作用不断提升，要持续优化物流组织空间结构和运行方式，以打造关键物流枢纽为抓手，创新物流运行模式，有效整合资源、集聚要素、构建网络，提高现代物流系统运行效能。

（四）强化交通运输承载支撑

交通运输是实现人员、物资等要素资源畅捷流转的基础和纽带。综合交通网络的覆盖范围和通达程度、运输组织的成本效率、运输服务的质量水平等对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的正常运行具有重要影响。在新发展格局下，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要根据商品和要素的流动规模、生产生活的实际流通需求等，重点强化主干运输通道的通达能力、综合交通枢纽的组织能力等，加快构建高效、畅捷、发达、经济、安全的综合交通网络，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高效链接生产、消费等多领域与多环节，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升资源要素流转速率、频率和效率。

（五）加强金融服务流通功能

在现代流通体系中，商流必然产生资金流。金融服务对现代流通支点城市建设的作用不仅在于承载资金流，还要为商品和要素的供给方、需求方以及第三方从事生产、经营、消费等活动提供投融资服务。新发展格局下，要加快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围绕现代流通对资金安全高效融通的需求，完善金融服务流通功能，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六）提高流通领域信用保障

社会信用是决定流通效率、交易成本等的重要因素。随着流通范围不断扩大、内容持续丰富、参与者与合作方的增加，加快信用体系建设、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逐渐成为提升流通效率的重要举措。交易双方或者多方之间直接获取信息的难度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现代流通体系的安全高效运行越来越依赖于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在新发展格局下，畅通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必须夯实现代流通的社会信用基础，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完善重要产品追溯系统，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厚植诚信为本的商业文化，提高流通领域的信用保障水平。

成都建设现代流通支点城市的基础条件日臻成熟

作为四川省省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极核城市之一、西部地区枢纽城市，成都市2022年实现GDP达2.08万亿元，常住人口2126.8万人，消费市场潜力巨大，腹地市场广阔，在畅通重要商品和资源要素产供储销等环节上具有明显比较优势。近年来，成都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软硬件建设，商贸、物流、交通等流通设施逐步完善，农产品、能源等重要商品和资源要素生产、集散、消费能力逐步提升。

（一）商贸流通市场体系日趋健全

成都市加快完善商贸流通基础设施，着力打造数字化、开放型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商贸流通发展规模持续扩张、业态更加丰富、内外贸一体化不断加深。一是农产品流通市场体系日趋健全，目前已建成大型跨区域性农产品批发市场（一级批发市场3个）为龙头、中型农产品批零市场（二级批发市场27个）为骨干、终端零售市场和门店（12000余家）为基础，覆盖城乡、布局合理、设施完备、功能完善的三级农产品市场体系。① 二是新模式供给持续扩大。电子商务赋能传统商贸升级发展，创新“跨境电商”“农商”“农社”“直采直销”等新型流通模式；创新中欧班列“快速通关+车边直提”模式，减少进口货物报关、短驳、吊装作业环节，整体缩短通关时间，重要商品和资源流通效率明显提高。三是内外贸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2022年，成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096.5亿元，在全国GDP十强城市中排名第6。获批的5个国家级服务出口基地，2022年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为914亿元、市场采购贸易出口货值315亿元、实现服务进出口总额154亿美元、出口国家（地区）达182个。

（二）重要商品集散功能日益增强

在农产品方面，成都拥有四川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濛阳市场），是中国西部最大的全国性蔬菜集散交易物流中心、国家一级蔬菜批发市场和西南区域最大的果品一级批发市场，该交易中心蔬菜、果品合计年交易量800万吨，年交易额600亿元，辐射川渝、西南、西北、华北等区域，覆盖人口超2亿人，实现了“买全球、卖全国、保成都”的大流通格局。

（三）流通基础设施持续改善

一是立体综合交通网络持续织密，西至欧洲、北至蒙俄、东联日韩、南拓东盟的国际班列网络和陆海货运配送体系逐步建立，国际班列已联通境外100个城市、境内30个城市，形成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7+5”国际陆海联运走廊。建成“1环10射”铁路网络，铁路营运里程930公里，线网规模在全国排名第五。二是物流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入选国家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陆港型物流枢纽建设名单，城际干线运输和末端城市配送有机衔接，初步形成“区域级物流园区（中心）+共同配送中心+城乡末端配送公共站点”三级城市配送网络节点体系。三是冷链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入选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名单，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仓现有各类冷库3800余个，已初步建立了立足西部、辐射全国、影响全球的冷链物流集散中心，基本形成了“全链整合、标准健全、绿色高效、安全可溯”的冷链物流体系。

加快成都建设现代流通支点城市的相关建议

围绕服务和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成都应充分发挥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巩固扩大在农产品、能源等相关商品产供储销中的比较优势，突出以市场为基础，以商贸为关键，以物流为支撑，以交通、金融、信用为保障，加强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加快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发展，强化交通运输、金融、信用保障，统筹发展有序高效的现代流通市场，构建内畅外联的现代流通网络。

（一）发展有序高效现代流通市场

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善流通领域市场准入，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切实打破市场分割和地区封锁，积极探索构建跨区域的统一市场准入服务系统。深化现代流通市场化改革，强化国家、行业标准实施应用，推动流通领域基础设施、载运工具、集装设备、票证单据、作业规范等标准相互衔接和应用。构建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制度，探索开展要素市场负面清单、权利清单、责任清单管理，建立产权交易、土地出让等流通要素市场业务协同机制，提升监管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二）建强现代商贸流通体系

加快建设高标准商品市场，推动商品批发市场专业化、零售化、品牌化发展，引导市场向“品牌建设+平台展销+仓储物流”的消费品展贸中心转型。壮大农产品、白酒、五金、木材、钢材等大宗商品交易业务，建设集交易、结算、信息服务于一体的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增强专业市场商品集散功能。推动商贸流通业态创新升级，创新发展直播电商、种草电商、兴趣电商等，打造智能化、定制化、体验式的商业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发展数字新零售，鼓励引进品牌智能门店、无人服务门店等创新商业模式，增设电子橱窗、多语种人工智能购物伴侣等科技零售终端。促进内外贸流通一体化发展，加强与国际通行贸易规则对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商品和服务质量标准、交易流程标准，更好联通国内国际市场，促进企业拓展内外贸业务。

（三）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体系

拓展物流新领域新模式，大力发展高铁快运，打造高铁货运服务品牌。推动智慧物流发展，建设电子信息、汽车制造、食品饮料、装备制造等综合供应链服务平台，支持传统流通、物流企业采购、销售服务的数字化、在线化，加快大宗商品电子商务平台等数字化供应链服务平台建设。积极发展绿色物流，推进物流园区低碳化建设，支持经营主体开展废旧汽车、飞机等产品逆向物流服务，建立线上线下融合的逆向物流服务平台和网络。提升国际物流服务能力，发展国际航空物流，提高国际班列运营组织质效，在海外重要节点城市布局运控中心、海外仓、集装箱提还箱点等，以“门到门”全链条服务吸引货源，增强境外班列境外服务能力。

（四）提升交通运输流通承载能力

完善综合交通立体网络，大力推动跨境通道建设，稳步拓展蓉欧中线“主通道”，培育北线、南线“辅通道”，打通成都—黄桶—钦州港铁海联运通道，加密成都经北部湾、粤港澳大湾区联通东盟的国际铁海联运班列和至越南、老挝的跨境铁路直达班列，畅通以成都为枢纽节点的西部陆海新通道主线路。加强骨干运输通道建设，提升铁路四向畅达能力，完善城乡融合交通网络，着力打通农村公路“最后一公里”。推进交通运输绿色化智能化，推动运输结构调整优化，推进大宗货物及集装箱中长距离运输“公转铁”“公转水”，鼓励开行大宗货物直达列车、集装箱班列、点到点货运列车等多频次多样化班列产品。

（五）拓展现代金融服务流通功能

完善流通金融服务体系，推动银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等机构创新流通金融服务产品。深化铁路运单和铁海联运“一单制”试点，积极开展单证融资创新，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依托供应链核心企业开展仓单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票据贴现等供应链金融服务，鼓励出口信用保险创新产品与服务模式。拓展流通领域多元融资渠道，推动流通领域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稳妥开展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积极引进各类股权投资企业，推动信用信息共享和在线银企融资对接。

（六）加强流通领域信用体系建设

加快完善重要产品追溯体系，行业协会建设产品追溯系统，提供产品溯源等服务，加大可追溯产品市场推广力度，扩大可追溯产品市场规模。建立健全流通信用监管体系，围绕流通领域行政许可、证明事项等环节，明确信用承诺标准规范和流程，加强信用承诺履行情况跟踪监督，着力构建“事前信用承诺、事中履约核查、事后联合惩戒”的全链式闭环管理模式，推动以信用报告代替无违法违规证明。

（编辑  宋斌斌）

今年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10周年。我作为参与基金会活动的成员，算起来也有7个年头了，而且有幸赶上了基金会发展势头好、各类研讨活动多、聚集各领域专家多的黄金时期。回眸匆匆而过的数年，自己参加了基金会的不少研讨、论坛、年会等活动并作专题发言，也为基金会的内参、《经济导刊》等写了不少篇文章，更重要的是向孔丹理事长及各方面专家们学会了怎样做智库、做怎样的智库。特别是基金会倡导的“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拿出真见解”办智库的理念，让我受益匪浅。

一个新型智库的魅力和活力

中信基金会成立于2014年，我是在2016年因参与筹建中央企业智库联盟，与一起出任联盟副秘书长的基金会秘书长郭克彤先生相识后，经他引荐给孔丹理事长，2017年成为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后又被吸纳为咨询委员，开始经常参与基金会的相关研讨、年会、论坛、交流等活动，并与孔丹理事长及基金会的许多专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那期间，恰好我所在单位中石油经研院被纳入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十分渴望多参与国内各类智库机构的活动，以便近距离学习借鉴优秀智库的好做法好经验。虽然孔丹理事长总爱开玩笑地跟我说“你们是正式的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我们还只是培育单位，需要向你们学习”。但是，在如何办好智库方面，中信基金会更值得我们学习。

