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提升，海外利益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其中，既有因中国“强大、富裕”而引发的针对性风险，也有因国际格局“阵营化”导致的地缘政治风险增加。本文主要以中资企业在非洲国家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为例，就我国应如何调整和升级海外利益保护策略，提出相关建议。
中资企业在非洲国家遭遇恐怖袭击越来越频繁
我国境外投资项目主要分布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特别在非洲地区，几乎是“遍地开花”，投资覆盖50多个国家，其中矿产资源开发、工程项目建设等，是项目布局的重点领域。
中非经贸合作的历史经历四个阶段：一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对非援助为主，像援建的坦赞铁路等；二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拓展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三是从2000年到2012年，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呈现跳跃式发展；四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对非投资规模持续扩大，承建了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项目，为促进非洲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2024年，中非贸易额达2956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16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截至2023年底，中国对非投资存量达421.2亿美元，近3300家中国企业在非洲51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中资企业在非洲建设的一批经贸园区，有效带动了各领域制造业对非投资，形成产业集群，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税收收入。
但是，近年来非洲部分国家政局动荡，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受到了影响，安全风险形势严峻。在马里、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尼日尔等国家，甚至轮番上演绑架、烧厂、驱赶中企高管事件，而且这种现象是“猎杀”而非“割韭菜”。“割韭菜”指的是一次性收割，割完后仍有生长空间，但“猎杀”则意味着企业遭遇彻底摧毁，损失不可逆，由此可能会推倒多米诺骨牌，导致“破窗效应”。
非洲国家恐怖袭击呈现的新特点
分析近年来非洲国家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背后普遍隐藏着政治博弈。比如，马里政府军和极端组织“死磕”，后者专挑中资企业下手——摧毁象征性的经济建设项目，顺手敲打政府，顺便抢一把中国人的钱，可谓“三箭齐发”。在埃塞俄比亚，2021-2023年间，绑架、炸厂、烧设备等恶性事件，几乎年年发生，反政府武装想借机上新闻头条、引起社会关注。在刚果（金）东部矿产资源丰富地区，活跃着多个反政府武装组织，频繁针对矿业设施发动袭击，以获取资金或破坏政府经济来源。2021年11月，巴永矿场遭到不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造成士兵伤亡，并导致绑架中国公民的事件发生。这些国家共同点是：政局不稳，政府说了不算，军阀、宗教极端分子、武装组织轮番上阵，谁控制枪杆子谁就能和外企谈条件。而且，掠夺中资企业，不只是抢钱，更是把中国当成谈判筹码。
据在非洲的中资企业反映，近年来，部分非洲国家的反政府武装、恐怖分子的威胁范围已开始从政府军哨所、营地等传统目标延伸至外国承包商营地及人员，特别是中资项目及人员，针对性显著增强，中资项目及人员面临的安全风险已从潜在隐患演变为现实威胁，而且恐怖袭击呈现以下新特点：
一是恐怖组织跨境联动形成威胁网络。马里境内的“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已从马里北部向南部及边境区域扩张，2025年以来连续对马里卡伊大区水泥厂、布古尼地区矿场等中资项目发动绑架袭击。而活跃于马里－尼日尔边境的“大撒哈拉伊斯兰国”，3月刚在三国交界地区制造清真寺袭击致44名平民死亡。9月2日的袭击事件中，武装分子被指可能来自马里、利比亚或乍得，显现出从马里境内向尼日尔境内扩散迹象，形成覆盖马里南部至尼日尔中北部的威胁弧带。
二是中资项目成为核心袭击目标。近期多起袭击案例清晰表明，中资企业已成为重点袭击目标，并采用绑架勒索加设施破坏的复合战术实施攻击：例如7月对马里水泥厂的袭击中，武装分子不仅绑架中国公民，更焚毁施工设备；9月2日的尼日尔袭击，武装分子同样将公路项目营地选为目标，其作案特征与此前马里中资矿场、公路项目遇袭情况高度一致。由于中资项目普遍分布范围广、安保防控压力大，易成为突破口；绑架中资人员易引发国际舆论关注，便于其索要高额赎金，而破坏基础设施则能直接削弱当地政府的治理效能。