根据我个人理解，中信基金会应当属于央企资助的社会智库，既不同于一般的央企智库，也不同于其他民间智库。基金会成立最初的功能定位就是为国家服务，起点很高，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主要在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上组织开展研究、提出真知灼见，充分发挥“研究问题的平台、正面发声的窗口、建言献策的渠道、对外交往的桥梁、凝聚健康力量的阵地”五项功能作用。尤其是基金会的开放式智库研究平台，聚集了国内各领域拔尖专家，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一个新型智库的魅力和活力。

因经常有机会参加中信基金会的活动，耳濡目染的都是国之大者，无形之中提升了自己的政治站位，拓展了认识和研究问题的视野。像我多次参加的有关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扩大对外开放、增强创新能力、深化国企改革等方面的内部专题讨论会，都是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主动立题、超前研究、集思广益，并将整理形成的成果报告及时报送国家有关部门，有效地发挥了决策支撑作用。我在一些会上的专题发言，也有多篇被基金会内参刊用。

中信基金会是一个开放的智库平台，工作人员非常精干，日常运行主要靠兼职人员和退休老同志，他们那种为智库事业不辞辛苦、甘于奉献的精神，常常让人感动。基金会的运行主要以项目和课题为纽带、以各类研讨会和论坛为平台，广泛聚集国内一流专家学者以及有丰富决策经验的老同志，形成了一支跨学科、高水平、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学术人才队伍和独特、高效的运行机制。基金会按文史哲，经济、科技和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国际政治和战略学等研究领域成立学部，聘请了国内200多名专家学者为学部研究人员，100多位有丰富行业管理经验的专家型官员为咨询委员，也凝聚了国内200多名青年学术骨干。这种开放式平台模式对我后来从事智库建设和研究工作影响很大，我们按照“立足企业跳出企业、立足行业跳出行业”的思路，采取“小机构大网络”的方式，也搭建了开放式的智库平台，聚集了一大批有影响的专家学者，探索了一条从企业智库到国家高端智库的转型升级之路。

智库不同于一般性研究机构的关键是服务决策，包括为决策者、决策部门直接或间接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这就需要建立起智库与决策者或决策机构之间的沟通联系渠道，中信基金会在这方面就拥有独特的优势，使大量研究成果和专家建言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报送上去，又进一步增强了基金会对专家学者的凝聚力和参与意识。根据孔丹理事长的要求，中信基金会的研究工作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把各方面专家的长期研究积累与组织开展调研活动紧密结合起来，立足掌握最新情况与一手资料，有效保障了咨政建言的质量和研究问题的针对性。

一位优秀的领军人物

大凡优秀智库都需要有自己的灵魂人物。毫无疑问，孔丹理事长就是中信基金会的灵魂人物。他不仅发起创立了中信基金会，而且一直带领着基金会成长壮大。孔丹理事长政治站位高、宏观意识强、知识渊博、思路敏捷、开朗包容，心中满是家国情怀，对我们这些行业专家十分信任和尊重，凡是涉及能源方面的问题，基本都会安排我参加，或参会发言或审稿把关。他对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问题高度重视，一直作为基金会的重点研究领域。他作为“中美知名人士论坛”的中方专家，多次把能源资源问题作为交流发言的重点内容。每次邀请他参加我牵头组织的有关能源安全和国企改革方面的智库课题研究和研讨活动，他只要时间允许，都会欣然答应，给予了我们大力支持和细心指导。

时光荏苒，十年弹指一挥间。感谢伟大的时代，给了我们参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机遇，并能够在像中信基金会这样优秀的高端智库平台上体现价值。衷心祝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未来越办越好，在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征程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编辑  季节）

2015年，我有幸与中信改革开放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信基金会）结缘。10年来，我有幸多次参加中信基金会的年会和各种研讨会，并参与基金会组织的调研，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增加了知识，也结交了许多挚友，丰富了交流的机会。

参与中信基金会的活动，我更坚定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念与决心。10年来，通过参加在中信集团做调查研究，我的获益颇多。

我搞了一辈子社会科学，最大的体会是毛主席所说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而要搞调查研究最难的是如何进场。以往我对于制造业企业特别是国企接触非常少。中信集团是以金融业为主的央企，同时集团内有制造业企业，包括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重工）与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特钢）。加入中信基金会后，我就动起去这两个企业调研的念头。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中信基金会领导的支持和帮助。

中信重工：市场化改革后的涅槃重生

2017年，我首先走进了中信重工。

中信重工原来是洛阳矿山机械厂（以下简称洛矿），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焦裕禄同志曾在该厂担任车间主任。洛阳市建设路上排列着的洛阳轴承厂、第一拖拉机厂和洛阳矿山机械厂，见证了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荣成就与艰难曲折。

过去，洛阳矿山机械厂曾为我国提供了第一批国产的矿山机械，有力地支持了新中国矿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国际竞争中，与其他的国企一样，洛矿在技术、经营管理、人均劳动生产率，甚至观念上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具有明显的差距，影响着企业的竞争力。这些原来计划经济下的“国老大”，变成了市场经济中的“老大难”。洛矿于1993年并入中信集团，更名为中信重型机械公司。但受体制和环境所制，中信重工曾陷入资不抵债地步，20世纪90年代后期被国家经贸委定为重点脱困企业。

面临企业的生死存亡，中信重工领导班子意识到，唯一的出路是改革。公司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改革用工制度，推行定编定员、下岗分流、减员7000余人，实现减员增效；实行全员聘用制，职工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工资能升能降；实施债转股，减轻债务负担，改善资产结构，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确定了“主业突出、主体精干、经营规模和效益领先，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现代化企业”的战略发展目标。2004年，中信重工实现扭亏为盈。2005年，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中信重工先后投入39亿元进行生产能力改造，以建成世界上最大的18500吨自由锻造油压机为标志，使重型冶铸、重型锻造、重型热处理、重铸铁业、重型清理、重型铆焊、重型机加工在内的制造能力达到了全球先进的高端配置。 

遵照党中央关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指示，中信重工把自主研发作为企业立足之本，从2005年起，每年将销售收入的5%—7%投入研发，建立了工程技术、产品技术、工艺技术三位一体的技术研发中心，打造了一支包括海外研发基地、多名外籍专家在内的高素质创新团队。在全企业员工中，技术人员由原来仅占十分之一上升到近三分之一，研发人员的比重已接近一线工人。同时，鼓励一线工人参与创新，实施“金蓝领工程”，在生产操作工人中设立“大工匠”制度，支持“大工匠”设立工作室，带领一线工人在工艺技术上攻关创新。一支由高层次技术研发人才、国际化营销服务人才和高技能生产工人构成的复合型创新人才队伍在中信重工形成，成为支撑中信重工向创新型企业转型的骨干力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信重工进一步推进由制造企业向高新技术企业转型；由主机供应商向成套服务商转型；由本土化企业向国际化企业转型，形成了年产千万吨级超深矿建井提升装备、特大选矿工艺技术设备、低温介质余热发电、变频控制传动设备、矿用特种机器人等30余项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占到95%，成为国家级创新型企业。根据装备制造业的产业链中制造环节附加值最低、研发设计和市场服务两端附加值最高的情况，中信重工从单一制造向“研发设计、核心制造、变频传动、智能控制、产品全生命周期成套服务”的经营模式转变，在全球重机行业成为唯一一家具有全产业链产品制造能力的企业。

中信重工通过改革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运行机制：一是坚持党委集体决策制度；二是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的章程规定行使决策程序；三是执行集团报批制度；四是坚持职工代表大会民主决策制度，把坚持党的领导、在企业内充分发扬民主和现代的企业治理方式有机结合起来，在“职责明确、责权对等、权利清晰、奖罚分明”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基础上，把国有企业的政治优势与利益激励加以融合，激发了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作为大型骨干国有企业，从洛矿到中信重工，走过了60多年的奋斗历程，既经历了火红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也经历了改革开放过程中观念转型、体制转型、经营方式转型的阵痛期，如今正在创造和积累条件，努力把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对于国企的改革发展，中信重工有着深刻体会：

对国企来说，适应市场化的改革、建设现代企业的道路十分艰难，经历的痛苦刻骨铭心。但面对市场化、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面对核心技术被西方国家垄断的局面，要想不被时代所淘汰，只有坚决改革、自觉创新才能生存，才有条件做强做优做大，才谈得上承担起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使命，才能带领国企职工走上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之路。

中信特钢：创新成就高质量发展

2023年，在中信基金会领导的支持下，我又走进中信特钢调研。

30年前，作为乡镇企业的江阴钢厂与中信集团旗下中信泰富集团合资，走上发展特殊钢的道路。而今，中信特钢已成为年产量三千万吨、全球特殊钢材产量最大、涵盖品种最全、产品类别最多、创造了多个特钢之最的精品特殊钢生产基地，为我国经济、科工、军工、航空航天、交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信特钢的前身是江阴县要塞人民公社农具厂。20世纪70年代，根据地方政府要求，江阴钢厂成立。1993年，江阴钢厂与中信泰富合资，建立兴澄钢铁有限公司，由中信泰富注资，建起新厂房和高炉，具备了炼铁、炼钢、精炼、轧材完整的产业链。根据我国钢铁业规模迅速扩张，低端产能过剩，特钢行业主要由发达国家垄断，高端特钢依赖进口的局面，和地处江阴的区位及运输条件，公司领导班子决定走以技术和质量取胜，发展耐高温、高速、高腐蚀特殊钢材的道路，提出用三个五年实现“普转优，优转特，特转精”，并再用三个五年发展成世界最具竞争力特钢企业的目标。由此，“兴澄钢铁”更名为“兴澄特钢”。

合资后，企业从德国引进一条炼钢、精炼、连铸、连轧四位一体，普特钢兼顾的生产线。因缺乏管理软件，董事会拟请美国特钢巨头铁姆肯共同管理，但铁姆肯不仅开出天价，而且要控股兴澄特钢。这激发起兴澄特钢人强烈的自力更生意识，决心自行对该生产线进行攻关，奋战数月，终于攻克了该生产线的工艺技术质量关，实现炼钢、精炼、连铸、连轧四位一体的生产流程一次成功。

攻关过程中，工程技术人员发现该套设备的60万吨产能中，20万吨是国内过剩的型钢，而在生产40万吨不同规格棒材时，因要更换使用180和300两种规格方坯而制约了产能。兴澄特钢再一次攻关，只采用300方坯，通过增减轧机满足所有规格的棒材生产，使该生产线产能从60万吨提高到100万吨，产品精度、质量大幅提高，成本降低30%-40%。过去人们认为连铸工艺不能生产轴承钢。兴澄特钢再次攻关，1998年生产出符合国家标准和用户需求的轴承钢。更重要的是，连续攻关使兴澄特钢人实现了思想大解放：不迷信洋人和进口设备，把企业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从实际出发，为追求更高的质量与效益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根据国际发展形势，兴澄特钢将高均匀化、高纯净度、易切屑、非调质钢作为开发方向，每年确定十个难题进行攻关，连续实现工艺创新，开发多个系列特殊钢种，轴承钢的质量和产量、高压锅炉合金管坯和高性能合金弹簧钢在技术和质量上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到2000年，兴澄13项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名列全国特钢行业第一；锚链钢、高性能弹簧钢、高性能齿轮钢列入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目录，填补了国内出口空白。

从1998年到2002年，兴澄钢铁靠过硬的产品质量实现了从优钢向特钢的转移，挤进了国际高端市场。高端轴承钢是最难冶炼的特种钢之一，过去长期被发达国家所垄断。兴澄特钢采用“真空脱气+连铸”工艺生产高端轴承用钢，其“连铸工艺”写入国家标准《高碳铬轴承钢》2002版，并为世界前八大轴承制造商提供轴承钢。现在，法国、德国的高铁轴承，中国进口的高铁轴承，使用的都是兴澄特钢的轴承钢。30年来，中信特钢始终坚持每年淘汰10%的低端低效产品，每年开发10%的高端高效产品，产品结构不断优化，也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下游产业的发展。

从兴澄特钢到中信特钢，通过“夯实自身、并购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的内生+外延式发展策略，15年收购了９家关联企业的整体或部分股权，做到了“并购一家、成功一家”，其中最典型的是并购百年老厂冶钢集团。大冶铁厂是清末张之洞创办的汉冶萍煤铁厂矿的组成部分，被称为“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20世纪50 年代，毛主席两次视察该厂，指示要把这个厂办大办好。80年代，冶钢就因经营管理体制上的拖累陷入困境。90年代，冶钢进行了股份制改革，但未能改变经营意识和体制机制，导致优钢不优，特钢不特，效益下降，陷入严重的困境。2004年，国外著名特钢企业来冶钢对“人、机、料、法、环”五项打分，竟没有一项及格。同年，中信泰富收购了冶钢集团的钢铁板块，组建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简称冶钢）。兴澄特钢派出精干的新领导班子，成立市场部，首先抓市场变化趋势及本行业政策调整研究，制定销售策略，把原来的生产型企业转变为市场经营型企业；通过实行扁平化管理，理顺运行机制，调动全体员工积极性，企业运营成本大幅下降。2005年初，以为“神舟六号”提供用材为契机，冶钢上下重树为振兴民族工业争光的雄心，打响了重返特钢行业前列的第一仗。冶钢就此走上了“以技术换资源，以调整换增长”的新路，加快了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很快实现了扭亏为盈。

2008年5月，按照国家关于“特钢企业要向集团化、专业化发展”的要求，中信泰富决定成立中信泰富特钢集团，统一运营兴澄特钢、冶钢和当时被并购的石家庄特钢，立志建设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特殊钢企业。集团负责战略、投融资、国贸销售、研发、市场、产品战略、整体计划、市场定位、品牌方向、标准化、信息化、大宗原材料采购、重大人事的决策和管理权。子公司负责本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独立核算。

集团化运作的体制机制更有利于贯彻“诚信、高效、创新、超越”的企业文化，也更有利于统筹集团的资源进行快速高效的新品开发、细致周到的售前售后服务，但也是一场从观念到体制机制的深刻变革。中信特钢集团依靠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开展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建立起集团的统筹协调体制，避免了同质化竞争，使整个集团步入“生产围着经营转，经营围着市场转”和“以销定产，以效定销”的经营模式，使中信特钢在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市场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保持了持续的产销旺势，在领先中拉开了与国内同行的距离。

2017年5月，有60年历史、年产300万吨棒材线材的青岛特钢（简称青钢）因环保搬迁和经营不善陷入严重亏损，青岛市政府与中信集团签署资产划拨和重组合作协议，由中信特钢对青岛特钢行使经营管理权。重组之后，青钢大宗物资采购和销售纳入集团采购中心统一管理，贷款享受集团统一优惠利率，矿石享受集团统一价格，炼焦煤享受集团直采协议价，合金、电极纳入集团统一采购，大幅降低了成本。重组后按品种和区域重整销售队伍。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对标兴澄特钢和冶钢，向管理要效率，深入开展降本增效攻关。三个月后，青钢就扭亏为盈，重新焕发青春。

天津钢管制造有限公司（简称“天管”）是国家“八五”重点项目，年产350万吨薄壁无缝钢管。2008年金融危机后，“天管”连年亏损，2019年资产重组后仍无起色。2021年，中信特钢对“天管”实施并购，派出管理团队进驻天管，着重抓了以下几个方面：调整组织机构，完善流程制度，加强风险防控，堵塞管理漏洞，系统提升管理水平；对管理、技术、操作优秀人才实施薪酬激励机制；对重点市场、客户、品种进行攻关，提升高端、高附加值产品的销量，全面提升质量控制水平；产销研联动，通过满足客户的个性化要求提升客户的满意度；推进集团统一采购、工序降本、工艺优化、仓储物流、设备维保等各环节降低成本；加强技术攻关和新产品开发，在超深井、特殊扣、深海等 “卡脖子”产品上持续突破；投入12.1亿元，推进光伏发电、余热利用、高耗能电机更换，大幅实现节能低碳；加强队伍建设，进行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的全员培训。通过上述措施，“天管”优势产品快速增加，客户满意度持续提高，2022年开始盈利，2023年职工待遇平均增长19%，缴税同比增加95%，极大提高了员工信心。

30年来，以兴澄特钢为起点，中信泰富特钢集团先后并购了冶钢、青岛特钢、华菱锡钢、格拉斯、天津钢管、南京钢铁等企业，整合了铜陵新亚星焦化有限公司、扬州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在特钢领域获得授权专利2000余项，参与形成的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近200个。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项、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获中国工业大奖、全国质量奖、中国专利优秀奖、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等多项荣誉；突破“卡脖子”品种及技术14项，荣获多项国际大奖，特别通过科技创新打破了西方垄断，填补了我国特殊钢的多项空白，每年实现几百万吨特钢的进口替代，出口200万吨特钢，大大降低了特钢的价格。中信特钢已经从引进、仿制性研发向原创性研发转变，轴承钢、桥梁缆索钢等产品性能远超过发达国家，处于世界领跑地位，R6级极限性能系泊链钢填补了世界空白。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持和保障了我国的经济建设、人民生活、航空航天、国防和科学事业。

2020年9月，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会长何文波在视察中信特钢之后指出，“中信泰富特钢的经验，主要是长期专注于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关键在长期坚持，没有几个企业能做到”。

调查结束后，我就有撰写关于中信重工和中信泰富特钢的调研报告的愿望，要记录下这两个制造业国企几十年来的跌宕起伏、全体干部职工的奋斗历程，和坚持改革开放所结出的丰硕成果。我看到的是，国企要适应市场化的改革、建设现代企业同样十分艰难，并没有天然的发展优势或激烈市场竞争中的“免死牌”。他们也在市场化改革和激烈的竞争中面对困难，经历的痛苦刻骨铭心。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这些上市的央企，每年必须拿出利润的8%进行分红，因为他们的股份中很大部分是国家的养老基金。这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国企具有政治优势和文化优势：有健全的党组织，依靠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当国门打开和进入市场竞争时，他们经历过煎熬。当深刻地理解只有适应市场经济才能生存，他们就能创造出极致的追求效率的经营模式；当体会到只有打破欧美公司对装备制造业的垄断，才能在经济上不受西方国家的压制与盘剥、在政治上不受制于霸权主义的欺凌，就会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进行改革，以极高的自觉进行技术创新。当然，不只是中信重工和中信特钢这两家企业是这样，他们是新时代中国民族企业的优秀代表。滚滚的发展洪流中，大浪淘沙，淘汰了一批批不适应时代的企业，同样也锤炼出“中国制造”产业链中的每个环节，成就了英雄辈出的企业家和产业工人。

衷心感谢中信基金会为我创造的这种机会！向中国制造的奋斗者致敬！

（编辑  季节）

     2014年8月，中信发展改革研究基金会正式成立，基金会成立后立即组建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我有幸参与了一些会议，在基金会指导的学术刊物《经济导刊》上发表了有关文章，尤其在基金会主办的“中国道路丛书”中组织出版了年度系列智库报告。在我的理解中，中信基金会成立以来要做的重要工作莫过于贯彻“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宗旨，而要理解这个宗旨，必须理解中国崛起推动的世界历史大转型，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的普遍意义。