三是袭击战术呈现标准化扩散趋势。近期袭击事件多采用多点协同突袭、车辆集群冲击等战术套路。比如，9月2日，尼日尔的袭击分成两组进行配合，外围组负责牵制巡逻力量，主攻组则利用周边荒地隐蔽接近营地，这与马里7月多地军营遇袭时的战术逻辑如出一辙。更需警惕的是，袭击者已掌握避实击虚的作战规律，即刻意避开重兵布防区域，专攻防御薄弱环节，说明恐怖组织情报侦察与目标研判能力显著提升。
四是地区安全治理严重碎片化。比如，马里军政府实际有效控制区域不足国土面积的一半，北部与中部地区长期存在的权力真空，已成为恐怖组织滋生蔓延的温床。这种安全治理困境正持续向邻国传导，在9月2日尼日尔遇袭营地周边140公里范围内，不仅发现不明武装分子活动踪迹，而且直接关联6个中资项目营地的安全，足以印证尼日尔南部至马里边境的安全洼地效应已初步形成。
特别是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先后经历军政府更迭后，西方军事力量陆续撤离，加之区域内跨境联防机制尚未健全、协同处置能力缺失，导致对跨境恐怖活动的遏制力大幅削弱。在此背景下，中资项目面临的安全风险已从过往的单点偶发事件，逐渐向区域性、扩散性风险升级，安全防控压力显著增大。
对策建议
针对部分非洲国家政治和安全风险的新挑战，中资企业的安保工作应加快从传统的“被动响应”转向“主动管理”，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投资。通过国家支持、企业主责和个人尽责的三位一体模式，构建起一道坚实的海外安全盾牌，才能确保我国海外利益和每一位员工的生命安全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一）增强“主动安保管理”能力。传统的安全保护多侧重于事中应急和事后处置。新形势下，必须将安全前置，融入项目全生命周期。要加强安全前置评估，在项目投资决策前，不仅要进行商业和法律尽职调查，更要进行高级别的政治安全风险、社区风险、舆情风险尽职调查。评估东道国的政治稳定性、对华民意、部落或地方势力关系、恐怖主义活动等；要加强“利益共同体”建设，将安全保护与本地化发展深度融合，让项目成果更多惠及当地民众（如雇佣本地员工、培训本地技能、修建本地基础设施、支持公益项目等），从源头上减少“仇富”和排外情绪，构筑“民心防护墙”；要强化“大安全”观，安全不仅是武装保卫，还包括法律安全（熟悉并利用当地法律等）、舆论安全（引导当地媒体正面报道等）、供应链安全等。
（二）增强“体系化安保”能力。增强情报与预警体系建设，建立跨部门、多来源的情报信息共享网络，提前预警可能针对中方项目和人员的抗议、示威或攻击行为；增强安防能力体系建设，统筹人防、技防、物防，制定翔实、多场景的应急预案（如恐袭、绑架、骚乱、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并定期进行实战化演练。与东道国政府、军方、警方建立常态化的应急联动机制，确保在危机时能快速获得支持。建立区域化协作机制，相邻的中资项目可形成互助联盟，共享安保资源，紧急时相互支援；深入研究东道国法律法规，特别是劳工、环保、税务等领域，严格依法合规经营，不给他人提供法律攻击的借口。善用国际法和当地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准备好应对各种法律诉讼和纠纷。
（三）突出以人为本的安保管理。企业是保护员工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必须建立“预防为主、应急为辅、全员参与”的安全管理体系。全方位强化出行安全管理，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审批制度，升级护卫标准，包括车辆、护卫、武器、防弹衣、头盔配备，必要时无人机伴飞侦察。加强武装安保力量和巡逻升级，提升防御响应效率，包括争取当地政府和军队的增兵支援，提升巡逻频率和范围，加强警戒士兵轮岗制，加强出入口管控，加固外围沙墙，增设防弹墙等设施。对外派员工（包括中方和本地员工）进行强制性的行前和常态化安全培训，提升应急逃生和自救互救技能。为员工购买包含意外伤害、医疗救援、绑架与勒索在内的综合性海外安全保险。
（四）增强应急响应与处置能力。建立畅通的应急指挥体系和专业的应急响应小组，确保24小时通信畅通，信息上报渠道明确。一旦发生安全事件，立即启动相应预案，能第一时间联系中国使领馆，迅速协调驻在国政府、军警、当地部落长老等一切力量，主导或协助开展营救行动。在专业指导下开展行动，避免企业自行其是、盲目应对。统一信息发布口径，妥善处理与媒体、家属的关系，防止不实信息扩散造成二次伤害。与重点投资地区的国家加强执法安全合作，推动建立双边或多边安保合作机制，必要时开展联合反恐、反绑架演练，震慑犯罪分子。
（五）建立国家、企业、个人联动机制。在国家层面，做好外交护航，强化外交保护，为东道国安全部门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加强远海护航、海外基地（如补给点等）的建设，为极端情况下（如大规模撤侨等）的武力保护提供可能性；在企业层面，要坚持企业是安全风险的第一责任人，将安全成本纳入项目预算，加大安全投入，建立专业的安全管理团队；在个人层面，要加强学习，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文化习俗，保持低调，避免炫富，积极融入当地社区，从个体层面减少成为目标的可能。从依靠双边关系的“点对点”保护，升级为“立体化、多维度、全流程”的综合安全保障体系，形成“国家指导、企业主责、个人配合、本地融入”的强大合力。
保护海外员工生命安全是一项极其专业、高度敏感且投入不菲的工作。它不能被简单地视为项目的“成本项”，而应被理解为关乎企业社会责任、国际形象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投资”。对在高风险地区投资的企业，国家应提供一定的政策性保险支持或税收优惠，降低企业因强化安保投入而产生的成本压力。
（编辑 尚鸣）