识别中国思想文化潮流的历史坐标

2008年是世界历史的激荡之年。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引发全球资本主义金融危机，而中国举办奥运会被看作是中国崛起的标志。在中美战略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在经济上支持美国，不仅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同时大量向美国出口物资产品，帮助抑制了美国的通胀，使美国渡过这场危机。而全球经济的增长，更主要的是推动中国经济的赶超和加速发展，尤其推动中国产业体系升级，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化。然而，当美国意识到中国崛起已经具有了挑战美国世界帝国霸权的实力，美国的对华政策即开始进入调整期：究竟是深化“接触”战略，还是转向“遏制”战略；是在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中给中国赋予“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的地位，甚至采取“中美共治”，建构“中美国”，还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新冷战”乃至“文明冲突”的思路；重建西方民主联盟体系，不仅用来对冲或“平衡”中国的崛起，而且将进一步采取“脱钩断链”的制裁措施，将中国排除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之外，从根本上抑制中国崛起的可能性，成为美国面临的重大选择。

面对美国对华战略的争论和战略调整，中国在如何回应美国战略调整的问题上，也陷入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这不是简单的如何开展对美外交关系的技术性争论，而是在深层、长远的发展道路上产生的争论。而在中美关系已经从力量对比关系的量变发展到战略对手质变的关键阶段，“韬光养晦”式的战略模糊已经不可能再持续，而必须将这种较量用清晰的战略关系展现出来。若积极回应美国设计的“中美共治”道路，意味着中国必须接受“历史终结”理论，不仅要在经济秩序上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而且在政治秩序上也要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民主”秩序，在政治体制方面接受美国的安排，成为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远东之锚”。反之，中国若希望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甚而主张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那就必然要面对美国对华“遏制”战略乃至由此发起的“新冷战”。

更重要的是，2008年到2012年，正是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层即将换届的关键时期，政治敏感时期，学术思想的交锋极为活跃，各种论坛和学术会议纷纷提出自己的学术思想或主张，试图对新领导层的思想路线产生影响。可以说这个时期中国思想舆论界的争论，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动态。无论是关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之间的争论，还是“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争论，无论是在国际领域中国是否结盟的争论，还是围绕“历史终结”和“文明冲突”的争论，无论是大陆政治儒家和海外新儒家的争论，还是形而上学的“情本体”与“仁本体”的争论，甚至儒家思想中“和谐”与“斗争”的争论，都是以自身的学科和学理路径来回应上述思想争论。

从这个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慢慢汇聚成三个基本潮流。其一就是“新自由派”或“自由右派”，主张在“历史终结”论的全球化背景下，以美欧体制为范本，推动中国穿越所谓的“历史三峡”，这种理论主张不仅获得了全球金融资本力量的加持，而且获得中国新兴的商业阶层和中产阶层的支持，而且与主张改革开放的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一时间成为经济政治社会影响力最大的主流理论。其二就是“新左派”或“自由左派”，这种理论的总基调就是依据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推动中国崛起，并联合全球南方力量来反对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的霸权体系，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由于“新左派”致力于“批判的武器”，在学术思想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创造力，但在经济社会领域缺乏影响力，尤其精英学术界与草根社会之间缺乏互动的机制，与自由派获得新兴商业阶层和中产阶层的支持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如此，新左派在政治上获得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派的支持。其三就是保守主义思想的兴起，不仅对自由派所依赖的西方现代性理论进行颠覆式的哲学批判，更重要的是直接助力中国传统思想，尤其儒家思想的复兴，其总基调就是将中国经济崛起转化为中国传统文明的复兴。

事实上，从五四运动以来，这三种思想就与中国的发展道路以及对全球秩序的理解想象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这三种思想中，保守主义虽然在理论上对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都构成批判，但在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大趋势下，保守主义思考的不仅是对现代性的批判，而是如何转化为构成现代性方案的有力要素。五四运动以来，保守主义传统首先对传统思想的右翼阐释，尤其将儒家思想阐释为一种私人生活的心性儒家，不仅支撑公共领域的自由民主政治，而且支持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形成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在这种背景下，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左翼阐释主要集中在法家和墨家思想，从而形成现代中国儒法、儒墨之间的长期论争。改革开放之后，对儒家的理解不仅开辟出政治儒家的阐释道路，而且复兴汉代经学，将儒家思想从海外新儒家的心性伦理学转向政治哲学和政治学。而面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抉择的关键时期，新左派所强调的中国政治主体性与政治儒学所强调的文化自主性结盟，形成了政治与文化的相互支撑，共同抵制摧毁中国政治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的基督教思想传统中的“历史终结论”。一旦自由左派和政治儒学确立了政治主体和文化主体之“体”，那么自由右派所主张的市场经济、法治秩序和民主政治就会作为“用”被吸收到其思想主张中，这就构成了“通三统”这个新的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这不仅构成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开辟新时代的文化思想背景，也构成了中美关系在“关键十年”（2008-2017年）从合作走向竞争的文化思想背景。可以说，这个时代中国的各种思想文化主张在这个政治大坐标下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基于中国道路的中国学派

2008年9月，我结束了在香港的工作回到北大法学院，并在2010年成立了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一方面研究中国崛起所推动建构的国内和国际的政治新秩序；另一方面投入到通识教育中，思考支撑这一政治新秩序的文化新秩序，我将这一新秩序统称为“法秩序”（nomos）。因此，法治研究中心的“法治”的英文名字并不是主流法学家所主张的the rule of law，而是用古典传统中的nomos这个概念。我们在很小的范围内展开研究。对于国内秩序的研究集中在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上，尤其研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宪制秩序和法治秩序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国际秩序的研究集中在帝国和国际法问题上，我们推出了“帝国与国际法译丛”。

作为这两项工作的辅助，我们带着一个学生团队系统跟踪中国发展变化的动态和全球发展变化的动态。就中国发展变化的动态，我们持续创办了两份内部动态月刊，一个是《中国发展动态》，每个月都跟踪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各领域的方针政策（早期我们还编辑了《中国法治动态》和《港澳动态》），另一个是《中国思想动态》，追踪中国知识界在公共学术期刊上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和思想文化发展的论述和主张。我们每个月都召开一次动态例会，分析每个月中国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公共学术界的讨论，然后确定所要撰写的动态内容。如果有一些重要的主题，我们就会撰写专门的研究报告。用两个概念来概括这两份动态的作用，就是尝试搞明白“中国怎么做”和“中国怎么想”。这些看起来简单的资料整理，恰恰奠定了我们思考中国问题的坚实基础。

正是在面对这些真实的、发生在现实层面的公共政策，我们真正感受到国家崛起的速度和力度，并深刻感受到中国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实践”，已经远远走在了中国思想知识界话语“表达”的前面。比如在中央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前，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与欧洲国家签署了一系列联通欧亚大陆铁路运输的协议，感受到内陆城市重庆的崛起。比如我们注意到残害中国船员的缅甸犯罪分子被引渡到中国审判执行死刑，这个案例所展现的不仅是对刑法学所讲的国家主权暴力的理解，也折射出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由此理解今天处理缅甸“电信诈骗”的手法。我们还注意到围绕城市化的争论，究竟是走大城市化的道路还是推动县域城镇的发展，也关注到西方对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指责，并专门撰写了研究报告。总之，正是面对中国现实生活的飞速变化，我们意识到现有的理论、知识和概念往往无法有效解释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运用新的理论和概念来表述中国的现实，理应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界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中国发展已深深嵌入到全球发展之中，理解中国发展还必须关注全球的发展变化。为此，我们紧密跟踪欧美重要战略性刊物关于全球问题的讨论，翻译编辑了《全球战略动态》（月刊），并因此创办了“法意”公众号，组织团队翻译欧美公共知识界关于全球战略动态的思考，不仅有全球秩序问题、中美关系问题，而且有关于资本主义以及文明问题的各种思想讨论。在每月动态跟踪的基础上，我们不仅撰写年度报告，而且挑选一些具有前瞻性的战略问题进行专门研究。这些都是一个智库要做的基本功课。然而，我们始终将自己定位为学术研究机构，既不关心如何去“上折子”，也远离当时各种媒体炒作，集中力量开展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培养学生如何思考中国问题，如何收集资料，如何撰写研究报告。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当孔丹先生组织成立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时，我们很自然走到了一起，因为“探寻中国道路，建构中国学派”是我们共同的理念。孔丹先生年轻的时候曾在陕北插队，所以我一开口说话，他就听出陕北的土味。后来，他参与到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高层决策。而真正让他大显身手的是带领中信集团利用香港的平台在国际商业领域纵横捭阖，将中信集团打造为立足国内、面向世界的大型国际化央企。

利用港澳“一国两制”的优势，推动国企走向世界，成长为国际化的新型现代企业，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高层的重要战略举措。中国刚刚对外开放时，熟悉市场经济规律、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少之又少，中央一边让荣毅仁、王光英这样老一辈民族企业家重新披挂上阵，一边着手培养新型的国际化企业家，其中有不少都属于“红二代”。他们充分利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机会，成功地推动大批中国央企成长为全球性的国际化企业。然而，就在中美关系进入实质性变革的关键时期，他们中间也开始出现思想分化。有些人主张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进而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化，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希望运用所掌握的政经资源，利用私有化和民主化的机会将国有企业“化公为私”，摇身一变为类似苏联解体之后的财团寡头。有些人则坚定不移主张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当他们退休时，就意味着他们要随时准备退出一手经营发展起来的巨型央企，过普通人的退休生活。这两种抉择无疑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孔丹先生始终将自己看作是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是党的培养和安排他才有机会执掌如此大型的企业，而不是他个人的才能靠创业做出这么大的企业。因此，他从来没有生出“化公为私”的贪念。他在退休后出版的回忆录中，深情回忆了自己成长经历中党和国家对他的培养，而回忆录取名为《难得本色任天然》，就是强调自己作为共产党人“本色”，随时接受党组织安排的任何工作。

正是基于自己人生经历的感悟，尤其在这个关键抉择时期所切身经历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争论，使孔丹先生意识到要解决这个道路抉择和个人抉择的根本问题，必须要在学理上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讲清楚，讲清楚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前苏联的传统计划经济道路，也不能学苏联向美国转轨的自由化道路，而必须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是我们当今倡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因此，孔丹先生始终强调我们不是“左派”，也不能成为单纯的“左派”，而要坚持实事求是，探寻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他甚至生动地把我们定义为“实事求是派”或“中国道路派”。因此，从基金会和研究院成立起，孔丹先生就将基于中国立场的学术研究作为重点。他一直强调没有扎实的、前瞻性的学术研究，为“上折子”而撰写的智库报告有可能会误导决策。为此，孔丹先生亲自筹划组织编辑学术丛书，并将丛书确定为“中国道路丛书”。在这套丛书的组织中，我提出将我们团队撰写年度报告出版，立刻获得了孔丹先生的支持。那个时候，我们撰写的各种年度报告差不多有20多册，包括“中国发展动态”“中国思想动态”“中国法治动态”“全球战略动态”等。

从商业的角度看，出版这些动态报告必然是赔钱的。一方面我们的动态报告是在每月动态的基础上，每年撰写一个五六万字的总报告，而动态基本上是对各种政策的资料梳理。每一本书就类似“年鉴”这样备用的工具书。另一方面，我们大约在2016年才开始讨论出版，出版的都是好多年前的报告，相当于整理出版历史资料，而且还不是一两本，而是很多本。尽管面对出版的商业市场压力，孔总还是非常支持，认为这项基础性资料整理生动地记录了中国道路的踪迹，为中国学派的研究提供基础性素材。季红老师专门组建了一个编辑团队启动了这个出版项目，并在“中国道路丛书”中专门开辟了“智库报告”这样一个类别。这个时候，《中国思想动态》所记录的各种争论显然已不适合出版。最后，我们把精力放在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发展动态上，几年来，季红老师和我们共同努力，编辑出版了《新时代：中国道路的延伸与使命(2012)》、《新开局：中国制度的变革与巩固（2013）》、《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2014）》、《新模式：走向共享共治的多元治理(2015)》、《新征程：迈向现代化的国家治理(2016)》和《新动能:再造国家治理能力（2017）》。这六本报告生动地记录了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中国是如何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推进国家发展战略，只要浏览国家发展战略的走向就会明白，中国已不可避免地按照自己的发展轨道向前发展，由此中美两个国家按照自己的轨道运行时候必然会从合作转向竞争。这不是由个人意志或情感好恶决定的，而是由事物发展的内在法则决定的。

我的专业领域并不是哲学思想史，也不是做专门国际问题研究。在十九大召开之后，我撰写的《哲学与历史：从十九大报告解读“习近平时代”》和特朗普对华发起贸易战时就撰写的《中美“关键十年”：新罗马帝国与新的伟大斗争》等评论文章，之所以引发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归功于长期关注中国发展动态、中国思想动态和全球发展动态，这些日常跟踪所获得的现实感和历史感，有助于我们摆脱一些既定概念和理论束缚，从历史发展的现实趋势看待发展进程，从而获得一个相对准确的把握和判断。

由于出版资金的压力，我们不得不压缩出版项目，将2012-2017年的法治动态压缩为《全面依法治国新战略》一本书出版，并将十九大以来几年中国发展动态压缩为一本出版《大变局：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直到2021年，我们才将本年度的中国发展动态进行理论加工，出版了《百年新路：新时代中国治理的行动路线》。至此，我们的中国发展动态差不多可以每年出版一本。

我们在组织出版动态项目时期，香港正处于“占中”运动以来的不稳定状态，为了让内地人更深入理解香港问题，我申请了中信基金会的项目支持，专门组织团队协助刘兆佳先生翻译并编辑了三卷本的文集《香港人的政治心态》《香港社会的民主与管治》《香港社会的政制改革》，放在“中国道路丛书”中出版。由于孔丹先生曾经长期在香港工作，格外关心香港问题，对我的这个计划特别上心，几次邀请刘兆佳先生和邵善波先生等到北京讨论香港问题。无论是动态项目编辑出版，还是刘兆佳先生著作的出版，季红社长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很多稿件都是她反复斟酌修订，包括书名也都是她亲自策划敲定，由于长期加班加点看稿子，她的眼睛受到很大影响。但即使在医院做手术治疗期间，她还多次给我打电话，讨论书稿的修改和出版事宜。

中国道路：革命与全球化的接力

正是在孔丹先生和季红女士的支持下，我们的合作除了动态项目的出版，还增加了组织翻译。我们以“法意”公共号的名义组织了一个翻译团队，与中信出版社合作翻译一些重要著作，包括《美国陷阱》《隐秘战争》《芯片陷阱》《中国式创新》和《资本与意识形态》（漫画版）等。值得一提的是翻译《美国陷阱》一书。

在中美贸易战刚刚打响的时候，美国授意加拿大扣押孟晚舟女士。我们非常关注相关的动态和进展。因此我撰写了关于美国“长臂管辖”的相关文章并将其与美国的世界帝国建构联系在一起，而当时国内法学界几乎还没有人关注这个问题。期间我注意到一个信息，就是法国企业家皮耶鲁齐也遭遇了类似孟晚舟的境况，他专门写了一本自己亲历的书来揭露美国如何利用长臂管辖吞并法国企业。我立刻组织“法意”团队孔元博士等人把书翻译出来，在“法意”公众号上率先刊登，引起广泛转发。这时，中信出版社已经购买了这本书的版权，看到“法意”推送的译文后，就直接采用了“法意”团队的译稿，推出了《美国陷阱》的中译本。这本书影响巨大，让大家清晰地意识到全球商业领域不仅仅有商业陷阱，更重要的是存在将商业、法律、情报和军事交织在一起编织的“美国陷阱”。这本书让中国人认识到“孟晚舟事件”不仅是她个人的遭遇或华为一个企业的遭遇，而是所有中国企业面临的遭遇，也是整个国家面临的遭遇，由此孟晚舟事件也就上升为中美博弈中国家必须出面解决的政治问题。皮耶鲁齐在来中国的访问中就直言不讳指出，他之所以经历这样的遭遇并导致公司被美国吞并，是因为法国政府未能出手解救。其实，不是法国政府不愿意出手解救，而是法国政府没有意志和能力对抗“美国陷阱”。

经历孟晚舟事件之后，中国人开始从全球商业经济的逻辑深入到商业底层的政治军事逻辑，普遍意识到中国企业走向全球绝不能处于“裸奔”状态，而必须依赖法律的乃至政治军事的保护。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国际化在推动中国经济崛起的同时，必须伴随着推动中国在政治、法律和军事上的崛起，中国的涉外法治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也将孕育而生。在这种背景下，大家才理解民族企业家为什么爱国，他们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样理解为什么在是否支持华为产品问题上，尤其在华为手机和苹果手机的比较中，网上一些人会吵得失去理智。因此，在网上围绕爱国的争论基本上是围绕中美关系的争论同频共振，而对世界上任何事件的争论也是以美国为坐标划分派别，而这个认知倾向又与普通人的利益直接相关。新冠病毒疫情后的全球经济不景气，唯有美国和中国经济保持增长，美国靠的是技术创新和全球霸权，而中国靠的就是中国制造业在产业链中不断攀升的底气，尤其这两年“新三样”在全球销售的上升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在分享着经济增长的红利。

中美贸易战让人们看到列国竞争的政治经济逻辑依然存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依然存在，只不过是以产业链、全球货币和长臂管辖的形式展现出来，民族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等等已经被人们遗忘的学术概念，又具有了鲜活的现实内涵，以至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革命话语、斗争话语乃至全球性的农村包围城市等话题，又具有真实的现实性。启蒙失去指向，革命无法告别。这意味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崛起乃是二十世纪的继续，是完成二十世纪未竟的革命事业。革命与全球化并不矛盾，而会成为相互促进的接替力量。全球化无疑会引发革命，革命就是在追问“谁的全球化”，资本经济的全球化还是人民大众的全球化，西方的全球化还是中国的全球化，每一次对全球化的追问，都会为更深层、更合理的全球化奠定基础。因此，中国崛起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

中国道路是在没有人走的路上开辟出的新路，中国学派无疑要追踪阐释中国道路，尤其阐明其中普遍的道理和学理，这些道理和学理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编辑  季节）

受周期性、结构性、趋势性问题叠加，以及疫情期间积累的短期矛盾爆发的影响，当前中国经济整体仍处于周期调整的筑底阶段。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稳步修复，但仍存在宏观和微观体感差异较大、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相对偏弱等问题。7月末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多，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运行出现分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综合来看，今年“保五”仍有一定压力，地方债务风险化解、房地产风险仍然是决定经济修复的核心因素。

当前地方债务化解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及建议

当前“一揽子化债”以“控增化存”为主线持续推进，央地政府积极采取多项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地方债务流动性风险得到阶段性缓释。然而，化债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应从优化债务结构、优化存量政策、落实各项措施入手推进债务化解。

关注化债过程中出现的收缩效应等问题

第一，化债收缩效应逐步显现，重点区域经济增长压力抬升。伴随“一揽子化债”持续推进，地方广义债务增速下滑，债务风险得到阶段性缓释。但化债推进过程中也出现了一定的经济收缩效应，地方新增融资受限、投资审批趋严，基建投资资金压力较大，尤其是重点区域面临较大的增长及投资压力。2024年上半年重点省份GDP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值低于非重点省份，回落幅度亦高于非重点省份；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调研发现，前几年托底土地市场的部分城投公司被要求加快开发、发挥投资促进作用，这在当前房地产市场仍低迷的环境下也加大了城投公司的压力。

第二，借新还旧依赖加深，地方债务付息压力突出，呈现“利息本金化”现象。从地方债看，传统基建项目趋于饱和，专项债越来越被用于没有多少收益的一般项目，叠加财政承压，其债务滚续愈加依赖再融资，此外特殊再融资债的大规模发行也将增加未来付息压力；监管趋严、融资受限环境下，地方债务的借新还旧比例持续高位抬升。据中诚信国际研究院测算，2024年包括地方债、城投有息债务等在内的地方债务付息规模或将超4万亿元，占地方广义财政收入的比重或超过20%，其中重点省份的付息压力更为突出。而当前化债政策只允许城投债券本金借新还旧、不包含利息，部分地区出现了高成本融资以偿付利息的“利息本金化”现象。

第三，“债务-资产”转化整体受限、效率偏低。举借债务需能够形成有相应收益的资产，才是好的加杠杆行为；但目前专项债项目、城投企业乃至全部地方国企的收益水平均偏低且持续下降。2023年，约八成专项债项目的本息覆盖倍数不足2倍，城投资产收益率整体较低且逐年下降，2023年中位数已不足1%。

第四，城投转型加速但基本面未实质改善，风险仍在释放。2024年上半年，城投非标违约、商票逾期等信用事件持续发生，非标违约数量高于2023年同期，鲁、豫、贵、云等地依然为信用事件重灾区。

化债并非把债务归零，而是保持债务的可持续滚动

第一，优化政府债务结构，进一步加大“央进”力度。一方面，要优化央地债务结构，中央政府仍有加杠杆空间，建议提高对赤字率小幅上升的容忍度，年内可调整预算增加赤字规模，并向中央适度倾斜；同时，中央参与化债仍具可行性，可对存量地方债务进行分类甄别，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债务腾挪，对于纯粹提供公共产品产生的债务，由中央政府承担，将解决债务问题的宏观成本最小化。另一方面，优化一般债与专项债结构，提高一般债占比。地方债存量中专项债占比超60%，地方债新增债务限额中专项债占比超80%，而其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占广义财政收入的比重仅40%；同时，部分财政平衡率较低省份专项债额度较高但未完全使用，一般债额度却较低，无法完全弥补收支缺口。

第二，适当调整优化化债政策。一是建议适当放宽利息偿还政策。目前的化债政策对于重点省份的存量债务滚动基本只限于本金接续，利息偿还仍依靠城投自身。2024年城投有息债务付息规模接近3万亿元，仅城投债付息规模约6000亿元，但城投企业自身造血能力较低，付息压力较大。建议有条件地放宽利息偿还政策。二是建议动态优化“名单制”管理，融资约束政策从以省为单位调整至以地市级为单位。目前的融资约束主要针对12个化债重点省份全境，容易“误伤”辖区内资质较好的区域。可适当放开对重点省份中经济财政水平较好、债务压力较小地市的融资限制，同时优化进入及退出约束名单的动态机制。三是建议化债政策相对透明化，稳定市场预期及信心。“一揽子化债”实施以来出台的化债政策基本未公开，市场上对此有较多猜测，相关主体难以对政策有充分理解。建议尽量将公共政策透明化、公开化，以稳定市场预期、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四是加强全口径地方债务管理。加快推动地方债、城投债务、地方国企债务等合并监管，如山东省、浙江宁波等地已实施“多债统管”，并以此为基础健全信息披露、风险预警、跨部门协调监管等制度，加强透明监管，避免隐债新增问题。

第三，充分调动各类资金资源，用好用足现有化债政策。一是继续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及特殊新增专项债，并结合实际债务压力及各地化债性价比，优化额度分配，更好发挥资金效益。二是在稳增长的前提下继续推进金融化债，以政策性、全国性大型银行为主力稳妥推进，并加大央行SPV支持力度，适当放松审批条件、抵押品标准等。三是继续用好地方国资化债，推动国有资本持续向“三个领域”集中，提高国企资产收益率与利润上缴比例、发挥股权财政作用，并加大REITs盘活存量资产力度。四是继续探索应急周转金机制，行政层级可由省级逐步向地市、区县级扩展，成立更多地市、区县级小基金。五是继续推进城投企业转型，注入或挖掘优质资产、做大现金流，或整合平台、提升评级后吸收新融资用于化债。

此外，地方债务的风险化解不能只依赖短期措施，还需要在中长期发展中加以解决，构建地方债务长效机制。要处理好短期目标与长期发展的关系，短期继续推进“一揽子化债”，以时间换空间、缓释流动性风险，中长期需深化体制改革与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提高财政可持续性，从根源上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在此过程中，需注重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问题，不断深化央地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增强地方自主财力，同时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做好项目与融资的匹配。另外，无论短期化债还是长期发展，不仅要掌握债务体量，还需摸清摸透资产，应建立完善政府资产负债表，这是做加法提升增量盘活存量的基础。

房地产负向循环尚未完全打破，后续怎么办

 “5·17新政”后房地产市场出现积极变化，特别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市场活跃度好转，但受限于房价下跌趋势未扭转，政策落地效果有限。整体来看，房地产“价格下降-信心不足-销售低迷-资金受限-投资下滑”的负向循环尚未完全打破，行业仍处于底部调整阶段。

四大因素影响下需求低迷是行业下行的主要原因

相较长期存在的供需结构性矛盾，需求疲弱、预期低迷是造成此轮房地产超调的主要原因。需求端的疲弱主要与四个因素有关：其一，人口结构变化以及城镇化速度放缓。20-49岁人口作为主力置业人群，规模及占总人口比例自2013年以来波动下行，2020年占比不足50%，同时，2016年以来，城镇化率增速下降，2022年，城镇人口数量增速大幅下降至0.71%，主力置业人群减少和城镇化速度放缓都可能导致房地产长期需求萎缩。

其二，烂尾、房价下行等冲击居民购房信心，包括“持房换房”在内的改善型需求多在徘徊犹豫。“烂尾楼”事件、“停贷”风波叠加“保交楼”下交房质量参差不齐等，严重冲击购房者信心，同时在“买涨不买跌”惯性下，房价下跌进一步抑制购房需求释放，市场观望情绪浓厚。

其三，从社会学角度看，年轻人购房观念在发生快速改变。根据DT商业观察和DT研究院发布的《2024年轻人购房意愿调查报告》，超过3成的年轻人认为房子不是必需品，一线城市这一比例超过40%，年轻人因不想背负房贷、降低生活品质或房价超出承受范围而选择不买房。

其四，居民杠杆率高企、收入增速放缓，预期偏弱下购房意愿不足。2023年我国居民杠杆率达到64%，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仅低于韩国与美国，同时，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居民对收入和就业的预期仍偏弱，购房能力和意愿受限。

完全放开限制性政策与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相结合

居民购房能力和意愿的提升，需要依靠经济增长带动就业与收入增长解决；购房潜力的释放则可通过放开限制性政策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解决。一是持续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租售同权”改革等稳住长期需求大盘。目前以户籍人口衡量的城镇化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建议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强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领域投入，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均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进而持续释放内需潜力。

二是完全放开需求端限制性政策，尤其是一线核心城市。北京“6.26新政”后，二手房成交明显好转，改善型新房销售也有所回温。后续建议全面取消限购限贷、降低首付比例、下调房贷利率、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放松落户限制、降低交易税费，加大对改善型住房需求的信贷支持、政策支持等，通过一线城市企稳带动整体企稳。

供给结构性失衡突出，平衡新建与存量盘活加快去库存

今年商品房待售面积超7.4亿平方米，已经高于上一轮库存新高（2016年2月7.39亿平方米）。供需双双走弱，房地产或进入漫长去库存阶段。从区域看，去库存压力主要集中在三四线城市，一线城市商品房库存面积占比仅7.18%。同时，相较商品房，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存在明显短板，一、二线城市尤为突出。对此，建议因地制宜合理调控，平衡好新建与存量盘活，加快房地产去库存。

对于商品房，建议以市场化发展为导向，减少限制性政策，同时匹配高品质住房需求，放开商品房供给的限价限建等约束政策。对于保障房，建议在合理评估新开工建设与盘活存量孰为最优选择的基础上，收购或改造存量住房资源，补齐保障房、公租房及养老等薄弱领域的短板。目前，中央设立了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以支持各地收储，但从资金来源、收益平衡情况以及供需结构来看，都面临不小的压力，比如收储资金成本大约在2.25%以上，但一线城市房租收益率还不足2%，项目收益成本不平衡或制约市场化收储的推进。此外，建议暂停盲目新开工，加快存量资产处置，只有交易流动起来，整个行业才有稳的希望，房企的流动性危机才有实质性改善的可能。

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实现“人房地钱”联动

土地供应方面，建议根据人口规模与流动方向、社保缴纳情况、产业分布情况以及存量与库存去化周期，前瞻性安排土地供应节奏与结构，如适当增加重点中心城市与城市群的住宅用地供给；减少非住宅房产供给过剩区域或产业薄弱区域的商业用地、工业用地供给。同时，推出一定比例的“只租不售”宅地，通过集中建设、配建等方式增加租赁住房的建设和供应，拓宽租赁住房建设途径。在“不大规模新增建设用地”的要求下，盘活存量用地对优化资源配置至关重要。建议推动集体地入市，有效盘活存量闲置、低效、破碎化土地，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提升城市建设用地规划弹性，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有效盘活存量闲置土地。

面对发展与转型中的问题，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既要增强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积极主动应对，又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当前预期不足是制约宏观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阻碍，呵护市场预期尤为重要。后续应加快落实已出台的积极政策，适时推出增量政策，保持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的一致性，避免出台一些紧缩性政策进一步拖累预期。

（编辑  尚鸣）

中国正处于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时期，挑战与机遇共存。在此背景下，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曹远征与北大国发院和网易财经智库通过讲演与对话，共同探讨中国经济大势，探究中国经济的巨大韧性和潜力，在此基础上本编辑与作者共同探讨，形成此文。

中国经济存在“产能过剩”吗

在今年2月初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我见到一位欧洲同行，讨论了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产能过剩，在讨论中我们发生了争论。我表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待产能过剩，它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自然规律体现的结果。市场经济是通过产能过剩来淘汰落后产能，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中国在发展中也会存在某个行业产能的供需平衡问题，存在产能过剩的可能；但是国外现在讨论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是直接指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这些产业代表了技术进步的先进产能，如果说先进产能也是产能过剩，听起来让人匪夷所思。事实上，欧洲过去也不是这样理解新能源的，欧盟早已决定要在2035年停售燃油车。欧盟一方面要求自己的产业为淘汰燃油车做准备，另一方面又指责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是产能过剩，这两者显然是矛盾的。这位欧洲同行表示，欧盟之所以制定严格的减排标准，并限制燃油车的发展，是因为减排成本大，只有惩罚性的安排才能促使企业减排。新能源车的发展是减排成本高昂下的附带产物，从而发展缓慢。但中国却是用鼓励的办法把新能源汽车发展成为一项新兴产业，减排反而成为新能源发展的附带产物，其发展速度如此之快，规模如此之大，造成对其他国家汽车工业的强烈冲击，形成一种不公平竞争，这就是国外所说的中国产能过剩的内涵。对此欧洲必须有所回应。

由上不难看出，对于产能过剩这个问题，中外看法的角度不同，差异很大。我们是从产业发展方面的“新与旧”“保留还是淘汰”的角度来判断，美西方国家则是从“国际产业的冲击力”角度来解读，这样一来，即使先进的产能也会变成“过剩”。

问题的深刻性还不仅在于此。当我们把新能源汽车发展纳入全球低碳发展的大系统中观察，一个疑惑油然而生：减排究竟是经济发展的成本还是经济发展的红利？

15年前，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气候变化大会上，全球形成一项共识，即当全球气温上升2摄氏度，会给环境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害，因此要把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进而要建立碳减排的全球责任。对这一责任，所有国家虽没有太大的疑义，但由于减排投入巨大，会加大经济发展的成本，发展中国家认为，减排在成为各国共同责任的同时，应区别对待。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发展更为重要，应当采用累计排放的标准，而非总量排放的标准进行减排。

十五年后，当世界还在争论碳减排成本时，中国绿色发展却成果显著，尤其以新能源汽车代表的“新三样”异军突起，似乎将公认的减排成本变成了绿色发展的红利，形成了中国减排特色。分析探讨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产业发展，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经济创新发展及其金融安排的理解，也有助于应对西方以“产能过剩”为理由对我国进行国际经贸摩擦带来的挑战。

中国经济的创新基础在于超大规模性

如果把中国的创新概括为是把发展的成本变成发展的红利，可以发现，其基本逻辑就是利用并拓展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使其象“滚雪球”式持续扩大，因规模效益而使成本不断下降。这种超大规模性不仅是自然禀赋的体现，更重要的是有规划、有布局的产业组织，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将自然禀赋的超大规模性要素整合为经济活动意义上的规模效益，突出体现在中国企业的发展战略规划及产业成长的组织策略的实施上。

“不断做大”的中国企业经营理念

从国际视野观察，可以判断中外企业的系统性差异。一般而言，企业都是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而中国企业的普遍做法却是规模最大化。这不仅体现为“薄利多销”的经营手段，从而形成营业收入大而利润率低的经营特点，而且也体现为高杠杆经营方式。中国企业，无论国有还是民营，负债率普遍偏高。这种高负债经营的关键是维持现金流，尤其是要保持内部现金流为正，有别于国外企业负债率较低而利润率较高的经营特点。中外企业的这种区别不仅体现在传统产业上，也反映在新兴产业上，例如，在新能源汽车上可以看到比亚迪与特斯拉的区别，在手机上可以看到小米和苹果的区别，在电商上可以看到京东和亚马逊的区别。这种以营业收入最大化，以规模取胜形成的中国企业经营之道，无论是传统还是新兴产业，似无例外，形成了社会俗称的中国企业的“内卷”。

与收入增长最快的市场群体一起成长的产品导入策略

中国企业负债率很高，不断引发人们关于快速去杠杆的担忧。但是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引发金融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微观层面上，中国企业产品市场导入路线有别于其他国家。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性使市场可以分层，与收入增长最快的市场群体一起成长的产品导入路线可以保证企业现金流持续为正并稳定增长，进而维持杠杆的可持续。其中，先是以农用车后是以新能源车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的汽车工业发展路线就是典型。

20世纪90年代，中国汽车工业尤其是乘用车进入发展时期，其布局是按照汽车工业主流思维展开的“三大三小”，并以合资为主。除此之外，地方不得发展汽车工业，以避免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在这一产业政策有力执行的同时，人们发现农用车却很难管住，还是遍地开花。我当时在国家体改委体改研究所工作，对这一现象组织了专题调研。我们在调研中看到了中国的农用车特有的发展路线。这一市场进入路线虽非主流，但是构成了今天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底层逻辑。

农用车发展的主体企业是分布于中国广大乡镇的农机修造厂。其发展的基础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规模进入农村的手扶拖拉机。手扶拖拉机可以耕地、抽水，还可以跑运输，并且操作简单，很容易上手，农民十分欢迎。农户对手扶拖拉机的功能也在生产和生活中不断有了新要求。比如，把手扶拖拉机和车斗焊接在一起，以便安全驾驶，给驾驶座搭上棚子，为了提高载货量，农民愿意出钱加大车厢，安装新发动机，从而变成柴油汽车，由三轮变为四轮，由小路上大道。农机厂随着农民收入的增长而不断有新的需求，农机由修理变制造，由小厂变企业，由地方走向全国，北汽福田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中国的电动新能源车的发展是同一逻辑的再现。从它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它与中国扩大内需的战略安排息息相关。2010年，中国开始了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战略规划，要求居民收入增长做到“两个提高”和“两个同步”。在家庭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价格低廉的新能源车应运而生，为其提供了物美价廉的新选择。新能源汽车的售价可低至几万元，这与以特斯拉为代表的高端新能源车市场进入路线截然不同。特斯拉的目标市场是高收入群体，而中国电动车的目标市场是收入增长最快的群体，伴随着这一市场的增长而发展。其实即使中国新能源车不出现，燃油车也会走上这条市场进入路线。在燃油车市场，过去十年销售最好的SUV的十大品牌中，有八个是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品牌，如风神、哈弗、宝骏等。这些廉价SUV的目标客户也是刚刚实现小康的中等收入阶层，也是走的与收入增长最快群体一起成长的市场进入路线。

需要指出的，这一市场进入路线不仅是汽车工业。最为成功的企业是拼多多，它的战略是专攻下沉市场，当它与中国收入增长最快的农民群体连接在一起，忧其所忧，不仅可使工业品下乡，而且也方便了农产品进城，当然就会成为成长最快的企业。

将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内部性化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与中国基础设施的完善高度相关，“村村通公路”使新能源汽车可以跑进农村，“村村通电”使新能源汽车不担心动力问题，而“村村通信号”使包括GPS等导航在内的电子系统使用无障碍。

在这个意义上，新能源汽车与其说是汽车，不如说是装有轮子的电池，因高度依赖于基础设施，从而可被视为是基础设施系统中的一个组件。它把基础设施的外部性高度内部化了。事实上，不仅是新能源车，几乎规模不断做大的中国企业都与基础设施外部性内部化相关。

换言之，基础设施的超大规模与人口超大规模相结合，会使任何潜在收入的增长都有转换为巨大规模的市场机会。村村有自来水，洗衣机可以普及，村村通光缆，电视机可以普及。农村电网改造，家电可以普及，屋顶光伏发电的大发展，带动电价大幅下行，农户烧水、做饭、取暖设置也可以电代替。当企业把握将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内部化的机会，使其成为企业发展的条件，不仅可以迅速成长变大，而且因规模效应能尽快实现盈利。

“不断做大”的企业经营理念与收入增长最快的市场群体一起成长的市场进入路线，以及将基础设施外部性内部化的发展策略相结合，在微观层面呈现为企业做大，在宏观层面呈现为市场成长，两者相得益彰，使中国经济呈现出“滚雪球”式的规模持续扩大。这种超大规模性既是企业发展的过程，也是市场组织过程，还是产业成长过程，构成中国经济创新的底层逻辑。

超大规模性与中国金融的发展

中国超大规模性既是中国发展前提，也是其发展的条件，形成了中国金融的发展特色。

目前中国金融结构是以间接融资为主。这与中国国情有关。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资本匮乏，资本外汇双缺口制约着经济发展。在自有资本匮乏的情况下，企业的发展就意味着负债率高企，高杠杆成为常态。只要现金流为正，就可以付息，债务就可以维持下去，而营业收入是现金流的来源。只有营业收入不断扩大，不仅可以付息，而且可以扩大负债规模，扩展资产，以便形成规模效益，提升竞争力。简言之，企业的规模效益要靠负债来形成，而体现为营业收入的规模效益又是支持进一步负债的条件。由此负债经营与规模最大化经营理念一脉相承，相辅相成，企业形成了负债的路径依赖。

中国企业的这种经营方式，决定了中国金融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特点不易改变。即便企业在资本市场进行股本融资，其动机之一也是便于更大规模的负债而增加资本。中国相当多的上市企业即使有利润也不分红，即使分红也不是现金，而是红股。利润不断转增资本的重要作用就是在负债率不变情况下可以扩大负债，从而进一步加快企业做大的速度。其实，发展中国家，尤其东亚国家企业的高负债经营，是其高速增长的微观基础。反之，经济高速增长改善了企业经营收入，充沛的现金流支撑着企业的规模扩张，两者相互推动，螺旋上升，致使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杠杆率也保持升高，形成当年克鲁格曼所称“投资推动投资”的增长模式。日本如此，韩国也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是在更大规模上再现了这种增长模式。

一般认为，亚洲企业的高负债经营存在着快速去杠杆的风险。就是说，一旦企业经营收入下降，现金流短缺，便出现资不抵债的风险，随时有破产倒闭的可能。当这种风险大面积发生时就会导致系统性金融崩溃。

就中国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企业就出现负债率过高的问题，至今警报不断，但危机未现。究其原因，中国企业利用中国市场的超大规模性，从需求侧入手，以销定产，努力形成产品与收入增长最快的群体一起成长的市场进入路径，以保证现金流的持续稳定，进而使其杠杆可持续。前所述及的农用车以及后来的新能源汽车便是典型。农用车以及新能源车的杠杆的可持续过程，也是产业链条延展的产业成长过程。只要整车厂发展分工自然细化，带动配件厂发展，而产业上下游的延展又推动着金融的创新。配件厂一般为中小企业，资本少，抵押物不足，从而难以获得贷款，并且融资成本高。然而在整车厂产品与收入增长最快的群体一起成长的市场进入路线下，配件厂可借用整车厂的现金流量表，进而资产负债表进行融资活动，形成配件厂的“供应链”金融安排，并突出体现在金融机构的“三表三品”的贷款工厂业务上。所谓“三表”是指贷款不仅要看“资产负债表，还要看电表，水表，甚至报关表”；所谓“三品”是指贷款不仅要凭“抵押品，还要凭产品，甚至老板的人品。”由于产业链的上下游关联所形成的超大规模性，使商业信用的外延大大扩展，甚至原先不视为商业信用范围，如人品也纳入了贷款的信用范畴。借助这种延展的信用，使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贷款的可得性，亦即是金融的普惠性大大提高，成为中国金融创新的一大亮点。

需要强调的是，企业有意识地将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内部化的金融意义。从金融创新的角度观察，当企业将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内部化时，基础设施将会产生现金流，从而具有商业运用的可能。以新能源汽车为例，“村村通公路”形成了汽车发展的条件，而汽车的普及反过来又使道路有了收费的可能。而收费安排所产生的收入及现金流，又可以使基础设施建设采用一种特别的商业融资安排，即在使用者付费基础上的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PPP）。事实上，PPP已成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主流融资形式，不仅有力地支持中国基础设施的发展，而且丰富着中国金融创新的内容。在此基础上，中国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开发性金融安排。其基本运作是，基于中国工业化的前景，地方政府将土地注入以开发区名义的融资平台，开发区融资平台以土地为质押物而获得银行贷款，开发建设基础设施。当土地由生地变为熟地，吸引企业入驻，从而形成以土地出让金或租金为主的收入即内部现金流，与地方政府财政担保所形成的外部现金流（尽管是或有的），两者共同构成对金融机构的还款来源，支撑着资产负债表的扩大，形成滚动开发之势。这种开发性金融安排虽然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违约风险，但是，它不等同于西方国家财政赤字融资所形成的负债，因为其有资产相对应，从而具有偿还的可能性。由此，当前出现的地方融资平台违约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期限安排错配。正是这个原因，缓解期限错配就成为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也成为金融监管创新的重要领域。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四十五年来，中国金融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创新特点是紧紧围绕着支持实体经济来展开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至今未发生金融危机的基本原因。

实体经济关乎国计民生，从而有营业收入、有现金流，可付息、可还本，防范并遏制了资产负债表衰退，从而使金融可持续发展。依据这一基本经验，随着中国实体产业的超大规模性，以债务融资为主的金融趋向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但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却需要调整创新。因长期债务需求的出现，在不改变债务融资方向的同时，会使以直接融资为主的债券市场日益发展，间接融资的特征会日益减弱。相应地，银行的行为也会发生变化，其主要经营业务不再是以存贷为主的商业银行业务，而可能成为以交易为主的批发银行业务。事实上，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中的债券业务已经超过股本业务，而银行又是债券的最大持有者，成为资本市场的最大交易对手。由此，债券长期化，银行交易化，金融品种多样化推动着金融结构直接融资，将是金融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的形成基础是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这一趋势的发展逻辑是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

新能源时代超大规模有了新变化

进入新能源时代，超大规模性有了新变化。在化石能源占主流的年代，能源禀赋都是先天注定的，规模经济效益是有边界的，范围经济效益是有限的，由此决定了石油和煤矿的开采边际成本是递增的。反映在煤电上，就是煤价引领电价。目前固定成本仅占其总成本的40%左右，而流动成本却占比较高，并有继续上升的趋势。而光电风电等新能源的技术经济特征则大为不同，在光伏发电中，固定成本占大头，中国目前约为70%。阳光资源几乎是无偿的，流动成本所占比重甚低，并且仍在下降之中，从而在光电建设中呈现出边际成本递减的态势，这意味着可以通过扩大规模，进一步摊薄固定成本，在提升利润的同时，电价也会不断降低，实现可持续的规模扩张，从而颠覆了以前化石能源的自然垄断性的技术经济特征。规模经济几乎可以无边界的扩展，这是中国新能源行业一跃而起的原因，也是中国将减排发展的成本变为发展红利的秘密所在。比如由于青海省利用其光照时间长的优势，现在变成了光伏省。青海共和县塔拉滩是全球最大的光伏电站，占地面积600多平方公里，超过新加坡的国土面积。不仅将荒漠变成了“金山银山”，而且恢复了植被，改善了生态。同时，风光电重新定义经济范围。塔拉滩光伏电站和黄河龙羊峡水电站配合互相调节，白天用光发电，晚上用水发电。水光互补的电力生产方式改写了传统电网运行的概念，也将其他产业卷入其中并内生化，形成了更高层次的超大规模性，展现为电网互济、源网荷储平衡发展、光储氢醇氨、光储充换算检云一体化的耦合新路径，并呈现出新的技术经济特征。

如果从“内生化”的角度看新能源汽车，如前所述，就是电池加四个轮子，它不再是独立的产品，而是庞大新能源系统中的一个组件。再如那些曾经被认为是高耗能的电解铝、铜等，现在可被视为是消纳的高载荷，甚至是一种储能安排，改变了传统铝工业的技术经济特征，已成为新能源庞大系统中的一个组件。以此类推，当AI受到电力制约时，电力就是算力。算力也成为新兴能源的储能组件。相应地，新能源的扩张支持着电力的扩张，两者相辅相成，形成更加巨大的超大规模性，这将成为一些过去落后省，如青海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新契机。

以新能源汽车为标志的新能源时代，是带动了生产要素新型化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的时代，产业走向超大规模的同时，改变着其技术经济特性的时代。正是把握了这些正在展现中的新的技术经济特性，中国绿色金融因此可大行其道，引领国际潮流，绿色债券全球发行规模最大，“赤道原则”已通行于商业银行贷款，而且ESG也成为上市企业的监管规范。

中国在产品和技术不断创新中，呈现出规模效益的不断增进，边际成本不断下降的态势。这种被我们称之为“行业内卷”的产业塑造方式，在美西方国家被认为就是“产能过剩”。它与补贴无关，却与超大规模性有关。或许这就是中国在新能源时代的发展特征，需要深化认识。

全球产业链重塑与人民币国际化安排

过去两年，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贸易和投资都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态势，贸易结构从最终商品贸易转变为中间品贸易，我国与东盟国家中间品贸易增长率达21%。

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性集中体现在基础工业上。如果把中国基础工业的超大规模性纳入“一带一路”观察，可以发现，包括上海合作组织，海湾国家组织等能源和资源的富集地区是中国基础工业的上游；以东盟为主的RCEP成员国的制造业集中地区是中国基础工业的下游；通过中国基础工业这个中间环节，将“一带一路”产业链从上到下连接起来，表现为中间品贸易的快速增长。直观上也能感受到，这种以中国基础工业为中心的产业链上下游延展，例如，从利雅得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都有直飞航班，上座率很高，成为“一带一路”经贸热的一个缩影。

在这个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在“一带一路”上凸显出来。根据中国银行2024年度《人民币国际化白皮书》，2023年，中国跨境人民币结算额因此增长24.1%。截至2023年12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结算的比重达到4.14%，较2023年1月上升2.23%。RCEP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人民币结算仍保持较快增长。与此同时，人民币也开始成为“一带一路”许多国家的“锚货币”，其例证就是这些国家的货币汇率开始与人民币同涨同落。为满足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中国与相关区域的本币结算，货币互换，直接兑换的金融合作也日益深化，从而有80.6%的受访境外工商企业认为，未来十年，人民币的国家货币地位将不弱于日元和英镑。

今年5月6日，国家出台了一项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最新安排——海南自贸港10个银行同时开通了电子围栏账户。这是上海自贸区、广东自贸区、海南自贸港已有的自由贸易账户体系的升级版。海南自贸港率先开通电子围栏相当于将这一账户体系中的特别账户离岸化。如果说香港是人民币的离岸市场，上海是人民币的在岸市场，那么海南便是人民币在岸与离岸市场的桥梁，这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安排带来新的机遇。“一带一路”国家普遍需要基础设施建设，而中国在这方面既有产品，也有建设能力。如果“一带一路”国家能利用这个桥梁在香港和上海同时发行人民币熊猫债，即可以筹措本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又可避免因货币错配带来的汇兑损失。相应地，中国居民也可以利用这个桥梁进行资产的国际配置，分散风险，增加收益。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安排既可以缓解沪港两地套汇套利的操作。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